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與交融:翻譯與文化

　　屢經磨難,融入外來文化因子,形成自己的特色;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始終是臺灣最大的文化優(yōu)勢。 　　 　　前此筆者曾撰文論述臺灣文化本質是中華文化中一個獨具特色的分支。那么,這個特色分支的背景是什么?內涵又如何?
　　
　　荷蘭侵臺及西方文化的引入
　　
　　16世紀～17世紀是西方早期殖民者開拓東方航路進行掠奪的時期。1602年,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目標直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1624年荷蘭人占領臺灣南部大員海灘,并在此建筑城堡,取名奧倫治城(Fort Orange),1627年改名為熱蘭遮城(Zeelandia)。之后,荷蘭人開始向臺灣全島擴張,于1642年占領臺灣全島。
　　荷蘭殖民者在臺灣除了在政治上進行強制統(tǒng)治、經濟上進行瘋狂掠奪、軍事上進行殘酷鎮(zhèn)壓外,還在臺灣強制傳播西方宗教文化。荷蘭第一個赴臺傳教的傳教士是甘第丟斯(G.Candidius),隨后,共有29位牧師在臺灣進行宗教活動。荷蘭人以新港為基地,在每一個被攻占的村落傳教。荷蘭人還開辦各種宗教學校,教授荷蘭文和教理問答等,很多原住民都學會了用拉丁文拼寫。由于荷蘭殖民者的強力推動,其傳教活動取得相當大的進展,如僅1641年2月一個月,在麻豆、蕭垅、新港等地接受洗禮的村民就有380人之多。一直到清代,仍有原住民用削尖的鵝毛管,沾取墨汁書寫拉丁文的“新港文書”。
　　
　　明鄭時期漢文化體系的建立
　　
　　以鄭芝龍為首的鄭氏集團原為盤踞我國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武裝海盜、海商集團。1646年,鄭芝龍在清廷的招撫之下,宣布歸順清朝政府。但是,其子鄭成功拒不投降,扛起“反清復明”大旗。鄭成功在清廷的強大壓力下,為反清復明大業(yè)尋找基地,目光瞄準了臺灣。1662年,他率艦隊和大軍打敗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
　　鄭成功收復臺灣以后在臺“開國立家”,開始將大陸的政治文教制度移植至臺灣,漢文化開始有組織、系統(tǒng)地進入臺灣。
　　一方面,鄭氏集團在臺建立政治統(tǒng)治體制。在第二批復臺大軍剛剛抵達臺灣的時候,鄭成功就下令將收復的赤嵌城改為東都明京,并根據(jù)中國的郡縣制,在臺灣設立了一府二縣。府為承天府,以赤嵌城為府治;二縣為天興縣和萬年縣,以新港溪為界。1662年鄭成功逝世其長子鄭經繼位后,在1664年將東都改為東寧,天興、萬年二縣升為二州,并設立南路、北路和澎湖安撫司。還規(guī)劃了基層組織,將東寧城分為東安、西定、寧南、鎮(zhèn)北四坊,又在漢人較為集中的地區(qū)設立24里。
　　另一方面,大力發(fā)展科學教育。鄭經在臺建立孔廟、廣設學校,建立學院、府學、州學和社學四級教育體系,并推行科舉制度。這期間,臺灣最早的孔廟――臺南孔廟正式落成,門額上自豪地寫著“全臺首學”四個大字。
　　此外,隨著大批明朝遺臣、知識分子和漢族人口的遷入,臺灣民風迅速開化。這些大陸移民在臺灣著書立說、吟詩唱和,并成立了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文化社團“福臺新詠”詩社,留下了大量的具有臺灣特色的文學作品,大大推進了臺灣崇尚文化的風氣,提升了臺灣民眾的開化水平。
　　
　　清統(tǒng)一后漢文化逐步成熟
　　
　　鄭成功收復臺灣后就一直處在與清政府交戰(zhàn)的狀態(tài)之中。雖然臺灣方面勵精圖治,但是面對強大的滿清政府,孤懸海外的臺灣仍顯疲弱。1683年7月,鄭成功之孫鄭克?宣布投降,臺灣歸順清朝統(tǒng)治。
　　清廷統(tǒng)一臺灣之后,為了鞏固在臺統(tǒng)治,提升臺灣的文教水平,在臺灣進行完整、系統(tǒng)的文化、倫理教育,宣傳統(tǒng)治階級的主流思想,推廣文化知識。具體做法有:
