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華：關于新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反思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建設社會主義法制過程中，我們雖然廢除了國民黨政府的六法全書，也中止了中國移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司法制度的活動，但是在向蘇聯(lián)“一邊倒”[1]的基本國策下，開始了全面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進程。對于這一進程，國內學術界雖然時時有所涉及，但具體到制度、原則和觀念層面，則都語焉不詳。[2]筆者經過對這一段歷史的梳理、研究和考證，有了一些初步體會，現(xiàn)不揣膚淺，向學術界作一匯報。

　　一、“請進來”、“走出去”，全面啟動學習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活動

　　1949年，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蘇聯(lián)開始派法律專家來到中國，既幫助培訓中國的司法干部，又積極為中國司法制度的建設出謀劃策。

　　從1949年底到1950年底，蘇聯(lián)專家蘇達尼可夫和貝可夫率先來到中國，作為中央政法干部學校的法律顧問，為中國政法干部開設了“蘇維埃國家和法律的基礎”的講座，系統(tǒng)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法學理論和蘇聯(lián)的各項法律制度。其中，第十三講和第十四講分別是“蘇維埃刑事訴訟”和“蘇維埃民事訴訟程序”。與此同時，在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干部輪訓班上，蘇達尼可夫和貝可夫又作了“列寧斯大林論法院和檢察機關的法律性的問題的重要原理”、“關于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法制和檢察工作的幾個問題”、“蘇維埃法院的任務和審判的概念”等三次講座。

　　1954年5月，蘇聯(lián)訴訟法律專家魯涅夫受邀訪問中國，在東北、西北和華東等地區(qū)對各級各層次的政法干部作了多次講演，內容涉及蘇聯(lián)的檢察工作、蘇聯(lián)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訴訟程序、律師制度、公證制度、同志審判會等。

　　1956年10月，以蘇聯(lián)副檢察長亞·尼·米舒金為團長的蘇聯(lián)法律工作者代表團訪問中國，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作了六場講演，并就中國司法干部提出的各種問題作了解答。這些講演中涉及司法制度的有米舒金的《蘇聯(lián)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與蘇聯(lián)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任務》、蘇聯(lián)最高法院審判員尼?古?莫洛佐夫的《蘇維埃刑事訴訟中的上訴程序和監(jiān)督程序》兩場。同時，在中蘇司法干部一起參與的司法工作座談會上，蘇聯(lián)專家瑪?尼?斯捷潘諾娃教授專門介紹了蘇俄司法部在領導和監(jiān)督司法機關中的作用。此外，蘇聯(lián)專家還就蘇聯(lián)的審判工作、司法行政工作和檢察工作方面中國同行提出的各種問題作了詳盡的解答。[3]

　　從1950年開始，蘇聯(lián)開始向中國人民大學、西南政法學院和華東政法學院、中央政法干部學校等中國高等法律院校派遣法律專家，擔任各法律主干課程的授課教師，如派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律專家前后達18人，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五個教研室都有蘇聯(lián)專家參與。就司法制度而言，當時的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等課程，都是由蘇聯(lián)專家擔任的。這批蘇聯(lián)專家，在中國人民大學等校，一直工作至1957年前后才離開中國回到蘇聯(lián)。[4]

　　從50年代初開始，中國開始向蘇聯(lián)派遣法學留學生，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中國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西南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等高等法律院校，均向蘇聯(lián)派出了自己的優(yōu)秀教師，前去學習法律知識，并攻讀各種學位。在司法制度方面，目前活躍在中國訴訟法學界的如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教授宋濤，西南政法大學法學一系教授常怡等，都是50年代末在蘇聯(lián)學成回國的法學留學生。

　　1955年4月11日至7月10日，應蘇聯(lián)對外文化協(xié)會和蘇聯(lián)司法部的邀請，由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司法部等部門組成的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對蘇聯(lián)的司法制度進行了考察和訪問。在為時三個月的時間內，代表團對蘇聯(lián)最高法院，省、市和區(qū)級法院，以及各種專門法院（如運輸法院、軍事法院、）的組織和活動，對蘇聯(lián)檢察院的組織機構及動作方式，對蘇聯(lián)司法行政管理工作的機制和特征等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和研究。回國后出版的考察和研究報告，成為新中國司法制度建設的重要參考資料。

通過上述“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使中國司法工作者加深了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了解，提高了其學習和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在50年代初掀起了一個學習和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高潮。

　　二、以蘇聯(lián)為模式，建立中國新的法院體制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在否定國民黨執(zhí)政時期的舊法院制度、引進蘇聯(lián)法院體制模式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自己新的法院體系和運作機制。

　　從建國初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對國民黨時期的法院制度作了全面否定。當時，共和國創(chuàng)建者對國民黨政府的法院，是這么定性的：國民黨的法院，“是反動階級統(tǒng)治人民的工具，只能站在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上面，鎮(zhèn)壓革命，壓迫人民。它不但對共產黨、對工人農民肆行血腥的殘害，就是對一般人民也竭盡其欺凌的能事�！盵5]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的舊法院已經被否定和廢除，但新中國的政權又因為剛剛建立，缺少經驗，尚未能建立起較為完整的系統(tǒng)的法院體系和動作機制。[6]在這種情況之下，借鑒和移植蘇聯(lián)社會主義老大哥的法院制度模式，理所當然是最為簡便易行的方法。

　　從50年代初期所建立起的法院體制來看，我們從蘇聯(lián)移植的經驗，主要涉及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審級制度。在蘇聯(lián)，根據1936年憲法和據此憲法制定的法院組織法，確定的審判程序基本上是三級二審制。即在整個蘇聯(lián)，雖然存在著由蘇聯(lián)最高法院（上訴、監(jiān)督及某些特定案件的初審法院[7]）及各專門法院（如軍事法院、鐵路運輸沿線法院、水上運輸沿線法院等）組成的全聯(lián)盟的法院系統(tǒng)，[8]但其主體部分即各加盟共和國的法院系統(tǒng)，實行的是三級二審制，即人民法院（一審法院）；
省或邊區(qū)法院、自治省法院、州法院、自治共和國最高法院（人民法院的二審法院，及依法審理歸它們管轄案件的一審法院）；
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以上二級法院的監(jiān)督機關及依法審理歸它們管轄案件的一審法院）。

　　學習蘇聯(lián)的經驗，新中國初期也基本上實行了三級二審制的審級制度，[9]即按照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的規(guī)定，在中央，設最高人民法院，在華東、中南等各大行政區(qū)，設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
在各省級地區(qū)，設高級法院，在專區(qū)，設省人民法院分院、分庭；
在縣級地區(qū)，建立了初審法院，并普遍實行巡回審判。[10]在工礦區(qū)、鐵路和水上沿線，設專門法院。一般案件兩審終審，例外的案件，實行三審終審或一審終審。[11]

