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大元：變革中的亞洲社會與立憲主義價值

　　當今世界，亞洲是既充滿活力又沖突多發(fā)的地區(qū)，也是“一個以其豐富的文化、宗教和多樣性感到自豪的地區(qū)”[2]，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學者將關注正在變化中的亞洲社會，亞洲已不再僅僅是經濟、文化和地理意義上概念，它已成為對世界的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的綜合性概念。在充滿挑戰(zhàn)與希望的21世紀，人們不僅要看到經濟繁榮的亞洲，而且將看到日益富有人文精神、追求立憲主義價值的亞洲社會�！�

　　（一）　

　　在世界舞臺上，亞洲是以統(tǒng)一體的形態(tài)出現的，從歷史發(fā)展、文化傳統(tǒng)與地理環(huán)境看，亞洲人生活在統(tǒng)一的亞洲社會環(huán)境之中。當亞洲社會開始憲政發(fā)展道路時，人們無法擺脫統(tǒng)一的共同體所帶來的思維方式與方法。特別是，西方社會個體性與亞洲社會整體性價值之間沖突，使人們往往在價值與事實之間徘徊�！�

　　亞洲法治是亞洲人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尋找并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的社會規(guī)范體系，是亞洲社會形成與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憲法的出現及其在亞洲社會中的發(fā)展是亞洲文明的重要標志。正是亞洲法治的歷史和社會功能以及亞洲法治的獨特的文化魅力，提供了亞洲社會從傳統(tǒng)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變的契機，進而發(fā)展成為令人矚目的、最具活力的經濟發(fā)展地區(qū)�！�

　　亞洲社會是以農業(y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和思想體系占據統(tǒng)治地位，所以，經濟發(fā)展進程中的共同文化背景從客觀上形成了亞洲憲政體系的相似性�！�

　　從亞洲憲法發(fā)展的歷史過程看中，傳統(tǒng)文化發(fā)揮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無論是在東亞、南亞還是西亞，文化的共同體意識客觀上形成了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共同發(fā)展的法律基礎。有學者認為，包括儒學在內的東亞傳統(tǒng)文化是東亞文化發(fā)展上必不可少的層層階梯和環(huán)節(jié)，它的一切積極成果是推動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根據和動力。[3]東亞傳統(tǒng)文化是東亞人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的體現，反映了東亞人特定的生活方式。在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中，東亞民族以理智、客觀的態(tài)度比較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價值，既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本國國情的因素，又要保留能夠促進社會發(fā)展的傳統(tǒng)文化因素，因而合理地協(xié)調了東西法文化之間的價值�！�

　　由于亞洲憲法體系賴以生長的歷史與文化環(huán)境不同，亞洲憲法體系的形成過程因國而異。我們知道，亞洲近代法制的形成過程就是移植與借鑒西方法律制度的“引進”與“加工”的過程。移植西方文化是形成亞洲憲法體系的外部因素。當然，西方文化對東亞法形成的影響并不是通過直接的途徑，而是經歷了文化價值的比較與選擇的復雜的過程。比如，東亞國家屬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思想文化對于東亞國家合理在法治發(fā)展模式與調整其方向產生了重要的文化影響。有的學者認為，分析儒家文化是揭開東亞法現代化奧秘的一把鑰匙。就其產生的道德與倫理基礎而言，東亞法是在國家與個人價值沒有合理分化，法的理念缺乏具體化的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故東亞社會中的法還不能達到脫離倫理要求的完整的自由的規(guī)范體系。在西亞，伊斯蘭法文化直接影響了伊斯蘭國家憲法體系的統(tǒng)一性。1990年7月通過的《開羅伊斯蘭世界人權宣言》序言中規(guī)定“宣言的重要性在于指導成員國的全部生活”，“重申伊斯蘭烏瑪在文明和歷史中之作用，它是真主所創(chuàng)最佳社會共同體，賦予了人類以普遍與均衡之文明，構建了現世與來世之和諧……”。文化的統(tǒng)一性客觀上提供了憲法體系上的共同性。[4]　

