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現代性過程中的傳統(tǒng)和現代

　　內容提要：本文簡要地考察了“傳統(tǒng)和現代”與社會學的不解之緣，回顧了“傳統(tǒng)和現代”與現代化理論和現代性理論的不同關系，著重論證了“現代的成長”和“傳統(tǒng)的發(fā)明”這一對“傳統(tǒng)和現代”的新認識，這一認識對理解當代國內外一些學術前沿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傳統(tǒng)和現代” 現代化 現代性 “現代的成長” “傳統(tǒng)的發(fā)明”

　　一、“傳統(tǒng)和現代”與社會學

　　對傳統(tǒng)和現代關系的理解，是社會學創(chuàng)始人和實際奠基人創(chuàng)建社會學立論的重大根據之一。這一點對兩大系統(tǒng)的社會學——從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tǒng)和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傳統(tǒng)，都是如此。此后，傳統(tǒng)和現代、傳統(tǒng)社會和現代社會逐漸成為社會學分析的兩種理想類型。

　�。ㄒ唬�“傳統(tǒng)和現代”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對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現代社會與過去的傳統(tǒng)社會，做了多方面的極其鮮明的對比。他們指出，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現代社會是一個生產力大發(fā)展的時代：“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盵1] 指出，這個社會推動了自由競爭以及與此相應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建立，資產階級的剝削和統(tǒng)治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2]和統(tǒng)治。指出，這個社會引起了觀念的變化；
金錢關系，金錢至上的觀念代替了宗法等級觀念，“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3]。指出，這個社會還是一個急驟變化的快節(jié)奏的現代社會而與千百年沉睡的慢節(jié)奏的傳統(tǒng)社會不同：“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系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盵4]總之，西歐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轉型，1789年以法國大革命為標志的政治大革命、18世紀在英國開始的產業(yè)革命，使社會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經濟墓礎到上層建筑，思想觀念到政治制度都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凸顯了傳統(tǒng)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作為上述變化突出表現的工業(yè)化(機器大工業(yè)普遍地代替工場手工業(yè))和都市化(城市規(guī)模的擴大，作用的增大等)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社會問題的產生，對社會學的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例如，作為社會瘟疫的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發(fā)作，作為貧富懸殊標志的富人區(qū)和貧民窟的并存，從勞資對立到工人怠工，罷工，破壞機器以至起義，從大魚吃小魚到企業(yè)破產，倒閉，從童工的使用到工人喪失勞動能力后的悲慘處境；
從失業(yè)大軍的形成到犯罪率的提高；
一邊是“生產過�！保�很大一部分糧食和其他制成品被銷毀，另一邊是掙扎在饑餓線上的窮人饑寒交迫，如此等等。所有這些，以極其鮮明的形式，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能否良性運行和協調發(fā)展的問題。正是對這一問題的兩種不同回答——革命的回答和改良的回答，產生了兩大系統(tǒng)的社會學。

　　傳統(tǒng)和現代的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仍然是重要的議題。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史，我和劉少杰教授曾提出了一個新的框架[5]，即“一點兩線兩段”。其中所謂“一點”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史的起始點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所謂“兩線”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史然后沿著兩條線發(fā)展，一條線是列寧、普列漢諾夫、毛澤東、鄧小平等為代表的東方不發(fā)達國家或欠發(fā)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即主要指俄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
另一條線是以盧卡其、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等為代表的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所謂“兩段”就是，以每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界，大體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分為兩種類型，即對資本主義社會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而對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則是建設維護型的社會學。這個框架包含著與以往不同的某種新意。

　　就傳統(tǒng)和現代的關系來說，我們注意到，無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還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都堅持這樣的基本觀點：一方面，要與舊的阻礙社會發(fā)展的舊制度等舊傳統(tǒng)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另一方面，現代又要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而這兩者是不可截然分開的。我們也注意到，革命批判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一般更強調與舊制度等舊傳統(tǒng)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而建設維護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則一般更強調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我們還注意到，當人們無限擴大與舊傳統(tǒng)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范圍，在理論上就會犯否定一切的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在實踐上就會導致“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這樣的左傾幼稚病。而當人們無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時，在中國就會在理論上重犯肯定一切的“復古主義”的錯誤，在實踐上就會盲目提倡用恢復“祭孔”、“讀經”之類的手段來“儒化社會”。我們越來越體會到，要正確理解傳統(tǒng)和現代的關系，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ǘ�）“傳統(tǒng)和現代”與西方社會學