　　一、完善教育體系。清政府將大陸的府、州、縣學(統(tǒng)稱為儒學)制度完全搬到臺灣。除官辦的府縣儒學外,半官方的社學、義學也在臺灣興起。1683年,臺灣知府蔣毓英捐俸建立三所社學。接著,諸羅、鳳山各縣也紛紛建立社學。專門接收貧寒家庭兒童、不收取任何學費的義學堂也迅速發(fā)展。臺北士林的文昌祠、臺北板橋的大觀義學都是當時臺灣著名的義學堂。此外,還有專門培養(yǎng)原住民的土番社學。土番社學在雍正年間多達50多所,由漢人教授原住民兒童漢字、漢語和漢文化。
　　二、建立與大陸相對接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在明鄭時期已經傳入臺灣,清統(tǒng)一臺灣之后,大陸的科舉制度全盤移入臺灣。由于當時臺灣的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為了鼓勵臺灣生源到大陸應考,福建提督張云翼于1687年提出按照甘肅、新疆之例,為臺灣生源另編字號,額外取中舉人,以資鼓勵。這一舉措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當年就有五人渡海應試,結果鳳山縣的蘇峨一舉中的,成為臺灣第一位舉人。
　　三、廣泛建立書院。書院是區(qū)別于學校的另一種教育系統(tǒng),學校主要是培養(yǎng)政府官吏的場所,而書院則是進行學術研討的地方,書院對臺灣文化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1683年,施瑯在臺開辦首家書院――西定坊書院。其后,臺灣各地先后成立了崇文書院、海東書院等逾60個書院。
　　四、舉辦新式教育。19世紀下半期臺建省以后,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創(chuàng)辦現(xiàn)代化學校,聘請洋人教授現(xiàn)代西方文化知識。1887年,在臺北大稻埕創(chuàng)立西學堂,先后聘請洋教習二人,漢教習四人。1890年還在臺北創(chuàng)設番學堂,培養(yǎng)原住民人才。
　　
　　日據(jù)期間的“皇民化運動”
　　
　　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清政府與日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從此,日本開始了對臺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日本殖民期間,對臺灣民眾進行了綿密的洗腦工作,妄圖切斷臺灣人的中華文化臍帶,將其變成“皇民化”的日本二等公民。
　　在占領臺灣后,日本殖民當局立即著手實施殖民教育,其最大特點即是區(qū)別化和歧視化。日本雖在臺灣設立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師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四級教育體制,但是臺灣漢人、原住民和日本兒童分別參加不同的小學,而中等及以上教育機構專門為在臺日本人設立,一般臺灣人不能進入學習。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殖民當局開始在臺大力實施“皇民化”運動,試圖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帝國的“忠臣良民”,所以破壞中華文化、灌輸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愛國(日本)”思想便成為該運動的核心內容。殖民當局為此處心積慮,其具體作法有:
　　一、全面普及日語,不準使用漢語和閩南語。據(jù)日本總督府的統(tǒng)計,1937年,臺灣全島日語普及率僅為37.8%,到1940年增長至51%,而1944年則飆升至71%。
　　二、宗教與社會風俗日本化。在全島推行日本神道信仰,建設多達68座神社;禁止臺灣原有宗教,對各種神像予以集中焚毀。日本人還改變了臺灣的婚葬習俗、服飾禮儀等,改之以日本的茶道、劍道等。
　　三、改姓名運動。日據(jù)臺灣后,便鼓勵臺灣人改稱日本姓名。但遭廣大臺胞抵制,未取得多大的成果。到了1940年,為了因應“皇民化運動”,日本殖民當局頒布了更改姓名的命令。至1940年底,約有1357戶更改名字,例如后來擔任臺灣地區(qū)領導人的李登輝便改名為“巖里政男”。但是,由于姓是中國人尋根溯源、認祖歸宗的象征,日本殖民政府雖強力推行,但更改姓名者仍屬少數(shù)。
