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 [話說美國最高法院]

　　盡管美國憲法對聯邦最高法院的規(guī)定僅寥寥數字，卻賦予了它作為聯邦頂極司法機構的絕對權力和權威。在美國２００多年的歷史上，大法官進進出出，但“憲法面前，惟我獨尊”卻始終不變。
　　
　　稍有國際知識的人都知道，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立法（議會）、行政（政府）、司法（最高法院）三足鼎立。然而，相較于聚光燈下的國會和政府，最高法院似乎遠不為世人熟知。但是，這絲毫無法減損其對美國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和在民眾心目中的至尊地位。
　　掌控終極詮釋憲法的
　　“話語霸權”
　　要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震撼世人的權威之舉，還得追溯到２０００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世紀判決。那年，布什抑或戈爾進白宮，全憑最高法院的一級終審裁決定奪。兩個多世紀（１７９０年在紐約成立）以來，聯邦最高法院在解釋美國憲法和法律、裁決最引人注目的法律紛爭、解決重大社會爭端、影響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活動等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玻保改昵�，美利堅合眾國的開國元勛們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廳，以憲法中的寥寥數字――“合眾國的司法權，屬于最高法院”，勾勒出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理想王國，并特擬條文以維系司法的權威與尊嚴：“聯邦法官須由總統提名，獲參議院批準，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除非自動請辭或因品行不端而遭彈劾�！�
　　在終身制庇護下，最高法院的法官們享有“大法官”（Ｇｒ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含“正義、公平”意蘊）的專門稱謂，以區(qū)別于“法官”（Ｊｕｄｇｅ）的通稱。他們任職二三十年甚至終老任上是很常見的事。大法官們既無因選票受制于輿論而影響自己獨立判斷之憂，又無虞黨派紀律、總統喜好而動搖其斷案立場之慮。美國歷史上的１７位首席大法官，雖然人數不足歷任總統的半數，可任職時間卻比每位總統都長得多，對美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影響也要大得多。最高法院在大法官們獨立尊嚴的支撐下，憑借著終極詮釋憲法的“話語霸權”，超脫外界影響的“特立獨行”，維系、夯實著它的尊嚴和權威。即使貴為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也曾無望地抱怨，最高法院“在不間斷地開著制憲會議”。
　　最初是“分立的三權中
　　最弱的一個”
　　然而，成立之初的最高法院卻遠未達到先賢們的期望，難與代表立法權的國會和行政權的聯邦政府并駕齊驅，就連參加起草憲法的先賢漢密爾頓都嘆息司法部門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根據華盛頓總統簽署的《１７８９年第一司法條例》，美國最高法院于１７９０年正式成立，設有六名大法官，其中一名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的人數時有變化，經過反復實踐，１８６９年固定為九位并延續(xù)至今。
　　當時，憲法既未正式確定聯邦最高法院高于各州法院，也沒有明確給予其司法審查權，在此條件下，最高法院幾乎無事可做。更可憐的是，作為美國的最高司法機構，最高法院連獨立的辦公場所都沒有，它先是借占紐約皇家證券大樓一隅，后遷至華盛頓國會大廈的“偏僻角落”。大法官的名額也常有空缺，在最高法院的第一次會期，六位大法官到任的僅有半數。第一位首席大法官約翰?杰伊苦撐六年，在向總統抱怨最高法院“缺乏必不可少的活力、分量和尊嚴”無果后，干脆撂挑子出任“更體面”的紐約州長去了。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奠定
　　最高法院權威
　　最高法院的尷尬狀況一直延續(xù)到１８０３年。３月，競選連任失利的亞當斯總統在卸任的前夜，大搞“午夜派職”，竟一口氣簽署了一大批本黨人士出任法官的委任狀。掛著國務卿頭銜的馬歇爾加蓋了大印后，委任狀陸續(xù)寄出。但因馬歇爾第二天要以首席大法官身份主持新總統就職儀式，并交接國務卿職務，忘記了寄發(fā)最后一批１７張委任狀。這批文件落到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手中，最后被捅到了白宮。
