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言論活動
發(fā)布時間:2020-05-25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一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和朋友丁東曾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文革”民間思想概觀》。1當時我們的想法是想從主流思想之外，尋找民間思想的脈落，在那篇文章中，我們已經注意到了在主流思想以外，肯定有民間思想存在這一判斷。多年來我們還在以不同方式搜尋這方面的材料。后來我們讀到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2非常激動，雖然我們對民間思想的理解稍有不同，但我們共同的思路是要充分注意和評價，在專制時代所有不同聲音的價值和意義以及這些不同聲音的傳達方式和社會反映。
當時我們雖然主要做的是有關“文革”時期的研究，但我們的思路卻沒有僅僅局限于“文革”，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專制時代，并非從“文革”始，它還有更長的歷史，當時我們比較多的注意到了1957年的“右派”言論，特別是林希翎、譚天榮等學生“右派”的言論，一些不知名的“右派”上書，還有陳寅恪的舊體詩，張中曉的隨筆和顧準的書信等。由于材料的局限，我們當時較多注意了已經公開出版的相關史料和人們經常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現在看來這是遠遠不夠的。
2001年2月到4月間，我有機會到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做兩個月訪問研究，承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指點，我看到了這里收藏的一套《內部參考》（1949－1964年），這是當年新華社為了解社會動態(tài)，逐日編寫的一本供高層看的內部資料，由當時的參考消息編輯組編印。我從這里發(fā)現了大量有思想價值的材料，而這些材料都出自那些默默無聞的知識分子之手，他們因為這些超前的思考，肯定難逃專制時代的悲劇命運，而他們的思想，因為極少進入媒體，隨著時間的流逝，也早已被人遺忘�？吹竭@些材料，我感到有必要把他們重新介紹出來，供日后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參考。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謂民間知識分子，和我過去的理解稍有區(qū)別。因為我注意到，在1957年，像林希翎、譚天榮或者比他們更為人所知的“大右派”的言論，雖然也不見容于當時的政權，但因為他們的言論基本上進入傳媒（雖然是作為批判或者罪證），多數已為人所知。對一般思想史研究者來說，他們已不會被遺忘。我在本文中所用“民間知識分子”的概念更為狹窄，主要是指那些更不為人所知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所處的地域、職業(yè)、本人所有的知名度等等因素，他們沒有在社會上造成轟動效應，或者因為他們當時的思考是以大字報、投稿或給中央領導上書形式出現的，而這些東西既沒有發(fā)表，也沒有傳達，它只是作為一種了解當時政治變化的動態(tài)，以情報的方式在極小的范圍內傳播。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評價，這些東西的價值是很獨特的。
1957年夏天，由于有所謂“鳴放”的號召，當時中國的輿論相當活躍，人們一時間把多年的不滿都發(fā)泄出來，這時期內，深刻準確也恰中要害的言論隨處可見，許多言論，就是今天聽來，也沒有過時之感，但因為這些言論多少都有一些情緒色彩，雖然尖銳，但并不在我的選擇視野之內、我對材料的取舍標準是這樣的：
1、經過系統(tǒng)思考的東西，不是只言片語；
2、成文的綱領或者文章；
3、超越個人處境和具體生活遭遇的思考；
4、涉及國家制度和人類文明發(fā)展方向；
5、相對具有理論色彩而不僅僅是一時的政策建議等。
二
1957年西南農業(yè)學院有四個學生，以“真理塔”為筆名，在學校舉行的自由論壇上，以《請黨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計農民的革命性》為題，四人分段做了演講。
這個綱領性的發(fā)言很值得注意，受到許多教授、講師的贊同。這些觀點從整體上看，并沒有什么特別深刻的地方，但它對農民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和要求，卻說了一些真話，特別是對農民的真實生活處境，有很深入的分析。
他們認為，當時中國農民的生活非常艱難，他們的負擔已經很重�！袄U公糧、賣余糧、上夏征稅，買公債、賣豬羊……然而他們喂肥了豬但最少吃肉，他們辛辛苦苦種了水稻而最少吃米，他們忍饑挨餓，節(jié)衣縮食來建設社會主義，“這難道還能加罪于農民革命不積極嗎？”這些學生可能多是農家子弟，他們對農民的處境非常了解。他們文章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他們提出了農民應組織自己的政黨，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參政。這個思想可以說是五七許多關心中國農民生活的人的普遍要求。他們認為，當時的所謂工農聯盟，在政治上發(fā)生了矛盾。由于農民沒有自己的政黨，因而在政協、人代會以及政府中沒有真正的代表，不能將他們的要求在這些議論中充分討論，以作出相應的決定來滿足農民的廣大要求。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宣傳農民流入城市就影響工農聯盟，我們覺得沒有找出這個問題的真正原因，把不應由農民負責的事強加于農民身上，這是不公平的，解決辦法是不全面的。加之工農聯盟在經濟生活上發(fā)生了較大的差異，使政協、統(tǒng)戰(zhàn)、工農聯盟有形式無內容，使政治生活中不能體現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政權，我們認為工農聯盟正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中�！�3在他們提出的具體建議中，對多給農民保留自留地、提高農產品價格等問題多有涉及�？梢赃@樣說，八十年代末中國農業(yè)改革的基本思路，大體上沒有超出這個綱領。
三
1957年最知名的學生“右派”是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學生林希翎，還有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譚天榮，他們當時提出的許多問題很有思想性，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摧毀了中國最有才華的大學生，到八十年代以后，他們的思想都沒有發(fā)展。林希翎到了法國以后，思想沒有超越當年的體系，也并沒有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思想界造成什么影響；
譚天榮更是消沉了，1997年，我曾專門寫信給時在青島大學教書的譚天榮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次采訪，但譚先生回信說，他已不愿意再有人打擾他的生活。這里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對中國思想界產生影響的那些人，不是五十年代培養(yǎng)起來的大學生，而是四九年以前受過完整自由主義教育的大學生；
