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鵬：作為一種底層政治的日常抵抗

　　詹姆斯.C.斯科特是美國耶魯大學著名的政治學與人類學教授，他以研究農民問題而著稱，其有關這方面的代表作有：《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1976）、《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1992）。而“生存?zhèn)惱恚╯ubsistence ethic）”、“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就是貫穿于這三本著作的核心概念，并體現(xiàn)了作者對農民政治研究的不斷深化和推進。一定意義上，正是斯科特為底層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貢獻，并為人們理解農民反抗和農民政治提供了極富洞見的分析視角。

　　斯科特的這三本著作都是以前資本主義下的東南亞村莊為研究對象，他關注的東南亞農民都是社會地位底下的小農。在《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一書中，斯科特開篇就借用一個比喻形象地表述了農民的生存邊緣位置：他們長久地處于一種“水深齊勁”的狀況中，即使是細波微瀾也會導致滅頂之災。正是這種特殊的“生存境況”決定了農民獨特的“生存?zhèn)惱怼�。斯科特在通篇的內容里不厭其煩地強調了這種“生存?zhèn)惱怼钡牡赖乱夂�，而且他對于農民反抗的研究也正是緊密地建立在農民的生存?zhèn)惱砘�礎之上的。在他看來，剝削與反抗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卡路里和收入”的問題，而是農民關于社會正義、權利與義務及互惠概念的問題。農民對于“剝削”的定義是有其自己的標準的，他們所看重的并不是“被拿走了多少”，而是“還剩下了多少”。對于農民而言，地主、放債者或國家從來就是索要者，而他們的索要經(jīng)常違背了從文化意義上確定的最低生存標準。在具體的分析中，斯科特十分注重探討在農民的感受中這些索取“什么是可以忍受的”和“什么是不能忍受的”。而且，他將農民反抗的本質視為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反抗，即旨在恢復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性反應，而不是希望籍此提升自己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農民運動也因而被認為具有“向后看”的特性。在這本著作中，斯科特闡明自己始于經(jīng)濟學領域的對于農民道義經(jīng)濟的研究，而最終達到的是對農民文化與宗教的研究。實際上，從“道義經(jīng)濟”的文化倫理的角度來探討大眾反抗并非始于斯科特，英國著名歷史學家E.P.湯普生在其《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文中就曾從道義經(jīng)濟倫理的角度探討了19世紀的工人階級反抗。不過，斯科特則最為系統(tǒng)、最為深入的對其進行了研究，并對一系列學科產生了廣泛影響。

　　繼《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之后，斯科特沉寂十年之久，又相繼推出了《弱者的武器》和《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這兩本農民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這兩本著作雖然仍是對東南亞小農反抗的研究，但與《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不同。確切地說，《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一書還主要停留在對于那些有組織的、大規(guī)模的農民反抗和造反運動的研究上，這種研究與傳統(tǒng)的農民反抗與革命的研究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區(qū)別。更為關鍵的是，這種研究仍然將“農民”看作一種千篇一律的、同質的抽象整體，從而使我們根本無法洞悉和觀察到那些富有個性的農民個體究竟是如何反抗的。而且，正如斯科特自己所言，像這樣的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于從屬階級而言從來都是很奢侈的，就其真正發(fā)生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叛亂也是相當稀少的。正是基于這樣一些原因的考慮，斯科特在后兩本書中轉向了對農民反抗“日常”形式的斗爭的研究，從而為農民反抗的研究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在這樣一種研究視角下，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千姿百態(tài)、繽紛色彩的農民反抗的鮮活圖景。