　　在西方社會學中，孔德本人已初步有了傳統(tǒng)社會和工業(yè)社會不同類型的對比�？椎虏�對工業(yè)社會類型的特征做了概括[6]， 他強調的特點有：科學而合理的勞動組織；
人的主要活動表現為從對他人的戰(zhàn)爭和掠奪(孔德認為這是軍事類型社會尚武精神的表現)轉向開發(fā)大自然；
產業(yè)工人和資本家兩大階級集團的形成和對立等等。在孔德看來，認清傳統(tǒng)的軍事社會和現今工業(yè)社會的對立，理解社會由神學階段的軍事尚武型向實證階段的工業(yè)科學型轉化時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和道德問題，并著手去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是證實社會學的關鍵。不過，在孔德那里，社會發(fā)展被假定為單線式的，西方世界的過程則是人類的先驅。

　　稍晚于孔德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突出地發(fā)展了傳統(tǒng)社會與現代社會等社會類型的理論，而且與孔德的單線進化觀點直接對立。他說：“認為全世界各野蠻的以及文明的種族所呈現的各種形式的社會都只是一種形式社會演進的各個不同階段，這是一種嚴重的偏見。實際是，社會各種類型，正如個別有機體的類型一樣，并非形成一個系列，而是可劃分為分散的群體�！盵7] 因此取代孔德歷史的邏輯的是生物學基礎上的類比法。于是，軍事社會與工業(yè)社會的類型，不再被看作簡單的歷史發(fā)展中的兩個階段，而是被看作一定社會條件下社會組織結構和管理形式的特征。強制性社會組織與協作型社會組織成為后來社會學分析的兩個廣泛運用的基本模式，發(fā)展出各種變形。

　　滕尼斯提出的“公社”(Gemeinschaft) 和“社會”(Gesellschaft)概念，表明社會學“傳統(tǒng)—現代”比較類型學模式的初步形成。滕尼斯已用人們社會行動的不同方式及動機(如“本質意志”與“選擇意志”來說明社會結構形式的不同類型，并在社會學理論的、應用的和經驗的三個層次上，應用這對分析范式來說明各種社會行動趨向、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社會集團。社會學類型漸漸脫離實體性概念的形式，顯出越來越清楚的社會學類型的特點。與孔德和斯賓塞不同的是，在滕尼斯那里，體現“傳統(tǒng)”型的“公社”并不表現武力和強制，它表明人們尚處在一種有機的聯合之中，而代表“現代”型的“社會”則不一定完美，它表明機械的方式成為主宰。滕尼斯從“社區(qū)時代”走向“社會時代”的思想從一個獨到的方面展現了現代性過程，這種分析中“隱含的真誠共同體與人為社會之間的對照，持續(xù)影響著大多數社會分析”[8]。

　　迪爾克姆社會學理論的中軸是“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但在“機械的”和“有機的”兩詞使用上卻賦予了跟滕尼斯相反的意義：“機械的”一詞在“傳統(tǒng)”的意義上被使用，而“有機的”則在“現代的”意義上被使用。因為在迪爾克姆看來，正是合理的社會分工，把我們從傳統(tǒng)社會無差別、同質性的組織結構和“集體意志”中分化出來，成為功能上相互依賴的有機整體。這兩種社會類型在分工系統(tǒng)、法律系統(tǒng)、價值系統(tǒng)、社會控制系統(tǒng)等方面所表現的不同上，已經可以看到分析社會結構及其變遷過程的社會學模型。