這個現象提醒我們注意，五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中具有極強扼殺獨立思想的能力，因而對那個時代還能獨立思想的人，我們要倍加珍惜，馮元春就是一個。
馮元春當時是四川大學生物系四年級女學生，她與當時的學生辯論過一個題目：《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三大主義武裝的最巧妙最殘酷的剝削集團》。
馮元春主要提出了幾個有意義的問題。第一是高饒事件。她認為，根據已發(fā)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馮元春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于個人崇拜，還會是什么？”馮元春的觀點是，高饒沒有反人民，他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系，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么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斥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對于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么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tǒng)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為，那些平時不務正業(yè)專門監(jiān)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睂τ诋敃r共產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她能看出歷史的真象，這對于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啟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于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斗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于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于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于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yè)，經濟危機又多么嚴重。而湯教授忠于事實，卻受到迫害�！瘪T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jié)�！�4馮元春后來的情況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況。1957年，中國最有骨氣的幾個學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馮元春都是女性，這很讓我們?yōu)橹袊缘乃枷肓α扛械津湴痢?/p>
四
耿伯釗當時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耿是辛亥老人，參加過武昌首義，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當時已經七十四歲。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后共六小時，這次談話后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fā)表在《內部參考》上。他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fā)號施令，發(fā)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吹街泄仓醒�、國務院共同署名發(fā)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fā)號司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八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fā)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guī)，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F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仨毥⒎ㄖ疲谷巳硕级梅�，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他的談話中提出要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共產黨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zhàn)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5
五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1957年也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人。他認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
他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為什么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為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為，這要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徐璋本說：
第一：馬克思著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斗爭的”立場宣布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著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系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做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斗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zhàn)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于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
