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將走向何方？

　　經貿關系火熱 感情需要耐心培育

　　中日關系將走向何方？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之際學者的觀察與民間的憂思

　　今年８月１２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２５周年紀念日。這一特殊的紀念日是在一個特殊的氣氛中到來的：一方面是中日兩國之間的經貿、文化和人員的交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兩國的貿易額已突破千億美元大關；
而另一方面兩國民眾彼此間的敵對情緒也在增強，日本的一些人在談論著減少、甚至取消對中國的經濟援助，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年輕人也在互聯網上發(fā)表著措辭激烈的反日言論。

　　■外灘記者 劉小彪/發(fā)自北京

　　中國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又是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兩個大國。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日兩國“友好則互利，交惡則兩傷”。中日關系的好壞不僅關乎中日兩國人民的福祉，同時也關乎亞太地區(qū)的和平與繁榮。在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對中日關系的現狀與未來給予特別的關注，我們有必要對近期中國學者和民眾就中日關系展開的大討論進行理性的反思。

　　“貿”合神離的中日關系

　　經貿關系飛速發(fā)展的同時，兩國民眾的彼此溝通理解不盡如人意。

　　目前的中日關系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即兩國交往的密切程度到達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雙方國民的“不親近感”也達到了令人擔憂的程度。

　　目前，全世界范圍內貿易額超過1000億美元的貿易伙伴只有五對，而中日就是其中的一對。2002年，中日兩國貿易總額達到了創(chuàng)紀錄的1016億美元，比1972年兩國實現邦交正�；瘯r的11億美元增加了近百倍。迄今，日本已連續(xù)10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也連續(xù)多年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國。據中國官方發(fā)表的統(tǒng)計數據，今年上半年，兩國的貿易總額已經突破600億美元，預計全年將突破1200億美元。目前兩國優(yōu)勢互補、形式多樣、穩(wěn)定發(fā)展的合作框架已初步形成。而從世界經濟格局和中國經濟發(fā)展前景看，中日兩國的經貿合作仍具有巨大的發(fā)展空間和潛力。

　　在經貿關系飛速發(fā)展的同時，兩國的人員交流也日益頻繁。1972年，只有1991名中國人到日本訪問，但到了2002年，訪問日本的中國人已經超過了50萬，前往中國旅游的日本游客也超過了150萬，加上商務人員的來往，雙方的人員往來達到了300多萬。1972年，中國留日學生只有10人，日本在中國的留學生也很少。到了2002年，中國留日學生已經達到了4.5萬人，占外國在日本留學生的56%。日本在中國各類學校的留學生也達到了1.3萬人，占外國在中國留學生的1/3。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兩國民眾的溝通理解不盡如人意。

　　2002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作的一項輿論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日本感到“非常親近”和“親近”者僅為5.9%，而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者達43.3%；
至于中國民眾心目中的日本形象，排在第一位的是“侵華日軍”；
60.4%的中國民眾擔心“日本再次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幾乎在同一時間，日本《讀賣新聞》也作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只有37.3%的日本人認為中國是可以信賴的——首次下降到了50%以下，而在《讀賣新聞》1998年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中，有76%的日本人認為中國可以信賴的。而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和日本《朝日新聞》2002年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則顯示，大多數的中日民眾均認為，與前些年相比，目前“中日關系正在惡化”。

　　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研究員引用李白《行路難》中“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詩句來向《外灘畫報》記者描述目前的中日關系。但盡管如此，蔣立峰仍然認為，目前的中日關系從總體上講，仍然值得肯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馮昭奎研究員則認為，中日兩國官方的正式表態(tài)都說，雙邊關系是良好的。但從民間來看，則是政治冷、經濟熱。特別是圍繞歷史問題，尤其是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構成了比較大的政治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教授在接受《外灘畫報》記者采訪時說，近年來中日經貿關系和日本對華投資不斷擴大，中日經濟互相依賴越來越密切。但是，中日間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緊張氣氛在加劇，特別是中日兩國很大部分民眾之間的不信任在增長。

　　“不親近感”增強的原因

　　中日兩國許多人認為，目前的這種現狀與中日兩國媒體的報道有很大關系。

　　在談及為什么近年來中日兩國的交往日益密切，而國民間的相互“不親近感”反而增強時，馮昭奎認為，“不親近感”增強的最主要原因是，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摩擦。而蔣立峰則認為，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同時也應看到“親近感”下降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為隨著兩國交往的密切，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于是原先的理想化成分少了，所以必然有一個感覺從高往下降的過程。但隨著時間的發(fā)展，雙方的理解和信任應該會得到加強。