　　對亞洲憲法體系的比較研究必然涉及到其背后的共同的文化傳統(tǒng)與價值。亞洲社會整體上所表現的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的社會結構，在憲法文化的層面上表現尤為突出。在亞洲社會，憲法不僅僅是一種規(guī)范的創(chuàng)制與運用，而且是一種蘊含于特定文化背景，表現人文關懷的文化現象。憲法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這一命題是當代法學界普遍公認的觀點�！�

　　憲法文化是一個多樣化的概念，它反映著特定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憲法價值的認識與情感，特別是反映一個民傳統(tǒng)文化中孕育的憲法的特定價值。在戰(zhàn)后西方國家法學中之所以興起研究法律文化的學術熱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學者們在東方法律制度的研究中發(fā)現，探討東方法律文化乃是尋求東方法律制度與基本精神的基本途徑。如果只停留于法律制度表面層次而忽視其文化價值的話難以得到有關亞洲的完整的知識體系，即“要真正理解東方國家的法律制度，必須同時研究東方的傳統(tǒng)法律文化，光有法律的比較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進行法律文化的比較�！盵5]　

　　在西方，美國學者埃爾曼（H·W·Ehrmann）的《比較法律文化》一書可視為研究東方法律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在其著作中認為，法律文化是一整套的價值觀念，它涉及法律的性質、法律在社會中的地位、法律制度的組織及應用，法律的制定、適用、完善及其講授，律師和法官的訓練方式和習慣，民眾對法律的想法，人們求助于法律的目的，階級結構與法律制度運用與否之間的關系。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是極其廣泛的，作者強調法律制度運用過程中的文化背景的意義，同時對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法律文化特征進行宏觀的論述。此后，在西法學者的論述中東方法律文化、東亞法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發(fā)展為比較法律體系，形成與現代世界法文化具有內在聯系的文化。　

　　從亞洲各國憲法文化發(fā)展的歷史看，亞洲憲法文化是一種復合型結構，其形成與存在的基本特點是文化沖突中形成融合，即在不同法文化的沖突中尋求自然和諧與融合。比如，作為共同體的東亞法文化通常包含著如下因素：中國傳統(tǒng)法文化、西方法文化、本國固有法文化以及融合中形成的新的法文化形態(tài)。在傳統(tǒng)東亞法文化的形成過程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它為法文化在東亞的初步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當然，中國傳統(tǒng)法文化在的影響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時也不能代替東亞各國古老文化體系中曾經存在過的傳統(tǒng)因素�！�

　　當然，亞洲憲法體系的統(tǒng)一性是以亞洲憲法文化的特殊性為基本條件的，沒有特殊性價值所謂的文化統(tǒng)一性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亞洲的不同地區(qū)憲法文化在保持共同體價值的同時，各自保留著能夠體現其傳統(tǒng)的合理文化，呈現出憲法文化的多樣性。當東亞各國面臨西方法文化的沖擊時，各國所表現的文化心態(tài)與接受文化影響的具體內容是不盡相同的。有些國家所采取的態(tài)度相對而言是比較開放的，而有些國家則采取了消極和被動的態(tài)度。同樣的西方法文化影響，就其內容上也有一定的區(qū)別。比如，中國憲法文化主要是通過日本被動地接受了德國憲法文化的影響，日本戰(zhàn)前接受德國憲法文化的直接影響，而戰(zhàn)后又大力移植英美憲法文化；
新加坡除受中國法影響外，還受英國憲法文化的影響，憲法文化體系中英國法的色彩比較濃厚。越南憲法文化則主要受法國憲法文化的影響，表現大陸法系的特點。因此，在分析亞洲立憲主義歷史與價值時，既需要統(tǒng)一性眼光，同時也要從不同的傳統(tǒng)與文化出發(fā)揭示各國憲法制度的具體運行過程�！�

　　（二）　

　　法治既表現為人類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同時也是具體的實踐過程。在古老的亞洲大地，實行立憲主義，建立民主的憲政制度需要在不同文化的沖突中選擇憲法發(fā)展道路。以人治治理國家生活的傳統(tǒng)社會結構中不可能出現法治的價值體系，即法律統(tǒng)治并不一定帶來法治的良好狀態(tài)。因此，法治是通過良好法律而實施合理統(tǒng)治的一種治理國家生活的方式或者通過法律的合理運用實施社會控制的思想體系與制度�！�

