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鄧小平對當代中國國家體制的四大貢獻

　　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一點，舉世公認。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為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成功立下了不朽功勛，但并非人人都知道他為中國國家體制的現(xiàn)代化和正�；�作出的巨大貢獻。闡述鄧小平同志經(jīng)濟改革思想和實踐的論著早已汗牛，研究他關于國家體制建設理論與貢獻的文章似乎不多，本文就是想在這方面作點嘗試。全文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鄧小平同志對我國舊國家體制的分析；
第二個部分討論他的“一國兩制”決策的國內(nèi)意義；
第三部分介紹他的黨政分開思想；
第四部分重溫權力下放思路；
最后，讓我們看看他對我國國家元首體制作了何種意味深長的探索。

　　一、舊國家體制的主要弊端

　　1980年8月18日，似乎是個平凡的日子，世界上沒有國家開戰(zhàn)，也沒有公主出嫁，王子迎親，但在中國，卻因為一位老人的講話而使這個日子在歷史上像一枚永遠不會被磨損的金幣一樣閃閃發(fā)光。這個老人是鄧小平，那篇講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個老人因為那篇講話而增加了他在世界領袖之林中的高度，那篇講話因為這個老人而獲得了振聾發(fā)聵的響度。鄧小平同志在那篇講話里深刻地將一次國務院人事變動提高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高度來認識，這是他不多的幾次對他的改革措施進行意義闡釋中的一次。因為這次闡釋，使我們認識到，他不僅是一個改革的設計師和工程師，也是一個深邃的思想家。

　　在鄧小平看來，他領導的那次國務院人事變動出于四點考慮：一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
二是兼職、副職不宜過多；
三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一黨代政的問題；
四是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2這些考慮建立在鄧小平對我們黨和國家現(xiàn)行具體制度中一些弊端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他在講話中以偉大政治家的無畏精神提出了“五象弊端說”。這“五象”是：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xiàn)象，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3

　　現(xiàn)象不是本質(zhì)。根據(jù)鄧小平的分析，上述五種現(xiàn)象都來源于一個本質(zhì)，那就是被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所強化了的封建主義殘余。他指出，“我們在講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時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4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是什么呢？在鄧小平領導下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明了這一點：“他（指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xiàn)象逐步發(fā)展�！�5鄧小平還指出，“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6這就是說，我們現(xiàn)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的弊端是毛澤東晚年錯誤和封建殘余相互疊加形成的。被稱為“封建主義”的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的弊端可以列舉出許多，但核心是專制主義；
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也有一些，但首要的是個人專斷。因此可以說，改革前我國國家體制的根本弊端就是權力過分集中：公民個人的權力過分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的權力過分集中在黨委手里，地方的權力過分集中在中央手里，中央的權力過分集中在黨的最高領導人手里。這就是從鄧小平同志的分析中必然會引申出來的結論。

　　二，“一國兩制”

　　扳起手指，數(shù)鄧小平同志一生功績，扳到第三根手指，恐怕就要數(shù)到香港回歸了。既要收回香港主權，又不能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wěn)定，這就是歷史出給鄧小平同志的一道難題。鄧小平同志圓滿回答了這個問題，獲得了120分的好成績。其中，100分給正題，20分給附加題。正題是完成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附加題是在國家體制上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

　　鄧小平同志答卷的標題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他自己稱這是一個構想，或者也可以稱為一種模式，用它解決歷史遺留的國家領土爭端問題。這很容易使人把這個構想只當作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來看待，只注意它的戰(zhàn)略和策略價值：既要收回主權，又不能發(fā)生武裝沖突；
至多注意到它的國際意義：為其他國家解決同類問題提供一個成功的案例。鄧小平同志自己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時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范例�！�7

　　如果據(jù)此認為鄧小平同志只看到他的“一國兩制”構想國際意義的一面，沒有看到它對中國國內(nèi)政治體制和國家體制的意義，那就錯了。1990年2月17日，他接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時說：“你們經(jīng)過將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xiàn)在，而且包括將來；
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8