　　
　　光復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臺灣光復后,國民政府在對臺灣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進行有計劃的重建,同時,恢復中華文化、剔除日本文化影響的工作也同步展開。
　　一、推廣國語教學,掃除殖民主義教育制度及其影響。1946年,臺灣長官公署宣布進行教育改革,要求加強國文、國語教育,禁止在學校中用日語教學。同年4月,正式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通過編訂加注漢語拼音的國語教材、舉行國語示范廣播、舉行國語培訓班等活動激發(fā)臺灣同胞學習國語的熱情,促進國語的普及和發(fā)展。
　　二、恢復和重建中華文化傳統(tǒng)。1945年11月18日,臺灣省籍知識分子游彌堅、許乃昌、楊云萍、陳紹馨等人成立了“臺灣文化促進會”,旨在“鏟除殖民地統(tǒng)治所遺留下來的遺毒,創(chuàng)造民主的臺灣新文化”,并發(fā)行刊物《臺灣文化》。1966年11月,國民黨當局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邀請南懷瑾、屈萬里、林尹、王夢鷗、史次耘、陳鼓應等著名學者,對四書、詩經、周易、老莊、春秋等經典進行今注今譯,并連續(xù)出版了諸子百家經典,推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推動中華文化復興。
　　三、大幅提升臺灣民眾的素質水平。國民黨當局認為,教育的失敗尤其是“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針和教育政策”是造成其敗退臺灣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臺灣高度重視教育的發(fā)展。早在1950年,臺灣的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即達到了約80%;至1955年,更上升至97%,小學教育已基本普及。1968年,臺灣當局開始以金門為試點推行九年制國民教育。按照規(guī)定,學生免交學費,所需增加教師、增建校舍的經費由地方稅收籌措。到1989年島內國中增加到691所,學生112.5萬人,國小2484所,學生238.4萬人,小學升學率達到99%以上。到1988年,臺灣的高等院校也增加至109所,學生47.9萬人。據(jù)統(tǒng)計,1950年～1988年臺灣的教育經費增加了490多倍,教師人數(shù)增加了7倍,學校增加了4.45倍。1988年在校學生達519.5萬人,占人口總數(shù)的26%;其中大專學生47.9萬人,占人口總數(shù)的2.4%。
　　四、西方現(xiàn)代文明沖擊臺灣文化。國民黨當局戰(zhàn)后對臺灣文化的改造,對恢復和重建中華文化、剔除日本殖民思想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由于國民黨當局實施軍事戒嚴統(tǒng)治和思想文化管制,宣揚“一個領袖、一個思想、一個政黨”思想,壓制了臺灣民眾的思想言論自由,受到民眾的反對。此外,在剔除日本皇民化思想的同時,西方歐美文化乘虛而入,島內開始出現(xiàn)全盤否定傳統(tǒng)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想,對臺灣文化的發(fā)展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李扁時期的“去中國化”與馬英九的“拔亂反正”
　　
　　蔣經國去世后,“本省人”李登輝接掌政權。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權位逐步穩(wěn)固的基礎上,李登輝開始拋棄兩蔣時期的“反攻大陸”政策,尋求所謂的“臺灣獨立”。為此,李登輝不僅在政治上提出“兩國論”,而且在文教方面進行“去中國化”,塑造所謂的“臺灣意識”。2000年民進黨上臺后,陳水扁接過李登輝的“臺獨”大旗,繼續(xù)推動“去中國化”。在民進黨執(zhí)政的八年間,“去中國化”被操弄至無以復加的地步。