　　由于缺乏實施憲政的社會歷史條件，缺乏立憲主義文化傳統(tǒng)，傳統(tǒng)亞洲社會中自然不能產生實施憲政的系統(tǒng)理論與制度。盡管在亞洲各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或社會結構中包含著一定形式的立憲主義因素，但它畢竟是片段的，沒有形成為具有整體性理念的政治道德基礎。如在東亞社會，所謂法律體系雖在一定范圍內起到實現社會正義的作用，但在儒家政治文化體系下，從制度層面和理論層面上法律體系只作為規(guī)范體系發(fā)揮有限的作用，未能充分體現憲法應具有的社會正義價值。東亞社會中形成的法治觀念是東亞各國在實現法的近代化過程中通過各種不同途徑從西方引進的概念。比如，日本法學界一般認為，“法治”概念來自于西方近代。[6]這一點也是東亞國家法學者們的普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傳統(tǒng)東亞社會中存在過的“法治”一詞與現代法治的內涵是不同的。有些東亞國家的學者在分析東亞法治與西方法治時也提出法治概念的歷史聯系性問題。如韓國古代的法治一詞最早出現在漢書地理志中，到了三國時代有關法治的學說也隨之產生。但古代法文化與司法中出現的法治只是刑罰的一種表述，以具備完備的法典為標志。中國古代法律文獻中出現的“法治”不等于西方近代的法治。法家主張的君主“垂法而治”、“以法治國”等等，都是強調君主要用法律來治國、治臣、治民、治別人，并不涉及君主本人守不守法的問題。[7]法家所提倡的法治與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論述的法治是不同的，不能以東亞國家古典文獻中曾出現過的“法治”一詞來說明古代法治與近代的歷史聯系�？梢哉f，傳統(tǒng)的東亞社會中只存在法的規(guī)范，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完整意義上的近代法治理念與精神。東亞社會中的法治是法的近代化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即在廢除人治傳統(tǒng)的基礎上開始吸收西方法治思想，實現東亞法的近代化。　

　　傳統(tǒng)亞洲社會沒有完整的法治歷史，這是由東亞社會本身的文化與歷史條件所決定。但是，不能以這一事實為基礎，簡單地得出亞洲傳統(tǒng)與法治價值完全是無緣的，經過法制的近代化過程，特別是亞洲各國移植吸收合理的法治原理后，有可能在文化之間的沖突中尋求既符合立憲主義普遍性價值，又符合亞洲合理的傳統(tǒng)文化的憲法體系。在立憲主義價值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相互關系中，亞洲人以其政治智慧，豐富了立憲主義實踐，建立了富有亞洲特色的立憲主義模式�！�

　　源于西方的法治理論可以被東亞社會結構所采納或借鑒，立憲主義在亞洲社會發(fā)展過程中也有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發(fā)展模式。不同類型的法治模式所體現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即人權的尊重與保障，其最高價值是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實現，而人本身又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傳統(tǒng)之中，以不同的體驗理解與認識立憲主義的價值。因此，形成文化多樣性，尊重不同文化的價值成為立憲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有學者認為，“從現代制度變革的層面上說，亞洲國家的現代制度的生成過程是一個集民族獨立與民主建設于一體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亞洲國家的立憲過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樣有一個自然長成的過程�！盵8]特定的社會背景、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使得亞洲立憲主義比其西方立憲主義具有多樣性與復雜性�！�

　　亞洲立憲主義模式是在西方立憲主義思想與理論的移植與借鑒中形成的，在具體制度的選擇上往往以西方為參照系。這是我們不能回避的事實。因為傳統(tǒng)的亞洲社會中雖然存在法律制度及其法文化，但沒有形成立憲主義的自然與社會條件。在傳統(tǒng)的亞洲社會結構下，國家高于社會，個人權利無條件地服從國家權力，由此形成人權價值缺乏保障的國家權力優(yōu)先與至尊的社會結構。在亞洲憲法的近代化過程中，西方立憲主義所具有的魅力深深地影響了東亞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在痛苦的思索中感受到法治理想與制度的作用，以各種形式了解西方憲政，試圖引進西方的立憲主義制度。亞洲各國的經濟發(fā)展與法律改革幾乎都經過了法律移植過程，不僅有同一種社會制度國家間的法律移植，也有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法律移植。　

