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文化適應 移民文化適應的研究趨勢

　　摘 要 移民現(xiàn)象在各地的日益普及化和復雜化，使文化適應研究變得日益重要，并呈現(xiàn)出新的研究趨勢，在理論模型方面，從橫斷面研究向過程研究轉變，并提出相應的幾種過程機制模型，而研究對象則從籠統(tǒng)性范疇向具體化的群際與代際取向發(fā)展，同時探討不同情境的影響作用，并關注移民文化適應與人格特征、學術成就和心理健康的關系，而對過程變量的進一步驗證，研究方法的完善及研究成果的普及化等問題則是以后研究中的急需解決的問題，同時如何把相關的研究與我國的城市化、區(qū)域流動等問題結合，也是未來研究的主要趨向。
　　關鍵詞 文化適應；移民；過程研究；代際與群際；情境
　　分類號 B849：C91
　　
　　移民現(xiàn)象是全球化所導致的重要問題之一，移民個體與主流社會的個體或集體的交互過程，也是各種文化的互動和適應過程(Berry,Phinney,&Sam，2006)，當面對一系列的文化沖突，如群體風俗、教育制度和經濟政治制度的變化時，移民個體或群體所采取文化適應模式和伴隨而來的心理變化，是其達到真正的社會交融與適應的關鍵(Phinney，Chun，Organista，&Marin，2003)。長期以來，對于移民文化適應研究，一般把研究對象集中于成年移民群體，或將研究置于廣義社會范疇中，甚少把研究對象等方面的設置進行具體化(Arends，F(xiàn)ons，&V真jve，2008)。而隨著近年來對移民過程的深入探討和成果積累，研究本身也出現(xiàn)了一些轉變，首先是理論模型的研究焦點從橫斷性研究中的維度之爭。轉向進行文化適應的過程機制研究；其次在研究對象方面，從對移民的整體性研究，向代際和群際中的具體研究對象入手；而情境的中介與調節(jié)作用也開始得到重視，同時開始關注移民文化適應與人格特征、心耶健康和學術成就的聯(lián)系。
　　
　　1　從橫斷研究到過程機制研究
　　
　　長期以來，移民文化適應理論模型都是以?斷面研究為基礎，并以移民在主流與傳統(tǒng)文化中的態(tài)度傾向作為維度劃分的依據，最早是由Parks和Miller(1921)提出的單維模型，是以移民對主流文化的漸進式接受過程為依據；而Berry(1993)認為移民在源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同時進行態(tài)度和適應模式的選擇，并以此觀點而提出了二維模型及4種文化適應模式；Arends，F(xiàn)ons和Vuver(2003)則認為移民的文化適應態(tài)度應該是基于對源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整合性適應，從而提出融合模型，而各模型的提出的不同維度劃分方式，雖然一直存在爭議，但Berry等提出的二維模型還是受到更多的關注和推崇。該理論認為，移民的文化適應模式應分為整合型(重視兩種文化)、同化型(重視主流文化，輕視傳統(tǒng)文化)、分離型(輕視主流文化，重視傳統(tǒng)文化)和邊緣型(輕視兩種文化)。但Bowskil，Lyons和Coyle(2007)認為這種結構模型存在局限性，比如整合型與同化型的劃分有部分交疊，而后者在概念上的隱蔽性，很難從離散分布中解析出同化型。Dominguez和Isidro(2008)以聚類分析也發(fā)現(xiàn)，除了整合型、同化型和分離型之外，還包括具有傳統(tǒng)文化實踐的邊緣型和無傳統(tǒng)文化實踐的整合型。而Ward，Landis和Bhaga(1996)以體驗和行為劃分的二維模型，包括心理和社會文化適應，前者指個體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后者是個體在日�；�動中的社會能力，并解析了模式選擇和適應水平的關系。因此，在對橫斷研究進行不斷的反思和論證的過程中，基于過程機制的研究才逐漸開始被重視起來，
