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阿倫特論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完成于1951年，原名《我們時代的負擔》，是阿倫特的成名作。對于阿倫特來說，這本書是真正的嘔心瀝血之作，它凝聚了阿倫特太多的痛苦經歷：魏馬共和國的憲政危機、納粹的興起、種族大屠殺、“異鄉(xiāng)人”的生活�？梢哉f，極權主義對于她精神和肉體上的巨大創(chuàng)傷是阿倫特寫此書的根本動力。

　　阿倫特在此書中思考的極權主義原型首先是納粹主義，但“極權主義”同時也是作為一個普遍的理論問題被談論的。她把納粹的極權主義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的特質匯合在一起，試圖概括出極權主義的一般特點，這使得本書超越了一般的歷史學著作而上升為一部理論著作，但同時使它遭到了尖銳的批評。在我看來，無論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理論概括多么具有誤導性，我們卻仍然無法否認，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兩者的意識形態(tài)雖然不同，卻都產生了噩夢一樣的極權恐怖。把它們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時候，阿倫特通過自己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某種現(xiàn)代特有的東西，并力圖理解它們的產生原因。阿倫特先分別分析了反猶主義（第一部）和帝國主義（第二部），以便理解極權主義得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在此書的第三部分即《極權主義》部分，阿倫特分析了極權主義和群眾的關系，極權主義宣傳的特點，極權主義的政權結構以及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等等。

　　一、極權主義的特征：全面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恐怖

　　什么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和歷史上的其他專制暴政有什么不同？阿倫特對此的回答是：極權主義的核心特點是“全面統(tǒng)治”（totalitarianism的前綴total就是全盤，無所不包的意思）并徹底消滅人的差異性、多元性，即使是私人領域的差異性也不允許存在。而它達到全面統(tǒng)治的手段則是一種全盤性的意識形態(tài)和全盤性的恐怖。所以，竊以為“全盤”兼有全盤統(tǒng)治、全盤意識形態(tài)和全盤恐怖三種含義。[1]下面這段話可以視作是阿倫特對于極權主義特征的集中概括：

　　極權統(tǒng)治努力組織無限多元和無限區(qū)別的人， 似乎將全人類只看作是一個人，只有每一個個人的各種反應可以降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使每一組反應能夠和另一組反應隨意互換，才能使極權主義統(tǒng)治成為可能。問題是要編造某種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種類，像其他動物種類一樣，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種”之中。極權主義統(tǒng)治嘗試透過精英組織的意識形態(tài)灌輸和集中營里的絕對恐怖來達到這個目的，精英組織無情地從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識形態(tài)灌輸?shù)膶嵺`應用――精英組織必須在這個試驗場上證明自身――而集中營相應的目標·也設定為完成對意識形態(tài)餓“理論”證明。[2]

　　正如卡諾萬所指出的：極權主義的特殊恐怖在于這樣的事實：它的前所未有的野蠻殘暴不是不受規(guī)約的狂怒（undisciplined fury），不是服務于什么“實用目的”（比如減輕國家的經濟負擔），而是意識形態(tài)指導下的有計劃有步驟的滅絕，它們是高度組織化、系統(tǒng)化的，這種特殊的、為了一個高遠的“精神目的”而實施的野蠻行經，除了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以外是無法理解的，而這種意識形態(tài)除了其信奉者之外是純粹的虛構。[3]臺灣阿倫特研究者蔡英文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概括如下：

　　這套意識形態(tài)，在極權主義的運用下，講究前提和推論必須首尾一致的演繹邏輯，這套邏輯以不證自明的“種族斗爭”“階級斗爭”為前提，而對人類政體發(fā)展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作全盤的解釋，同時認定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在于實現(xiàn)某一種終極目的，比如“無階級社會”或“純粹人種”的統(tǒng)治，極權主義者運用這一套“意識形態(tài)”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實”或“現(xiàn)實”。在講究首尾一貫之一致性邏輯的推論下，此意識形態(tài)拒絕實質經驗適時的否證，其結果是，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閉的“虛構世界�！盵4]

　　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很相似于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說的“理性的自負”“理性的濫用”，它相信人的理性（實際上是非理性）是萬能的，可以完全徹底地按計劃重造世界和人性。而這就是極權主義所自詡要完成的“偉大使命”。著名的阿倫特研究專家卡諾萬指出，在阿倫特看來，