　　不管迪爾克姆與韋伯在觀點上多么不同甚至對立，他們作為西方社會學的經典代表，在社會學學科化方面是有同樣重要貢獻的。迪爾克姆使社會學脫離了以前與哲學、史學、心理科學糾纏在一起的模糊領域，確立了自己的獨特地位，而社會學類型方法的建立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步驟。這種類型學方法，在迪爾克姆那里主要表現為分析社會結構層次的范式，而在韋伯那里則進一步擴大為分析個體行動(互動)、社會結構和文化符號諸層次上的范式。韋伯把行動分為四種類型——目標合理的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激情的行動、傳統(tǒng)的行動，并認為，在傳統(tǒng)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傳統(tǒng)的和激情的這兩種非理性的行動，在工業(y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則是目標合理的和價值合理的行動。其中，在韋伯看來，又只有目標合理的行動才是絕對合理的行動。韋伯認為，這種目標合理的行動的作用日益加強，范圍日益擴大的過程就是“合理化的過程”。這一點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用合理的科層制來管理經濟和國家上。所謂科層制，就是分級分部門分職責的管理制度�？茖又频闹卫砼c傳統(tǒng)的治理和神授的治理不同，它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韋伯自己說：“科層制的管理就是通過知識來統(tǒng)治，它的特殊合理性就在于此。”[9] 韋伯對權威類型或支配類型——傳統(tǒng)型、魅力(Charisma)型和法理型——所做的分類中，更明顯地表示了在結構分析上的傳統(tǒng)和現代兩種理想類型。韋伯正是通過這一步驟，最終確立了“傳統(tǒng)一現代”的社會類型分析框架，而它一直是后來社會發(fā)展和社會現代化研究的原型。

　　處于迪爾克姆和韋伯之間的齊美爾，特別是他關于“形式”的觀點，在微觀領域完成了社會學的類型化方法。齊美爾還從互動形式和群體規(guī)模在個體參與程度上的不同反映，說明社會的發(fā)展是隨著群體規(guī)模的擴大、同時社會分化加劇，因而由同質性向異質性轉化的。

　　在后來的帕森斯社會學分析中，無論是分析個人行動還是分析社會結構，傳統(tǒng)和現代也是立論的重大根據之一。帕森斯廣泛吸取了古典社會學的學術資源——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迪爾凱姆的社會事實及集體意志表象的思想、齊美爾的形式互動論，更新了滕尼斯傳統(tǒng)/現代的二分法，例如，情感性、擴散性、特殊性、先賦性、公益性的行動構成傳統(tǒng)社會的特征，而現代社會的特征則反映在中立性、專一性，普遍性、自致性、私利性的行動上。帕森斯建立了以社會共享價值為核心的個人社會化理論，以五大行動模式變項刻畫了社會行動的現代性轉變，闡述了社會系統(tǒng)的結構分化與功能整合，揭示了個人的可整合性與社會的秩序性之間的一體關系，以一種巨型理論“創(chuàng)立了當代社會學論戰(zhàn)的框架”（亞歷山大）。

　　同樣，現在社會學新三圣——吉登斯、貝克、哈貝馬斯——也無不這樣那樣地涉及現代和傳統(tǒng)的問題。當然，在他們那里，無論在視野的廣度上，還是理論的深度上，已經在原來的基礎上大大推進了。這一點我們在后面將會看到。

　　由上可見，傳統(tǒng)和現代是社會學想繞也繞不開的問題，它們跟社會學的關系可以說是身影相隨，他們之間存在著不解之緣。今后，社會學仍將不斷根據新的實踐來處理傳統(tǒng)和現代的關系，深化對它們的認識。

　　二、“傳統(tǒng)和現代”與現代化和現代性

　　分析“傳統(tǒng)和現代”的問題，不能不涉及歐美的現代化理論，也不能不涉及傳統(tǒng)和現代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