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斗爭”、“思想斗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圣典規(guī)范，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yōu)槲窇殖聊?br>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fā)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于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fā)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后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tǒng)的美德，勇于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系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徐璋本認為，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征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后再以中國的傳統(tǒng)美德來補救嗎？這并不是真正辨證法的矛盾統(tǒng)一必經過程，而是由于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為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并不等于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統(tǒng)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思想，決不可能啟發(fā)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什么百家爭鳴。
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tài)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采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將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并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并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圣藥，這付猛烈的特效藥在環(huán)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后，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分的�！安簧粶纭薄盁o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產社會理想所必具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并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隨著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于人類與生具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已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為，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怒”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怒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為，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討論。
徐璋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與中國社會相結合，以及為什么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這樣的認識，今天對于我們深刻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都非常具有啟發(fā)意義�？上裥扈氨具@樣的思想，多年來被歷史塵封，以至于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許多民間知識分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別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與學生。
六
《要求共產黨第二次解放中國人民》，這是當時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寫的一篇長文。7全文共分為九個問題，現將其中思想含量較高的問題介紹如下；
第一：消滅黨的政權特權。劉南生認為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是產生三大主義的主要條件。為此他建議1、成立全國人民直接自由選舉的各級人代會。全國人代會要成為名符其實的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在全國人代會里成立各類專門委員會，邀請各類專家參加各該專門委員會計討論有關的大政方針。并修改憲法上某些不合時宜的條文。一切國家大事一味只在幕后制定好了，再拿到會上來形式通過一番，不是一個堂堂大國應該有的現象。應該提到會議廳上來公開辯論，并付諸表決。各級人代會必須有實實在在的權力，選舉或罷免各級政府領導人員，制定或否決施政方針。
第二：共產黨利益不能代表全國人民利益。劉地生認為，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政黨，但這不等于說共產黨就是國家。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針應首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fā)，不應該首先從黨的利益出發(fā)。黨的領導只能體現在方針政策上，黨員的模范行動上，報紙廣播的宣傳上，而不是體現在行政命令上。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fā)布命令或指示。
第三：創(chuàng)辦民營報紙和出版。如果可以承認六億人民的利益不能以任何一個黨派的利益去代替，而存在各種不同階層，不同職業(yè)集團，不同地區(qū)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能不承認他們有代表各自利益的發(fā)言權。因此，除開共產黨的機關報之外，人民可以自由經營報紙和出版社讓，全國人民有發(fā)表自己意見的園地。此事似可以現在就著手進行，各省最低限度有民營報紙和出版社各一個。