　　當然，中國在移植蘇聯(lián)法院組織系統(tǒng)及審判機制的同時，也有一些創(chuàng)造和改革，如考慮到當時中國審判員素質的不夠高，以及審判機制方面的不完善，[12]中國規(guī)定了復核制度等。[13]

　　第二，關于公審制度。在蘇聯(lián)，審判公開是法院組織基本民主原則之一，也是蘇聯(lián)法院的人民性和公正性的必然要求。1936年蘇聯(lián)憲法第111條規(guī)定：“蘇聯(lián)各級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別規(guī)定外，一律公開進行，保障被告有權獲得辯護�！�

　　在蘇聯(lián)，就刑事訴訟而言，除了涉及國家機密和性的犯罪案件外，其他所有案件的審理均必須公開進行。就民事訴訟而言，如從保護公共利益的觀點認為公開審理不適當時，以及案件的情形是關系民事原告人和被告人的秘密生活時，法院可以根據自己的裁量和當事人的申請，全部或一部不公開審理，但一切判決仍應當公開宣告。

　　根據公開審理的原則，蘇聯(lián)法院審理刑民事案件時，每一公民（未滿14歲的兒童除外）都有權出席審判，而新聞機關則有權報道關于訴訟進行的情況。[14]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也將公開審理民刑事案件作為我國法院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靶淌旅袷掳讣�，除有關國家秘密或某些于社會有不良影響的不應公開外，其余均應公開審判。”[15]這種公開審判，對新中國的司法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即“通過公開審判，可以領導社會輿論，對一切犯罪行為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習慣進行公開的司法斗爭�！盵16]當然，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一些硬件設施的不完善，如法庭狹小簡陋，加上某些同志對公開審判持有的保守觀念，因此影響了一些地區(qū)的群眾不能便利地參加法庭的旁聽。但當時我國明確接受蘇聯(lián)的經驗，堅持公開審判的原則則是無疑的。尤其是在1954年，當我國的經濟得到恢復、人民政權獲得鞏固之后，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就將該項制度進一步明確了下來。

　　第三，關于陪審制度。在蘇聯(lián)，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強調一切勞動者都應當參加國家的管理，審判活動是國家活動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廣泛吸收勞動者參加審判活動，就成為人民參加國家管理活動的重要方法。蘇聯(lián)法學界認為，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保證了蘇維埃審判制度的真正社會主義民主原則，保證了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同時，成千上萬的勞動者以人民陪審員的資格參加審判，學習國家管理，自己也受到了嚴格遵守蘇維埃法律的教育。

　　在上述指導思想下，蘇聯(lián)憲法第103條規(guī)定：“各級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別規(guī)定者外，都由人民陪審員參加進行。”所有一切第一審法院審理案件的時候（某些案件應當在軍事法庭審理者除外），參加審判的三個成員中，有兩名必須是人民陪審員。人民陪審員和審判員一樣，由選舉產生。他們按照名單順序輪流在法院執(zhí)行其職務，每年不得超過10日。人民陪審員在執(zhí)行職務時，享受和審判員同等的權利：他們不僅在制作判決時參加表決，并且還參加解決審理時所發(fā)生的一切問題。[17]

　　吸收蘇聯(lián)的經驗，新中國的審判工作也采納了陪審制度。[18]與蘇聯(lián)一樣，新中國的法院制度的創(chuàng)建者也意識到：“陪審制度，將加強我們法院和人民中間廣泛的聯(lián)系，使人民通過陪審員直接參與國家的審判任務，并由此將真正的民意傳達到人民法院來�！盵19]“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人民法院民主化的重要特征。它吸收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審判活動，使人民群眾能以這個形式來直接參加國家管理。陪審員能把人民生活上的、社會上的經驗和法律意識帶到法院來運用，使案件的情況更易了解，判決更易正確。人民以陪審員的資格參加審判，也能受到國家管理的教育，受到嚴格遵守法律的鍛煉。他們還能把自己參加審判所受到的教育、鍛煉灌輸與廣大的人民�！盵20]

　　按照50年代初相關法律確立起來的我國人民陪審制度，人民陪審員的職權和蘇聯(lián)的一樣，每年參與審判的時間和蘇聯(lián)一樣（10天），產生辦法也基本相同。當然，受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建國最初幾年我們的人民陪審員還不能象蘇聯(lián)那樣直接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而是由人民法院邀請就每一案件有關的機關團體指派代表參加。1954年以后，這一情況就有了變化，進一步向蘇聯(lián)的模式靠攏。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5條、1956年7月21日《司法部關于人民陪審員的名額、任期和產生辦法的指示》第4條規(guī)定，基層法院的人民陪審員由法院確定名額之后由當地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居民直接選舉；
中級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審員既可以由同級人代會選舉，也可以從同級機關、團體和企業(yè)的職工中選出；
高級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審員從同級的人民團體和企業(yè)的職工中選出。同時，在實踐中，也有法院直接指定人民陪審員的做法。[21]

　　第四，關于法院的宣教作用。在蘇聯(lián)，十分重視法院活動對人民群眾的宣傳教育作用�！疤K聯(lián)法院灌輸群眾認識社會主義法治及法序的原理，以共產主義精神改造全社會的偉大事業(yè)上活躍地協(xié)助國家�！盵22]“蘇聯(lián)法院不僅順利地進行著與過去殘余的和反映著外來的資本主義包圍的犯罪，并且順利地得以實現(xiàn)其教育任務，以共產主義教育的精神，感化群眾�！迸c資產階級的法院不同，“蘇聯(lián)法院公開審理，系在吸引最廣泛的大眾注意司法。為了這個緣故，法院選擇了最便利勞動者到法院審理庭旁聽的時候開庭。法院時常到工場、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在熟悉犯罪情狀和犯人的群眾中間審理案件。法院仔細地研究案件，嚴格地遵照法律，一步一步地揭開犯罪或民事案件糾紛的全景，靜聽各方的陳述，法院成了一個巨大的學校，來教育到庭者遵守并尊重法律和法序�！盵23]

　　接受蘇聯(lián)的經驗，新中國的法院工作也非常重視宣教工作。[24]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領導人明確認為：“審判工作是有著嚴重的教育作用的。人民法院，通過刑民案件的審判或調解，懲罰犯罪和解決糾紛，同時，也伴隨著積極的教育作用�！薄叭嗣穹ㄔ菏欠�務于人民，它不僅能夠有效地站在國家人民的立場上，懲罰犯罪，解決糾紛，而且能夠預防犯罪，消滅犯罪，清除人民意識中從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落后的和污濁的影響，代之以新民主主義的法治觀念和道德觀念，而發(fā)揮著審判工作的積極的教育意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教育人民遵守法律秩序，遵守我們共同綱領所規(guī)定的共同生活的法則�！盵25]

　　在這種認識之下，我們一直強調，人民法院就刑民事案件所作出的每一個審判，都不僅要對當事人有著說服的力量，而且要能在社會上發(fā)揮巨大的教育作用；
人民審判員，不僅是面對當事人執(zhí)行國家的審判權，而且面對著社會廣大群眾進行著關于愛護國家和社會的共同生活的法律的和紀律的教育；
人民審判員，不僅是我們國家的法律的執(zhí)行者，而且又是積極的宣傳者。