　　推動島內公務團體、公營企業(yè)全面“正名”。民進黨當局規(guī)定,島內公文在行文時一律稱“臺灣”,而不是“中國”或“中華民國”,而稱中國大陸為“中國”;在與外國簽訂文書時使用“中華民國(臺灣)”,在“護照”上加注“臺灣”;公營企業(yè)如“中船”、“中油”、“中華郵政”等也被迫全面改成“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與“臺灣郵政”;而紀念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亦被民進黨改為“臺灣民主紀念館”。
　　教育領域的“去中國化”。臺灣當局妄圖通過推動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所謂對臺灣歷史文化的認知。在大中小學教育方面,大幅縮減文言文教學比例,減少語文課程課時,將“中華民國史”以1945年為界割裂為“中國史”和“臺灣史”,將“中國史”編入“外國史”,“國父”孫中山成為“外國人”。在公務人員考試方面,規(guī)定考試內容“不包括中國大陸,百分之百與臺灣史地有關”。在部隊政戰(zhàn)教育方面,全面清除與中國有關的標志、標語、口號,甚至連蔣介石的銅像也被移出營區(qū)。
　　2008年國民黨重新贏得政權。馬英九上任伊始,便開始檢討民進黨執(zhí)政政策,扭轉“去中國化”作為。
　　首先恢復“中華民族認同”。馬英九不僅多次強調“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而且每年都參加臺灣的祭孔大典,成為臺灣光復以來參加祭典的最高領導人。2009年4月,馬英九還在臺北圓山親自主持遙祭黃帝陵典禮,也是臺灣當局首位主持該典禮的最高領導人。
　　推行“去獨化”政策。在馬英九上任的第二天,臺灣軍報《青年日報》的報縫標語便從“為臺灣的生存發(fā)展而戰(zhàn)”,改回“為中華民國而戰(zhàn),為臺澎金馬百姓安全而戰(zhàn)”。在出席陸軍軍官學校校慶時,馬英九更是帶頭唱黃埔軍校校歌,并高呼“發(fā)揚黃埔精神、中華民國萬歲”口號。之后,剛剛改名不到一年的“臺灣郵政”也復名為“中華郵政”。近期,臺“行政院”又廢止“臺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guī)程,并通過向“立法院”撤回“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設立一年三個月的“臺灣民主紀念館”也走入歷史。
　　
　　中華文化底蘊是最大的文化優(yōu)勢
　　
　　通過回顧臺灣文化的歷史發(fā)展演變,可以很清楚地發(fā)現(xiàn),從臺灣文化發(fā)展伊始,中華文化便是臺灣文化的根與魂,并一直貫穿于臺灣文化發(fā)展的血脈之中。臺灣文化雖歷經外來文明的沖擊,并發(fā)展出不同于中華文化的特殊形態(tài),但剝離中華文化后的臺灣文化將一無所有。正如臺灣“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所言,從大陸帶來的宗教、民間信仰、宗教禮俗、生活習慣等已經深入生活,成為臺灣文化最重要的根基,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是臺灣最大的文化優(yōu)勢。
　　同時,隨著臺灣歷史境遇的變遷,臺灣文化也不斷受到西方、日本等外來文明的沖擊,有時外來文化甚至占據(jù)主導地位,因此臺灣文化也融入了諸多不同于中華文明的因子。在中華文化的根基之上,臺灣根據(jù)自身的發(fā)展情況,融合歷史和現(xiàn)實因素,形成了所謂的臺灣特色。誠然,外來文明為臺灣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是這并不能改變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一個分支的本質,更不可能發(fā)展成為一種與中華文化相對立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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