　　
　　1.1　認知閉合需求與決定性機制
　　認知閉合是對外界信息進行篩選和處理的主要方式之一，其需求的偏向性決定了信息選擇的范圍和程度。Kosie(2004)考察了認知閉合需求與決定性(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decisiveness，NCC。D)對文化適應壓力的影響，發(fā)現(xiàn)認知閉合需求與決定性之間的兩種中介變量為文化適應模式和應對過程，移民基于認知閉合的需求而產生了與主流文化的互動過程，當移民以民族社會方式聯(lián)系，對認知閉合的需求程度越高，決定傾向于傳統(tǒng)文化的程度就越高，傾向于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的程度就越低；當移民以主流社會方式聯(lián)系，對認知閉合的需求程度越高，會決定傾向于接受新文化。而和傳統(tǒng)文化保持距離。而后考察認知閉合需求與決定性的動機與文化適應模式選擇的關系，發(fā)現(xiàn)相關的動機因素會間接影響模式的選擇，認知閉合需求與傳統(tǒng)文化型呈正相關同時與主流群體關系呈負相關；而決定性與問題導向型呈正相關，與避免型和情緒型呈負相關。
　　
　　1.2　個體傾向
　　以往模型討論文化接觸對移民整體的影響，甚少從個體的文化接觸過程進行探討，Greenland和Brown(2005)認為文化接觸過程可解釋移民個體的自我調整和壓力體驗過程，以此構建的模型包括一般性和群際因素，前者包含語言能力和文化距離，后者則為群內偏見和群際焦慮，結果顯示，文化適應中的壓力體驗與精神疾病相關，群內偏見和精神疾病呈負相關。 Coatsworth，Molina，Pantin和Szapocznik(2005)研究兩種文化傾向卷入程度，發(fā)現(xiàn)中等卷入水平的雙文化型傾向于在多社會文化區(qū)域表現(xiàn)出最適應的功能模式，同化型也并非是高強度負面模式，而Eric(2002)運用心理文化適應量表(PAS)，通過潛在層次分析研究散居型移民，發(fā)現(xiàn)其適應模式分為三種，分別為中強度的兩種文化傾向型、強傳統(tǒng)和中強度以上的主流文化型、低強度主流和高強度傳統(tǒng)文化型，在比較群體和個體的文化適應模式差異方面，Kurman，Eshe!和Zehavi(2005)認為青年移民的個體態(tài)度代表其個體目標，與群體一般化態(tài)度的差異越大，對自我調整負面影響越大，而選擇標準化態(tài)度對自我調整沒有影響，移民個體與群體的態(tài)度對社會調整影響更小，而主流群體態(tài)度則影響社會調整的各具體層面。
　　
　　1.3　結果變量的逆推導
　　將移民文化適應的目標作為結果變量，從而逆向推導其預測變量，Saba，Clarry和Ward(2003)認為結果變量包括保持傳統(tǒng)文化、參與主流社會、保持心理和生理健康。并以路徑差異模型析出三種預測變量，涵蓋心理調整、家庭和文化聯(lián)系、涉及適應的日常爭論，心理調整包括心理幸福感、文化競爭和群體外文化支持；家庭和文化聯(lián)系包括家庭中間路線、民族認同和群體內支持；涉及適應的日常爭論以具體性與否劃分，結構等式分析發(fā)現(xiàn)，心理調整和群體外行為分別與心理社會壓力相關；家庭和文化聯(lián)系與群體內部的行為相關；日常爭論與心理社會痛苦相關。三種預測變量進一步通過文化適應路徑選擇而可預測出行為變量。Ouarasse和Ⅵjve(2004)認為青年移民的文化適應目標應包括交互關系質量、成功和 心理健康程度三個方面，并探討三種目標與情境的關系，研究發(fā)現(xiàn)主流情境中包括容忍和整合因素，民族情境中包括了調整許可和民族活性因素路徑模型顯示成功和文化適應壓力都與情境相關，主流情境對成功至關重要。民族情境對學術成功和心理健康至關重要。從時間序列上分析，社會文化適應先于心理適應，聯(lián)系質量的發(fā)展先于學術成就和成功。
　　