　　（一）“傳統(tǒng)和現代”與現代化理論

　　歐美的現代化理論包含了兩個重要的理論預設。其一是傳統(tǒng)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二元對立。由于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變遷，現代社會從各個方面都呈現出與傳統(tǒng)社會截然不同的性狀和特征。這種傳統(tǒng)和現代客觀上的“斷裂帶”和主觀上的“斷裂感”，使二元對立觀點具有了廣泛的符號和象征意義，成為一種經典的現代社會理論圖式和方法。歐美現代化理論的另一重要預設是“歐洲中心主義”。正如德里克所言：“歐洲中心主義是這樣一種中心主義，它在歷史進程中已經橫掃全球……，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地步，不提及歐洲中心主義，談歷史就是毫無意義的。”[10] 這一預設曾經主導了現代化以來的歷史敘述，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被認為是歐美式的現代化向邊緣區(qū)域的擴散和復制的過程。按照這兩大預設的邏輯，社會學本土化是一種與本土社會文化傳統(tǒng)無關的、學術“歐化”過程。

　　歐美現代化理論的這兩個理論預設，都是很難站得住腳的。

　　首先關于傳統(tǒng)和現代之間存在“斷裂帶”的問題。事實上，不能把傳統(tǒng)和現代這兩者簡單割裂開來、截然對立起來。我們多年前提出的作為一種新型現代化理論的社會轉型論，主張傳統(tǒng)和現代這兩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一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就中國社會來說，盡管傳統(tǒng)因素還廣泛存在，并在某些方面還這樣那樣地起著主導作用，但是現代因素也顯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越來越在更多的方面起著主導作用，早就不是那種典型的傳統(tǒng)社會了，據此我們把中國社會叫做“傳統(tǒng)型社會”，而不簡單說是“傳統(tǒng)社會”；
而且，分別看來，純粹傳統(tǒng)的東西也很難找到，總是多多少少、程度不同的帶有一些現代特點，可以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時，傳統(tǒng)因素不僅可以轉化為現代因素，而且如果方針和做法正確，還可以成為促進現代化的深層因素，例如，對東方集體主義的重塑和開發(fā)，就可以成為這樣的深層因素。即使將來現代因素在各方面實際上都起主導作用了，傳統(tǒng)因素也仍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存在，成為現代生活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那時，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現代社會。所以，我們并不把傳統(tǒng)看作包袱，而是看作一種可資利用的資源。我寫過文章，提倡“開發(fā)傳統(tǒng)，服務現代”[11]。用這種觀點來看中國社會轉型，就能知道它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就社會整體來說，它是一個從傳統(tǒng)因素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轉變?yōu)楝F代因素占主導地位的過程。但是在這個總過程中，既有從傳統(tǒng)向現代轉變，又有現代向傳統(tǒng)的轉變，既有傳統(tǒng)向傳統(tǒng)的轉變，又有現代向現代的轉變。這些復雜、交叉的進程成為當前中國社會快速轉型的顯著特點之一。

　　歐美現代化理論，其集中表現是20世紀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在傳統(tǒng)和現代的關系上可以說是“成于斯，敗于斯”。成于斯是它提出了從傳統(tǒng)向現代轉型的問題，敗于斯是它把傳統(tǒng)和現代截然對立起來。一方面，20世紀中期以前，尚處在初創(chuàng)期的現代化理論就能夠通過傳統(tǒng)和現代的分析框架，以一種廣闊的視野來透析現代性的未來走向，并將現代性之全球化進程預含在自己的理論構架之中，這種理論特質不僅使現代化理論本身具有明顯的動態(tài)性與生長性，而且一直保持著對當代社會學的諸多理論探索和經驗研究浸潤、滋養(yǎng)和孵化效應。無疑，這是不容易的。這就是“成于斯”。但是另一方面，把傳統(tǒng)和現代截然對立起來這一根本的理論缺陷，又極大地限制了這些效應的發(fā)揮，也使它日益被具有更深廣視野的現代性所替代，這又是它的“敗于斯”。

　　其次，歐洲中心主義的片面性。正如社會學本土化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合理思想和優(yōu)秀文化的匯聚、傳統(tǒng)與現代因素的互動的產物一樣，這種世界性的互動旅程形成了紛繁多樣、形質各異的本土社會學，使社會學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歐洲淵源和意涵，成為了一種真正的全球性文化和學術現象。顯然，以二元對立圖式和歐洲中心主義為預設的現代化理論不能合理地敘述和闡釋社會學木土化現象和其他許多理論問題。