　　但也有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日本對華“不親近感”增強的部分原因源于一些日本人在經濟衰退中對自身的懷疑。他們認為，1992年是中日關系的分水嶺。日本泡沫經濟開始崩潰，經濟陷入停滯或者說下滑狀態(tài)，進入了所謂“失去的10年”。然而中國經濟卻持續(xù)高速增長，中日兩國情況呈現出鮮明對照�！坝捎谥袊�散發(fā)出耀眼的光芒，把日本存在的矛盾彰顯得太清楚，日本人的不安、不滿和后悔便一齊轉向中國�！币恍┤毡救碎_始認為，中國的經濟對于日本來說是“破壞性因素”，是中國奪去了他們的“好日子”。這種精神狀態(tài)導致的后果就是，一旦與中國之間出現問題，日本人往往產生過激反應。

　　中日兩國也有許多人認為，目前的這種彼此的“不親近感”與媒體的報道有很大關系。一些學者指出，媒體在報道中日關系時“報憂不報喜”。馮昭奎對《外灘畫報》記者說：“國內一些新聞網站有關日本的評論缺乏善意的溝通和理解。我認為它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對的，但是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報道和評論中日關系中積極方面的文章卻少之又少。而實際上，積極的方面很多，也非常值得媒體關注。”

　　也有一些人對此說法不以為然。愛國者同盟網的負責人盧云飛和周文博認為，中國的媒體對日本正面的報道并不是少，反面的也不是多。只是那些并不多的反面的報道（比如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等）卻在民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而已。

　　但更多的人認為盧云飛和周文博的說法不符合事實。蔣立峰認為，中日媒體在報道中確實存在著“報憂不報喜”的傾向，這種傾向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日兩國國民彼此間的感情。

　　對日“新思維”引發(fā)的爭論

　　馬立誠和時殷弘的文章在中日兩國都引起了巨大轟動。他們提出要用新的思維、新的方法來推動中日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

　　在中日關系近年來出現一定困難的大背景下，中國國內一些人開始提出要用新的思維、新的方法來推動中日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在此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是《戰(zhàn)略與管理》雜志2002年第6期刊登的人民日報評論部馬立誠的一篇題為《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的文章，以及該雜志2003年第2期刊登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的一篇題為《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的文章。

　　馬文長達1.1萬字，其中心思想是：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日本是亞洲的驕傲，中國應該用“新思維”來理解和交好日本。讓一個戰(zhàn)敗的日本永遠不能恢復到正常國家狀態(tài)，是不可能的，中國應該理解日本恢復正常國家軍事狀態(tài)的訴求。中國對日本不應過于苛刻，中國要有戰(zhàn)勝國和大國的氣度。

　　而6000余字的時文的中心思想是：近年來，中日關系中相當長久、廣泛和深刻的緊張構成了中國對外關系中特別令人擔憂、也特別催人思索的方面或問題之一。不僅如此，尤其具有憂患意味的是，這緊張的最突出、也最具深遠危險性的特征，在于中日兩國各自很大部分國民之間（甚或略為夸張地說是中日兩個民族之間）近年迅速增長著的互厭和敵意。有鑒于此，為了維護中國當今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和未來的國家安全與發(fā)展前景，中國要優(yōu)化自己的有關戰(zhàn)略和態(tài)勢，要大幅度改善中日關系，大力嘗試中日接近。他還提出了5項建議，其中包括擱置歷史問題，平衡日本經濟需求，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他把這種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眾“預期”的政策改變，稱為一次“外交革命”。

　　這兩篇文章在中日兩國都引起了巨大轟動。日本各大報紙都對兩篇文章（尤其是馬文）作了鋪天蓋地的報道和評論，有的還把馬文全文譯出。按照馬立誠自己的說法，從沒有見過有哪一篇中國人寫的文章像他的那篇“對日關系新思維”在日本引起如此巨大的關注。日本方面對馬文和時文大多是積極的評價，認為他們對待日本的態(tài)度是務實的。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兩篇文章卻在中國國內遭到了廣泛的批評和質疑。馬文發(fā)表后，中國國內有5000多家網站進行了討論（有的直到現在仍在進行），但中國國內很大一部分人不贊成他的觀點。

