蒙古歌王_蒙古歌王拉蘇榮的婚戀故事

　　 　　拉蘇榮說，我五歲那年就進喇嘛廟當了活佛 　　 　　我的老家在內(nèi)蒙的伊克昭盟（現(xiàn)鄂爾多斯市）地處庫布其沙漠深處，生態(tài)環(huán)境、氣候、經(jīng)濟條件都極差，作為一個普通的牧民家庭自然很窮。
　　我的家鄉(xiāng)有很多廟，“伊克昭”本意就是有很多廟的地方。解放以后，好多年輕的喇嘛回家結(jié)婚去了，只剩下一些老喇嘛。為了使廟里的香火承傳下去，老喇嘛們商量著再扶持起一個小活佛來。于是，通過類似于藏族金瓶抽簽的方式，當時只有5歲的我，就成了眾多寺廟中“甘珠爾”廟的第五世活佛，僧名為索德納姆羅布森.丹僧諾日布。
　　后來，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運動，加之文革的十年浩劫，“我的廟”也滌蕩無存了�？删褪菑R現(xiàn)還在，我也不會繼續(xù)回去當喇嘛。那已經(jīng)是50年前的事情了，一個小孩子還能記得什么呢？我只記得當時來給我磕頭的人還真多呢。
　　幾年后我上了學，接著又去了旗里的“烏蘭牧騎”，成了一名歌唱演員。
　　“烏蘭牧騎”就類似于縣文工團或者縣宣傳隊，當時對“烏蘭牧騎”宣傳很多，已成了文藝工作者下基層的典范。
　　我從內(nèi)蒙古藝術(shù)學校畢業(yè)后，在自治區(qū)直屬烏蘭牧騎藝術(shù)團工作，由于多次參加全國大型文藝演出，有幸三次見到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但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后來我竟成了他老人家的侄女婿。
　　
　　有的記者寫到我和秉建的戀愛，說我們是火車上認識的，或者說我們是在飛機上認識的，其實都不是
　　
　　1977年５月，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組織了一個友好訪問團去朝鮮，訪問團有政府官員、工業(yè)、農(nóng)牧業(yè)、教育界等代表近20人組成，我們便因組團而有緣相識。
　　我是文藝界的代表，她是來自錫林郭勒盟牧區(qū)的知青。我去報到時，聽說錫盟來了一個知青，當時我還不知道周秉建是誰？
　　我們倆隨便說了幾句，她一直用蒙語和我對話，這讓我吃驚不小。因為在我們內(nèi)蒙古牧區(qū)工作的漢族干部確實不少，包括我們自治區(qū)的管理者，但能有多少人會來主動學習我們的蒙語呢？所以，當時秉建留給我的第一好感就是：這個姑娘了不起，她的蒙古語很地道。
　　從朝鮮訪問回來以后，我們的交往逐漸地多了起來。兩年后，她跟我回了趟我的家鄉(xiāng)鄂爾多斯。再后來我們就結(jié)婚了，時間是25年前的國慶節(jié)。
　　
　　我能娶周秉建為妻，我們能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并不是因為她是名人的后代、周恩來的侄女。如果她沒有在草原當牧民的生活經(jīng)歷，沒有牧民一樣的真誠、善良、勤勞、豁達，沒有對蒙古民族的理解與熱愛，或者也不會蒙語，我想我們的結(jié)合是困難的。我們那個年代戀愛，不像現(xiàn)在的人想象得那么浪漫。
　　秉建的蒙語說得那么好，最根本的原因是她十分尊重少數(shù)民族并且熱愛它。她到內(nèi)蒙插隊前，伯父就語重心長地對她說過，到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首先要學會吃牛羊肉，要尊重那里的生活習慣，要尊重那里的人民。當秉建插隊８年后報考蒙文專業(yè)時，身患重病的伯父特意與她通了電話，在電話里鼓勵她說，你在內(nèi)蒙古工作，想學習蒙古語言文字，這很好。你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工作，不懂當?shù)卣Z言文字，怎么能行呢？
　　秉建沒有辜負伯父的希望，不但學會了牧區(qū)的生產(chǎn)勞動，學會了那里的生活本領(lǐng)，還熟練掌握了蒙語，成為了蒙古人的媳婦。
　　
　　我和秉建的婚禮，鄧媽媽親自參加了，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好，拉蘇榮同志，你們倆的婚姻是民族聯(lián)姻�！�
　　
　　鄧媽媽是女政治家、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領(lǐng)導人之一，但她也是我們敬愛的長者和伯母。鄧媽媽人非常慈祥，我在她那里說話并不拘謹。
　　鄧媽媽對我說過許多話，也和我談過有關(guān)婚姻和愛情的問題。她說：“有了甜蜜的事業(yè)，才能有甜蜜的愛情�！崩先思业脑�，我都記在心里了。
　　我和秉建結(jié)婚以后好多人好奇地問我，你見過鄧媽媽嗎？我依然簡單地回答：見過。也有的人問我，結(jié)婚時鄧媽媽送什么禮物給你了？我就滿心歡喜地說，有啊，她老人家把最小的女兒送給我了。還有的人問我，秉建是不是周總理的親侄女？我告訴他們，秉建的爺爺奶奶就是周總理和秉建父親的生身父母，你們說呢？
