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中的澳大利亞亞洲政策] 澳大利亞中國矛盾

　　 　　不管澳大利亞在其對外政策文件的措辭中如何強調要把亞洲放在第一位，都不過是“官樣文章”。澳政府始終把澳美關系放在惟一重要的地位上，在這個問題上澳大利亞從來就沒有動搖過。帶著盎格魯-撒克遜輪廓及其民族和文化烙印的澳大利亞人在亞洲地區(qū)總是有點不合群。
　　2002年10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亞旅游勝地巴厘島發(fā)生了震驚世界的恐怖爆炸事件，180多名死傷者中澳大利亞人占到92名。澳大利亞輿論認為,這次恐怖襲擊的針對性很強，它給澳大利亞的亞洲政策敲響了警鐘�！断つ嵯闰尦繄蟆返却蟮男侣劽襟w更是抨擊本國政府對美國亦步亦趨的政策，認為這是招致恐怖分子將澳大利亞人作為襲擊目標的最重要原因。反對黨工黨也指責這是現政府“背沖亞洲，面向美國”政策的惡果。
　　
　　在亞洲扮演的不同角色
　　
　　國際社會對于澳大利亞在亞洲扮演的角色有三種歸納：
　　一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澳大利亞一直試圖扮演“亞洲的英國”。冷戰(zhàn)結束后，澳對美國的新亞太戰(zhàn)略持積極配合的態(tài)度，而美軍在撤出菲律賓以后，則有意使澳大利亞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立足點和后方支援基地。隨著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和美國亞太政策的調整，美國更有意讓澳在南太平洋地區(qū)挑大梁，如在1999年的東帝汶國際維和行動中，美國就把澳大利亞推到了前臺，委以主導權。此后，霍華德政府又多次表示，澳大利亞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副手”。
　　二是南太平洋的日本。人們總是把澳大利亞在亞洲的作用與日本相比不是沒有道理的。美國的亞太地緣戰(zhàn)略是以美日同盟和美澳同盟為南北樁頭的島鏈戰(zhàn)略。在這一點上，日本與澳大利亞在美國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同的。美國前國防部長佩里曾把日本和澳大利亞形象地比喻為穩(wěn)定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兩支“錨”。與歐洲相比，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找不到一個有凝聚力的體制�！睘榻�立一個廣泛的多邊安全體系，2001年7月初，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訪問澳大利亞時授意澳出面倡議建立美、日、韓、澳安全論壇。7月中旬，澳外長唐納在河內參加東盟地區(qū)論壇時，向時任日本外相的田中真紀子提出，撇開東盟地區(qū)論壇，另建日、美、澳“非正式對話機制”來協(xié)調亞洲的安全問題。唐納甚至建議把《日美安保條約》與《美澳新（西蘭）太平洋安全條約》合并為“澳新美日太平洋安全條約”，使其成為未來亞洲安全機制的基礎。但由于其后發(fā)生的9.11事件和接下來的反恐戰(zhàn)爭才使這一提議不得不暫時被擱置起來。
　　三是美國在亞洲的情報站。根據1996年簽訂的《澳美21世紀戰(zhàn)略伙伴關系協(xié)議》，澳美雙方加強了在情報分享方面的合作，美軍不僅擴大了在澳的原有情報基地（如“梯隊”監(jiān)聽網絡在澳西部杰拉爾頓鎮(zhèn)附近設立的大型電子偵察站），還與澳簽訂了一項為期十年的新協(xié)議，澳允許美軍在其境內建立NMD預警系統(tǒng)。而且自1997年起,美澳還在澳大利亞的松灣軍事基地建立了聯(lián)合監(jiān)聽部隊,負責對亞太各國海軍活動的偵察與監(jiān)視。
　　
　　
　　“背向哪里、面朝何方”的問題仍沒有解決
　　
　　意識形態(tài)與地緣環(huán)境的矛盾是影響澳大利亞對亞洲國家政策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亞在地理位置上是亞太國家,與亞洲國家在政治、經濟與安全上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澳大利亞是亞太經合組織的發(fā)起國，是東盟地區(qū)安全論壇的積極支持者。目前，澳大利亞對外貿易的65%是面向亞太地區(qū)的，其前十位的貿易伙伴中有八個是亞太國家，其中六個是東亞國家。但澳大利亞有著強烈的西方國家意識，一直強調其歷史文化、社會制度、思想體系、價值觀念都源自西方。因此，澳從來也沒有把安全政策的重心放在亞洲。20世紀以來，澳大利亞先是把安全寄托在英國身上，為了英國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特別是二戰(zhàn)中，其把主要兵力投入到北非戰(zhàn)場，導致日軍乘其本土空虛之時從海上向其發(fā)起進攻。二戰(zhàn)之后，澳大利亞在外交上又采取了追隨美國的政策，為美國參加過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和海灣戰(zhàn)爭。在發(fā)展與亞洲國家關系時，澳大利亞一直把自己當做西方世界在亞洲的代表。例如，1999年澳總理霍華德提出了“霍華德主義”：摒棄與亞洲的所謂“特殊關系”，以國家利益和西方價值觀為基礎，利用同美國和西歐關系密切的優(yōu)勢，在東南亞地區(qū)發(fā)揮有影響的和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再如，在處理巴厘島恐怖事件時，霍華德總理強調此事件是針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澳大利亞則是亞洲恐怖主義勢力選擇的代罪“羔羊”。澳還以西方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奉勸所有“西方人”離開印尼。
　　此外，在巴厘島事件后，霍華德總理還提出了關于在東南亞地區(qū)推行“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并考慮派軍隊到東南亞國家參與反恐斗爭的說法。此言一出，引起了除日本之外亞洲國家的普遍不滿。其后，在澳大利亞的影響下,澳和一些西方國家接連關閉駐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使館，并反復警告國民不要到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旅游。澳政府還對一些穆斯林民居進行強行搜查。這些行為在東南亞國家看來無疑是“過度反應”(梅加瓦蒂語)和“沒有必要的”(馬哈蒂爾語)。澳大利亞的這一系列做法也導致了2002年在金邊舉行的東盟首腦會議沒有批準澳大利亞要與東盟開展“10+1”對話的申請。
　　目前，在澳大利亞有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如果澳大利亞確實有意更深入、更持久地與亞洲打交道，需要立即做三件事：首先，必須打消不太愿意與這一地區(qū)打交道的念頭，而與其開展大規(guī)模的公共外交活動；其次，政府需要在外交政策與美國的同盟關系上保持平衡，不要把自己置于美國的地區(qū)利益代理人的地位上；第三，在打擊本地區(qū)恐怖主義時，政府需要采取更加精明和更為有效的外交手段，不要讓人覺得對伊斯蘭有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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