　　中國的日本學界對兩人文章的動機和目的有較多肯定，并且認為兩人提出的一些理念值得深思，但對這兩篇文章的一些觀點卻有很多人持有異議。而一些在日本工作和學習多年的中國人在談起馬文和時文時，則是一臉的鄙夷不屑。

　　蔣立峰說：“當前，關于我國應取之對日政策，社會各界展開了熱烈討論。有些議論以歷史經驗出發(fā)，有些議論則從現實感覺為依據，各種觀點和主張紛紛出臺亮相，這是一大進步，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大好事。在這些主張中，哪一種主張最符合客觀實際的要求，抽象答之則易，具體答之則難。加強對日工作，建立致力于包括中日兩國在內的東亞和平與發(fā)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這是完全正確的主張。但具體到各個方面應如何做，就需要認真討論了。然而，無論怎樣，如果不具備準確認識日本這一前提條件，就難免得出偏頗的結論�！贝送�，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還轉述中國日本學界一位元老、與一些日本政界顯達私交頗深的老“日本通”的話說，馬文和時文“沒有歷史根據，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從中反映出他們對日本缺乏認識，只會信口開河，讓人感到莫名其妙”。

　　但蔣立峰在接受《外灘畫報》記者采訪時也特別指出，中日兩國國家之間關于日本侵華的歷史問題在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時已經解決，已經有了歷史結論。一些日本人在這個問題上故意要把水攪混，想翻案，翻不了大案，就翻小案。對其反動和錯誤言論，我們必須給予嚴肅批判。但也不要上當，認為歷史問題還沒有解決，天將塌下來。

　　在日本學習和工作長達8年的山西青年馮錦華2002年因在日本靖國神社書寫“該死”二字而被日本取消工作簽證，限期離境。他說，馬和時根本就不了解日本，他們沒有資格談論日本。他對《外灘畫報》記者說：“馬立誠和時殷弘在‘八·一五’去過靖國神社嗎？他們知道日本的政要是如何參拜殺害中國同胞的劊子手嗎？他們了解日本國民的真實情況嗎？馬在文章中幼稚地寫道：‘東京銀座和新宿燈火如�！�…一對對青年男女衣著光鮮，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中，他們怎能企盼戰(zhàn)火’。他忘記了，日本當年攻陷南京時，日本國內的男女也是衣著光鮮地出來歡慶。他們在燒殺搶掠時，都是野獸�！瘪T錦華強調，忘記歷史，就是背叛。中日絕對不能像馬立誠和時殷弘所說的那樣，超越歷史或擱置歷史，否則就中了日本人的奸計�！�

　　時殷弘認為馮錦華的言論有些過分，他對《外灘畫報》記者說：“確實，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歷史留下的根本經驗教訓，而不是讓對于過去的一切記憶支配現在和未來的所有事情。在我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日本國民的大多數，幾乎已經下了一個錯誤的決心，即不再在歷史問題上作進一步的道歉。這一點非常明顯，這也是這幾年中日關系停滯不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擔心，如果要是按他們的意見去做，反而有利于日本右翼控制對華政策。”

　　另外許多人在有關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上，也持與馬和時完全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中日關系之所以不斷出現問題，最主要的癥結就是許多日本人對歷史問題認識模糊。只有讓日本人真正了解歷史才能消除隔閡，從而發(fā)展健康的中日關系。他們認為絕不能在歷史問題上妥協和遷就，清算過去錯誤的最有效辦法是表達自己的真誠反思，寬恕的感情只能來自于徹底的反省。

　　馮昭奎對本報記者說：“我不同意馬立誠所說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也不同意時殷弘所說的，先把歷史問題撇在一邊，等中國強大了，再去解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認為，首先歷史問題并沒有解決，其次，歷史問題也不可能撇在一邊不提。我的觀點是，歷史問題只有在發(fā)展中日關系的過程中才能解決。如果因為歷史問題沒有解決，而不去發(fā)展兩國關系，這正好上了日本右翼的圈套。因為他們很不樂意看到兩國關系的友好和發(fā)展，并企圖掩蓋戰(zhàn)爭真相，否認侵略歷史。”

