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jiān)督缺位 [監(jiān)督缺位,容易忽視的教育畸病等]

發(fā)布時間:2020-03-16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貴刊上期“獨家策劃”以“教育公平”為主題可謂切中肯綮。筆者讀書、執(zhí)教十余年,對教育的畸形發(fā)展有切膚之感。竊以為,當下中國教育的畸形發(fā)展,與監(jiān)督缺位有莫大關系。   幾年前,筆者曾向相關部門舉報學校年級組的小金庫。由于信息準確,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有關部門收繳了部分款項。兩個月后,校長在全校教監(jiān)督缺位,容易忽視的教育畸病師大會上宣布此事是教師告密所為,其敲山震虎時引用的細節(jié),竟然細到某天某時某刻某性別某口音用某號碼舉報某內容。因筆者用的是公用電話亭,有驚無虞,但足見教育系統(tǒng)的外部監(jiān)督明顯是缺位的。
  這有中國政治體制通行的弊病。如查出“小金庫”的部門,初戰(zhàn)告捷后本應“宜將剩勇追窮寇”,但他們不僅沒有懲戒當事人,還將部分罰沒款“回流”給出軌者。無非是這些部門的干部子女也要讀書,要和學校產生聯(lián)系,學校趁此利害關系消解了監(jiān)督者的權力。
  另外,則由于中國教育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如貴刊報道列舉的開辦改制班、名校分部、國際部等,都必須到教育部門取得行政許可。其間學校要付出不菲的“攻關費”,再從許可帶來的巨額收益中獲得報償。某種意義上,教育局是學校的老板兼合伙人。教育局某些“不再審批新的改制學!泵菜普x的主張,不過想減少市場供應,以哄抬商品價格,保障“合伙人”的既得利益,進而達到“雙贏”。
  內部監(jiān)督就更虛應故事。中國的中小學管理實行校長負責制,大小事務由校長拍板。校長是教育局指派任命的,權力自上而來,可以凌駕“民意”――即便全校教師在校長的年終測評上寫“不滿意”,測評結果也只是教育局長們權力博弈的一粒棋子。所以從制度上來說,內部監(jiān)督是不可能的。此外,法律也存在先天不足,雖制定了《教育法》、《教師法》,但過于寬泛,如同戲文所唱“銀樣蠟槍頭”,缺乏操作性。因此,即令有教師工會、教師代表大會等所謂的教師行使民主管理權力的機構,內部管理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強權政治,以身犯禁者將被作為異類逐出學校。
  中國教育缺乏監(jiān)督機制,教育監(jiān)督的缺位是隱匿的,不像官場腐敗那樣會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和改革呼吁,這是它最危險所在。
  
  表達權不應隨意限制
  陳杰人
  
  北京人大常委會在《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辦理條例》的修訂草案中,明確了人大代表提建議的6個“禁區(qū)”,以杜絕人大代表的假公濟私行為和荒唐言論。此舉有嚴重不適之處,因其限制了人大代表的表達自由。人大代表制度的特色之一就是“代言”,過程中難免泥沙俱下,但這恰是民主的特色和真諦――各類意見得到充分表達。我國法律特別規(guī)定了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的所有言論不受法律追究,哪怕其言論違背了憲法和法律。表面是尊重人大代表,實際是尊重全體選民和民主制度本身。北京的限制性規(guī)定是因噎廢食,而且以人大常委會的權力限制人大代表的權力,是典型的“反向民主”。其實,對于人大代表的任何意見,可以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充分辯論后作出決定,即便有的人大代表假公濟私或謬論百出,選民完全有權根據民主原則,及時監(jiān)督甚至罷免。
  
  官場中介的體制背景
  劉誠龍
  
  官被騙,已不算新聞。一些無業(yè)游民冒充中央或省級領導的親屬,到一些“知府”行騙而屢屢得逞,一則說明當今跑官風之盛,通過領導身邊人及其他關系鐵的同僚、朋友等中介的絕非少數,二則折射出體制背景之深。以往官員升遷途徑之一是論資排輩,現(xiàn)被改革為要年輕化,不拘一格降人才。本是好政策,但被一些人用歪了,結果大家都想快上,爭相跑官,通過中介走南山捷徑。又如,另一條隱性的最佳渠道,是隔級說話法。鄉(xiāng)找市打招呼,縣找省打條子,市找中央遞個話,沒法直接跑,就托付給官場中介。說到底,皆因用人機制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本來,官員的才能政績,其屬下的人民看得最真,體驗最深,但人民在官員的升遷問題上沒有說話的權力,所謂提拔之前的考核,只是在官與官之間進行,不過是走過場。這就是跑官盛行,也是官場中介勃興的體制背景。
  
  且容“黑窩”
  沐潤風
  
  北京市正出重拳打擊城鄉(xiāng)結合部的“黑窩點”,名日“查處取締無照經營百日專項行動”。據說無照經營有三大特點,“從事小百貨、小食品等小型服務經營,投資少,技術含量低;向城鄉(xiāng)結合部、郊區(qū)發(fā)展‘老鄉(xiāng)帶老鄉(xiāng)’”。事實上,這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然現(xiàn)象。對兩手空空的進城農民來說,除了做些小本經營,還能怎樣。很難想象,“黑窩點”搗毀后,他們除了犯罪、繼續(xù)流浪或卷土重來,還有什么別的選擇。在城市化進程中,城鄉(xiāng)結合部的“黑窩點”具有合理性,因為它們降低了農民進城的門檻和成本。第一代進城農民可能居住在這里,第二、第三代則可能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無論從“以人為本”(以所有人而不僅以城市人為本)的價值觀出發(fā),還是從城市長遠發(fā)展的角度著眼,政府都應允許這類“黑窩點”存在。承認其合理性,并非放任自流,而是轉為管理、引導和服務。
  
  “大頭決策”為何速成速死
  畢 舸
  
  黑龍江恢復強制婚檢很快出現(xiàn)戲劇性的一幕:民政部門拒絕執(zhí)行,國家計生委保持中立。一元意志的產物,料應如是。檢視幾個相關法律,也在走極端:極端搖擺,要么突然全國取消婚檢,要么一風聞“嬰兒出生缺陷率上升”就忙不迭恢復強制。幾個人大頭一拍,決策產生。朝聞令,夕可死。法律修來改去,須警惕背后的利益博弈。社會學家孫立平說,定型化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力量開始操控社會的變革過程。掌握權力或資本的商人、強勢壟斷行業(yè)甚至某些政府部門正根據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擴張。“大頭決策”不是冒失的“大頭”,而是偽裝的“大頭”。它的速成與速死,未必是民意的勝利、輿論監(jiān)督的成功,可能是強勢力量之間的抵牾與再平衡,下一次還會以全新包裝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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