　　從比較憲法的角度看，亞洲是世界上法律移植最頻繁、數量最多，而且是移植形式多樣化的地區(qū)。自然遷移、強行移植、刻意仿效等移植形式存在于亞洲的不同國家實踐過程之中。有的學者認為，基本人權的理念和立憲主義思想，是在西洋社會里經長久的歷史的涵育，逐漸演進成長而來，一旦移植到東方世界來，因東西方傳統(tǒng)思想不同，社會要求有別，加上政治結構的迥異，就形成與原來理念與思想不同的發(fā)展。[9]在立憲主義原理的移植方面，亞洲國家的確創(chuàng)造了其他非西方國家值得借鑒的經驗。　

　　亞洲立憲主義模式是傳統(tǒng)法律文化與現代立憲主義價值的有機統(tǒng)一，體現了法治在亞洲社會中的本土資源。立憲主義精神源于西方社會結構，但立憲主義中包含的某些因素又在亞洲傳統(tǒng)結構中曾以不完整的形式存在。當亞洲人引進西方立憲主義原理時，人們所面對的社會背景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在法治原理的移植過程中，可以尋找其相互結合的傳統(tǒng)的因素。牟宗三先生認為，民主憲政和人權保障在中國的建立是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內部的生命”的要求，這種政治上的“現代化”，有助于成就儒家的價值理想。[10]牟宗三先生同時認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身，已經包含著民主和人權的種子。在他的哲學體系中，中國文化傳統(tǒng)，特別是儒家思想，已經產生和發(fā)揚了“理性”的“內容”上的表現（又稱為理性的“運用”上的表現，即民主的精神和尊重人權的精神）。[11]總之，立憲主義的道路是在具體國家的不同背景下出現的，立憲主義一旦出現便與特定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結合為一體，表現了其鮮明的民族特色�！�

　　亞洲立憲主義之所以在文化的沖突中尋求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亞洲法律文化具有的同化能力。立憲主義理論與制度的移植是一種動態(tài)的過程，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法律文化是否具有同化能力是評價移植社會效果的重要標志之一。同化能力主要是指本國的法律文化對他國法律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亞洲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之間既存在相互的沖突性，同時也有相互的適應性，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有助于人們在文化的選擇和競爭中強化法治的社會適應性。當然，同化能力并不能自發(fā)地發(fā)揮作用，它需要實施移植主體的能動作用。主體對移植對象的選擇和移植內容的分析、判斷是文化之間進行平等交流的基礎。從法人類學的角度看，不同民族法文化之間并不存在孰優(yōu)孰劣之分，體現不同民族法律信念與情感的法律文化應當具有同等的價值，具體憲法制度發(fā)展與完善過程不應影響人們對法律文化價值認識的平等觀念�！�

　　亞洲立憲主義模式在人與制度的相互關系上遵循著獨特的原理。在亞洲社會，法的確立與運行過程中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即法律制度呈現出人間化(person)的特色，實體的合理主義得到長時期的維持。形式的合理主義在亞洲社會中是不夠發(fā)達的觀念，其原因是受到了儒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這一點上東亞立憲主義顯然不同于充滿非人間性的西方立憲主義觀念。從主體上，法治實際上是眾人之治（民主之治），人治是一人（或凡人）之治（君主專制或貴族政治[12]）。亞洲社會法治從其主體上看，也是眾人之治，體現民主政治，體現現代法的精神。這一點上亞洲法治與國際社會公認的法治觀念之間并不存在法治思想原理上的沖突。當法制度的設計與運用者的意志同社會公眾的意志之間達到融合與協(xié)調時，法治可以保持自身的價值。特別是現代東亞社會中維持這種法治狀態(tài)是完全可能的。以亞洲文化的價值與傳統(tǒng)為基礎強調治者的道德水準，使人在法律制度框架內發(fā)揮作用是亞洲社會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立憲主義作為治國的原則與價值體系，除其表現的普遍性原則外，其實踐過程是多樣化的，表現其特殊的運行形態(tài)。如從立憲主義實踐過程看，東亞社會中合作與團體意識的價值高于競爭本身的價值，法律秩序的最后形成往往依靠合作的價值得到實現，以個人主義為本位的競爭原理并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擁有廣泛的市場。亞洲社會的集體、合作與“和”的社會意識奠定了亞洲團體主義精神的基礎。　