為了使人民法院和人民審判員能夠順利地完成上述光榮而神圣的使命，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各級法院都強調培養(yǎng)人民審判員的學習作風和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要求我們的人民審判員自覺地走出法院的大門，到農村、到街道、到工礦區(qū)，在最便利群眾參加的場合下，進行公開審判、公開宣判、巡回審判等，使法庭成為宣傳我們政策法律、宣傳我們國家法治精神的講臺，并運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方式，如廣播、報紙、黑板報、演唱、典型案例展覽會等，進行法律知識教育。

無庸諱言，利用審判對百姓進行守法教育，將法院作為宣傳法律道德仁義的場所，在中國古代也曾盛行。[26]但強調法院工作的人民性，強調通過審判工作來宣傳社會主義的法律意識，提高人民群眾的遵紀守法觀念，這是50年代中國從蘇聯(lián)移植來的一筆法律文化遺產。

　　第五，關于重刑的觀念。在國家初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比較激烈的情況下，重刑的觀念和措施往往容易流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出于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需要，對外部敵人的破壞和內部人員的貪污瀆職，均采取了重刑鎮(zhèn)壓的手段。1918年，在聯(lián)共（布）中央關于貪污受賄的司法案件討論會上，列寧作了如下筆記：“我請求把那些擔任對于審理已經證明及承認其受賄行為的人們，只判處了半年徒刑的審判員的黨員同志們開除出黨的問題，列到議事日程上去�！薄安话咽苜V者槍斃，而給了這樣開玩笑似地軟弱而輕微的判決，這對共產黨人及革命者乃是可恥的行為�！盵27]列寧的這些思想，隨后就成了蘇聯(lián)執(zhí)行刑罰的依據。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建國初期的階級斗爭形勢也是十分嚴峻的，加上中國歷史上自法家以來的重刑主義傳統(tǒng)，故列寧的上述思想很快就被我們吸納過來，成為我們鎮(zhèn)壓反革命和打擊敵對勢力的指導思想。“我們的人民法院，是堅定地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面，‘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guī)規(guī)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這是毛主席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指示，也就是我們人民法院對待反動階級反革命犯罪分子實行鎮(zhèn)壓的方針�！盵28]

　　應當說，在新中國剛剛建立，人民政權尚未鞏固，各種敵對勢力想方設法試圖推翻人民的政府的情況下，對各種反革命分子和敵對勢力采取重刑鎮(zhèn)壓的方針是正確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正是因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故比較強調了對敵對勢力鎮(zhèn)壓的側面。但是，隨著新中國各項事業(yè)的發(fā)展，政治局面逐漸穩(wěn)定以后，我們受上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重刑思想的影響，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則使我們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受到了本來可以避免的嚴重損害。

第六，在設定人民法院的性質、目的和任務方面，我們也接受了蘇聯(lián)的觀念。如根據建國初期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所作的法院工作報告，我國人民法院的任務被確定為：“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權益和每個人民的權益，保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和社會秩序的安定，保護國有企業(yè)、公有企業(yè)、社會團體等權益。”[29]

　　而這一任務的設定，與依據1936年蘇聯(lián)憲法制定的1938年蘇聯(lián)法院組織法第2條所規(guī)定的蘇聯(lián)法院的三項任務幾乎是相同的，即蘇聯(lián)法院的任務是保護：“（甲）蘇聯(lián)憲法、聯(lián)邦及自治共和國憲法所規(guī)定之社會及國家組織；
（乙）蘇聯(lián)憲法、聯(lián)邦及自治共和國憲法所保證之蘇聯(lián)公民之政治、勞動、居住及其他人身并財產權利與利益；
（丙）國家機關、企業(yè)、集體農場、合作社及其他公共組織之權利及由法律所保障之利益�！盵30]

　　第七，加強法院審判隊伍建設。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十分重視對法院審判隊伍的建設工作。當時，為了保證審判員的素質，蘇聯(lián)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所有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都必須經過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按照蘇聯(lián)法學界的觀點，審判員應當是一個蘇維埃法律與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guī)則的無可非難的履行者，是一個為社會主義法制而斗爭的真正戰(zhàn)士。為了要教導居民遵守法律，審判員本身就應當成為尊重與遵守法律的一個榜樣。

　　對于上述這一點，曾在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出任二十七年主席的米·依·加里寧，在蘇聯(lián)最高法院成立十周年紀念日審判、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說道：“如果有人問我：哪種人能夠從事審判員的工作，……那末我的回答是：審判員應當至少是具有共產主義大學水平的知識，具有豐富的社會政治經驗，善于識別人們；
而且我還應當補充一句，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31]為了貫徹蘇聯(lián)領導人的這種思想，蘇聯(lián)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建設起了較為系統(tǒng)發(fā)達的高等法律教育體系。[32]

　　吸收蘇聯(lián)的經驗，新中國也十分重視法院審判員隊伍的建設。建國初期，法院系統(tǒng)的同志曾以鄧子恢在中南司法會議講話中關于干部來源的見解和解決辦法，作為審判員隊伍建設的方針：“調配一定數量的老干部，作人民司法機關的骨干，大量培養(yǎng)新干部，大膽選用舊司法人員�！盵33]應當說，這一方針，既比較符合當時中國司法干部隊伍的實際狀況，也與蘇聯(lián)建國后的做法大體相當�？上У氖�，后來在對待舊司法人員的政策上，我們發(fā)生了偏差。

　　當然，新中國法院系統(tǒng)的高層領導人，在當時就已經看到了蘇聯(lián)與中國的國情差異，提出了在移植蘇聯(lián)經驗基礎上的適當改良。如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吳溉之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審判員根據政策法律辦理刑民案件，他是直接以國家的名義行使自己的職權，他的每一件工作，都密切地關聯(lián)著人民的利益。所以蘇聯(lián)的審判員，是由公民以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方式投票選舉的。我們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將來也要循著這個方向走的，但是目前還不具備這種條件，還不可能這樣做。目前我們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和審判員，應該是由各級人民代表機關或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免。”[34]

　　吳溉之副院長在上述報告中還對新中國人民審判員的任職資格提出了要求：“從審判員的工作職責來說，他必須具備三個起碼條件：第一，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忠誠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風；
第二，熟悉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立法精神，并且善于在實際工作中結合具體刑民案件靈活地運用；
第三，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和社會常識。”非常清楚，這三條要求，與上述加里寧對蘇聯(lián)審判員的要求也是大同小異。

　　第八，審判獨立原則。在蘇聯(lián)，法院組織和活動的一項最重要的憲法原則，就是審判獨立。蘇聯(lián)憲法第112條明確規(guī)定：“審判員獨立，只服從法律�！痹谔K聯(lián)，審判員在審理案件時不應當接受上級法院、司法部以及任何其他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對于某一案件應如何加以解決的指示，而只是根據法院所審理的事實材料，而使審判員對于刑事訴訟中的被告的有罪或無罪，對民事訴訟請求有理或無理自由地形成自己內心的確信，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涉和壓力。

