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福斯特：讓我們展開最富挑戰(zhàn)性的想象力

　　郭英劍 編譯

　　[譯者按：《讓我們展開最富挑戰(zhàn)性的想象力》是美國哈佛大學第28任校長德魯·福斯特在2007年10月12日就職典禮上的演講詞。需要向讀者說明的是，這里所謂的“編譯”，是指譯者刪去了——也就是沒有翻譯——原文中的一些客套話和一些（在譯者看來并不太重要的）詞句，但不改動原來的句子，也就是說，這里所有的語句，都出自原文，非譯者“編輯加工”后再“譯”而成。原文見：http: //www.president.harvard.edu/speeches/faust/071012_installation.html ]

　　就職演講常常會羅列一些新校長的具體構想或是計劃。但是，當我在考慮今天意味著什么的時候，這樣的羅列似乎過于束縛人，它們限制了而不是去放飛我們最富挑戰(zhàn)性的想象力，限制了我們去思考我們最深遠的責任和義務。

　　如果今天是超越普通日子的一天，如果今天是我們?yōu)閿挡欢嗟�、不僅是作為哈佛人聚集在一起、而是與一個更為廣闊的學術、教學與學問的世界站在一起的一天，那么，現在就是哈佛以及像哈佛這類大學去思考的時候了：在這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我們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大學的確是要承擔責任的。但我們從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們?yōu)榱耸裁慈コ袚�責任。人們要求我們報告畢業(yè)率、研究生院的入學統計數字、標準考試的分數，目的是為了在大學評價中提高“附加值”，人們要看研究經費有多少，教師出版和發(fā)表論著的數量是多少。但這些硬性指標本身并不能說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學所渴望達到的目標了。雖然了解上述指標很重要，它們也可以說明我們事業(yè)中一些特別的部分內容。但我們的目的要比這些宏大得多，因此，要解釋我們的責任感，也更加困難。

　　那么，讓我斗膽提出一個定義來吧。一所大學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而不單單或著僅僅是對現在負責。一所大學關乎學問（learning），影響終生的學問，將傳統傳承千年的學問，創(chuàng)造未來的學問。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而這些投資會產生我們無法預測且常常是無法衡量的收益。大學是那些活生生的傳統的管理員——在 Widener圖書館與Houghton圖書館以及我們另外的88個圖書館，在Fogg與Peabody博物館，在我們的古典學科的系科，在歷史與文學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傳統。對于那些努力去證明這些傳統不過是工具性的、不過是對某些當代需求有一定用處而已的說法和作法，我們會感覺很不舒服。恰恰相反，我們追尋傳統，從某種程度上講，是“為了它們自身”，因為正是它們，千百年來界定了我們何以為人類，而不是因為它們可以提升我們在全球的競爭力。

　　我們追尋它們，因為它們使我們的——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洞察力增加了深度和廣度，而這，則是我們在難以避免短視的當下所無法發(fā)現的。我們同樣追尋它們，也因為正如我們需要食物和房屋生存一樣，正如我們需要工作和尋求教育來改善我們的運氣一樣，我們作為人類同樣需要尋找意義。我們努力去理解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原因何在。對許多人來說，四年的大學生活不過是允許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這類根本問題的一個插曲而已。但對意義的找尋，是沒有盡頭的探索，它在不斷地闡釋，不斷地干擾和重新闡釋現狀，不斷地在看，從不會滿足于已有的發(fā)現。事實上，這就是所有學問的真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為了“大學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

　　就其本質而言，大學培育的是一種變化的文化甚至是無法控制的文化。這是大學為未來承擔責任的核心。教育、研究、教學常常都是有關變化的——當人們學習時，它改變了個人；
當我們的疑問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時，它改變了世界；
當我們的知識運用到政策之中時，它改變了社會。知識的擴充就意味著變化。但變化常常使人感到不舒服，因為它在你得到的同時也會失去，在你發(fā)現的同時也會迷失方向。然而，當面對未來時，大學必須去擁抱那不穩(wěn)定的變化，它對人類理解世界的每一點進步都至關重要。