　　近年來出現的非西方法治理論的研究成果表明，法治的理性精神要建立在各個民族平等地位之上，文化價值的多樣化是法治賴以生存與生長的文化背景�，F代法治理論與制度是西方社會法治與非西方社會法治實踐的升華與總結，并不以西方法治為其惟一的構成要素。在立憲主義發(fā)展上，特別是立憲主義發(fā)展模式的選擇上人們習慣于單純以西方的標準作為衡量法治的客觀尺度與參照系，往往忽視非西方法治的應有價值與理性精神。立憲主義思想與實踐最早源于西方社會發(fā)展進程中，這是公認的事實，但立憲主義模式＝西方立憲主義的命題是不能成立的，因為西方立憲主義是西方社會文化體系的產物，它并不代表多元化的世界法治實踐。正如達維德所指出的那樣，歐美法反映在歐洲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形成的思想方式與生活方式，表達在這個環(huán)境中形成的思想觀點，認可在這個環(huán)境中形成的制度。[13]　

　　亞洲社會的豐富多彩的立憲主義實踐是推動亞洲立憲主義發(fā)展的內在動力，亞洲立憲主義的發(fā)展又在客觀上推動世界法治理論的發(fā)展。筆者認為，在法文化價值相對主義的影響下，非洲立憲主義模式、拉丁美洲立憲主義模式將會顯示其民族性的特色，在世界發(fā)展多樣化的背景下人們必將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長的立憲主義價值的多樣性。　

　�。ㄈ�）　

　　亞洲立憲主義是以亞洲法文化為背景而生長的模式，反映了亞洲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與發(fā)展需求。亞洲立憲主義產生與發(fā)展過程中始終困擾人們的難題是，如何超越立憲主義工具性價值，尋求具有正當性的立憲主義體制�！�

　　由于亞洲立憲主義生長的歷史背景的特殊性，人們對立憲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評價上，容易陷入工具主義的思維模式，往往把立憲主義理解為實現“富國強兵”的手段或工具性意義，忽略立憲主義所包含的價值性。特別是，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立憲主義價值體系的確立是十分重要的一種條件。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后來者，廣大亞洲國家能否走西方社會走過的道路？亞洲國家應借鑒哪些經驗？適合亞洲現代化的立憲主義模式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從工具性價值走向價值體系是亞洲立憲主義發(fā)展的基本目標。近年來，亞洲的經濟發(fā)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矚目。學者們對亞洲經濟發(fā)展過程與成果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與研究。在工具性價值的反思與批判中，人們逐步認識到：成功的經濟發(fā)展應當是經濟與立憲主義的一體化，立憲主義所倡導的人權保障與有效的權力控制是經濟發(fā)展獲得成功的重要基礎�！�

　　立憲主義是不斷變化的開放性、動態(tài)性結構。隨著社會的變遷，亞洲立憲主義所體現的價值也要及時地反映社會發(fā)展的需求。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亞洲人有必要重新審視立憲主義發(fā)展的歷史與現實，合理地確定立憲主義在亞洲社會發(fā)展中的地位與功能。亞洲憲法改革與發(fā)展所面臨的課題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立亞洲立憲主義共同發(fā)價值體系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現實問題。長期以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考方式與研究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我們觀察世界的視野，對于亞洲歷史與現實中曾經出現過的、正在存在著的以及將來發(fā)生的許多憲法現象缺乏必要的分析與研究，亞洲立憲主義具有的多樣性與開放性沒有得到理論解釋。正如有學者所指出：我們“自然而然地把中國作為西歐的對照物，而不是并立體系來加以考察，總的以西方近代化過程作為既定指標衡量中國的問題，這就使我們難以看清一些屬于我們自身的問題，更難于把握歐洲、亞洲及中國各自的問題”。[14]　