　　蔣立峰則表示，盡管馬和時都不是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不過，有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馬和時的文章確實給了中國的日本學界一些啟發(fā)。但從總體上講，他們的文章與實際情況有些脫節(jié)。比如，時文中說“中國政府還應當由最高領導人出面，以足夠的力度和頻度，感謝日本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提供的大量對華經援�！笔Y立峰說，日本提供的經援（經濟開發(fā)援助ODA等），絕不是日本對中國的恩賜，而是對中日兩國都有利的事情。事實上，中國已非常鄭重地表示過感謝。在2000年朱總理訪日前夕，當時的國務委員吳儀曾在一次會議上真誠地表達過謝意。朱總理在訪日期間，也親自表示感謝。馮昭奎也持幾乎相同的觀點：“中國政府已經有很多表示，恰恰是日本右翼拿這一問題無事生非，認為中國政府表示得不夠�！�

　　中日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

　　盡管中國國內不少人對馬文和時文不以為然，但卻大多認同發(fā)展中日關系需要“新思維”，強調中國的對日政策應該在原來發(fā)展的基礎上，做一個適當的調整。換言之，大家的目的都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思路和方法。

蔣立峰強調，中日之間的三個文件，即《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和《中日聯合宣言》（1998年）所確定的各項原則是發(fā)展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我們今后也一定要以這些原則來發(fā)展中日關系。

　　馮昭奎認為對日關系“新思維”應堅持5條原則：第一，以國家利益作為最高原則，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
第二，以發(fā)展和解放生產力、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作為最高原則的核心，注重從政治上如何維護和促進中日經貿關系的發(fā)展；
第三，以維護地區(qū)與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作為崇高使命；
第四，更好地繼承和發(fā)展中國共產黨一貫的對日政策的指導思想。即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不念舊惡不算舊賬，把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區(qū)別開來；
第五，中日關系的發(fā)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中日雙方共同努力。

　　但馮錦華對馮昭奎提出的第二個原則（把“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作為最高原則的核心”）不以為然，馮錦華強調，我們不能見利忘義。中日新關系是建立在中國的自尊和強大的基礎上的，如果離開這兩點根本談不上什么健康的新關系。他認為，“新思維”應以民為本，尊重民眾的感情，要防止被日本牽著鼻子走。

　　馮昭奎強調，發(fā)展中日關系，必須排除兩方面的干擾，即來自日本右翼的干擾和來自中國國內一些民眾極端情緒的干擾。馮昭奎說，當然最主要的干擾是日本右翼的干擾，他們一看到中日關系有所發(fā)展，便馬上跳出來挑唆，惡化氣氛。而因此，中國就會有強烈反應。于是，日本一些媒體就又反過來說中國人又在抓歷史辮子了。事實上，我們不能要求日本人民對歷史問題的認識達到中國人民的認識水平。日本軍隊到中國來燒殺搶掠，完全知道這一點的只有中國人民。日本人民對此的認識只能是間接的，他們對過去日本軍隊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那場侵略戰(zhàn)爭，不可能有中國人民那樣的痛苦體驗和仇恨感情。

　　馮昭奎說，在排除日本右翼干擾的同時，也一定要注意中國一些民眾“情緒化”的干擾。比如，把歷史問題擴大化，以偏概全，認為中日關系就是歷史問題，以至于產生日本人民是多么多么地壞的錯誤認識。

　　與此同時，馮昭奎還強調，中日雙方的媒體應盡可能地全面、客觀報道和評論中日關系，為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中日關系發(fā)展的空間

　　在談論中國應如何發(fā)展與日本的關系時，一些人認為，中日關系受制于“日美同盟”、“中日經濟摩擦”和“媒體的負面報道”三個因素，所以中日兩國關系發(fā)展的空間并不大。

　　馮錦華認為，“一山不能容二虎”，中日之間只有“競爭”。

　　中國只有作好與日本進行充分競爭的準備，才能開拓中日關系更廣闊的空間。

　　但蔣立峰認為，中日發(fā)展的空間很大�？臻g到底有多大，關鍵就看中國發(fā)展得怎么樣了。中國如果發(fā)展得很強大了，那“一山就可以容二虎”。但是，如果在東亞只有一個大國日本，那就有些危險了。中國的發(fā)展和壯大可以作為東亞一個安全和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系還是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F在對于中國來說，最關鍵的是趕快發(fā)展起來。

　　馮昭奎則表示，中日關系不可能是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建立在“對歷史問題高度一致”基礎上的健康關系。大國關系就是追求利益的共同點，在此基礎上發(fā)展我們的關系。中日關系的共同點最主要的是經濟利益，同時在對待像“環(huán)境保護”等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上也有很多共同點。

　　而在談到未來25年，中日關系會如何發(fā)展時，蔣立峰和馮昭奎均表示，中日關系會繼續(xù)向好的方面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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