　　“根據法律和社會主義良心解決民刑案件，只有在保證審判員獨立不受任何壓力和影響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這種影響可能是‘根本上同無產階級紀律性和社會主義相矛盾的小資產階級自發(fā)性，小有產者的習性、趨向和情緒的自發(fā)性’（列寧語）或者也可能是一些地方上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企圖把自己對于審判實踐某項問題的了解或者把自己的地方利益同無產階級國家的共同利益對立起來�！盵35]30年代蘇聯(lián)總檢察長維辛斯基的這一段話，點明了蘇聯(lián)實行審判獨立對貫徹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的基本意義。

　　吸收蘇聯(lián)的經驗，[36]1954年制定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78條明確規(guī)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睋�此規(guī)定，當時的司法界提出了若干貫徹的具體意見：

　　首先，各級人民法院在處理具體案件時，不受他人或其他機關的干涉；

其次，在上下級關系上，下級法院與上級法院的關系，不是一般行政機關的從屬關系，而是一種審級關系，即上級法院不能命令下級法院對某一具體案件如何確定判決，只能根據法定的上訴程序變更或廢棄下級法院的判決或裁定。此外，就是在發(fā)現(xiàn)下級法院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的某一案件的判決或裁定確有錯誤時，可根據法定的審判監(jiān)督程序進行提審或指令再審。

　　再次，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與產生方式是法院能否獨立進行審判的基本保證之一。在這方面，我國憲法和法律吸取了蘇聯(lián)的先進經驗，結合我國自己的特點，確定了法院院長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罷免的原則，保證了法院審判的真正獨立和人民行使權力的真正民主性質。

最后，必須貫徹人民的法律以達到法律所追求的目的。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的意義，一方面是司法人員在審判案件時不受任何人的拘束，另一方面，是由此產生了司法人員的義務，即必須依照國家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來判決案件。而新中國初期我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是懲辦一切犯罪分子，解決民事糾紛，維護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財產和公民的合法權益，保障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yè)的順利進行，并對全體公民進行遵紀守法的教育。

　　為了保證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的原則的貫徹，當時法學界還提出了加強對法院工作的監(jiān)督、實行陪審制度、集體領導、公開審判、辯護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37]

　　當然，審判獨立原則雖然移植自蘇聯(lián)，但我們的做法已與他們有了區(qū)別，蘇聯(lián)強調的是審判員的獨立性，強調審判員的自由確信。而我們則強調法院的獨立性，注意發(fā)揮法院工作人員的集體作用。[38]同時，與許多50年代從蘇聯(lián)引進的其他原則一樣，審判獨立原則在1957年“反右”斗爭中遭到了否定，在以后的近二十多年時間內，一直受到批判。

　　三、移植蘇聯(lián)的經驗，建立新中國的檢察制度

　　與法院一樣，在檢察院制度方面，由于舊中國的檢察院系統(tǒng)已經為新中國所全部否定，故在創(chuàng)建新的檢察院系統(tǒng)方面，當時中國的法學界也不得不基于新中國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向蘇聯(lián)老大哥學習。[39]

　　就蘇聯(lián)的情況而言，十月革命以后，在1917年11月公布的關于法院的第一號法令中，廢除了沙俄的舊檢察制度，在中央成立了國家監(jiān)察人民委員部，在地方，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所選舉的司法委員，來行使檢察機關的監(jiān)督職能。

　　1921年，在列寧的批示下，蘇聯(lián)進一步明確地設立了檢察機關，并在1922年5月頒布的《關于檢察監(jiān)督章程》中，規(guī)定了新的檢察機關的職權。在此基礎上，1933年6月，蘇聯(lián)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又作出決議，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的五項職能：

　　第一，監(jiān)督蘇聯(lián)及各加盟共和國的國家機關及各地方政權機關的決議與命令合于憲法及蘇聯(lián)政府的決議；

　　第二，監(jiān)視各加盟共和國司法機關對于法律的正確和一致的適用。有權督促任何案件，在任何審理的階段，有權向上級司法機關抗議法院的刑事和民事判決，并停止其執(zhí)行；

　　第三，在蘇聯(lián)領域內的各級法院中提起刑事檢舉和支持控告；

　　第四，根據特別章程，監(jiān)督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民警局，刑事警察及改造勞動機關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確性；

　　第五，對各加盟共和國檢察機關的活動實行總的指導。

　　該決議最后規(guī)定：“蘇聯(lián)檢察機關的命令，只有蘇聯(lián)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和蘇聯(lián)人民委員會得加以廢棄和停止�！盵40]

　　經過以上章程和決議的規(guī)范，蘇聯(lián)新型的檢察制度初步得以確立，但該時期蘇聯(lián)的檢察機制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領導的體制尚未理順，即各加盟共和國的檢察機關，一方面接受蘇聯(lián)檢察長的領導，另一方面受各加盟共和國政府和司法人民委員會的制約，即所謂“雙重領導”。1936年斯大林憲法的頒布，才最終解決了這些問題，即憲法第113條規(guī)定：“蘇聯(lián)總檢察長對于各部及其所屬機關公職人員以及蘇聯(lián)公民是否確切執(zhí)行法律，實行最高監(jiān)督”；
第117條規(guī)定：“各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地方機關的干涉，只服從總檢察長”；
第114條規(guī)定：“總檢察長由最高蘇維埃任命之，任期七年。各州、市區(qū)檢察長由加盟共和國檢察長呈經總檢察長批準后任命之，任期五年�！�

　　上述經過近二十年數次改革演變、并在1936年由斯大林憲法定型的蘇聯(lián)檢察制度，隨后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的檢察制度的范本。

　　首先，早在1931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法律對民族語言原則的表述，雖然在文字上比蘇聯(lián)的要精練一些，但內容幾乎一模一樣。

　�。�3）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原則。蘇聯(lián)規(guī)定此原則的宗旨在于，在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中，必須保護被告人的合法利益。這種合法利益，指的是要由法院查明并判斷足以反駁（檢察機關）的控訴，即查明被告人無罪或減輕其刑事責任的一切情況。為了貫徹這一原則，蘇聯(lián)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了律師制度。據資料顯示，在50年代初，莫斯科有一千以上的律師，在列寧格勒，則有八百多名律師。[64]

　　在中國，1951年的《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雖然只規(guī)定了公開審判，而沒有明文規(guī)定被告人的辯護權原則，但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許德珩所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的說明》中，則明確指出實行公開審判，就是要實行辯護制度，不僅要讓當事人本人有充分的辯護權，而且也要讓“他的辯護人在法庭上有充分的發(fā)言權和辯護權”。[65]