　　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中，斯科特指出，與那些大規(guī)模的、有組織的所謂“真正的”反抗相比，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平常的卻持續(xù)不斷的農民與試圖從他們那里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的斗爭。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逃、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之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階級斗爭形式具有共同的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xié)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網(wǎng)絡，通常表現(xiàn)為一種個體自助的形式；
而且，它們也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在斯科特看來，正是這類瑣碎的、細微的日常反抗實踐構成了理解農民最為有效和最有意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農民正是以這種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參與感。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斯科特雖然極力地展現(xiàn)這些日常的反抗形式，但他并不拘囿于對這類反抗的單純的描述。他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關注村莊內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正是它為反抗寫就了腳本。而且，他將一種貼近底層的階級關系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相當?shù)母叨�，即在何種程度上統(tǒng)治階級能夠將其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象，不僅強加給從屬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于此，我們可以看到，斯科特不僅討論了反抗和階級斗爭的這樣的重要主題，而且也探討了賦予這些主題以實踐和理論意義的意識形態(tài)支配問題。不過，這本書從總體上看，還主要是著眼于農民的日常反抗實踐的研究，而且它對于意識形態(tài)支配以及支配與反抗之間的復雜、微妙的互動關系的探討還是比較初步的。

　　而《支配與反抗的藝術》一書，則可以視為是對這一議題的更為深入的研究。這本書的一個中心要點就在于其有關“隱藏的文本”的討論即作為底層意識形態(tài)的“隱藏的文本”是如何被創(chuàng)造、保護和闡釋的。首先，斯科特區(qū)分了“公開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他認為，如果從屬群體和支配群體公開互動時的表現(xiàn)可以稱之為“公開的文本”，那么，雙方發(fā)生在后臺（offstage）的話語和行為則可稱之為“隱藏的文本”。然而，“公開的文本”只不過是支配群體與從屬群體公開遭遇時所呈現(xiàn)出的“部分文本”（partial transcript），它并不能講述有關權力關系的完整故事。因為，在權力負載的情境下，“公開的文本”通常具有強烈的“表演性”，并且偽裝與監(jiān)視之間的辯證法（權力的監(jiān)視越兇險，偽裝的面具則越厚實）扮演了其關鍵角色。同時，從屬者和支配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慮，“公開的文本”很大程度上是雙方達成的一種“沉默的共謀”的產物。支配者表現(xiàn)得威嚴有加，而從屬者也表現(xiàn)得謙卑有禮，雙方游走在前后臺之間，不斷試探對方的邊界。與“公開的文本”不同，“隱藏的文本”則是由后臺的言說、姿態(tài)和實踐所構成，它躲避了權力的直接監(jiān)視和掌控，因此，它要表現(xiàn)得更為自然、真實，甚至會與“公開的文本”截然相悖。