　　1.4　文化適應、適應與價值觀的交互作用
　　以往對文化適應、適應和價值觀的單獨性研究很多，但甚少從三者的交互作用入手。Gfing6r(2007)考察了移民的價值觀、文化適應和適應的相互影響，發(fā)現(xiàn)價值觀傾向分為分離和整合兩種維度；適應作為結果變量，分為社會文化適應和心理適應；文化適應過程作為價值觀和適應的中介變量，包括文化保持和選擇兩個維度，并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在傳統(tǒng)價值觀和文化適應的關系方面，Liu，Weatherall和Loong(2000)對新西蘭華裔傳統(tǒng)價值觀(孝順)的回歸分析發(fā)現(xiàn)，中青年兩代移民在文化適應中孝順感更強，對兩種文化的傾向適應程度與價值觀期望呈正相關，孝順與代際溝通后的幸福感呈正相關，Miller(2007)考察美國亞裔而發(fā)現(xiàn)民族型的價值觀與行為低相關，主流型或中立型的價值觀與行為中等相關，且亞裔文化適應的個體差異和復雜程度更高。對西班牙裔的相似研究也發(fā)現(xiàn)，文化適應程度和自尊呈正相關，與傳統(tǒng)的婦女就業(yè)歧視呈負相關。
　　除上述的過程理論模型研究之外，Liao，Rounds和Klein(2005)考察了幫助尋求模型(help seeking model，HSM；Cramer,1999)對移民文化適應的影響過程，恒定結構路徑研究發(fā)現(xiàn)，自我隱藏是尋求群體之外幫助功能差異的預測變量。在對跨情境學習中的道德習得和文化適應的關系研究中發(fā)現(xiàn)，聯(lián)系心理道德和文化適應過程可形成優(yōu)勢路徑，而道德習得的專業(yè)化與多元化，從中可加快文化適應中的道德內隱過程(Bashe，Anderson，Handelsman，&Klevansky,2007)。而個體在情感過程中的標準反應與文化適應的關系上，運用與文化適應模式對應的情節(jié)理解法研究，發(fā)現(xiàn)同化型與情感靈活性相關；運用主題理解法研究家庭支持、文化適應和生活滿意度的關系，通過等級回歸分析發(fā)現(xiàn)家庭支持和傳統(tǒng)文化傾向是生活滿意度的重要預測變量(Edward&Lopez，2006)。7seng(2008)探討文化適應與生態(tài)過程、歷史情境和權利不公平的關系，以驅使政府公共政策的改變，特別是由于種族而使主流群體對其進行隔離的問題。上述研究證實了文化適應不僅僅指移民的態(tài)度選擇方式，而且也涵蓋了個體體驗與調整、認知與決定、生活目標的驅動等綜合因素的交互作用過程。
　　
　　2　代際與群際取向的深化
　　
　　代際與群際的劃分是移民文化適應問題進行本土化研究的前提，這兩種研究取向也在近年來被深入探討，將移民文化適應研究進行解構分析，從而提高了實證研究的可行性，而在代際和群際取向下，移民在主流社會中的文化適應時間也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之一。
　　
　　2.1　群際取向
　　在群際研究中，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主流群體在面對移民時，所產生的壓力和調整過程。Greenland和Brown(2005)以適度交互模式研究，發(fā)現(xiàn)文化適應變量(語言能力，文化距離)和群際變量(群內偏見，由群際關系產生的焦慮)與文化適應壓力、心理疾病在時間變量中存在線性關系，由群際關系產生的焦慮和增長的文化適應壓力相關，群內偏見和心理疾病呈負相關。主流群體態(tài)度對移民文化適應的影響方面，移民的經濟競爭和保持源文化特點，會導致主流對其整合過程保持否定的態(tài)度，其中經濟競爭對移民文化適應有間接影響，保持源文化是主流態(tài)度的直接影響因素，同時，移民的主動性對兩個群體的態(tài)度都有積極影響(Zagefka&Brown，2007)。Dominguez和Isidro(2008)以個人網絡理論研究發(fā)現(xiàn)，在移民群體的關系網中，主流群體的向心程度更低，并傾向于充當次要角色，移民時間越短，在網絡中越易處于次要的位置，而移民本身的整合方式也受到民族差異性和不同網絡構成模式的影響。