　　把極權主義和歷史上的其他專制區(qū)別開來的，不僅是它的大屠殺的規(guī)模，而是這樣的事實：它被理解為也被執(zhí)行為是“使教條變成現(xiàn)實，把教條納入到實踐中”。依據(jù)這種教條，種族斗爭是“自然法則”，至于被殺者是否無辜則是無關緊要的。讓她感到震驚的是犧牲者和屠殺執(zhí)行者的機器人一樣的行為，他們都顯然感到自己是別無選擇的，是沒有行動機會的，他們只能遵從比人類意志更加強大的力量。[5]

　　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之前的暴政或專制常常是任意的，完全取決于統(tǒng)治者的個人意志和個人好惡；
而極權主義的特點之一正好是否定人類意志在世界上的任何地位。依據(jù)它的理解，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受“自然法則”或者“歷史法則”支配的；
但是同時，那個被認為掌握了“法則”“規(guī)律”的人又可以為所欲為。所以，極權主義統(tǒng)治者的特點是既狂妄――企圖按照意識形態(tài)來改造人性，又謙卑――自稱是執(zhí)行“自然或歷史的必然法則”，是主觀唯意志主義和“科學”宿命主義的奇特結合。極權主義者屠殺猶太人或者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但卻并不以為這是出于極權主義者的個人意愿，而是在執(zhí)行歷史和自然的必然法則，依據(jù)這個法則（意識形態(tài)），劣等種族和階級敵人是“注定要死亡的”――這不是因為他們作了或者想了什么，而是因為他們是什么，他們是所謂“客觀的敵人”。

　　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所有行動都是既成教條的推演，無論在常識看來這是多么不可理解。正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連貫性是極權主義之外的人覺得難以理解的。阿倫特要揭示的就是極權主義的這種本質：為了貫徹一種意識形態(tài)、和它保持一致，殺死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或“階級敵人”在所不惜，因為它順應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

　　二、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宣傳與群眾心理分析

　　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是明顯違背常識的，但為什么這么多的人難以抵擋它的誘惑？為之瘋狂、為止獻身？這就涉及到阿倫特對于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特別是群眾心理的分析。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第三部“極權主義”中，第一章即“無階級社會”，主要是分析群眾的特點。她指出：盡管極權主義統(tǒng)治如此殘酷，盡管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如此違背常識，但是它得到了群眾的空前支持，而且這些追隨者非常無私、超功利，全身心地獻身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不但愿意犧牲自己，而且愿意犧牲家人和朋友。

　　但是讓阿倫特感到驚奇的是：一般極權主義運動，特別是其領袖，雖然在其執(zhí)政的時候受到群眾的三呼“萬歲”式的狂熱崇拜，但在極權主義運動和政體結束之后，卻會被人們迅速遺忘。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如此。阿倫特認為，這樣一種“短命現(xiàn)象”源于群眾的反復無常（以群眾為基礎的名聲必定是不長久的），也源于極權主義的生命維系于無休無止的運動，運動一停止，極權主義就完蛋。[6]從這里，阿倫特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深思的觀點：群眾的突出特點就是朝三暮四、健忘、變化無常、無主見，他們一方面“缺乏延續(xù)性”，一方面表現(xiàn)出極大的適應性（adaptability）。[7]從這里或許可以理解：為什么群眾在極權主義革命時期狂熱獻身政治運動，而在極權主義政體倒臺、社會世俗化以后，則迅速轉向，從熱血滿腔的革命者變成了物質主義的消費者，從此前的革命領袖崇拜搖身一變?yōu)橄�費時代的明星崇拜、金錢崇拜。群眾因為無主見而極易陷入狂熱，至于為什么具體的對象而狂熱則是變化不定的、被鼓動的和隨大流的。

　　在阿倫特看來，投身極權主義的群眾是“無私”的、“超功利”的，與階級和社團不同，群眾不屬于任何利益群體（這個觀點是阿倫特反復強調的），因此，訴諸利益的宣傳對群眾常常不能生效。所有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狂熱與政黨成員的忠誠之間的最大差別，就是前者缺乏自我利益意識。阿倫特說：“群眾的主要特點是它們不屬于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他們只代表個人利益混亂多變的現(xiàn)狀。因此在群眾之中，以純粹利益為基礎的宣傳不會生效。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狂熱和一些普通政黨之成員的最大忠誠相比，明顯地具有不同的性質，他們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的產物（他們隨時愿意犧牲自己）�！盵8]