　�。ǘ�）“傳統(tǒng)和現代”與現代性理論

　　從上世紀最后20年以來，社會學理論越來越面臨從本土現代化視野向全球現代性視野的重大轉變。由于當代社會學對現代社會發(fā)展進程不斷深化的認識，逐漸把握了各國現代化過程中蘊含的更為深層的趨勢——現代性之全球進程，最終促成了社會學理論從本土現代化視野向全球現代性視野的大轉移。可以說，現代化僅僅是現代性的表狀和具象，是現代性進程激發(fā)的全球各地區(qū)本土的、地方的、民族的初步回應，以及相應的方案、策略、措施等；
現代性則是現代化的深層趨勢和持久進程，它使得各個本土的、地方的分散生活場景逐漸融入了世界性、全球性的社會實踐過程，成為了其中一系列充滿意義、多種多樣的環(huán)節(jié)和部分。我們因而給予這樣的刻畫：現代性是不斷成長的，現代性可以更進一步地解釋為人類生活和組織模式即社會實踐結構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邁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過程。顯然，社會學理論視野從本土現代化擴展到全球現代性，越來越展示出人類社會生活可能存在著一種共享價值和共同目標。當代社會學理論的思想蘊力也因之更為深刻、豐富、淳厚、悠遠。

　　約20世紀80和90年代，社會學理論視野的這一全球性轉變已成大勢，在新舊世紀交替期間現代性話語愈益強盛，基本確定了現代化話語在社會學理論中的淡出之局。這一點也許可以更好地解釋為什么當代社會學家越來越普遍地傾向于以現代性作為理論范式，而曾經稱雄一時的現代化范式卻如昨日黃花，以往的盛景已然不再。例如，從當代社會學的“新三圣”——吉登斯、貝克、哈貝馬斯的思想來看，吉登斯主張從社會學與現代性的獨特關系來理解和界定社會學，他認為，與人類歷史的任何其他階段相比，在現代西方誕生了一系列氣勢恢宏的變遷，但同時這些變遷也越來越波及全球；
“社會學”的任務就是要致力于分析20世紀晚期我們自己生活的這個新興世界的特性[12]。在貝克看來，現代性的成長造成了當代社會的極大困惑，他提出并建立了“風險社會”與“世界風險社會”的理論，認為我們正在經歷“第二次啟蒙”、“第二次現代化”或“新現代化”，說明了當代社會學必須對第二次現代化是“沒落的景象”還是“成功的景象”[13]進行診斷和求索。哈貝馬斯的觀點是，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他描述了人類生存結構的當代變遷：大眾傳媒創(chuàng)造了“分散公眾”，教育革命推動了知識大眾化和教育世俗化，科技創(chuàng)新成為了后工業(yè)社會的基礎，也改變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動搖了以往的倫理原則[14]。這些都表明當代社會學研究一直在關注現代性的最新趨勢。

　　還有一些社會學家以批判的眼光注視著現代性的發(fā)展，如沃勒斯坦認為有兩種不同的現代性——“技術的現代性”和“人類自我解放的現代性”，以往現代性過程注重的是技術的現代性，因而背離了人類解放的目標，他主張結束這種“假的現代性”而開始“真正的現代性”[15]。一些采取后現代主義立場的學者對現代性持批判性認識日益深化，他們越來越注意到這一過程自身的不斷轉變，如鮑曼用流動性來比喻當代現代性的特征，指出傳統(tǒng)和舊秩序被扔進流動現代性的時代“熔爐”接受溶解的考驗，并以從沉重過渡到輕快、從固態(tài)過渡到液化或流動的過程來描述現代性的現時狀態(tài)[16]，W.韋爾施則指出，后現代絕不是一種超現代和反現代，后現代是激進的現代（radikal-modern），而不是后-現代（post-modern），他把“后現代”視為當今現代性的一種特征，認為“我們的現代是具有后現代特色的現代”[17]。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性極大地擴展了對于傳統(tǒng)和現代關系的理解：現代性就是社會不斷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而在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又不斷產生自己相應的新傳統(tǒng)和更新的傳統(tǒng)。這實際上就是我們主張和堅持的廣義轉型論的基本觀點。