　　1954年的《人民法院組織法》依據我國憲法的精神，總結移植蘇聯(lián)上述原則五年時間的經驗和教訓，結合當時的國情，進一步強調了保護當事人的辯護權原則問題。該法第7條規(guī)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可以委托律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介紹的或者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jiān)護人為他辯護。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指定辯護人為他辯護”。[66]

　　1957年起草、1963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草案》（初稿）第26條、27條、28條、29條，則將上述組織法的規(guī)定予以了進一步的細化。

　　為了讓中國的民眾了解我國的司法制度移植蘇聯(lián)此項原則的必要性，[67]魏文伯同志在《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基本問題的認識》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問題。

　　他指出：“辯護權是國家給予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在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時候，被告人和他的辯護人在法庭上有權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見，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人民法院根據原、被告提出的正、反面材料，加以對照分析研究，并進行必要的調查核對，便可以全面地了解案情，分清是非，正確判決。

　　由此可見，實行辯護對于防止審判上的片面性有其重要的作用。維辛斯基說過：‘把訴訟案件認為不用檢察長、不用辯護人而只用客觀公正的審判員就可以順利地判決這種主張，必須徹底放棄。不論審判員多么客觀，不論其對于完成自己的艱巨任務有怎樣的準備，如果沒有支持告訴的檢察署這種機關的幫助，沒有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各種見解的辯護，審判員就無技可施�！�”[68]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我國50年代規(guī)定的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原則，雖然立足于我國的實際，但從精神到語言，基本上都是移植于蘇聯(lián)。

　　為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真正得以實現(xiàn)，我們也仿照蘇聯(lián)的模式，將律師定性為國家的法律工作者，建立起了新型的律師制度。至50年代中葉，全國大、中、小城市和中級法院所在縣、市及其他一些縣城，建立了法律顧問處共800多個，全國共設律師協(xié)會19個，有律師近3000人。[69]

　�。�4）公正（公益）原則。即按照蘇聯(lián)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定，提起刑事追訴、偵查以及審理刑事案件，均必須由國家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根據其職務，為了公共利益全權進行，而不受與犯罪有某種關系之個別公民和團體的意志與愿望干擾。

　　以上原則也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司法運作。我國憲法與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人民警察條例以及《刑事訴訟法草案》（初稿）等都明確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是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和偵查權的機關，任何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都無權行使。

　　司法機關代表國家行使上述職權時，必須考慮到公共利益，“必須依照法律，嚴肅負責，做到公正合理，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縱一個壞人，以維護法律的嚴肅性，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不受侵犯”。[70]

　　（5）直接原則。即審判員應當根據他親身所了解的案件中的一切證據來源來制作判決。直接原則并不是要審判員親自去調查每一件事實，而是使審判員能夠清楚地了解各種證據，盡可能地排除橫亙在審查對象與法院之間的一切中間環(huán)節(jié)。換言之，法院應當從原始材料中，而不是從任何根據該項材料制作的報告中取得證據。為了使直接原則得到具體落實，蘇聯(lián)法律規(guī)定了如下程序：
①當事人在公判審理時通常均應出庭，以便協(xié)同查明案情；

　　②證據須由法院直接審查，證人與鑒定人必須到庭；

　�、墼瓌t上，每一案件的訴訟程序不得中斷，每一案件審判組成人員不得更易。

　　蘇聯(lián)刑事訴訟中的上述直接原則以及法律規(guī)定的三個程序，在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中也完全得以體現(xiàn)。1957年起草、1963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草案》（初稿）第140條就明確了審判員應當根據他在法庭上親自查實的證據來確定被告有罪還是無罪，并據此制作判決。為使直接原則得以貫徹，該草案也作了類似于蘇聯(lián)模式的規(guī)定：

　　第一，所有當事人在公開審判時都必須出庭（第133條）；

　　第二，證據必須由法院直接審查，證人與鑒定人必須到庭（第137條、第138條）；

　　第三，原則上，每一案件的訴訟程序不得中斷，每一案件的組成人員不得更易（第19條、第146條）。

　　總的來看，建國初期我國確立的刑事訴訟程序雖然尚不完備，但上述蘇聯(lián)刑事訴訟中的基本原則，至50年代中葉在中國的立法和司法中都已完全接受。[71]

　　在民事訴訟方面，新中國的制度也受到了蘇聯(lián)的影響。如關于民事訴訟法的含義和任務、關于民事訴訟的具體程序、民事訴訟的各項基本原則和制度等，基本上都是在蘇聯(lián)模式的影響之下形成的。這里，比較突出的是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民事訴訟的主體。蘇聯(lián)的憲法和法律明確規(guī)定，除了法院之外，公民個人和法人是民事訴訟的主體，可以提起各種涉及公民個人及國家利益的民事案件；
檢察院作為民事案件的參與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72]

　　接受蘇聯(lián)的經驗，新中國在相關法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各級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審判程序總結》（1956年10月下發(fā)）和《民事案件審判程序（草稿）》（1957年）中也規(guī)定了公民個人和法人（機關、企業(yè)、團體）有起訴權。這兩個法律同時還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對于有關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主要民事案件，也可以提起訴訟。

　　第二，關于民事訴訟審判的組織形式。按照蘇聯(lián)憲法第103條、蘇聯(lián)《法院組織法》第9、第14條，民事審判必須由合議制的審判庭審理，合議庭審判案件被視為一項司法民主原則。受蘇聯(lián)的影響，我國1957年的《民事案件審判程序（草稿）》第3條明確規(guī)定，除了簡單的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案件外，必須由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第三，公開審判制度。公開審判是蘇聯(lián)憲法第111條規(guī)定的審判程序的基本原則之一，它不僅適用刑事訴訟，也適用于民事訴訟，即在蘇聯(lián)，除法律另有規(guī)定之外，所有的民事案件均實行公開審判。這種公開審判有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對當事人公開，即當事人享有參與訴訟、了解訴訟中一切材料的權利；
第二，對民眾公開，即蘇聯(lián)公民有權旁聽審判過程，并有權在報紙和其他刊物上發(fā)表對審判過程的報道。

　　中國法律對民事訴訟中的公開審判也作了明確規(guī)定，如前述《民事案件審判程序（草稿）》第24條規(guī)定：“第一審案件，一般由在人民法院的法庭內公開審理；
但是為了擴大對人民的教育影響，也可以在當事人所在地或者訟爭標的所在地進行公開審理”。

　　第四，人民陪審員參加陪審。按照蘇聯(lián)憲法第103條，《法院組織法》第9、第14條的規(guī)定，在蘇聯(lián)的民事訴訟活動中，一律由審判員1人和人民陪審員2人組成合議庭審理民事案件。人民陪審員審理案件時，在一切要解決的問題上，享有與審判員同等的權利。[73]

　　接受蘇聯(lián)的模式，在民事訴訟中，中國法律也規(guī)定了實行人民陪審員陪審的制度。我國1956年10月印發(fā)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各級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審判程序總結》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應當由審判員1人和人民陪審員2人組成合議庭進行。在法庭審理評議中，人民陪審員享有與審判員同等的權利。1957年的《民事案件審判程序（草稿）》第3條、第25條、第46條對此作了同樣內容的規(guī)定。