　　那么，把不從屬于階級或任何別的社會團體的群眾聯(lián)系起來的紐帶是什么呢？在此阿倫特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多余。群眾的共同經驗是：自己在世界上是多余的、無根的，因為他們沒有存在于世界的特定利益，也沒有與他人分享的共同生活世界。極權主義運動之所以對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首先是因為極權主義不是被真實的客觀利益聯(lián)系起來的階級的運動，而是群眾的運動。只有在個體從屬于穩(wěn)定的社會群體――他們有明確的社會歸屬和集體利益，有穩(wěn)定的“在世感”、“共同感”――的地方，利益在政治上才是重要的。阿倫特認為，“群眾”是這樣的人，他們發(fā)現(xiàn)被自己的同胞拋棄，被社會孤立，無足輕重，因此，他們甘心為任何賦予他們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運動或意識形態(tài)服務，以便獲得起碼的“尊嚴”，[9]而極權主義就是這樣的一種運動和意識形態(tài)。在投身極權主義運動的時候，群眾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價值得到了承認。極權主義就是這樣把由孤立的個體組成的原子化（atomized）群眾組織起來，要求他們完全徹底的忠誠。極權主義者的花言巧語或豪言壯語，在置身運動外的旁觀者或者運動之后的后人看來或許是不可理解的，但通過群眾心理又是可以理解的：現(xiàn)代社會中的原子化個體不屬于任何階級或其他的群體、機構，也不能和群體的利益認同。他們隔絕而孤單――也就是喪失了共同的生活世界，所以極容易投身那個據(jù)說是把大眾當作“主人”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去參與一項偉大的改造人類改造世界的使命。

　　除此之外，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還來源于它的井然有序的連貫性邏輯。人生活的真實世界是充滿了偶然性、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的，現(xiàn)代人，特別是群眾，對于這種不可預測性、偶然性的恐懼。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雖然違反常識，違反真實，卻以其邏輯的連貫性而消除了現(xiàn)代人，關于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本質及其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阿倫特有一下非常經典的論述：

　　群眾跟其生活世界疏離，喪失了一個共同之世界，漂泊無根（homeless），正希望跟某種永恒的、操縱萬事萬物的巨大勢力結合成一體，因為惟有攀住這股力量，這些漂浮于厄運浪潮的泅水者，才能感覺安全妥當。處于這種情況下，群眾張開雙手，擁抱任何自認合乎“科學本質”的預測或意識形態(tài)，由此，納粹黨員可以振振有詞地說道：我們必須一招遺傳學來規(guī)劃法律，以及指導民眾的生活，同樣的，布爾什維克黨也對其黨員強調“經濟”是歷史判斷的權力。這些意識形態(tài)承諾群眾一種最后之勝利，因此個人生涯的挫敗，以及特殊事件的失敗，都是無關緊要的。群眾不是社會階級，群眾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識形態(tài)提供他們的最具抽象形式的勝利與成就之結局。對群眾而言，意識形態(tài)創(chuàng)造出一種無所不包的全能力量，可以解釋任何意外偶然之事，將之安置于法則的通盤解釋構架中，而掃除任何意外巧合。[10]

　　以上這段話不僅突出了群眾的無根性的本質，而且集中表明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本質：它是由“寓言”組成的，它準備改變世界以便實現(xiàn)自己的宣言，它提出對于世界的全盤解釋，這種解釋宣稱自己發(fā)現(xiàn)了經驗的“隱蔽”意義，把握了世界和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終極目的。這種宣傳的吸引力，在阿倫特看來正好表征了現(xiàn)代的群眾喪失了“現(xiàn)實”。阿倫特認為，這種喪失了在現(xiàn)實世界的實際擁有物（包括阿倫特后來在《人的條件》中反復強調的私有財產和人的具體社會歸屬如階級、黨派等）的人，常常不信賴現(xiàn)實，相比之下，前后連貫的系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比現(xiàn)實顯得更加“合理”。換言之，現(xiàn)實的偶然性使得它看起來不像整齊連貫的意識形態(tài)那么令人信服。在意識形態(tài)中，每一樣東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每一個人都仿佛是機器上的螺絲釘，各就各位，秩序井然。[11]

　　阿倫特認為，群眾之所以有這種飛離現(xiàn)實、遁入虛構的意識形態(tài)的傾向，是因為群眾在這個世紀經驗到的是強烈的失序感，是政治和經濟的崩潰，迅速的變化，等等。這些都削弱了人們維持共識的社會關系可能性，正是這種社會關系使人們能夠區(qū)分可信與不可信。