　　三、認識的新階段：現代的成長和傳統(tǒng)的發(fā)明

　　從上述廣義轉型論的觀點，那么究竟如何來理解“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呢？在我們看來，傳統(tǒng)與現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狀態(tài)，它們兩者是一體相聯、互為表達、彼此推進的：沒有現代也就無所謂傳統(tǒng)，傳統(tǒng)揭示了現代的另一種面相。我們從“傳統(tǒng)的發(fā)明”與“現代的成長”過程來看待和解釋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18]，并認為，傳統(tǒng)與現代的這種深刻蘊意，使得廣義轉型論成為了社會學的一個不老的論題。

　　傳統(tǒng)確實與過去有至關重要的聯系，因為傳統(tǒng)源于過去。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過去。我們的觀點是：第一，傳統(tǒng)是保留在現代人的記憶中、話語中、行動中的那一部分過去；
第二，傳統(tǒng)是被現代人從過去之中精選出來的，由于現代人的選擇這部分過去才得以留存下來，第三，由于現代人的反復實踐和應用，這些留存的過去獲得了傳統(tǒng)的意義；
第四，現代人通過對過去“重構”的方式生產出傳統(tǒng)，而這是一個集體的和社會的行動過程。所以，傳統(tǒng)源于過去，是“活著的過去”，是能夠“活到”現在的那一部分過去。所以，作為活著的過去，傳統(tǒng)也是“現在”，甚至會是“未來”，因為它們往往會蘊生出更為長久的社會趨勢。在我們看來，“傳統(tǒng)”是相對于“現代”才體現出自身的意義，傳統(tǒng)是現代的一種“發(fā)明”，是現代的另一種表達，也是現代的一種最真實的印證。正是有了“傳統(tǒng)的發(fā)明”，也就有了“現代的成長”；
正是有了“現代的成長”，現代性、社會轉型研究也就始終會面對“傳統(tǒng)與現代”的過渡。

　　英國歷史學家從寬闊的視野分析了“傳統(tǒng)”，指出，傳統(tǒng)實質上是在現代社會生活中“被發(fā)明的”，它們被“插入”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過去之中；
那些表面看來或者聲稱是古老的“傳統(tǒng)”，其起源的時間往往是相當晚近的�！氨话l(fā)明的”傳統(tǒng)與歷史意義重大的過去存在著聯系，其獨特性在于它們與過去的這種連續(xù)性大多是人為的（factitious）——它們參照舊形式來回應新形勢，通過近乎強制性的重復來建立自己的過去。英國歷史學家們還認為，“傳統(tǒng)”與現實的實踐常常是反向相關的，比如，當沒有馬的時候，騎兵軍官軍禮服上的踢馬刺才顯得更為重要；
律師的假發(fā)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發(fā)后，才獲得了它們的現代含義[19]。因此，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能夠告訴我們，現代人如何運用歷史來生產出行動的合法性依據以及社會團體的黏合劑。

　　如果說“人類在認識自己這一點上，永遠是在路上”[20]，那么同樣道理，作為現代人，我們對于自己“發(fā)明傳統(tǒng)”與“推進現代”的認識，也是在路上。當代人類學以回訪來探查從“傳統(tǒng)”轉向“現代”的邏輯，如我國人類學家莊孔紹論述了“回訪和人類學的再研究”，分析了回訪的兩種情形：對知識失誤的訂正、加強學術的可信度，以及對跨時空文化的觀察與詮釋、綜觀人類知識的遞進。他特別強調，還有一種回訪的經歷需要給予注意的，特別是數十年間的社會文化變遷中人類學須看到文化再造和知識再造的內容�！�…博羅夫斯基正是需要對照先前人類學家的民族志才得以發(fā)現這個“再造的傳統(tǒng)”。博羅夫斯基因“溫故”才得以“知新”[21]。在這里，通過當代人類學對博大精深的意境的追求——把握文化再造和知識再造，把握處于“再造的傳統(tǒng)”，通過不斷回訪“傳統(tǒng)”而更加明辨“現代”，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對于充滿睿智的現代人，“傳統(tǒng)”與“現代”始終應當是相互規(guī)定和相互揭明的。