　　新總統杰斐遜對前任臨去“派官”的行為怒不可遏，吩咐麥迪遜扣留文件并準備作廢，其中就有一張是馬伯里的委任狀。馬伯里咽不下這口氣，拉上了三位“難兄難弟”上訴最高法院，要求高院裁決麥迪遜交出委任狀以走馬上任。最高法院以五票一致通過的判決書宣告：馬伯里只能從基層法院開始上訴，因為其依據的１７８９年司法條例第１３條因“擴大司法權限、與聯邦憲法相�！倍鵁o效。馬伯里無奈撤訴。這一判決開了最高法院宣布聯邦法律違憲先河，為最高法院贏得了司法審查權威，并以此確立了高院對憲法的最終解釋權：“何謂法律，其解釋應屬于司法機關……法律與聯邦憲法抵觸者無效……憲法之效力優(yōu)于任何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眴螒{此次樹立的權威，最高法院足以使“國會、總統、州長以及立法者俯首就范”。
　　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擴大聯邦權限的判決贏得了尊嚴、走出了窘境，并奠定了自身在美國政治框架中三權鼎立的權威地位。最高法院通過眾多的判決，一步一個腳印地強化著上衡總統、下監(jiān)國會、日理百姓紛爭的司法審查權權威。
　　除了牢控對憲法的最終、最權威的解釋權，最高法院還坐擁違憲審查權。由此，它既可通過具體案例審理，宣布總統政策、政府行為或者國會法律違反憲法而無效，也能通過其判決影響美國的社會現實與未來。一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就具有終極效力，其中所確立的原則和標準將直接影響聯邦、州法院日后相關案件的判決，從而極大地影響著美國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文化思潮以及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斯科特案”判決引發(fā)內戰(zhàn)
　　在最高法院的眾多判決中不乏敗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１９世紀中葉，最高法院對“斯科特訴桑弗特案”的判決，它不僅創(chuàng)下美國司法史上歧視黑人之最，也成為引發(fā)美國內戰(zhàn)的重大肇因。１８４６年，曾跟隨主人在自由州（即不允蓄奴的州）生活過的黑奴斯科特在主人去世后，向密蘇里州初級法院起訴主人遺孀繼續(xù)奴役他。法院根據限制奴隸制擴張的“密蘇里折中案”的條款，裁決斯科特勝訴而恢復自由身份。其主人遺孀不服，向州終審法院上訴獲勝，并把斯科特轉給自己的弟弟桑弗特為奴。不服裁決的斯科特又把新主人告到聯邦巡回法院，法院以斯科特不符公民身份而不受理此案，萬般無奈的斯科特只好求助聯邦最高法院。
　　當時，美國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北南矛盾日漸凸顯，主要集中在蓄奴還是廢奴問題上。搖擺了一年多后，最高法院于１８５７年以７∶２票的判決駁回斯科特上訴，宣布“密蘇里折中案”違憲，裁定黑奴不是美國公民，無權起訴主人，領區(qū)內的奴隸制應由國會掌控。以奴隸制問題為主題的“斯科特案”，糾結了經濟利益、政治、歷史和社會多重矛盾于一體，堪稱美國憲政史上最棘手的難案。但最高法院從憲法高度保護奴隸制的裁決，不僅使自身威嚴盡失，而且給本已十分尖銳的南北矛盾火上澆油。南方奴隸主找到據此脫離聯邦的法理依據，打起瓦解南北“一國兩制”的獨立大旗；而北方在譴責最高法院判決的同時，要求南方立即廢除奴隸制。愈演愈烈的南北矛盾最終導致１８６１年爆發(fā)內戰(zhàn)――著名的南北戰(zhàn)爭（１８６１年～１８６５年），該案也因此成為最高法院永久的痛。此后很長時間，最高法院不得不一面為恢復尊嚴而戰(zhàn)，一面對介入重大政治問題“心有余悸”。
　　“華人官司”奠定
　　平等保護法律的基石
　�。保故兰o初，隨著加利福尼亞興起淘金熱，華人勞工加入移民行列，成為當地淘金和修路等艱苦行業(yè)的主力軍。由于華人勞工吃苦耐勞，很少自覺地為自己的權益抗爭，一股排華濁浪在加州興起并逐步向全美蔓延。加州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出于對華人的歧視和偏見，經常做出不利于華人的判決，為當地的排華暴行推波助瀾。在此背景下，華人創(chuàng)業(yè)成功標志的洗衣店也成為排華勢力打擊的“重災區(qū)”。