　　盡管目前相關研究多集中在比較主流群體和移民群體的差異等方面，也有研究在不斷關注移民群體內部本身不同的文化適應風格特征。Verkuyten和Wolf(2002)在自我范疇化研究中發(fā)現(xiàn)，移民在群內和群際自我概念上存在差異，群內范疇的自我概念與民族性相關，群際比較會提高傳統(tǒng)文化傾向和群內偏好。而經濟地位與心理調整對移民群體的影響上，Silbereisen(2008)發(fā)現(xiàn)文化適應過程與芬蘭移民的社會地位、與德國移民的壓力和緊張感和前蘇移民的抑郁情緒和挑戰(zhàn)有關。Stefanidi，Pavlopoulos和Obradovic(2008)比較了前蘇聯(lián)與阿爾巴尼亞移民青年，前者的文化適應程度、心理滿足感和學業(yè)調整更高，主流文化傾向更低。Bourhis和Dayan(2004)運用主流社區(qū)文化適應量表(HCAS)探討不同的群體信仰對文化適應的影響，發(fā)現(xiàn)以色列存在兩種群際模式，同化型對猶太移民的價值尊重，民族型對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分離和排斥，多元回歸分析發(fā)現(xiàn)整合型與個人型是民族多元化與共和制傾向，其自我安全感高，對文化與政治有容忍度，認為移民的威脅性低；民族型則為猶太教與庫德黨的支持者。
　　
　　2.2　代際取向
　　除群際取向下文化適應研究外，也有從代際差異角度，比較了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的文化適應模式，Stevens，Pels，Vollebergh和CrUnen(2004)發(fā)現(xiàn)在代際間沖突中第二代移民文化適應模式分為整合型，分離型和矛盾型，性別和代際間沖突的交互作用對問題行為有影響，矛盾型女孩比其他兩種類型有更高的代際關系問題和更多內外化的沖突性行為，Arends，F(xiàn)ons和VUver(2007)以代際關系研究文化適應中移民家庭價值觀和家庭聯(lián)系，前者包括職責和信仰，后者則指家庭中的行為表現(xiàn)。發(fā)現(xiàn)代際關系影響移民價值觀，第一代價值觀和家庭聯(lián)系程度比主流群體更高，第二代家庭價值觀比主流高，但家庭聯(lián)系更少。Kwak(2003)認為對移民代際關系有三種影響因素，包括文化對家庭社會化的影響、文化適應代際持續(xù)性和情境沖擊，代際文化適應模式的分歧程度會威脅代際關系，而傳統(tǒng)的核心價值觀和文化網絡越穩(wěn)定，第二代移民越會延遲自主選擇生活方式，以保持積極代際關系。Schofield，Parke，Kim和Coltrane(2008)以代際關系質量而構建代際文化適應路徑網絡，關系質量和沖突結果分別以5點和7點等級測量，發(fā)現(xiàn)父子的模式差異與沖突結果相關，關系質量越差，代際關系模式選 擇的差異可預測子女在負面沖突中的心理與行為結果，母子的模式選擇差異與代際間沖突程度呈低相關。Dinh，Roosa和Jenn-Yun(2002)考察文化適應與青少年行為問題之間的關系發(fā)現(xiàn)，移民青少年的文化適應角色、代際的適應模式差異和自尊是行為問題的預測變量，其中，代際的文化適應程度差異越大，子女的行為問題越嚴重，父母的民族傾向性更高，子女行為問題更易外化。Kim和Samson(2006)以內隱和外在痛苦感考察文化適應中的代際關系質量，發(fā)現(xiàn)積極代際關系和子女內隱性傳統(tǒng)傾向正相關，而消極代際關系和父母傳統(tǒng)傾向，對子女內外態(tài)度差異和痛苦感都有影響。
　　
　　2.3　移民時間