　　群眾特點除了認知上缺乏判斷力、容易受騙，情感上渴望歸屬一種連貫的、一體化的、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tài)以外，還有強烈的犬儒主義傾向�！霸谝粋�不斷變化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上，群眾已處于這樣的境遇：他們同時相信一切又什么都不相信，認為一切都是可能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切又都是不真實的。”[12]今天他們被誘導去相信最為荒唐虛幻的陳述，明天，如果這種陳述被證明是虛假的，就又會通過犬儒主義的方式拒絕一切，斷言他們早就知道一切都是領導出于實用目的制造的謊言。阿倫特認為，只有處于極權主義“外圍”的人――他們既不是核心核心成員也不是徹底的旁觀者――才相信極權主義的鼓噪，而內部的核心成員則清楚地知道這些全部是謊言。正因為這樣，宣傳主要是針對非極權主義世界的。宣傳的對象是所謂“外部范圍”（國內的非極權主義階層和國外的非極權主義國家）。但是這個“外部范圍”的大小是變化不定的――可以是非極權主義者，也可以是不堅定的極權主義者，而且宣傳的力度和外部的壓力成正比：外部的壓力越大，宣傳的力度也越大。[13]

　　極權主義宣傳的目的是動員群眾參加極權主義運動。但是，在極權主義國家里，宣傳絕對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恐怖相輔相成”。[14]阿倫特說：“若無宣傳，恐怖就會失去部分心理效果，若無恐怖，宣傳就無法包含力量�！币砸庾R形態(tài)宣傳為配合的恐怖不僅是指向身體的也是指向靈魂的；
而沒有恐怖作為支持的宣傳是沒有力量的�！爸挥挟斂植赖囊鈭D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脅迫時，當征服所要的不僅是權力時，恐怖才需要宣傳”，“宣傳與暴力從來不會相互矛盾。使用暴力可以成為宣傳的一部分�！盵15]

　　可見，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盡管顯得好像雄辯滔滔，邏輯縝密，卻因為其違反人類的基本常識而難以只憑借話語的力量即可服人，而必須訴諸非話語、非說服的暴力手段。也就是說，之所以恐怖還有必要，是因為宣傳和灌輸常常不能達到完全的有效性。畢竟，人類世界本質上是非極權主義的，這是因為人本身就是復數(shù)性的、充滿了差異并追求自由的，極權主義的全盤統(tǒng)治和一體化訴求根本上違背人類世界的本質，是反人性的，這才使得宣傳和灌輸成為必要。正如阿倫特說的，“由于極權主義運動存在于一個本身是非極權主義的世界中，它們被迫使用那種普遍認為是宣傳的手段。”[16]否則，就沒有人相信極權主義，而且即使是宣傳也不能達到完全的效率，于是有了恐怖的必要性。宣傳和恐怖所以有互補的必要，是因為宣傳畢竟不等于恐怖。宣傳和恐怖的區(qū)別是：宣傳不管多么粗暴或拙劣，仍然是訴諸語詞的，而恐怖則是非語詞的赤裸裸暴力。在恐怖統(tǒng)治達到完全徹底的地方（比如集中營），宣傳就沒有必要了，因為語言已經成為多余；
反過來也一樣，在語詞本身已經足夠的情況下，恐怖也顯得多余。

　　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強調“科學”、“規(guī)律”，在斯大林的蘇聯(lián)是所謂的“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在納粹則是“自然和生命的規(guī)律”，它們都以“科學”自居。希特勒說：“我們根據(jù)遺傳學的證明來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們的法律”。[17]然后暗示：如果不跟上歷史的腳步就會被歷史淘汰。這與廣告的技巧非常相似，“極權主義宣傳比著直接威脅更具體，針對個人的犯罪行為就是利用間接的、掩蓋之下的、險惡的暗示來針對一切不愿意跟從他們教導的人們。在此之后，大規(guī)模屠殺滲透到一切‘有罪’和‘無罪’之人。共產主義宣傳威脅民眾，說他們會被歷史拋棄，落后于時代就會陷入絕望，只能虛度生命；
……極權主義宣傳非常強調其論點的‘科學’性質，這點常被人用來比較某些在群眾面前作自我表演的更高技巧。”[18]之所以說它類似廣告，是因為廣告使用的也是這樣的一種暗示兼威脅：不用我們的肥皂（或其他化妝品）就會一輩子長粉刺！廣告也利用科學，利用所謂的“事實”和數(shù)據(jù)（我們今天的大量化妝品廣告就是這樣）。在阿倫特看來，“商業(yè)廣告宣傳和極權主義宣傳這兩者都明顯地只是一種權力追求。”[19]這似乎意味著一個廣告滿天飛的消費社會是否也是一定意義上的極權主義？