　�。保福罚纺辏吩拢�舊金山的一伙暴徒連日洗劫了華人洗衣店，當局不但不制止、懲罰兇犯，反而推出一系列繁復的“洗衣店條例”，企圖通過不發(fā)新營業(yè)許可證等手段把華人趕出洗衣業(yè)。面對市政當局的打壓，華人洗衣店主組織起行業(yè)協會，繼續(xù)營業(yè)，卻全部遭警察局逮捕。為維護華人的經營權，協會推舉在當地經營時間最長、信譽最好的“益和”洗衣店老板，代表１５０家同業(yè)控告逮捕他們的警長霍普金斯。該案從加州最高法院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１８８６年，最高法院把“益和”案與另一同類案件并案審理，并做出具有歷史意義的判決：上訴人的權利受到侵害，應立即予以釋放。更為重要的是，宣判書針對州法院的不公判決指出，公權部門在執(zhí)行平等條例過程中，惡意以不平等方式執(zhí)行，這種“對平等的公正的否定仍為憲法所禁止”。最高法院通過上述判決確定，法院可以從憲法的角度來考察法律是如何執(zhí)行的以及是否違憲，并賦予了憲法平等保護條款以新的解釋。該案也成為美國有關平等保護法律的重要基石，為此后少數族裔維護權利提供了強有力的司法支持。
　　“布朗案”挑戰(zhàn)
　　美國種族隔離制度
　　雖然南北戰(zhàn)爭后奴隸制被廢除，但南方各州“黑白隔離”現象愈演愈烈，最高法院不斷受理此類案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響深遠的當屬“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
　�。保梗担蹦辏�堪薩斯州托皮卡小鎮(zhèn)黑人牧師布朗的女兒行將入學，但由于“黑白分�！辈坏貌贿M入條件很差的黑人學校，布朗一怒之下帶領１２名黑人學生家長，聯名把州法律和鎮(zhèn)教育管理委員會告上區(qū)法院，要求法院禁止“黑白分�！�，卻遭敗訴。在“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支持下，不服判決的布朗等黑人家長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１９５１年１２月，最高法院把來自各州涉及“黑白分校”、種族隔離的五個案件并案審理。因案件關系到美國人日后的生活方式，故受到各方矚目，最高法院出于謹慎，案件審理期從１９５２年底斷斷續(xù)續(xù)拖到１９５３年底，直至關注弱勢群體的沃倫出任首席大法官。
　�。保梗担茨辏翟拢�最高法院在沃倫的推動下，以九票對零票的判決宣布，以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為代表的公立學�！昂诎追中！边`憲，“公共教育事業(yè)絕不允許‘隔離但平等’原則存在”。該案的判決雖遭到南方各州強烈抵制，卻吹響了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號角，為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司法支持。此后，最高法院和聯邦司法系統秉承該案的立場，推動黑白混校，不僅逐步消除了以“黑白分�！睘闃酥镜姆N族隔離制度，也成就了最高法院足以載入史冊的經典判決。
　　“美國訴尼克松案”
　　令總統丟了寶座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競選連任班子的法律顧問等，派人在民主黨競選總部所在地水門大廈安裝竊聽器，被警方當場抓獲。這一被媒體稱為“水門事件”的竊聽案一經渲染，全國嘩然。由于竊聽屬違法行為，涉案人員受到聯邦檢察官控告，法院啟動調查程序。亂作一團的白宮涉案人員百般掩飾、抵賴，尼克松總統不僅不承認過失，反而包庇下屬。１９７２年９月，大陪審團對五名竊聽人員提起公訴，次年２月，國會參議院成立民主黨議員占多數的水門委員會介入調查。７月，尼克松接到交出記錄他召集白宮人員商討對策的錄音帶的傳票，但他啟用總統行政特權，拒絕交出錄音帶。隨后，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qū)聯邦法院判決尼克松交出全部錄音帶，但再次遭到拒絕。
　　此后，尼克松雖被迫交出部分錄音帶及文字副本，但仍拒不交出全部錄音帶，該案遂于１９７４年５月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這就是美利堅合眾國控尼克松案。該案給最高法院提出了一個真正的憲法問題：它不僅涉及確定是司法機構還是總統為憲法的真正解釋人，還涉及總統行政特權、國會調查權、法院傳喚證據權及其相關關系，而且事關民選總統能否被彈劾的大事。當時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中，倫奎斯特大法官因與尼克松“過從甚密”而自動回避。７月２３日，最高法院在內部斗爭、妥協下，秉持集體一致原則，以８∶０票決定維持聯邦下級法院原判，命令尼克松交出錄音帶，并在判決書中裁決：“總統如拒絕交出這批錄音帶，勢必構成妨礙適當法律程序之罪嫌�！倍�針對總統行政特權問題，裁決書也做出了明確限制。面對最高法院判決，尼克松只得交出錄音帶。錄音帶詳實的記錄成為尼克松及其助理妨礙司法公正的確鑿證據，震怒的國會隨即決定對尼克松提出彈劾。８月９日晚九時，無望的尼克松面對全國電視觀眾發(fā)表辭職演說。一個月后，涉案嫌犯被判入獄。