第四：法院和公安機關不能歸黨領導。
第五：取消少先隊、青年團組織和黨對學生的領導。劉地生認為，為了將來科學建設的前途著想，必須讓青年學生純潔的頭腦自由成長。青年時代的頭腦一經定型，以后要客觀的研究真理，就比較困難。因此在學校的黨派，可以在教員當中活動，不需要在學生中活動，特別在中小學，應取消少先隊和青年團的組織。大學里的政治課自由選讀，以免阻礙培養(yǎng)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
第六：消滅黨的經濟特權。
第七：黨系統(tǒng)機關經費開支只能由黨費中支出。
第八：大量裁減陸軍、投資發(fā)展原子能科學。劉南生認為，今后的國際戰(zhàn)爭，實質上是科學，特別是原子能科學互相競賽的戰(zhàn)爭。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步槍加小米是決不能應付的了。必須考慮大量裁減陸軍，把節(jié)省下來的錢投資到發(fā)展原子能科學上去，才是建設國防的根本辦法。
第九；
農業(yè)合作化只能在小部分地區(qū)試驗。
1957年，許多民間知識分子對中國農民的生活和處境提出過許多意見。當時《內部參考》曾作為讀者意見整理發(fā)表過一部分。
安徽一個名叫方格恩的讀者建議成立中國農民黨。他認為，中國農民占大多數，當時六億人口中約有五億是農民，可是農民階級卻沒有自己階級的政黨，有些意見不能和其它階層一樣有組織有系統(tǒng)的向上反映。
一個叫戈友辰的讀者建議，要保障居住和遷移的自由。要給農民拒絕出售勞動產品的自由。農民應在政府里占有席位。成立全國總農會。8
這些建議，今天還還非常具有現實意義。
七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fā)表了了《為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9
他的這個演講，從常識理性出發(fā)，以現代法律精神為基本標準，遂條為胡風案辨護。在當年為胡風案鳴不平的文章中，就我個人所見到的，以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現代法律精神。李昌明從五個方面為胡風辨護。
第一，他舉出了大量的事實，說明胡風沒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分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
第三，與陳焯之關系僅為一般社會關系。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系。李昌明說：“眾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系，何獨胡風別有看待。
第四，胡風集團只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后的創(chuàng)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毀、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匯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zhàn)作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為并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對國內進步人士與共產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范圍內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
八
李祖彥當時是云南一一六醫(yī)院的休養(yǎng)員，是軍人。他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特別談到了關于“黨的性質問題”。他說：“我認為黨當前的性質只代表工人階級一個階級是狹隘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綱領中規(guī)定黨仍然只是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政黨，我看也是保守的�！崩钭鎻┱J為，當時全國人民普遍對共產黨愛戴，把黨當作自己的靈魂、生命。為此他建議將共產黨改組為工、農知識分子聯合的政黨，名稱不變。所改變的是由代表工人階級改為同時代表農民和知識分子。李祖彥還提出，有人說共產黨是執(zhí)政黨，這話是不正確的，以共產黨是執(zhí)政黨，其它黨派就是在野黨了。因為中國沒有在野黨，所以執(zhí)政黨這詞是多余的。9李祖彥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他只是在根本不改變共產黨性質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屬于黨的建設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著眼點還是黨內的民主改革以及如何與其它民主黨派的合作問題。
九
陳維太當時是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秘書科科員，他以《逆流報告》為題，寫了一篇文章，寄給當地的報紙，要求發(fā)表，但沒有得到回應，但他的文章卻被上報中央。陳維太對現實的評價是：共產黨當時是在坐“黨天下”。11
陳維太認為，共產黨的基本法寶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個功用：就是可以用來鼓吹和煽動一些缺乏生活知識的群眾，不擇手段地來達到獨占國家權力的目的。就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的實質來說，有一部分是無產階級的理論，有一部分是丑化人群（如宣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等的階級性都很壞）裝璜自己（說無產階級多么好、給自己鍍金）的理論。給人們造成一種病態(tài)心理――你仇恨我，我仇恨你――以作為統(tǒng)治的物質基礎。
陳維太說：“理論指導實踐，實踐驗證理論。共產黨在中國實踐的結果是觸目驚心的獨裁政府。集中地表現在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上。
1、政治特權反映在領導與群眾的關系上是不民主，是宗派主義，反映在工作作風上是官僚主義，是主觀主義；
反映在思想方法上是教條主義。我們國家里各黨派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共產黨要各民主黨派必須承認共產黨的領導，才準予存在，否則就消滅它。沒有法制，共產黨為所欲為，恣意橫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
2、經濟特權表現在一包大攬，什么都管，就是胡亂管�，F在的機關、企業(yè)、學校事業(yè)單位等的性質，事實上是不好分別的。因為這些機關單位所管轄的事務范圍差不多一樣，特別是都有一個共同性，都具有司法、公安的職能，都有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剝奪人民的經濟權力，這一點還不如十八世紀的中國或更遠一點的朝代。對工商業(yè)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實質就是要消滅工商業(yè)者――資產階級的過程。老百姓唯一的去路就是給共產黨做工。辦黨應當用黨費津貼，應當有目的，現在沒有人知道黨的秘密，但黨也不能從國庫里”走私”。