更為重要的是，“隱藏的文本”的存在表明，從屬群體在屏幕之后有可能創(chuàng)造并維持一個自主的社會空間，并通過自身獨特的文化和實踐形成一個屬于自身的底層政治生活和底層意識形態(tài)。斯科特對“隱藏的文本”的研究實則反映了他對從屬群體的社會意識的重要性的強調，同時也體現(xiàn)了他對農民文化能力的承認和尊重。在他看來，“隱藏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種集體性的文化產品，它生成于從屬群體所棲身的文化框架之內，而且，這種底層亞文化本身具有相對的自主性，精英階級的主流文化也很難穿透它。因此，通過弱者的“隱藏的文本”和權勢者的“隱藏的文本”的比較，以及這兩種“隱藏的文本”與表達權力關系的公開文本的比較，將更有助于我們得以理解和洞悉支配與反抗之間的復雜、微妙的互動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現(xiàn)在我們對斯科特日常反抗理論進行一個初步的歸納。正如文章開篇所言，“生存?zhèn)惱怼�、“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構成了斯科特三本著作的核心概念，那么，這三個基本概念是如何共同建構一種日常反抗理論從而達至對底層政治（infropolitics）的理解呢？“生存?zhèn)惱怼�，雖然凸顯了斯科特對農民反抗的文化與宗教因素的重視，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它實質上也表明了對農民政治的研究絕不能忽視其物質因素。如果忽略農民反抗中的物質自利性質，就會忽視農民政治的決定性背景，也會忽略掉大多數(shù)低等階級的政治。換句話說，文化固然很重要，但物質因素更基本。在這個意義上，斯科特所持的仍是一種唯物論�！叭跽叩奈淦鳌�，也即斯科特所說的各種形式的日常反抗，而且，他所特別強調的是反抗的行動和實踐及其累積效應，正是在這些日常的反抗實踐中，農民經(jīng)歷和體驗了作為階級的存在�！半[藏的本文”，既是權力支配的產物，又是底層群體亞文化產品。斯科特通過發(fā)掘從屬群體的隱藏文本、闡釋從屬群體的異議亞文化，進而尋求底層政治的建構。由此可見，斯科特對于反抗的探究始于物質層面，然后進入到實踐和行動層面，最后步入意識層面，層層推進，不斷升華，三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維系。于此，斯科特實際上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支配與反抗”的理論框架。在此，我們做一個基本的概括。首先，斯科特認為存在三種基本的支配形式：（1）、物質支配（material domination），主要是指諸如谷物、地租、勞力等的剝削；
（2）、身份支配（Status domination），主要是指對農民的羞辱、侮辱以及對其尊嚴的攻擊；
（3）、意識形態(tài)支配（Ideological domination），主要是指統(tǒng)治群體將奴隸制、農奴制、種姓以及特權正當化。然后，他又區(qū)分了兩種基本的反抗形式：即公開宣稱的反抗（公開反抗）和偽裝的、低姿態(tài)的、未宣稱的反抗（日常反抗），前一種反抗吸引了絕大多數(shù)的關注，而后一種則構成了底層政治的領域。最后，根據(jù)這三種支配形式的劃分以及兩種反抗形式的區(qū)分，斯科特進而建立了一個“支配與反抗”之間互動的類型學，從而顯示出在不同的支配情境下，底層群體可采用的兩種不同的反抗形式所各自具有的策略、技術特征。具體而言，在物質支配下，如果采取“公開反抗”則表現(xiàn)為游行示威、罷工、土地入侵、公開反叛等形式；
如果采取“日常反抗”則表現(xiàn)為偷竊、逃跑、裝糊涂、開小差等形式。在身份支配下，如果采取“公開反抗”則表現(xiàn)為通過姿勢、穿著、言語公開宣稱自我價值，對統(tǒng)治者身份象征的公開褻瀆；
如果采取“日常反抗”則表現(xiàn)為有關憤怒、冒犯的隱藏文本，復仇的寓言、嘲弄謠言等形式。最后，在意識形態(tài)支配下，如果采取“公開反抗”則表現(xiàn)為公開的宣傳平等、革命的反意識形態(tài)或者公開否定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
如果采取“日常反抗”則表現(xiàn)為異議文化的發(fā)展，如千禧年宗教、民間宗教、綠林好漢和階級英雄的神話等。