　　最高法院在該案中打破常規(guī)，協調立場，以司法審查化解了一場憲法危機，成就了一樁名垂千古的司法杰作。此后國會相繼通過限制總統權力的多項法律；白宮所屬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改由參議院批準；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不復擁有基辛格當年一言九鼎的權勢。帶“門”字的英文詞尾，至此成為政治丑聞的代名詞。
　　“布什訴戈爾案”
　　開最高法院“判”總統之先河
　�。玻埃埃澳甑拿绹�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司法大戰(zhàn)”。大選的投票結果顯示雙方孰勝孰敗的問題僅在毫厘間，戈爾與布什誰贏得佛羅里達州２５張選舉人票，誰就坐上總統寶座。民主黨人要求在棕櫚灘縣幾個“自己的地盤”上重新進行人工計票。與此同時，共和黨人州務卿哈里斯宣布了計票的最后期限。無法按時完成人工計票的民主黨將官司從州法院打到州最高法院。布什陣營則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對佛州最高法院有利于民主黨判決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并于１２月４日做出九票一致的判決：擱置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將案件發(fā)回。１２月８日，佛州最高法院以４∶３票給予戈爾最后的計票機會。布什陣營再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緊急上訴。最高法院以５∶４票發(fā)出立即停止計票的緊急命令。１２月１２日，最高法院以同樣的票數作出最后裁決：“推翻佛州最高法院繼續(xù)人工計票的決定�！贝撕螅�作為首席大法官的倫奎斯特曾托人捎話給戈爾：“戈爾先生，委屈你了，但我不能讓美國陷入第二次內戰(zhàn)�！碑斆绹�人為民主與法制的平衡而大傷腦筋時，最高法院卻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的絕對權威。
　　光環(huán)背后的陰影
　　雖然最高法院標榜司法公平、正義，追求政治中立，但仔細研讀最高法院的斷案史，從歧視黑人的“斯科特訴桑佛特案”，到在二戰(zhàn)時期認可聯邦政府無理拘留日裔美國人的“松案”，你會發(fā)現其光環(huán)背后的斑斑污點。最高法院強調不偏不倚，但組成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卻是充滿七情六欲的凡人。最高法院也不是世外桃源，黨派政治的硝煙或多或少地彌漫其間。單是大法官的人事更迭，就成為最高法院難以擺脫黨派政治的“胎記”。由于大法官們在任時間普遍較長，美國總統都希望借提名與自己政策理念接近的大法官，來改變最高法院里的意識形態(tài)組合，留下重要政治遺產。因此，大法官的任命一般都會受到上至總統、國會，下至政黨、各種政治利益集團的高度重視。據統計，從１９世紀以降，美國歷屆總統任命本黨成員或與己“志同道合”者出任該職的比例超過９０％。
　　因為由不同總統任命，最高法院中會有自由派、保守派、中間派等區(qū)別，中間派常常成為關鍵，所以最高法院的判決有時是妥協的結果，模棱兩可，體現高院不希望做出太具爭議、與過去斷裂判決的傾向。當然，大法官們沒有效忠黨派和受命于總統的義務。
　　歷史上，總統反被自己提名的大法官“背叛”的事也時有發(fā)生。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曾為“犯下此生該死的最大錯誤”――提名沃倫擔任大法官而懊悔不已。當尼克松在好友伯格首席大法官的一紙判決下終結總統生涯時，不知其心境怎樣。因大法官與總統的私交，最高法院也時�；\罩在政治干預司法的陰影下。以尼克松政府為例，大法官佛塔斯與總統“勝似親兄弟”，不但是尼克松國情咨文的主要起草人，還是其越戰(zhàn)政策的重要顧問。就因為這般“干政”，尼克松在國會強烈反對下不得不撤回對佛塔斯接任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在各方壓力下，佛塔斯甚至被迫辭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因“丑聞”而辭職下臺的大法官。
　　回首望去，２００多年來，美國社會思潮在自由和保守兩極間搖擺的歷史長河中，１０９位大法官走馬燈似地進進出出，可聯邦最高法院上演的卻始終是那幕千古不變的重戲：憲法面前，惟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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