　　回到亞洲社會，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思考和分析未來亞洲立憲主義是亞洲學者共同的學術使命�；�于立憲主義價值的普遍性，有必要進一步推動亞洲區(qū)域法治發(fā)展的一體化，以區(qū)域合作的形式發(fā)揮立憲主義在亞洲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的作用。有些人認為，在法治發(fā)展領域，建立亞洲區(qū)域一體化的主要障礙是亞洲社會結構的多樣性與來自不同歷史觀的認識，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又影響法治發(fā)展過程的多樣性，難以在亞洲尋求共同的法治思想基礎與原理。但事實表明，要想在世界舞臺上樹立亞洲法治的整體形象、適應法治國際化的趨勢，必須形成一定形式的區(qū)域一體化，以共同性的法治原理調整東亞社會的現實生活與發(fā)展進程。實際上，法治的多樣性與統(tǒng)一性是并不矛盾的，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補充統(tǒng)一性的作用。在以多樣性社會結構為特征的北美形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區(qū)、多樣化的歐洲社會正努力實現以歐盟憲法為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在文化與社會結構十分多樣化的非洲，以人權保障為核心內容的區(qū)域一體化已成為發(fā)展非洲法治的重要形式�！�

　　因此，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建立亞洲法學交流合作機制問題，這不僅有利于東亞法治的發(fā)展，而且有利于世界法治發(fā)展。在亞洲社會，法學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涉及理論與制度層面、現實與歷史等方面的不同課題，法文化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公法領域，各國制度之間的差異是比較大的，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尋求區(qū)域性法治發(fā)展模式是東亞法學者們需要考慮的現實課題。在保持亞洲立憲主義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使亞洲立憲主義實踐融入到世界立憲主義發(fā)展的整體過程之中，強化亞洲立憲主義實踐的國際性，推動亞洲社會的法治化進程。　

　�。ㄋ模�　

　　亞洲立憲主義是充滿爭議的學術命題，能否把亞洲地區(qū)中存在的立憲主義的不同形態(tài)概括為整體意義上的“亞洲立憲主義”？這一學術命題本身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在多次國際或國內學術討論會上，作者聽到一些學者對是否存在“亞洲有立憲主義嗎”提出疑問，更有學者提出：所謂亞洲立憲主義政治哲學的命題實際上是為權威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礎。對亞洲立憲主義學術命題的各種批評或疑問是可以理解的，很多爭論實際上是學術范疇之內的問題。作者認為，長期以來，亞洲地區(qū)憲法實踐的發(fā)展并沒有納入到整個學術視野之內，人們的學術評價往往是以“西方”為參照系的，我們生活在亞洲，卻對亞洲社會結構與憲法的存在形式缺乏必要的認識，甚至無法樹立亞洲人的主體意識。因此，在憲法世界中關注亞洲地區(qū)的憲法實踐，在世界憲法學體系中把亞洲憲法學納入整個憲法學知識體系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整個憲法世界和憲法學知識體系的完整性會受到影響。至于如何評價立憲主義在亞洲的實踐是一個學術問題，學者之間存在不同的見解是正常的。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憲法文化的多樣性趨勢的發(fā)展，有關研究亞洲憲法的成果不斷出現，舉辦了一些與亞洲憲法有關的區(qū)域性或國際性會議。但從憲法學發(fā)展的總體水平與趨勢看，對亞洲憲法的研究仍然是比較薄弱的，缺乏必要的學術關注，與西方憲法相比較，相關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于這種狀況，深入研究亞洲憲法以及立憲主義的理論對推動亞洲法治的發(fā)展，加強不同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學術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認為，無論從外國憲法學知識體系的整體性，還是從亞洲各國相互交流與合作的需求看，研究亞洲立憲主義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首先，有利于樹立亞洲人的主體意識，以文化相對主義角度反思立憲主義發(fā)展歷史，確定亞洲立憲主義的歷史方位；
其次，非西方社會憲法制度與憲法理論的研究是比較憲法學的重要內容，其中亞洲憲法又是我們所研究的重點。立憲主義反映了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它所積累的治理國家的經驗與各種規(guī)則等因素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再次，亞洲立憲主義的研究會產生積極的實踐價值。我們知道，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必然伴隨與之相適應的立憲主義，對于中國來說，根據一定原則吸取西方發(fā)達國家立憲主義經驗固然重要，但從立憲主義產生與發(fā)展的文化與現實功能而言，來自于亞洲立憲主義的實踐具有更直接的參考價值。因為中國地處東亞，有著近水樓臺的先天優(yōu)勢，應認真研究亞洲憲法發(fā)展的經驗與過程，借鑒其教訓與成功的經驗。第四，在國際化時代，對外政策與憲法的價值聯系越來越緊密，合理的外交政策直接受憲法價值的影響。與亞洲各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建立和諧的亞洲是我國外交的重要內容。積極而主動的外交政策必須建立在對各國憲法制度加以系統(tǒng)研究的基礎上，在這種意義上，憲法學界重視研究亞洲憲法問題，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書的基本結論是：西方立憲主義價值體系反映了西方的文化與經驗，雖對世界憲政的發(fā)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在世界范圍內并不具有普識性價值，不同文化與不同文明可以在平等交流中選擇適合自己國家的憲政發(fā)展道路�！�

　�。ㄎ澹�　

　　為了得出上述的結論，作者在本書中具體采取了比較研究、實證研究與憲法社會學研究等方法，并力求在亞洲社會結構的統(tǒng)一性中解釋其多樣性特點，并在價值與事實中探討亞洲立憲主義發(fā)展模式。由于本書所研究的亞洲社會是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的社會，具體憲法制度的存在與多種社會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只有在綜合的社會因素中才能合理地把握亞洲憲法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有的學者批評在亞洲立憲主義研究中強調文化價值的觀點，認為文化相對主義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因素，有可能成為回避價值問題的合法“外衣”。但在作者看來，文化因素是揭示亞洲立憲主義結構與運行特點的重要元素，也是客觀地比較不同立憲主義形態(tài)的認識論基礎。因為，在亞洲立憲主義發(fā)展過程中文化不是外在因素，它直接成為立憲主義本身的附加值，廣泛地影響著整個憲法制度的發(fā)展。因此，本書在論述立憲主義發(fā)展過程、模式與特點時，側重于從文化角度設定學術命題，并進行文化的分析。　

　　按照這種研究思路，本書論證的主要問題是：第一章從歷史主義的角度，分析了立憲主義的基本原理，論證了立憲主義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形態(tài)與起源。為了合理地確定亞洲立憲主義的歷史方位，作者首先分析了西方立憲主義發(fā)展的過程，區(qū)分了不同概念之間存在的界限，提出亞洲立憲主義概念的正當性基礎。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作者用較大篇幅論述了立憲主義在亞洲的形成過程。主要涉及的命題是：一是憲法、立憲主義概念形成過程的分析；
二是立憲主義移植過程的實證分析；
三是亞洲國家制憲的基本理念、具體過程與憲法文本的形成。通過制憲史的分析，揭示立憲主義本體價值是作者在本書中重點探討的學術命題。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當代亞洲立憲主義的基本模式。從經濟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宗教、社會運行與‘權威’政治等不同角度試圖論證亞洲立憲主義不同于西方立憲主義的特點。第五章在分析憲法正當性的基礎上，具體論述立憲主義在亞洲社會發(fā)揮的具體功能。第六章對亞洲立憲主義的保障機制進行了分析。重點探討政黨體制與憲法保障制度在立憲主義實現過程中發(fā)揮的功能。第七章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亞洲立憲主義發(fā)展動力、途徑與基本理念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并分析亞洲社會變革中的憲法角色。　

　　【注釋】

　　作者簡介：韓大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1] 本文是即將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亞洲立憲主義》（第二版）的序言。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99年11月（16—4），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1999年版。

　　[3] 張立文主編：《傳統(tǒng)文化與東亞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頁。

　　[4] 轉引自高鴻鈞：〈伊斯蘭法：傳統(tǒng)與現代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頁。

　　[5] 何勤華：《法律文化史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頁。

　　[6] 王亞新：“民事訴訟中依法審判原則和程度保障”，載梁治平編：《法律解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頁。

　　[7] 俞榮根：《儒家法思想通論》，第34頁。

　　[8] 王蔚、潘偉杰主編《亞洲國家憲政制度比較》，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3頁。

　　[9] 李鴻喜：“民主憲政的東方移植”，載《憲法與憲政》，植根雜志社會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53頁。

　　[10] 牟宗三：《政通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96年版，第387頁。

　　[11] 陳弘毅：《法治、啟蒙與現代法的精神》，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頁。

　　[13] [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21頁。

　　[14] 《讀書》，199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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