　　所以，“傳統(tǒng)的發(fā)明”和“現代的成長”顯示了一種學術智慧：并非在“傳統(tǒng)”之后才有了“現代”，恰恰相反，我們是因為有了“現代”而發(fā)生“傳統(tǒng)”——現代人所說的“傳統(tǒng)”是為“現代”而生的，因為惟有“現代”才能賦予“傳統(tǒng)”的意義；
“傳統(tǒng)”只有通過“現代”才能獲得自身的規(guī)定，而且惟有當“傳統(tǒng)”與“現代”相聯系和對應時，它才可以被我們思考和把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傳統(tǒng)”實質上就是“現代”的另一面，是對“現代”更為深刻的表達和揭示。除此之外，“傳統(tǒng)的發(fā)明”也啟示了我們：只要我們仍然在現代的旅途中，“傳統(tǒng)的發(fā)明”就不會終結，因為邁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過程總會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傳統(tǒng)，傳統(tǒng)與現代的這種對照也就使得廣義轉型論成為了一個“不老的論題”。

　　總之，社會學以及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的研究反復說明了，傳統(tǒng)與現代實質上是現代性過程的兩種面相，現代正是由于不斷與傳統(tǒng)的對比，顯示出自己是現代；
傳統(tǒng)構成了現代開拓和成長的因素，構成了現代的資源。正是因為傳統(tǒng)的更新與現代的拓展而使現代性能夠不斷獲得新的動力。所以，把傳統(tǒng)向現代轉變的研究視為已經過時了而一筆勾銷，代之以從現代向現代的轉變這個新議題，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是說不過去的。這也正是我們主張的廣義轉型論與新布達佩斯學派伊亞爾、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張的狹義轉型論或所謂“新古典社會學”的重大理論分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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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1卷第256頁。

　　[2]同上書第253，253，254頁。

　　[3]同上書第253，253，254頁。

　　[4]同上書第253，253，254頁。

　　[5]參見：鄭杭生、劉少杰、張金榮主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史》，高教出版社，2006年6月。

　　[6] 參見雷蒙·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一書中論孔德部分的有關分析。

　　[7] 斯賓塞：《社會學研究》，紐約，1891年，第32頁。

　　[8]布賴恩·特納：《社會理論指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

　　[9]韋伯：《經濟一社會》第1卷科隆柏林1964年版第162—163頁。

　　[10] 德里克：《后革命氛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P166。

　　[11] 參見拙作：《當前中國比較文明研究的任務》，《社會科學輯刊》，1994，第二期。

　　[12]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37．

　　[13]烏爾里�！へ惪�、約翰內斯·威爾姆斯：《自由與資本主義——與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藢υ挕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33．

　　[14]尤爾根·哈貝馬斯：《后民族結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1、52．

　　[15]伊曼努爾·沃勒斯坦：《自由主義的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43．

　　[16]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259．

　　[17]沃爾夫岡·韋爾施：《我們的后現代的現代》，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9．

　　[18] 關于“傳統(tǒng)的發(fā)明”與“現代的成長”的觀點，在我和楊敏教授合作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所涉及，有所論證。

　　[19] E.霍布斯鮑姆、T.蘭格，《傳統(tǒng)的發(fā)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1、2、4．

　　[20] 莊孔韶：《發(fā)現“虎日” 》，成都日報，2006年6月23日，http://www.newssc.org/gb/Newssc/meiti/cdrb/fk/userobject10ai1014940.html

　　[21] 莊孔紹等著：《時空穿行：中國鄉(xiāng)村人類學世紀回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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