　　有研究者認為，移民本身的異質性是無法避免的，但都面臨相似的移民過程，而移民過程的時間長度與文化適應階段有一定的聯(lián)系。Schmitt和Silbereisen(1999)根據時間表的決定因素模型，發(fā)現(xiàn)青少年移民父母監(jiān)督到個人與社會自治的漸進過程中，0-18個月為新移民階段，18-36個月為經驗型階段，代際和同輩交互頻率可預測文化適應速度，父母許可和指導水平與速度呈正相關，Titzmarm(2008)根據家庭穩(wěn)定度把新舊移民階段的節(jié)點劃分為3，5年，并比較新、舊移民與主流的不良行為風險與保護因素，發(fā)現(xiàn)風險包括家庭暴力和同輩交往，而新移民的風險度最高，其中保護包括父母素質和與學校關系，但僅對舊移民與主流群體有影響，因此新移民是不良行為的高風險群體。Dominguez和Isidro(2008)也發(fā)現(xiàn)移民時間越短，移民與各種群體中的集中程度越低。
　　
　　3　情境因素的擴展
　　
　　3.1　公共和私人區(qū)域
　　在具有不同文化特質的生活區(qū)域中，移民會對文化適應模式進行一定的調整，甚至會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文化適應模式。Arends等(2003)通過多文化意識形態(tài)適應的量表(Berry，1995)對主流與移民群體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主流平均態(tài)度是中強度的多文化型，移民平均態(tài)度更積極。主流期望移民在所有區(qū)域中選擇同化模式。而移民在公共和私人區(qū)域的選擇是有差別的，在公共區(qū)域選擇整合型，在私人區(qū)域為分離型，因而在公共區(qū)域中，雙方都認為移民應適應主流文化，在私人區(qū)域中卻沒有一致的態(tài)度，此外，Arends等(2007)以混合性方法考察移民文化適應態(tài)度，發(fā)現(xiàn)在私人區(qū)域，傳統(tǒng)文化更受尊重，但在公共區(qū)域，傳統(tǒng)和主流文化都受到尊重，Birman，Tricke~和Vinokurov(2002)發(fā)現(xiàn)青少年移民更易在主流社會中為整合型，在源文化情境中為民族型，這種在不同領域采取的不同適應模式，也受到心理適應程度、同輩關系、語言和家庭因素等的影響。
　　
　　3.2　工作情境
　　工作機遇不但是個體做出移民選擇的重要原因，也是影響到移民的整個文化適應過程的重要范疇，移民工作者的文化適應傾向會為清晰的群際關系清除障礙，也被叫做多元化價值(LuUters，Van de VUver，&Sabine，2006)，并在Berry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移民工作者的文化適應模型，包括文化保持和團隊身份采用兩個維度，前者為對傳統(tǒng)文化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后者表示工作團隊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從而形成4種模式，包括邊緣型(低文化保持與團隊身份)、文化型(高文化保持與低團隊身份)、團隊型(低文化保持與高團隊身份)和雙重型(高文化保持與團隊身份)。雙重型是由不同文化水平的包容性造成，對個體產生積極結果和高幸福感，對多民族社會有促進作用，同時發(fā)現(xiàn)，移民在工作區(qū)域的重要任務是接受新文化，并愿意接受團隊認同方式。在強的文化保持與團隊認同結合時，文化型對文化適應的自評有積極影響，而單獨存在文化型傾向會產生緊張和負面的工作產出，如價值觀沖突和溝通問題。文化適應模式選擇對工作情境中移民雇員的滿意度的影響進行研究。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和文化適應壓力范式，發(fā)現(xiàn)整合型與工作滿意度呈正相關，邊緣型與滿意度負相關，文化適應模式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程度，對移民比主流群體雇員的影響更大(Peeters&Maria，2009)。