　　有人問我，你婚后的發(fā)展和這個領(lǐng)袖家庭有沒有關(guān)系？我可以明確地說，這只和我妻子有關(guān)系。她把這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我才能安心地去各地參加演出。作為一個歌唱演員，我的歌唱得好壞，演出受不受觀眾歡迎，與名人沒有關(guān)系。腳下的路要靠自己走。在這一點上，我和秉健的觀點一樣，決不把這種特殊的親屬關(guān)系當作包袱。只有自己在工作中努力，在事業(yè)上發(fā)展，才對得起自己的父輩。
　　
　　哪位國家總統(tǒng)接見過我，在哪家五星級飯店吃過什么美味佳肴，我也許會記憶模糊 ，惟有牧民兄弟聽我演唱時臉上的滿意笑容，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內(nèi)蒙古大草原的一草一木都聽過我的歌，這話一點兒也沒有摻假。我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一名老共產(chǎn)黨員。我愛我的民族和我的民族藝術(shù)。一個連自己母親都不愛的人，去愛丈母娘，可能嗎？一個在內(nèi)蒙出生的人，不愛生她養(yǎng)她的大草原，去愛海南島，純粹是無稽之談。
　　除了出國訪問演出和在大城市演出之外，我絕大多數(shù)時間都深入到各盟、各旗，和牧民一起喝酒，一起放牧，把套馬桿往地下一放，這邊就算舞臺，那邊就是觀眾。
　　比如到基層一個大隊演出，有時因牧民壯勞動力外出干活，演出時觀眾也只有20來人。有一次演出，一個剛生小孩4天的婦女，抱著孩子就來看節(jié)目了。還有一次下鄉(xiāng)，學生已經(jīng)放假了，學生的教室成了我們的“客房”，晚上睡覺時，把鋪蓋卷打開，往幾張課桌上一鋪就算床了。第二天一直演了一個上午，演出剛結(jié)束，一個放馬回來的馬倌趕來了，他沒有看上演出，團長說咱們還得加演。由于天熱，又恰逢“日當午”，我唱得滿頭大汗。這時那位馬倌站起來了，一句話沒說，只是遞給我一條他自己擦汗的毛巾，可那條毛巾，已被用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了，但這份愛太純樸。牧民兄弟對我的愛與認可，我認為是對我最高的獎賞。
　　
　　周秉建說：盡管我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伯父是周恩來，與爸爸是同胞兄弟，但也僅僅是自己的伯父。
　　
　　我們小時候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跟其他的小朋友沒有任何區(qū)別。盡管我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伯父是周恩來，與爸爸是同胞兄弟，但也僅僅是自己的伯父，而“總理”只是伯父的工作職務(wù)而已。
　　父母則更是一貫地教育我們，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過普通百姓的日子。
　　我從小就和別的孩子一樣，生活在胡同中的四合院里，和院里的孩子們一塊兒到附近的小學讀書，放學后和同學們一起做功課、一起捉迷藏、做游戲。
　　上中學一年后，又趕上了“文革”，1968年在上山下鄉(xiāng)的大潮中去了牧區(qū)。這一切一切過的都是貧民百姓的日子，走的都是和平民百姓相同的路，沒有過什么特權(quán)生活，也沒接觸過貴胄子弟，更沒有過特權(quán)思想。
　　也許，就是因為生活在這樣一個普通的社會氛圍和生活土壤中，才有了我對待事物的自然態(tài)度與和平心境，以至于我去草原后很快就適應(yīng)了那里的生活習慣，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能和牧民們?nèi)跒樾值芙忝冒愕那檎x，并且保持至今。
　　當初，我和拉蘇榮準備結(jié)婚時，他們家的經(jīng)濟狀況也確實夠緊張的。但當時的人沒有那么實際。盡管生活比較艱苦，常常要去煤場檢煤核，到很遠的地方去提水，還要照顧生病的婆母、１０歲的兒子和兩個小姑，但我沒有被苦日子嚇倒，我追求的是志同道合，崇尚精神和理想主義的東西也多一些。
　　
　　我相信我的選擇，我的家庭也尊重我的選擇。
　　我們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5年，生活得很幸福。今年國慶節(jié)，是我們結(jié)婚25周年的銀婚紀念日。
　　我們在鄂爾多斯草原舉辦了“拉蘇榮、周秉建銀婚紀念演唱會”。
　　牧民們用他們特有的純樸方式為我們的生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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