　　鄧小平同志此處的“歷史意義”微言大義，他沒有明確指明其含義。在筆者看來，“過去的歷史意義”可以被解釋為破鏡重圓，收回了清王朝丟失的國土，全體中國人都有岳飛曾經(jīng)想有的豪邁：正從頭，收拾舊河山；
“現(xiàn)在的歷史意義”是既可和平收回香港，又可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wěn)定，未費一兵一卒，再獲東方明珠，中國的綜合國力大為增強；
“將來的歷史意義”最為豐富，仁者可以見其仁，智者可以見其智，以本文愚見，它可以從三個方面解讀：第一，它對解決臺灣問題的示范意義；
第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里，中國將開展兩種制度的和平競賽，香港可以從大陸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里汲取有益的東西，大陸也可以從香港比較成熟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里學到現(xiàn)代化管理經(jīng)驗，從兩種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爭到和平共處，并平等競賽，這是從制度層面解決了鞏固改革成果問題。第三，“一國兩制”框架結束了中國從秦帝國誕生后就延續(xù)下來的單一制國體的歷史，開始了復合制國體的新時代。單一制國體指的是中央集權制國體，復合制國體通常指的是聯(lián)邦體制，地方擁有相對獨立的立法權，因此，典型的復合制國體一般是同一種社會制度下的政治權力的縱向分割，而鄧小平同志設計的“一國兩制”卻是兩種社會制度下國家治權的縱向分割。這是一個偉大的創(chuàng)造。鄧小平同志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1984年10月對外籍華人科學家說：“‘一國兩制’，馬克思沒有說過，世界歷史上沒有過，這是我們從實際遇到的問題即香港問題、臺灣問題提出來的。”9無須贅述，鄧小平同志創(chuàng)造的新型復合制國體對于在國體層面解決黨和國家制度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這也是他對中國當代國家體制的第一個偉大貢獻。

　　三，黨政分開

　　鄧小平同志對當代中國國家體制的第二個貢獻是著力解決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問題。在他看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現(xiàn)象重要就是黨政不分造成的。他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shù)�、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10

　　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一方面，堅持共產(chǎn)黨的領導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
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黨的領導變成個人領導，不能以黨代政。在鄧小平同志看來，處理好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兩個方面，一是黨和政府領導人在職務上分開，這就是他主導1980年國務院領導成員變動的主要思路，在那次調(diào)整中，華國鋒、李先念、陳云、徐向前、王震和鄧小平本人都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職務，鄧小平對此的解釋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
11二是不兼任政府職務的黨的領導人也不能對政府的工作干預太多，他說：“黨政分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黨要善于領導，不能干預太多，應該從中央開始。干預太多，搞不好倒會削弱黨的 �！�12

　　黨政分開問題甚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提了出來，在那次會議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做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黨內(nèi)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xiàn)，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這樣，大家就什么問題都不用思考了�！�13但是，直到1986年，也不能說黨政分開問題已經(jīng)得到妥善解決。在這一年，鄧小平同志先后十次向黨內(nèi)外和國內(nèi)外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幾乎每次都提到黨政分開問題，他甚至把黨政分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他在1986年9月13日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說：政治“改革的內(nèi)容，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14

　　從那時到現(xiàn)在，又是18年過去了，黨政分開問題是否已經(jīng)解決得象鄧小平同志期望的那樣好還未有定論，但黨政關系正在漸漸接近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正常狀況則是可以肯定的，而如果說這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來自鄧小平同志，恐怕沒有人會表示懷疑。

　　四，權力下放

　　權力過分集中，既有同一個層次上橫向的權力集中問題，也有上下級之間縱向的權力集中問題。就橫向集中來說，舊體制的特點是一切政府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集中于幾個書記，書記的權力集中于第一書記；
就縱向集中來說，是一切下級的權力集中于上級，全國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因此，要解決黨和國家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既要從橫向上解決，也要從縱向上解決。在橫向上解決的主要辦法是黨政分開，在縱向上解決的主要措施是權力下放。

　　對這些關系，鄧小平同志洞若觀火。1986年，他多次闡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思想一次比一次深刻，思路一次比一次清晰。尤其是9月13日對中央財經(jīng)領導小組負責人的談話具有綱領性質(zhì)，他提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三項主要內(nèi)容：“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第二個內(nèi)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nèi)容是精簡機構�！�15

　　可能會有些人對鄧小平同志把權力下放和政治體制改革聯(lián)系起來感到困惑，以為權力下放至多是一項政策措施，看不出它有何體制意義。不能說這種困惑完全沒有來由。如果權力下放象中國歷史上循環(huán)往復所做的那樣，權力今天放，明天收，一放就亂，一收就死，那它確實沒有體制建設上的價值。但鄧小平同志所設想的權力下放不是這種。他構想的權力下放包含兩個方面：第一是“真正權力下放，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
16第二是“企業(yè)下放，政企分開”。17請注意，鄧小平同志主張的是“真正”權力下放。什么是真正的權力下放？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權力下放。