　　悖謬的是，極權主義宣傳的另一個特征恰恰是它的“神學”性質，更加準確地說，極權主義的宣傳有“科學”和“神學”結合的特點。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宣傳家們宣稱自己是“先知”。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宣傳家們揚言自己已經發(fā)現(xiàn)了自然界和歷史的“隱秘的力量”，掌握了“命運的鏈條”，以及歷史發(fā)展的“絕對系統(tǒng)”的時候，所謂的“科學”就向神學轉化。阿倫特引述一個納粹領袖的話說：“事實上，我們越是認識和觀察自認和生活的規(guī)律，……我們就越是服從萬能之神的意志，我們越是認識到萬能之神的意志，我們越是能獲得更大的成功�！� [20]任何宗教或宗教性質的宣傳都充滿了這樣的專斷性，它們的言辭都是由一些絕對的、不可懷疑的、斬釘截鐵的斷言組成的（比如文革時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阿倫特認為，科學因素和神學因素的這種奇怪結合與十六世紀以來的科學霸權有關。這種對科學的熱衷是西方世界自從數(shù)學和物理學在十六世紀以來的特點，訴諸和利用“科學”的霸權不僅是極權主義宣傳的技巧，也是整個現(xiàn)代政治宣傳普遍使用的技巧，極權主義只是把它發(fā)揮到極致而已。因此，“極權主義在‘科學變成偶像，可以巫術般地醫(yī)治惡的存在，改變人性’的過程中似乎是最后一個階段了�！盵21]這進一步表明了阿倫特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反思是她的整個現(xiàn)代性反思的一部分，因為科學主義是典型的現(xiàn)代性的意識形態(tài)。

　　群眾為什么被這種“科學”外表下的“規(guī)律”吸引？這就回到阿倫特對群眾心理特點的分析：現(xiàn)代社會的原子化的群眾借此可以消除個人行為的無法預知性，個人的無歸屬感、孤獨感、渺小感，對于生命中不可預測成分的恐懼。掌握了“規(guī)律”似乎就可以一切按照預先的“計劃”進行，因此也就沒有不可預測性了。所以，阿倫特認為，以“科學”面目出現(xiàn)的預言形式，之所以符合群眾的口味，是因為群眾孤獨而且有尋求與“最終力量”合而為一的強烈要求�！邦A言之科學性語言符合群眾的需要，他們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園，現(xiàn)在準備和永恒的、統(tǒng)治一切的力量合而為一，這些力量本身可以將在險惡風浪中游泳的人帶到安全的岸上�！盵22]

　　但是，實際上這不僅是極權主義的宣傳所以能夠蠱惑大眾的原因，更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所以吸引知識分子的原因，因為知識分子比大眾更加害怕生命的無意義和不可預測、不可規(guī)劃。他們渴望像自然科學認識和征服自然那樣認識和征服社會世界，使得世界和人性變得合乎“規(guī)律”。這個主題在阿倫特后來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大的發(fā)揮和深化，同時也是很多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哈耶克、波普爾反復闡述的主題，哈耶克畢其一生精力批評的“理性的自負”實際上就是這種試圖把一切納入“計劃”的沖動。這種“神學化”了的所謂科學在文革時期的宣稱中也比比皆是。

　　阿倫特認為，歷史上的科學主義一般總是和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相關，它們相信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而且都不曾像極權主義那樣假設可以改變這種自利的“人性”，相反認為“人性”是不可改變的。而極權主義的主要特點之一是，相信所謂“科學”卻又反對功利主義，無視利益。阿倫特說，希特勒屠殺精神病人，不是因為食物供養(yǎng)不足（實用目的），而是為了建造“千年至�！钡臑跬邪睿ㄒ庾R形態(tài)目標），他屠殺猶太人也是因為道德上的考慮。這種“道德殺人”的現(xiàn)象非�？膳拢瑲⒘巳诉�自以為是代表正義和歷史發(fā)展的方向，是“替天行道”。

　　三、掌權的極權主義

　　當極權主義從運動階段進入掌權執(zhí)政階段后，必定面臨不可避免的麻煩。這是因為在掌權的情況下維持意識形態(tài)的虛構世界要困難得多。執(zhí)政意味著直接面對真實的世界，并總是傾向于沖淡意識形態(tài)，使得激進運動趨于穩(wěn)定化、靜態(tài)化，而極權主義是離不開運動的，它的生命就在于運動。人們曾經期待掌權會影響納粹和布爾什維克，使之變得不那么激進，但是這種期待落空了。在阿倫特看來，這是因為極權主義的目的不是控制國家，而是征服全球，實現(xiàn)意識形態(tài)的烏托邦和全盤的統(tǒng)治，這就需要無限制地維持運動狀態(tài)。阿倫特認為，納粹和蘇聯(lián)政府的非規(guī)則性/無形性（shapelessness）是其極權主義性質決定的。