　　我們對未來的責任還對我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大學既是哲學家也是科學家的所在地，這是獨一無二的。對未來承擔責任要求我們，要跨越地理與智力的界限。正如我們生活在田野與學科正在縮小差距的時代，我們所居住的是一個逐漸跨越國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知識本身就是最有力的連接體。

　　真理是渴望達到的目標，而不是占有物。而在這其中，我們——和所有以思考和自由詢問精神顯示其特色的大學一道——向那些擁抱不容爭辯的確定性的人們提出挑戰(zhàn)乃至是提出警告。我們必須將自己置于不斷質疑（doubt）這種令人不舒服的狀態(tài)，使自己保持謙遜的態(tài)度，不斷地相信：還有更多的知識需要我們去了解、更多的知識需要我們去講授、更多的知識需要我們去理解。

　　上述所承擔的種種責任既代表著一種特權，也代表著一種責任。我們能夠生活在哈佛這樣一個理性自由、傳統激揚、資源非凡的王國，因為我們正是被稱為是 “大學”的這樣好奇而神圣的組織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進大學的目的——不單單是向總持批評立場的公眾加以解釋，更要為了我們自身的價值而堅持自我。我們必須要付諸行動，不僅是作為學生和教工、歷史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律師和醫(yī)生，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更是作為大學中的成員，我們對這個思想共同體負有責任。我們必須把彼此看作是相互負有責任的，因為由我們所組成的這個組織，反過來界定了我們的潛在價值。對未來承擔責任包含著我們對學生所承擔的特殊職責，因為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和財產。

　　想要說服一個國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說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戰(zhàn)社會最根本的思維設定，這很不容易。但這，恰恰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既要去解釋我們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這些大學在這個新的世紀生存和繁榮的價值所在。哈佛大學不能孤獨地為此奮斗。但我們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在其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里的原因，這就是她對我們意味深長的原因。

　　上一周，我拿到一個深黃褐色的信封，它是在1951年由哈佛的第23任校長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委托給哈佛檔案館保存下來的。他在留下的簡短說明上稱，請下一世紀開始時而“不是之前的”哈佛校長打開它。我撕開了這封神秘信件的封口，發(fā)現里面是我的前任留下的一封不同尋常的信。它的抬頭是“我親愛的先生。”柯南特寫作時給人一種危險迫在眉睫的感覺。他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這將 “很有可能使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劍橋在內遭到破壞�！�

　　“我們都想知道，”他繼續(xù)寫到，“自由世界在未來的50年里會如何發(fā)展�！钡�是，當他想象哈佛的未來時，柯南特就由不詳之兆轉向了堅定的信念。如果 “厄運的預言”證明了是錯的，如果有一位哈佛校長能活著讀到這封信，那么，柯南特就對哈佛的未來有信心。“你會收到這封信，會帶領一個比我榮幸地執(zhí)掌時更加繁榮、更有影響的大學�！�…[哈佛]將堅持學術自由、容忍異端的傳統，我確信是如此�！蔽覀儽仨氈铝τ诖耍�確信他在未來也是正確的，我們必須共同擁有和支持他的這種信念。

　　柯南特的信，就像我們今天在此聚會一樣，標志著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有一塊引人注目的交匯地。在這個儀式上，我接受了我對他來自歷史的聲音所祈求的傳統應付的責任。與此同時，我也與你們大家一道，確認了我對哈佛現在和未來的責任。正如柯南特所處的時代一樣，我們也處于一個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憂慮不安的世界，我們面對的是不確定。但我們同樣要對這所大學的目的和潛在發(fā)展保持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她終究會盡其所能地去設計從現在起之后的半個世紀內世界將會怎樣。讓我們擁抱那些責任和各種可能性吧；
讓我們分享它們“緊密相聯……如一體；
”讓我們開心地去從事這項工作吧，因為這樣的一項任務是一種難以衡量的特權。

　　2007年10月18-22日初稿

　　10月25日晚上10：29最終定稿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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