　　第五，審判過程中的和解（調解）。在蘇聯(lián)民事審判程序中，和解分為審判上的和解和審判外的和解兩種，前者是指訴訟當事人雙方用消滅或變更正由法院審理中的爭執(zhí)的民事法權關系的方法以求達到消除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并終止訴訟程序之目的而締結的、并經法院確認的一種和解協(xié)議。審判外的和解是指只有一方當事人援引、而他方當事人則否認其存在或否認其正確性的一種和解協(xié)議。在蘇聯(lián)，無論是在法院內還是在法院外達成的和解，只要是提請法院確認并經法院確認者，均為審判上的和解，案件程序由此終止，這種和解協(xié)議也具有像法院判決那樣的效力，如無錯誤，當事人必須執(zhí)行。否則，法院將強制執(zhí)行。[74]

　　與蘇聯(lián)一樣，新中國的民事訴訟程序中，也強調調解的重要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各級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審判程序總結》規(guī)定：“對那些案情已經明確而又有調解可能的案件（不是所有的案件），為增進人民內部團結以利發(fā)展生產，受理這種案件的審判人員可以試行調解，當事人也可以隨時請求調解。……調解可以在人民法院內進行，也可以在人民法院外進行。調解必須出于雙方當事人的自愿，必須遵守下策法律、法令。……由人民法院主持成立的調解，與判決有同等效力�！苯泴彶闆]有錯誤的調解，不準翻悔。“債務人翻悔無正當理由，而債權人申請執(zhí)行時，可以強制執(zhí)行�！薄睹袷掳讣�審判程序（草稿）》第16條至第21條對此作了同樣內容的規(guī)定。

　　第六，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這一點是蘇聯(lián)民事訴訟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按照蘇聯(lián)的法律觀念，檢察機關負有監(jiān)督法律執(zhí)行的職能。為了實現(xiàn)這一職能，它就必須參與到民事訴訟程序之中去，以保護社會主義國有財產、公民個人財產以及其他各項合法的權益。根據蘇聯(lián)法律的規(guī)定，檢察機關參加民事訴訟，主要表現(xiàn)在它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也可以參與整個訴訟過程，并對它認為不公正的第一審法院判決提出抗議，要求上級法院重審。[75]

　　接受蘇聯(lián)影響，新中國初期的民事訴訟程序中，也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參加民事訴訟程序的方式。如《民事案件審判程序（草稿）》第1條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可以提起訴訟；
第50條、第55條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在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不公正時，可以提出抗議，要求上級法院重新審理。

　　第七，關于離婚的特別程序。由于離婚案件占民事案件中的相當比例，因此，無論是在蘇聯(lián)還是中國，都對離婚案件規(guī)定了特別的程序。在這方面，中國也受到了蘇聯(lián)的重要影響。

　　在蘇聯(lián)，規(guī)定離婚程序為兩個階段：一是基層法院對當事人的調解階段；
二是上級法院（市或省法院）的實質審理階段。受蘇聯(lián)影響，中國法院在受理離婚案件時，基本上也分成兩個階段，即調解和審理。針對起訴的離婚案件，一般要求法院先進行調解，只有在調解不成功的情況下，法院才進行審理，作出判決。

　　當然，在移植蘇聯(lián)經驗的同時，中國也按照自己的國情，稍微作了一些改變，即一方面，蘇聯(lián)要求離婚之原告首先在當地的地方報紙上刊登已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的啟事（聲明），中國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另一方面，蘇聯(lián)規(guī)定離婚訴訟中調解和審理兩個階段，分別由基層法院和上級法院受理，[76]而在中國，這兩個階段都由同一個法院受理。

　　此外，蘇聯(lián)民事訴訟中的法庭辯論原則、適用當地語言原則、對審判人員實行回避原則等，也都為新中國的民事訴訟程序所接受。

　　五、大量引進蘇聯(lián)的教材、專著和論文

　　1949年，時代出版社出版了由高里雅柯夫著、一之翻譯的《蘇聯(lián)的法院》一書，它闡述了革命導師對法院的性質的論述，總結了“十月革命”蘇聯(lián)建設新法院組織的歷程，論述了當時蘇聯(lián)確立的各項司法審判的原則，如公民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國家法律一體遵行原則、人民審判員和陪審員由各區(qū)公民根據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選舉原則、審判員獨立只服從法律的原則等，說明了蘇聯(lián)法院的組織與系統(tǒng)。該書在中國出版后，受到了熱烈歡迎，因而在第二年即1950年就出了第二版。而該書的另一個譯本，則在1948年初版后，至1950年已出了三版。[77]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干部輪訓班編印了《蘇聯(lián)司法工作的幾個問題》一書。里面收錄了六篇蘇聯(lián)專家的講演和論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維辛斯基的《蘇維埃法院組織和活動中的社會主義民主原則》、《蘇維埃聯(lián)邦法院制度之運用》，蘇達尼可夫、貝可夫的《列寧斯大林論法院和檢察機關的法律性問題的重要原理》，蘇達尼可夫的《關于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法制和檢察工作的幾個問題》，貝可夫的《蘇維埃法院的任務和審判的概念》，巴頓諾夫的《保護社會主義所有制是人民法院最主要的任務》。該書被作為當時司法干部學習的材料之一。

　　1951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編印了《蘇聯(lián)司法實務》一書，里面收錄了關于蘇聯(lián)司法制度及其具體動作的相關文獻，即蘇聯(lián)司法機關的活動原則、組織結構和職權（附系統(tǒng)表），蘇聯(lián)律師章程（附錄：蘇聯(lián)司法人民委員部通令、關于律師對于人民給與法律幫助收費辦法的細則），蘇俄國家公證章程，蘇聯(lián)最高法院的組織與活動，蘇聯(lián)同志審判會的組織與活動，蘇聯(lián)司法機關的檢查工作，蘇聯(lián)司法機關對于審判實務的研究，蘇聯(lián)法律教育的組織，蘇聯(lián)司法機關整理和編纂法典工作的組織。該書也被作為司法干部學習的參考資料。

　　1954年，蘇聯(lián)法律專家魯涅夫應邀來華訪問講學，他的講稿迅速被編輯成冊，作為法律教育的教材和參考資料，印發(fā)給全國各地的司法干部學習。僅在華東政法學院圖書館，就保存了魯涅夫的三種講稿。

　　第一種，由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編印，出版時間為1954年8月，書名為《關于蘇聯(lián)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蘇聯(lián)法學專家魯涅夫講》，作為“內部文件”下發(fā)給各級司法干部。里面對蘇聯(lián)的公證制度和律師制度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闡述。