　　極權國家和常規(guī)國家不同，它不關心實用性（比如發(fā)展經濟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政治情況惡化，失敗指日可待的情況下，納粹變得更加瘋狂地實施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不惜付出軍事上的重大代價。阿倫特的觀點是：通過傳統(tǒng)的政治術語理解極權主義統(tǒng)治者，把它們只是理解為權力政治游戲的特別殘忍的玩者，是完全誤導的，他們根本就不玩這個游戲，因為他們不關心實際的國家利益，而只是關注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虛構世界。[23]這樣，對于那些以國家利益為外交政策核心的政黨和國家而言，極權主義政府的行為就極端無法預料，習慣于權力政治的政治家也很難與他們打交道。

　　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統(tǒng)治者尋找的不是與國家利益沖突或敵對的“真實敵人”，而是意識形態(tài)所定義的“敵人”（如猶太人，階級敵人等等）。一個人實際上作了什么以及會作什么對他的命運都是沒有影響的，他們之所以注定要被清除只是因為他們屬于意識形態(tài)所界定的那個范疇。[24]

　　極權主義統(tǒng)治最極端形態(tài)就是集中營。極權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實驗，按照意識形態(tài)的藍圖進行的實驗，這樣的實驗必須把人的世界全盤控制起來，集中營就是極權主義者的實驗室，用以證明“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實驗室里，對人性的剝奪達到了極致：人類被還原為相同的機械反映，他們的個性、自由、多樣性和自發(fā)性全部被剝奪。惡夢一樣的集中營和常識是如此的相反，以至于犧牲者本身都認為這是不真實的。但是，沒有違反常識，沒有實用目的和經濟利益的集中營卻有自己的非現(xiàn)實的邏輯，它不過是其改造人種、改造世界、改造人的藍圖通過極端方式的展開。阿倫特描述了集中營中的人格的解構：先是不再作為司法意義上的人，因為他們處于法律之外，被剝奪了所有權利，遠遠不如犯人（犯人是法律之內的人）；
其次，他們也不是道德的人，因為選擇在這里已經沒有意義，因為根本沒有選擇，所以沒有了道德（只有存在選擇的情況下才有道德或不道德可言）。雖然缺乏明顯的實用意義，但是集中營卻形成了極權主義實施激進的社會可能性的實驗基地，它們是確立全盤權力、消滅自由和自發(fā)性的基本手段。[25]

　　根據(jù)卡諾萬的解釋，集中營是多余感和全能感相遇的地方。她認為，在阿倫特看來，無根而多余的大眾的“無助感”與極權主義分子的“全能感”形成了辯證的對比，這些人相信自己是超人力量的載體，無限的擴張是一種準自然的過程，永不止步，自己則不過是這個無限擴張的力量的工具而已，即使是極權主義的領袖也認為自己僅僅是自然和歷史法則的執(zhí)行工具而已。集中營證明一切均為可能（萬能感），同時人是多余的。全盤統(tǒng)治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他們的個性，他們在別人記憶中的存在，他們反抗自己命運的可能性，從而使得人成為多余。[26]

　　四、對《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質疑和辯護

　　《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后給阿倫特帶來了巨大聲譽，同時也引發(fā)了巨大爭議。

　　首先，有人質疑阿倫特把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結合在一起并從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極權主義模式的研究方法。如上所述，阿倫特的主要目的是寫一本關于極權主義的理論著作，而不是歷史著作。用卡諾萬的話說，它分析的是“極權主義本身，是有自己的邏輯和形式的具體的普遍之物（a concrete universal with a form and logic of its own）。只是迄今為止只有兩個具體的典型例子已經出現(xiàn)而已�！盵27]而且由于阿倫特對非西方國家明顯的不了解，沒有被阿倫特提到的國家也完全可能是極權性質的，或具有極權主義的因素。這是因為極權主義的很多因素存在于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文明之中。

　　卡諾萬指出，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這個出現(xiàn)于我們時代的畸形兒必須通過我們時代的一般潮流才能得到解釋，如果納粹和斯大林是這同一個思潮的例子，那么，一個能夠涵蓋兩者的一個解釋就必須是對于極權主義的“一般本質”的解釋，而不限于特定的歷史細節(jié)，比如德國和蘇聯(lián)的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極權主義”這個詞具有理論的普遍有效性。阿倫特堅持認為不能把極權主義理解為“偶然事件”和“個別行為”的結果。比如，集中營的特殊性不是因為死了那么多人（歷史上大量死人的事情很多），而是在于它的極權主義本質――激進地嘗試改變人性的實驗。