　　
　　3.3　語言情境
　　語言能力是移民進行文化適應的前提，在移民語言與溝通方面，Sik(2007)認為，語言文化適應結構包括雙語言能力、代碼轉換和被文化適應影響的溝通方式，移民在語言使用和溝通中更被動，但主動性溝通更利于解決語言不匹配問題群體經驗差異程度與溝通困難正相關，同時，積極的文化適應形式作為溝通的“中間人”，有雙語能力的家庭成員更能充當此角色。而語言與教育背景是否會影響文化適應上，F(xiàn)ons，V1ivc和Phalet(2004)提出文化適應模式的“修iE"，并根據群體的不同語言和教育程度，建立規(guī)范化和多元化的評分方法，除積分制外，還有變異或極限分析，同時在評估程序中，排除有民族特色的定性和暗示性語言，使用其民族文化熟悉的概念和議題，提高相關效度。
　　
　　3.4　家庭情境
　　在家庭復雜程度對文化適應的影響方面，Rodriguez，Mira和Myers(2007)考察家庭主義結構，包括家庭重要性、家庭支持和關于文化適應的家庭沖突，根據不相交的兩極模型，發(fā)現(xiàn)家庭重要性和兩種文化傾向認同呈正相關，家庭支持和傳統(tǒng)文化認同呈正相關，文化適應水平和家庭沖突沒有聯(lián)系，心理滿意度與傳統(tǒng)文化認同和家庭支持呈正相關，心理痛苦和高的家庭沖突，低的家庭支持相關，更高的民族認同與家庭成員和滿意度有關。Asvat(2008)對穆斯林青年文化適應的個人模式與個人。家庭模式對抑郁癥的影響，通過主流文化適應指標體系(host culturaladaptation indexes，HCAI；Ryder,2000)和抑郁癥量表(DSS；Zimmerman，1999)分析，發(fā)現(xiàn)高的傳統(tǒng)文化認同會有更少的終身性抑郁癥。
　　
　　4　一些相關因素
　　
　　4.1　人格與移民文化適應
　　以往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互動中的個體勝任力等人格因素方面。一般認為，文化移情、開放性、情緒穩(wěn)定性和靈活性等人格特征，在模式選擇中更傾向成為團隊型和文化保持型，而雙文化型在以上的人格特征中得分更高。Roesch，Wee和Vaughn(2006)研究大五人格及其交互作用對文化適應模式的影響，發(fā)現(xiàn)神經質分別與情緒和回避適應型正相關，外向、責任感和開放性與問題和情緒適應型正相關，幽默感和愉悅感與積極適應型正相關，神經質和開放性與回避適應型正相關，責任感和情感發(fā)泄與文化適應程度負相關。相關研究發(fā)現(xiàn)主流文化傾向，更低神經質和更高一致性、外向性和責任感，Chan和Owens(2006)發(fā)現(xiàn)積極完美主義和群際關系積極導致高自我滿意度，消極群際關系和高程度的完美主義 導致自我滿意度低，傳統(tǒng)文化的高歸屬感和其他文化的尊重感，導致人際信任度高，而積極完美主義、高民族認同和尊重主流有利于移民人格發(fā)展。
　　
　　4.2　學術成就與移民文化適應
　　學術成就主要體現(xiàn)為移民對教育文化的適應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自我調整和自我提高的能力。亞裔移民被普遍認為具有更高的學術成就，Silka(2008)研究了不同亞裔的學術成就差異，發(fā)現(xiàn)華裔學術成就更高，其學術成就的預測因素包括文化適應程度、民族性和代際關系，文化適應程度可預測菲律賓裔的學術成就，而代際的價值觀傳承程度能預測華裔的學術成就。