　　這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都有體制改革方面的深遠意義。我們都知道，舊體制被西方研究界稱為全權體制，其特點之一是政治權力支配一切，特別是政治權力對經(jīng)濟的支配。企業(yè)下放，政企分開，是對全權體制的一項深刻變革，減少了政治對經(jīng)濟的干預，中國今天已經(jīng)從全權體制過度到一個市場經(jīng)濟國家，政企分開的改革功不可沒。而不再被收回的真正權力下放，具有加強基層自治和建設地方民主的意義，這一方面可以推動中國繼續(xù)沿著復合共和制國體方向發(fā)展，另一方面可以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現(xiàn)代化，使中國的政治文明逐步達到當代世界的高度。

　　特別要強調(diào)的是，通過權力下放來發(fā)展民主，充分體現(xiàn)了鄧小平同志一貫的既深思熟慮又高瞻遠矚的政治風格。說他深思熟慮，是因為他充分考慮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發(fā)展民主，不能一步到位，必須分步實施；
說他高瞻遠矚，因為他規(guī)劃的改革措施，既有具體步驟，也有遠大目標。

　　五，國家首腦實權制

　　1989年10月，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讓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擔任，這是后毛澤東時代以來黨的首腦第一次兼任軍隊統(tǒng)帥。1992年9月，在鄧小平同志生前召開的最后一次黨代表大會（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總書記被提名為國家主席，并在第二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當選，這是自50年代后期以來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由黨的首腦出任國家元首。在毛澤東同志晚年，中國不設國家主席，沒有國家元首，只有行政首腦，即國務院總理。在鄧小平同志復出后，恢復了國家主席一職，但基本上是個榮譽職位，從歷任主席（宋慶齡、李先念、王震、楊尚昆）來看，一般是元老擔任元首，在黨內(nèi)不擔任實際領導職務，除了李先念擔任中共中央常委，其他人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組成人員。

　　9年前，為了黨政分開，一大批黨的主要領導人不兼任國務院領導職務；
9年后，黨的最高領導人卻兼任起國家元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又是為了什么呢，這不是與黨政分開的原則矛盾嗎？不矛盾。黨的主要領導人不兼任國務院領導職務是為了黨政分開；
黨的最高領導人兼任國家元首是為了更好地黨政分開�？梢哉f，讓黨的首腦出任國家元首和軍隊最高統(tǒng)帥，使中國國家元首實權化，是鄧小平生前為中國國家體制現(xiàn)代化所做最后一個重大貢獻。

　　根據(jù)政治學的基本原理，政治權力與經(jīng)濟權力、社會權力應當分開，但國家主權必須統(tǒng)一。一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征，國家元首不由黨的領袖擔任，如果不是導致國家元首職位的虛置，便會導致黨的領袖職位的虛化，或者導致代表國家主權的最高名義權威與最高實際權威的分離。黨政在主權層次從職務上統(tǒng)一，是為了黨政在行政層面從職務上更好地分開。如果沒有主權層次上的統(tǒng)一，黨政分開很容易導致黨政分離。最好的黨政分開模式便是黨通過國家政權來行使領導職能，黨的職能不是代替政府官員行使權力，也不是與政府官員分享權力，而是通過挑選、任命自己的候選人去擔任政府首腦職務，以確保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能得到貫徹和實施。從這個意義上說，黨政分開不是左右分開，而是前后分開：黨更多地在幕后扮演角色，政更多地在前臺發(fā)揮職能。一旦黨的首腦出任國家元首，他也是在幕后發(fā)揮黨的領袖作用，在前臺行使國家元首職權。

　　本文從五個方面重溫了鄧小平同志對當代中國國家體制的巨大貢獻，由于篇幅所限，論述不夠充分，但從這些回顧里仍然可以作出如下結論：鄧小平同志不僅是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他知道，如果說經(jīng)濟體制改革是登泰山的話，政治體制改革便是移泰山。他希望我們要有愚公的精神�！案母锊粌H是這一代人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18這便是他老人家留給后代的改革遺囑。

　　注釋：

　　1 此文與劉永彪博士合作撰寫。

　　2 參見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載《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1頁，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10月第3次印刷本，北京。

　　3 同上注，第327頁。

　　4 同注1，第333頁。

　　5 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1895——1995世紀檔案》，第570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12月，北京。

　　6 同注1，第334頁。

　　7 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第29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8 參閱《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2頁，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10月第3次印刷本，北京。

　　9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第293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10 同注1，第328-329頁。

　　11 同注1，第321頁。

　　12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第357-358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13 同注1，第141-142頁。

　　14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第362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15 同上注。

　　16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第355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17 同上注，第371頁。

　　18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第368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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