　　關于新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反思（下）　　第二種，由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和最高人民檢察署華東分署聯(lián)合編印，作為內部業(yè)務學習參考用的教材，取名《蘇聯(lián)專家魯涅夫同志在華東區(qū)關于法院、檢察工作演講的記錄》，時間為1954年8月，里面共收錄了十二篇講演，依次為“蘇聯(lián)檢察機關的任務”、“蘇聯(lián)檢察機關的組織與內部分工”、“一般監(jiān)督的范圍和方法”、“審判監(jiān)督”、“檢察署與法院、公安、監(jiān)察等部門的分工關系”、“專門檢察署與專門法院”、“關于農村和城市檢察工作問題”、“關于蘇聯(lián)的刑民案件訴訟程序”、“關于律師制度、公證制度、同志審判會等三個問題”、“對其他具體問題的解答”等。由于這種講演附帶有解答問題的性質，因此，它對提高當時中國司法干部的法律知識和法律素養(yǎng)是極有幫助的。

　　第三種，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編印，取名《蘇聯(lián)法院審理刑民事案件的程序》，時間為1954年11月，內收魯涅夫教授的三篇講稿：《蘇聯(lián)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蘇聯(lián)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程序》、《蘇聯(lián)法律中的法院判決的上訴程序和上級審法院審理案件的程序》。這種編輯方法，是從訴訟程序著眼的，主要提供給中國各級法院的審判員，作為參考用書。

　　此外，在魯涅夫教授訪問中國進行講學的同時，我國中央法制委員會于1954年3月將魯涅夫的另一本講演集《蘇聯(lián)檢察工作任務及工作方法》翻譯成中文，由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正式編印下發(fā)，“作為各級檢察干部業(yè)務學習材料之一”。該書收錄了五講內容，即“蘇聯(lián)的檢察機關”、“蘇聯(lián)檢察機關對于偵查活動的監(jiān)督”、“蘇聯(lián)檢察機關對于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的監(jiān)督”、“蘇聯(lián)檢察機關對于法院處理民事案件的監(jiān)督”、“蘇聯(lián)檢察長對于勞動人民申訴的審查”。中國最高人民檢察署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本書對于我們正確了解蘇聯(lián)的檢察制度、學習蘇聯(lián)檢察工作的先進經驗，提高檢察業(yè)務水平，是有很大幫助的�！盵78]

　　1955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卡列夫著、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翻譯的《蘇維埃法院組織》一書，該書對蘇聯(lián)法院組織學的對象、體系與方法，蘇聯(lián)法院及其任務和組織原則，關于蘇聯(lián)法院立法發(fā)展的概況，蘇聯(lián)、各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法院體系，蘇聯(lián)檢察署，蘇聯(lián)律師機構，司法管理機關、司法執(zhí)行機關及公證機關，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法院組織，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國家的法院組織，革命前俄國的法院組織等。該書經蘇聯(lián)高等教育部批準作為蘇聯(lián)高等法律學校法院組織學課程的教材，也被我國各政法院校當作訴訟法課程的重要參考書。

1956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法令編纂司編譯了《蘇聯(lián)司法工作者的先進經驗介紹》一書，里面介紹了蘇聯(lián)各級法院中的優(yōu)秀審判員和執(zhí)行員如卡梅柯夫、左托娃、克拉斯諾夫、卡敏斯基等的先進工作經驗。編者在前言中指出：“為了使我國司法工作者從蘇聯(lián)司法工作者具體生動的工作中學習先進經驗起見，我們從蘇聯(lián)《社會主義法制》雜志選譯了介紹蘇聯(lián)優(yōu)秀的人民審判員和司法執(zhí)行員工作經驗的文章八篇，印成這本小冊子，以代參考�！�

　　除了上述作品之外，50年代翻譯出版的蘇聯(lián)司法制度方面較為重要的教材和專著還有：張君悌譯《蘇俄刑事訴訟法》（新華書店1949年版）；
吳大業(yè)譯、陳忠誠�！短K聯(lián)律師制度沿革》，大眾法學出版社1950年版；
徐步衡譯《蘇聯(lián)訴訟法綱要》，大眾法學出版社1951年版；
切里佐夫著、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譯《刑事訴訟法》（上、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3年初版；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干部訓練組編寫《蘇聯(lián)法律學校法律專業(yè)課程教學大綱》，1954年印發(fā)；
安?揚?維辛斯基著、王之相譯《蘇維埃法律上的訴訟證據理論》，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阿布拉莫夫著、中國人民大學審判法教研室譯《蘇維埃民事訴訟》（上、下），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
《“蘇聯(lián)法院和檢察署組織”課程提綱》（供高等法律學校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5年初版；
克林曼、科瓦列娃編，陳逸云譯《蘇維埃民事訴訟提綱》（供高等法律學校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6年版；
列別金斯基、塔杰沃祥編，薛秉忠譯《“蘇聯(lián)檢察長的監(jiān)督”課程提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6年版；
克列（林）曼著，王之相、王增潤譯《蘇維埃民事訴訟》，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
施夫曼編寫，薛秉忠等譯《蘇維埃刑事訴訟實習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7年版；
顧爾維奇著，康寶田、沈其昌譯《訴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

　　筆者粗粗清點了一下，當時譯成中文的蘇聯(lián)司法制度方面的教材、專著不下150余種，其中約有三分之一以上，被作為當時中國各政法院校的法律教材和教學參考書。[79]

　　六、關于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個案分析――一般監(jiān)督與無罪推定

　　一般監(jiān)督，是蘇聯(lián)檢察機關活動中的特有內容。在蘇聯(lián)，“最嚴格地遵守社會主義法制是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之一，黨和政府要求在一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必須最嚴格地實行社會主義法制原則——蘇維埃國家不可動搖的基礎，一切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關的活動必須嚴格地符合法律�！盵80]為了達到此目的，蘇聯(lián)的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了檢察院的一般監(jiān)督任務。

　　按照1936年蘇聯(lián)憲法第113條的規(guī)定，蘇聯(lián)總檢察長對于政府各部及其所屬各機關、公職人員和蘇聯(lián)公民確切遵守法律，行使最高檢察權。根據憲法的上述精神，蘇聯(lián)檢察署條例和蘇聯(lián)檢察署一般監(jiān)督細則等法律對一般監(jiān)督作了進一步明確而具體的規(guī)定，蘇聯(lián)學術界對一般監(jiān)督的內涵、任務和范圍、目的、活動形式等也作了詳細的論述。

　　關于一般監(jiān)督的內涵，蘇聯(lián)法學界認為：“一般監(jiān)督，就是檢察院代表國家對于地方權力機關、國家管理機關、各部及其所屬機關、所屬企業(yè)和合作組織是否確切執(zhí)行法律，它們所頒發(fā)的法律性質的文件是否合法，以及公職人員和公民是否確切遵守法律實行最高監(jiān)督的活動。[81]”