Erie(2002)發(fā)現(xiàn)美國的墨西哥移民的學術成功的影響因素包括文化適應和社會支持，而整合度高和主流文化傾向的雙文化型，文化適應度更高，女性傾向于有更高的學術成就和社會支持，而男性的文化適應度更高，Birnaan，Trickett和Buchanan(2005)認為移民的學校適應力包括平均學業(yè)成績、違規(guī)行為發(fā)生率和學校歸屬感，也發(fā)現(xiàn)文化適應模式影響學校適應力，高主流傾向有更好的學校適應力，相似研究發(fā)現(xiàn)平均學業(yè)成績分別與收入和文化適應呈正相關，信仰、民族性、移民時年齡、自尊和學業(yè)過程都受到文化適應影響，也有根據Berry二維模型考察移民兒童的認知能力，線性回歸分析發(fā)現(xiàn)第一代移民有更強的認知能力，整合型的移民兒童對文化適應的認知能力更好。Zadeh，Geva和Rogers(2008)比較伊朗源文化群體和希臘的伊朗裔移民的學術成就歸因，發(fā)現(xiàn)在對學術成就和學校表現(xiàn)的歸因上，源文化群體傾向于歸因于學習結果和努力程度，移民群體則歸因于學習過程和家庭表現(xiàn)，Motti(2008)考察能力和文化適應的風險和經濟因素，等級回歸發(fā)現(xiàn)，前蘇移民的經濟劣勢與等級制學術成就相關，阿巴移民身份導致更低的同輩認同和學術成就。
　　
　　4.3　移民文化適應與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指標同樣是反映文化適應對移民身心影響的重要指標之一，在文化適應水平和壓力對移民心理健康的影響方面，Hwang和了ing(2008)運用等級回歸分析發(fā)現(xiàn)，對主流文化的低認同感與更高心理痛苦感和，臨床抑郁癥相關，但壓力效應不顯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保持或放棄傾向與心理健康沒有關系，Oppedal，Roysamb和Heyerdahl(2005)在對文化適應風險和保護因素對精神疾病的影響研究中，發(fā)現(xiàn)風險因素為歧視和民族認同危機。而保護因素為家庭價值觀，主流和傳統(tǒng)文化能力，族際在精神問題和文化適應呈顯著差異。而具體的某種精神疾病對民族、風險與保護因素的影響有差異。而移民第一代女孩和第二代男孩更容易患精神疾病，Myers等(2009)對移民青少年的文化適應與藥物濫用的關系調查發(fā)現(xiàn)，同輩的社會影響是文化適應和長期藥物濫用的中介因素，尤其在酗酒方面，而其短期性的藥物濫用則受到年齡、性別和社會經濟地位等綜合因素與文化適應程度的影響。Chimata，Jason，Taylor和Torres(2006)也發(fā)現(xiàn)，民族差異、歧視與文化適應交互中，影響慢性疲勞的體驗程度。相似研究發(fā)現(xiàn)，文化適應程度與壓力和抑郁呈負相關，壓力并非為認同和文化適應的中介變量，但壓力與抑郁癥呈正相關，與傳統(tǒng)文化的背離度和抑郁呈正相關。Motti，Vassilis和Jelena(2008)以多元測量研究文化適應、幸福感和學校調整的關系，發(fā)現(xiàn)前蘇移民比阿巴移民在民族文化傾向的程度更高，而對主流文化傾向程度更低，移民的學校調整困難有相似性，主流傾向程度是學校調整的預測變量，民族傾向程度與幸福感相關。而在信仰、經濟和文化適應與幸福感的關系上。
　　
　　5　總結與展望
　　
　　從Redfield在1936年提出文化適應的經典定義以來，該領域的研究不斷取得進展，余偉和鄭剛(2005)也對文化適應理論的橫斷研究過程和相關研究范式進行了歸納和展望。隨著近年來國家或地區(qū)之間的移民現(xiàn)象的普及，也對移民所面對的文化適應過程及身心調整的交互影響等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促使了移民的文化適應研究的發(fā)展，從影響因素研究，到以文化適應的態(tài)度與行為進行實證研究，并向著更大的范疇(如認知趨合、結果逆向)發(fā)展；從整合研究，上升到兼顧代際和群際差異、情境變量和中介變量等的水平，并嘗試提出一些功能機制模型；研究過程從概念、模型與維度的籠統(tǒng)之爭，發(fā)展到層次水平的實證研究并隨著結構效度的提高，臨床研究成果的不斷累積，文化適應與人格、心理健康等關系研究也不斷發(fā)展，其內涵會隨現(xiàn)象的發(fā)展而不斷演化，也會提供未來的研究思路。