　　這樣，不管是德國還是蘇聯(lián)，如果它們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極權主義的要素，那就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一個大眾的黨，一個統(tǒng)治整個生活的意識形態(tài)，這些還不是極權主義的充分條件。極權主義的根本特征是不斷保持激進的運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阿倫特認為，斯大林死后的蘇聯(lián)就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因為極權主義國家不僅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地統(tǒng)治的警察國家，而且是某種更加激進的東西，它缺乏一般專制國家的那種穩(wěn)定性，必須處于持續(xù)的運動中（對內整肅，對外征服）。這樣就使得日常的權力政治（power-politics）成為不可能，而斯大林死后的蘇聯(lián)有了穩(wěn)定性，而且采取了務實的傳統(tǒng)外交政策。

　　但是，說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lián)不再是極權主義，和阿倫特的下述觀點是矛盾的：如果極權主義是系統(tǒng)的整體，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一般傾向”（比如生活的無意義，多余的經驗，道德的喪失）的結果，那么，一個領袖之死就不應該導致它的終結。[28]而且，如果極權主義表征了我們時代的普遍性的“致命問題”，那么為什么它沒有在德國和蘇聯(lián)以外的更多地方產生？而且為什么一個人的死亡就足以結束它？這樣，懷疑阿倫特的極權主義模式是否真的可以擴展到納粹以外就是合理的。

　　換言之，如果極權主義被認為是可以從兩個例子中分離出來的系統(tǒng)實體，那么，關于它的解釋必然是非常一般化的，簡直就是指向整個歐洲文明。這種一般化解釋的問題是它簡直沒有邊際�？ㄖZ萬比較了Voegelin對于極權主義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基督教異端登峰造極的產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納粹以及所有的現(xiàn)代政治教條都是其變種，這個異端他認為是諾斯替教（Gnosticism）――嘗試在地球上建立世俗版的上帝之國�？ㄖZ萬認為，阿倫特的解釋和這個解釋一樣大而無當、不可證實。[29]

　　其次，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是精心設計的、精心計劃的，特別是納粹的集中營。但是，卡諾萬認為：或許阿倫特高估了這種精心計劃、設計的程度，它也許有許多阿倫特沒有考慮的偶然性。它是大量事件和行為的偶然結果，這些事件和行為的執(zhí)行者自己也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在作什么。在這樣的情況下，適當?shù)慕忉岊愋蛯⑹沁@樣的：首先，要解釋人類永遠存在的作惡能力，這在歷史上有很多的記錄；
其次，是現(xiàn)代生活的特點（比如快速的交往，官僚統(tǒng)治的有效性）使得少數(shù)人的決策和人格影響大量人成為可能；
第三，偶然事件和偶然行為，比如納粹上臺和執(zhí)政。這樣的解釋其實在阿倫特自己的《艾希曼在耶魯薩冷》中出現(xiàn)了：艾希曼參與的極惡和他自己對自己作什么的無意識之間的極大反差。如果這樣，那么，參與極權主義的很多人實際上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這樣，阿倫特論述極權主義的著作的核心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因為她的著作是為了回答一個假設的問題的：人們?yōu)槭裁从幸庾R地去作這些事情？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明確意圖，不存在什么充分的意識供發(fā)現(xiàn)，如果它只是偶然性的織物，那么，只有偶然的解釋才是適合的。[30]

　　諷刺的是，阿倫特對極權主義起源的解釋恰恰可以用她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來進行質疑。阿倫特論述說：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魅力來自于其對世界的連貫一體的解釋，徹底排除了偶然性和非和諧，認為一切事件都是有背后的神秘力量在推動，它對于常識和現(xiàn)實的解構恰恰因為它沒有為偶然性留下空間――它比現(xiàn)實還要連貫一致。正是連貫一致具有的魅力，使得人們在事實和這個意識形態(tài)相矛盾的時候寧可選擇相信意識形態(tài)。但是矛盾的是，阿倫特自己也力圖提供對極權主義這個“難解之物”的“全盤”解釋，這種解釋同樣依賴于去發(fā)現(xiàn)“隱秘的力量”，同時也分享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解釋：使得所有的事物各就各位，而在沖突的情況下，寧可選擇連貫性而不是偶然事實。[31]

