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五四運動,高高在上的“民主”和“科學”
發(fā)布時間:2020-06-17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五四運動已經90周年,當年提出的“民主”、“科學”等口號再次響起。自從中國現代史由此開啟以來,新舊時代更迭,世事滄海桑田,“德先生”、“賽先生”依然鮮活,但依然是若即若離、似近卻遠。歷史和現實就是如此地相互映照和呼應,難以區(qū)隔,無法割斷。
“五四”時期,振臂高呼“民主”和“科學”者,是一批以救國為己任的人們,博古而通今,純粹而無私,偏激卻可敬,渾身熱血沸騰。而90年后之今日,高喊這些口號者中,雖然不乏有識有德、情操高尚之士,但究竟還有多少人是發(fā)自肺腑、情不自禁,并且腳踏實地、從自我修身做起?筆者不敢妄言。只是仿佛覺得,在世風混濁、輕飄浮躁的新時代背景之下,“五四”先驅者們的那份真誠、純粹與執(zhí)著并不多見。
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隔膜
當代中國社會無疑比過去更為復雜,所以更需要民主和科學的精神。除了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和權貴階層之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尤其需要用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來啟智化愚、充實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追求平等和公正。但是,從目前的情形看,不同階層的人群都在埋頭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彼此之間互不相干、冷漠以對。如同90年前,當代弱勢群體中的很多人依然不知“民主”、“科學”為何物,使得知識階層的政治訴求變成無人喝采的儀式。
五四運動的精神來自于大公無私,其可貴之處在于有一批有道德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試圖為愚昧的大眾進行思想啟蒙,為工農階級的利益奔走呼號,盡管他們的努力最終還是脫離了社會底層。那些老于世故、養(yǎng)尊處優(yōu)的人們,那些對利害得失斤斤計較的人們,是不能擔當起這種責任的。
而在當代中國社會,龐大的弱勢群體其實更需要這些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意識的知識分子,幫助他們啟迪智慧,為他們的權益仗義執(zhí)言。只可惜,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越來越多,而是鳳毛麟角。若僅僅是為了紀念“五四”而偶爾走出象牙之塔,重復幾句當年的口號,說一些沒有靈魂的應景之辭,那對中國社會的現實究竟有何意義?
“五四”之后的90年間,“民主”和“科學”在中國從來就是常說常新,但為什么有些時候具有強大的社會感召力,有些時候卻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后者的問題,在于和普通大眾之間存在著隔膜。一是因為倡導者始終在抽象的概念上來回打轉,錯以為概念本身就能解決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
二是因為高舉這些旗幟者,并沒有以身作則和身體力行,反而是高高地漂浮在普通民眾和社會現實之上。
體制障礙與國民性格
二十年前,大約就在此時,北京的一些大學生們?yōu)榱僳`行“五四精神”而打出了一幅標語,上面赫然寫著:“七十年了!”意思是,在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七十年的時候,理想依然只是理想,中國社會的某些方面依然沒有多大改變,F在,面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很多人也在嘆息:“九十年了!”。
確實,與經濟和商業(yè)環(huán)境相比,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司法環(huán)境和人權環(huán)境等等,與這個崛起大國的身份并不相稱,與其追求的遠大目標也不相適應。而其中的主要障礙,既來自于體制,也來自于國民本身。
以歷史的眼光看,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關鍵因素,并非只是體制,而更是國民或社會的性格特質。當代中國的面貌之所以是如此,既是社會體制所影響,更是國民性格所塑造。當然,體制會影響國民性格,但國民性格對體制的影響更大。這就是為什么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不只是試圖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會體制,而更是以反思的精神去進行文化創(chuàng)新,重塑國民性格。這既是開啟民智的社會運動,更是自我批判、自我啟蒙的精神反芻過程。
可是,在談及“五四”的時候,中國知識界只是集中于指摘體制的弊端,止于籠而統之地推崇“科學”和“民主”的概念,卻沒有深切地反躬自問、求之于己、審視國民性格的塑造。就像議論文革,不少人都強調自己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但卻回避或者故意忘記自己對那個時代的“貢獻”。
把自己下沉到民眾之中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先天都是正義者的化身,家國情懷濃烈,充滿理想,滿身正氣,矢志要先天下之憂而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但有一個缺點,就是人格容易因為地位和身份的變化而發(fā)生異化。憂憂不得志者,往往走入極端,偏狹過激,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結果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與政治體制勢不兩立。至于得寵得勢者,就更容易躊躇滿志、忘乎所以,甚至變得比權貴階層更加面目可憎。
因此,若要繼承和弘揚五四精神,中國知識階層首先要端正自身,既要避免“五四”時代的急躁、激進和盲目,更要慎防孤芳自賞和自命不凡,唾棄浮躁與矯情,減少怨天尤人的情緒,把自己下沉到社會現實和勞苦大眾之中。只有如此,當代知識分子才有可能超越“五四”情結,才能幫助社會端正國民性格,促進文化和體制的改良與進步。
作者是《聯合早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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