陳維太還批評五十年代國家經濟建設浪費太大，得不償失。他認為，應當從實現國家工業(yè)化的道路上來檢查這個問題。“我們重工業(yè)與輕工業(yè)、農業(yè)的發(fā)展比例關系是大有問題。民不聊生、就是這個政策的結果。我們不能犧牲五億農民的利益來建設工業(yè)。”陳維太認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必須改革。否則任你采取什么辦法‘整風’也好、什么‘民主集中制’也好，對群眾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不會有好經驗的，官僚主義仍是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和滋長著。”
陳維太建議：
�。�、我們要社會主義，但不能道聽途說，還是要多學習，在比較中轉化和提高。
2、各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應當一律平等，不應當有什么領導黨與被領導黨之分。因為都是黨派，各黨派都應當服從于國家政治，不能有超越和凌駕國家政府之上的黨。
3、文化教育科學事業(yè)，應當由內行專家共同協商管理，在國家特定的機構指導下自由發(fā)展。勿論唯物主義觀點或唯心主義觀點都可以自由廣泛地宣傳，相信人民群眾的鑒別力，特別是在言論出版問題上應當廣開門路。取消在中小學學生中的政治活動，其意義更為重大。因為我們在今天也必須看到祖國未來科學事業(yè)的物質基礎，不能在幼小的心靈上強加影響，應當任其自由成長。
4、工商業(yè)的管理問題，有關國家民生的大企業(yè)應由國家聘請專家管理。有的也可以采取國家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對一般的中、小型企業(yè)交由私人自由經營（小商小販、手工業(yè)者亦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刺激大量發(fā)展生產和增加社會主義物質財富的前提下，鼓勵完全自愿式的合作組合。國家也可以適當地發(fā)展合作社經營。
5、土地問題，在目前的情況下，除國營農場和地方國營農場繼續(xù)辦理并起示范作用外，一般的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應當宣布必須在完全自愿的基礎上始能成立，否則，農民可以自由耕種自己的土地。在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上對土改前地主的土地再進行民主討論，協商解決（房產問題亦同）。
6、國內外團結問題：在國內不能有大漢族主義，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fā)展經濟文化科學事業(yè)；
在國外不能實行一邊倒的政策，而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權，和平友誼的政策。
十
肖子超是華南墾殖局的一個科員，1957年他曾他提出這樣的建議：
1、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來達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全國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具體地區(qū)卻不一定需要那么長。因此，他以為，“以廣東的人力物力條件，如果單獨搞，在時間上可以縮短很多�！�
�。病⑺J為廣東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南下干部對廣東的情況不了解所造成的。
3、他認為：“廣東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以發(fā)展農業(yè)為重點的方法是不恰當的，應以工業(yè)為重點，根據廣東目前情況應著重發(fā)展輕工業(yè)，尤其是輕工業(yè)中的農產品加工和食品工業(yè)�！彼J為，現在所以搞得這樣糟，是由于領導干部系外來干部，而廣東本身又不是一個獨立政權組織的緣故�！�
4、他認為在語言系統(tǒng)上廣東自成格局：“以廣州話為基準的廣東語言，在語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語系都有很顯著的區(qū)別”。12廣州近二十年來的發(fā)展，證明這個科員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和遠見的，建立經濟特區(qū)的想法，也就是這個思路。但在1957年，提這樣建議的人卻被說成是要建立“廣東人民共和國”，而成了“右派”。
十一
思想史研究如果不注意民間，可能會遮蔽許多東西。我所以注意到了這些民間知識分子言論活動的價值，是因為有一個評價這些言論的參照：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理論界思想解放時期提出的許多理論和這些理論的提出者。我不是要否定這些改革開放時間期言論和提出者在當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想補充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也就是說，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我們必須把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考慮在內，必須充分意識到，1949年以后中國社會各階層當中有相當多善于也勇于思考的人，雖然他們默默無聞，但他們的思想不應當因為他們的名聲而被遺忘。
注釋：
1《中國研究》1996年8月號（中國研究雜志社，東京）
2《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6月，香港）
3《西南農業(yè)學院的四個學生發(fā)表綱領演講》（《內部參考》1957年2234期，頁9、10、11，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北京）
4《四川大學舉行辯論會辯論馮元春的反黨提綱》（《內部參考》1957年2223期，頁8、9、10）
5《耿伯釗的八點建議》（《內部參考》1957年2231期，頁24、25、34、35）
6《徐璋本認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會產生教條主義》（《內部參考》1957年2228期，頁20、21）
7《要求共產黨第二次解放中國人民》（《內部參考》1957年2227期，頁12－16）
8《要求為農民“鳴”“放”的種種意見》（《內部參考》1957年2260期，頁32、33）
9、《“為胡風鳴不平”》（《內部參考》1957年2251期，頁98）
10《李祖彥給毛主席的一封內容極端荒謬的反動信》（《內部參考》1957年，2290期頁11、12）
11《陳維太的反動文章》（《內部參考》1957年2267期，頁8－17）
12《華南墾殖局右派分子肖子超的反動主張――成立廣東人民共和國》（《內部參考》1957年2364期，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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