　　第三，依據(jù)卡諾萬的分析，阿倫特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民族國家”“資產階級”“群眾”，常常不夠清晰嚴謹。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在阿倫特那里很重要，因為她認為民族國家的削弱是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興起的原因。阿倫特的“民族國家”概念的基本范式是后革命法國的民族國家。但是她沒有對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進行深入分析。正如卡諾萬指出的：如果說帝國主義摧毀了民族國家，那么，哪些和什么樣的民族國家被摧毀了？阿倫特論述帝國主義的時候，大多數(shù)例子取自英國，但是英國卻沒有因為帝國主義而解體，更沒有出現(xiàn)極權主義的跡象。阿倫特關于民族國家和其他一些概念常常是泛泛而談，她談到民族國家而沒有指出她指的是哪個民族國家，談到資產階級也沒有進行分辨。出現(xiàn)在英國的官僚統(tǒng)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德國和俄國的極權主義有關系么？后來在一個訪談中，阿倫特認為是歐洲已經存在的要素“結晶為”極權主義。這實際上是把起源問題留下了沒有解決�？ㄖZ萬認為：阿倫特的方法論并不是嚴格社會科學的，她過多地依賴文學的證據(jù)，玩弄文學形象。[32]

　　然而不管如何，《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價值是不可否定的。它具有極強的反思性�！凹词棺鳛闅v史是失敗的，作為反思也是成功的。”[33]有思想價值的反思建立在成問題的歷史研究之上，這并不荒唐，也并不是只有阿倫特一個人。伯克著名的《法國革命沉思錄》也屬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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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阿倫特在此書第二版中增加的“結論”部分的標題就是“意識形態(tài)與恐怖：一種新的政府形式”，可見阿倫特意識形態(tài)和恐怖是極權主義的兩個根本要素。

　　[2] 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587頁。

　　[3] See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

　　[4]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頁。

　　[5]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18。

　　[6] 阿倫特說：“只要保持運動，并且使周圍的一切也跟著運動，他們（極權主義的領袖）就可以繼續(xù)掌權。”（《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41頁）“只要極權主義政權還在掌權，只要極權主義領袖們還活著，這種政權就會一直‘指揮一切，并且得到群眾支持’�！保ā稑O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42頁）

　　[7]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41頁。

　　[8]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93頁。

　　[9]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20。

　　[10] 轉引自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1頁

　　[11] 正因為真正的生活是包括了巧合，所以小說家才不敢將之搬進書中，因為它們將會顯得如此不可信。

　　[12]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third edition, 1966，p.460。

　　[13]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 p 22頁。

　　[14]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87頁。

　　[15] 《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文版，第527頁。阿倫特同時對宣傳和灌輸（indoctrination）進行這個的區(qū)分：“凡是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就使用灌輸代替代宣傳。”同上。

　　[16]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89頁。

　　[17]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94頁。

　　[18]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95頁。

　　[19]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90頁。

　　[20]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91頁。

　　[21]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91頁。

　　[22]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494頁。

　　[23] 參見《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臺北時報，1995年，第23頁。但竊以為這個觀點值得商榷，至少不適合蘇聯(lián)，一定程度上也不適合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比如中國和美國的交往難道沒有國家利益的考慮在內？說斯大林不關心國家利益就更不符合事實。

　　[24] 比如“黑五類”以及“黑五類”的子女們。

　　[25]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 p 24-25。

　　[26] 卡諾萬曾經勾勒了《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概念框架。她認為此書的最核心概念是“多余”（superfluousness），圍繞這個概念的其他關鍵詞是無根性(rootlessness)，無國家性(statelessness)，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無私忘我（selflessness），孤獨（loneliness）�！岸嘤唷备拍钍菂⒄赵诜侵薜牡蹏�主義冒險家和土著人的相遇以及康拉德的小說發(fā)展出來的（參加上文）。土著人的特點就是完全依據(jù)自己的所謂“內在種族性質”界定自己，沒有國家、無根、無家可歸的經驗使得他們沒有共識形成的基礎，沒有共同體可以保證他們什么是真實的、什么不是真實的，在孤獨中他們只能轉向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虛構提供的那種保證。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37-38。

　　[27]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0。

　　[28]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1-42。

　　[29]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5。

　　[30] 但這里卡諾萬顯然把主觀意圖和客觀原因混淆了，大量參與極權主義者（應該不包括希特勒、斯大林這樣的領袖，他們顯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沒有主觀意圖，不等于極權主義的出現(xiàn)沒有客觀原因。

　　[31]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7。

　　[32]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2-43，但是卡諾萬同時認為此書的“藝術性”“文學性”反過來看也是其優(yōu)點，想像力豐富，文學性強。她說：政治學的著作很少有放不下的，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33]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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