　　首先，理論模型從態(tài)度傾向的橫斷面研究轉化為過程的縱向性研究，早期以態(tài)度的對比性或強度建立模型，但隨著過程研究的開展，在更廣泛、立體的理論空間中，文化適應被細化到涵蓋認知選擇、個體特征、認知目標等范疇中進行解構研究。但過程變量和結果變量的關系本身十分復雜，影響結果的過程變量很多，且各種過程變量存在復雜的交互作用，任何交互作用或獨立作用對結果都可能有影響和制約作用，若單獨考慮某過程變量會對校標效度產生影響，但考慮諸多變量則使驗證過程變得非常繁雜，并對結果的普遍適用性產生影響，因此，如何運用理論和技術對過程研究本身的復雜性進行處理，克服這以一缺點，是今后深入進行模型研究的重點。
　　其次，實證研究一直都是文化適應的研究基礎，強調移民的代際和群際差異化，可以突出研究的針對性和比較性；而分析方法的多元化，也使研究增加了現(xiàn)實性、具體性和可操作性，使質化和量化研究發(fā)展到新的階段；但測量工具的規(guī)范化方面，由于移民的異質性導致量表在項目設置上的差異。導致量表本身的普及性和跨文化性受到很大的挑戰(zhàn)，也使得很多平行研究無法進行對比和整合，因此如何取得數(shù)量和質量、多元和整合兩個方面的平衡發(fā)展。是量表項目設計、調查測試和結果研究等提高聚斂效度的前提。
　　再次，情境因素的中介和調節(jié)作用已開始被重視，不但對文化適應模式的使用度和強度產生影響，也與文化適應的預測和結果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線性關系。但由于方法論的局限和移民的異質性等問題，導致情境因素的界定、檢驗過程存在很多問題，因此，如何對情境因素的調節(jié)和中介作用進行鑒別性研究，并深入考察情境中的諸多文化特質水平和交互層次，會很大程度上提高情境因素對文化適應的預測效度。
　　另外，隨著以上研究的開展，文化適應理論的外部效度得到了提高，從單個移民群體擴展到對多個少數(shù)民族移民群體、多個主流群體之間或內部的文化適應比較研究、從跨國家的移民群體發(fā)展到對國家之內的區(qū)域性、季節(jié)性等移民群體的流動現(xiàn)象研究、從對移民的籠統(tǒng)性分析上升到對中青年和兒童群體等進行比較研究。但同時，這些研究尚處于初始階段，代際和群際的差異可能使不同研究缺乏比較和借鑒的平臺，所以。文化適應的內涵、特征和結構如何更加具有客觀性、包容性和靈活性，使其在理論范疇中求得更廣泛的認同，并對實踐研究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同時提高其研究結果的時代意義和應用價值。
　　綜上所述，雖然文化適應研究在近幾年有很大發(fā)展，但維度劃分方式、情境變量和群代際等問題仍有待于進一步驗證，也應把理論放在更深入的橫縱向構想結構中，探討其關系過程。隨著我國存在的城市化、區(qū)域和國際間流動及衍生的文化適應問題的曰益突兀，包括農民工現(xiàn)象、留學現(xiàn)象、民族間互動現(xiàn)象等問題，都需要借鑒和參考以上研究，比如在國內進行區(qū)域性流動的農民工群體，作為移民群體如何與城市居民進行互動，如伺能在文化適應過程中，保持身心健康與態(tài)度積極，及農民工的代際差異如何影響其文化適應過程，這些問題的發(fā)掘、調查和研究在目前是重要，迫切而可行的。因此，國內進行這類研究時，應從多個角度探討文化適應問題，驗證或建立相應的功能機制模型，提出基于科學論證的可行性建議，為我國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文化和諧及民眾的心理健康發(fā)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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