　　斯科特的日常反抗理論自提出以來就在學術界產生了強烈反響并受到了高度贊譽。正如任何一種富有生命力的理論思想一樣，當它獲得高度評價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強烈的批評。

　　大致而言，針對斯科特的批評通常表現(xiàn)為兩種形式：一種認為，當斯科特將那些諸如偷懶、裝糊涂、開小差等這樣瑣碎、細微的斗爭形式都視之為“反抗”，那么帶來的一個嚴重問題是：“什么是反抗，什么不是反抗”將變得更為模糊不清。還有一種批評則以一種福柯式的后現(xiàn)代語調詰問到：既然反抗無所不在，是否存在解放的可能呢？這兩種批評很為切中要害。稱其“切中要害”，并不在于其批評之精準，而在于這兩種批評為我們理解斯科特筆下的日常反抗提供了十分合適的切口：前一種批評有助于我們從正面來理解日常反抗；
后一種則有助于從反面來理解日常反抗的深刻意義。第一種批評實質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情境下農民的行為可以稱之為反抗？首先，對斯科特而言，他實際上并不打算給“反抗”下一個標準的定義，因為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并在于如何精確地定義反抗，定義只是一種分析性工具并且其自身沒有終結，就他的目的而言，更準確的陳述在于：什么是真正的反抗行動。因此，在書中他以反抗包括一個行動系列的形式下了一個定義。其次，斯科特力圖通過對反抗的日常形式的研究來提出一個底層政治的問題。他認為，正是這些瑣碎的、匿名的、無聲的反抗歷史地呈現(xiàn)于日常階級關系的核心位置，并構成了政治沖突的隱藏領域。最后，必須在一種“支配與反抗”的互動關系中來理解和定位反抗。換句話說，對斯科特所謂“反抗”的理解應當置于一種具體的、特定的權力關系情境之下，而不能隨意地推而廣之。第二個批評實則涉及到一個“主體”（subject）問題。正如�？滤�言：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反抗。�？鹿P下的權力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毛細血管式權力。權力無所不在的運作、實踐和生產，使得�？吕^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宣稱“作為主體的人死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此，�？碌暮蠼Y構主義闡釋實則將“主體”解構了，并將解放的可能性寄于哲學層面的自我倫理學。斯科特則試圖從經(jīng)驗研究層面來建構一種主體，賦予農民以“政治主體”地位。在他看來，傳統(tǒng)的政治研究通常將農民塑造成一個“造反者”，并將其看作是被政治運作的對象，而不是一個政治主體，因而也就被視為在政治上是無效的。而且，斯科特從來不認為，底層從屬群體能夠被上層的意識形態(tài)所嚴密包裹，而是認為，所有的平常人，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都有其“認知的能力”。他通過對農民日常反抗的研究力圖表明：那些看似瑣碎、零散的反抗斗爭實際上充分彰顯了農民自我保存的韌性，一種防止最壞的和期待較好的結果的精神和實踐，也正是在與支配性權力的不斷交鋒中農民從而形塑了自身的政治主體性。

　　最后，簡要分析和總結一下斯科特這三本著作（主要是前兩本著作）寫作思路的轉承，以便提供一個理解“日常反抗”的思想背景。眾所周知，《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這本書通常被視為斯科特的成名之作。不過，這本書實則隱含了一個嚴重的悖論困境：一方面，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漸滲透到東南亞村莊社會，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正在逐漸下降；
另一方面，這樣一種道義經(jīng)濟觀卻是促使農民反抗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展，隨著農民道義經(jīng)濟觀的不斷瓦解，農民將最終失去其據(jù)以反抗的基礎。這是《弱者的武器》在撰寫時所要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而且，斯科特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入并沒有降低不平等，反而使得不平等更為加劇、沖突更為嚴重，而現(xiàn)實境況卻看到的是沉默的順從，反抗無從可見。面對這一雙重悖論困境，斯科特并沒有簡單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和“文化霸權”理論來進行一種宿命論式的解釋，而是立足于農民的日常生活實踐，于細微之處來洞察和解析結構性的權力關系。為此，他一方面重新界定“反抗”概念，提出了“反抗的日常形式”；
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運用“記憶中的村莊”（remembered village）的修辭將農民的道義經(jīng)濟觀延續(xù)到《弱者的武器》的論說中。也就是說，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瓦解了先前的道義經(jīng)濟，但農民的記憶中還是持有一個基本的正義是非觀的，這構成了農民反抗的基礎，而且，在不平等加劇的情形下，這種反抗表現(xiàn)為一種隱藏的、瑣碎的、未宣稱的“日常反抗”。于此，斯科特所提出的“日常反抗”實則是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政治場域”。在某種程度上，如同馬克思，斯科特也在尋找一種激進政治的可能。當馬克思將“工人”看作激進的政治行動者之時，斯科特卻試圖賦予“農民”以激進政治行動者的形象。在他看來，工人與資本家是一種“共存”關系，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從而離不開資本家，而資本家需要勞動力也離不開工人；
而農民則大不一樣，他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能夠自給自足，相對而言比工人更具獨立性。馬克思通過工人階級革命建構了其激進政治的路徑，而斯科特卻力圖從農民每天的日常實踐活動中去尋找那種激進的政治行動：“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形成的珊瑚礁一樣，大量的農民反抗與不合作行動造就了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jīng)濟的暗礁”。

　　原載《社會學茶座》2009年第3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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