　　關于一般監(jiān)督的目的，按照《蘇聯(lián)檢察署一般監(jiān)督細則》第5條的規(guī)定，主要為：

　　1．在全蘇聯(lián)境內，確定對法制的一致了解，保證蘇維埃法律的穩(wěn)定性，保證對于蘇維埃法律確切、一貫的執(zhí)行；

　　2．在權力機關和管理機關，人民委員會和它所屬的企業(yè)、機關和團體的全部活動范圍內鞏固法制和國家紀律；

　　3．在集體農莊和其他合作社機關內鞏固法制；

4．保證蘇聯(lián)全體公民最嚴格地遵守法律和社會公共生活規(guī)則；

　　5．保護公民為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不受任何侵犯。

　　衛(wèi)國戰(zhàn)爭之后，出于對軍人的特殊保護，在1946年7月17日由蘇聯(lián)總檢察長所頒發(fā)的第128號《關于加強確切遵守法律的一般監(jiān)督》的命令中，適當擴大了一般監(jiān)督的范圍。[82]

　　關于實行一般監(jiān)督所采用的方法，在蘇聯(lián)主要有：發(fā)現(xiàn)違法、查明違法、預防違法和對違法者追究責任。這當中，查明違法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按照《蘇聯(lián)檢察署一般監(jiān)督細則》第27條的規(guī)定，蘇聯(lián)檢察長在查明違法方面，應當做如下九個方面的工作：

　　1．親自對于機關、企業(yè)、集體農莊和團體執(zhí)行法律情況直接進行檢查；

　　2．參加人民委員會和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的會議，在必要的時候，并參加其他機關召集的會議；

　　3．取得人民委員會的全部決議、專門指示和執(zhí)行委員會的決定、專門指示，并親自檢查它們是否符合法律；

　　4．取得并檢查人民委員會和它所屬的機關以及執(zhí)行委員會各處所發(fā)布的命令和指令；

　　5．在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查閱鄉(xiāng)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并且檢查通過的決定是否合法；

　　6．定期在農業(yè)處查閱集體農莊莊員大會記錄，并且檢查它的決議是否合法；

　　7．必要的時候，在有關的機關查閱行政上的審查和調查的材料，以及國家檢查機關和監(jiān)察、審查機關的材料；

　　8．必要的時候，要求有關的國家檢查機關和行政上的監(jiān)察、審查機關進行專門的審查、調查或檢查，針對應當進行檢查或審查的事項向他提出具體問題；

　　9．對于偵查的和審判的案件（刑事、民事案件）中所包含的必須依一般監(jiān)督程序消除或加以防止的違法行為的材料進行檢查。

　　該細則第29條、第30條、第31條、第32條、第33條、第34條，還分別對上述各項工作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

　　在蘇聯(lián)，一般監(jiān)督是被置于檢察院四項任務（一般監(jiān)督、審判監(jiān)督、偵查監(jiān)督、監(jiān)所監(jiān)督）之首的工作。在蘇聯(lián)的司法活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這種性質，在新中國全方位展開向蘇聯(lián)學習、移植法律制度時，一般監(jiān)督成了中國法律實務部門和理論工作者關注的重點之一。

　　早在1954年制定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我們對一般監(jiān)督就有涉及。在隨后頒布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規(guī)定。從我國憲法和法律對一般監(jiān)督所作的規(guī)定來看，其與蘇聯(lián)的制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對于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檢察權�！盵83]“（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于地方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實行監(jiān)督�！盵84]與蘇聯(lián)將一般監(jiān)督列為檢察機關的四大任務之一一樣，當時中國也將一般監(jiān)督列為檢察機關的五項職權之一。[85]

　　在立法部門將蘇聯(lián)的一般監(jiān)督引入我國法律體系的同時，我國法學理論工作者積極引進蘇聯(lián)法學界闡述一般監(jiān)督的教材和論著。如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編輯的《檢察工作參考資料》（內部參考，定期收回），在1955年5月出了增刊，專題刊印了《蘇聯(lián)檢察署一般監(jiān)督細則》（共五章84條）。在翻譯出版的《蘇聯(lián)檢察工作任務及工作方法》一書中，專題介紹論述了一般監(jiān)督的內容。在由中國司法工作者組成的訪蘇代表團撰寫的《蘇聯(lián)司法工作訪問記：關于檢察工作部分》中，也對蘇聯(lián)最高檢察院的一般監(jiān)督處等活動情況作了介紹，并附錄了《蘇聯(lián)檢察監(jiān)督條例》等文獻。

為了使從蘇聯(lián)移植的一般監(jiān)督能夠比較順利地在中國土地上扎下根，我國的司法工作者還撰寫論文，對一般監(jiān)督在蘇聯(lián)的作用，我國憲法和法律關于一般監(jiān)督的規(guī)定的實質，以及一般監(jiān)督在中國的具體運行等問題展開論述。這方面，貢獻最大的是當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一般監(jiān)督廳廳長的王立中。我國新憲法頒布以后，王立中先后在《光明日報》和《政法研究》上發(fā)表了專題論文，介紹和宣傳一般監(jiān)督。

王立中在論文中闡述道：“人民檢察院一般監(jiān)督工作的任務，就是要使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都不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使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都確切地遵守憲法和法律。……第二屆全國檢察工作會議之后，如何正確地組織一般監(jiān)督工作問題，已日漸為各級檢察機關所重視，而重點試驗一般監(jiān)督制度，也已列入�。ㄊ校┮陨蠙z察機關以及重點試驗地區(qū)的檢察機關的工作日程�！盵86]

　　王立中繼續(xù)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有關一般監(jiān)督的職權及其行使職權的程序的規(guī)定，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f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學習和運用蘇聯(lián)檢察機關對于法制監(jiān)督的經驗，經過各地重點試驗實踐的結果，實施一般監(jiān)督可以分為四個程序：一、發(fā)現(xiàn)違法；
二、查明違法；
三、糾正和防止違法；
四、使違法者負法律上的責任�！盵87]王立中接著對這四個程序作了非常詳盡的論述。

　　應當說，當時，在對待引進、消化一般監(jiān)督的問題上，我國檢察院系統(tǒng)是存在著分歧意見的。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我國憲法和法律已經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一般監(jiān)督的職權，又把它列為檢察機關5項職權之首，加強對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法律監(jiān)督是健全法制的需要，不少違法現(xiàn)象發(fā)生在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上，一般監(jiān)督正是針對這種違法行為進行監(jiān)督的重要方法。因此，檢察機關必須把開展一般監(jiān)督作為檢察工作的經常的、重要的任務。上述王立中所持的即是此種觀點。當時，在他的領導下，最高人民檢察院一般監(jiān)督廳制訂了一個一般監(jiān)督的工作計劃，準備下發(fā)全國各地。

　　另一種意見認為：當時我國檢察機關的主要任務是打擊違法犯罪分子，重點是做好偵查包括批準逮捕和起訴工作。一般監(jiān)督是借鑒外國的一種監(jiān)督方法，我們的經驗還不夠，不宜普遍開展工作，應先作重點試驗，積累經驗。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層多持這種看法。[88]

　　經過各地檢察機關一段時間的重點試驗之后，一般監(jiān)督的效果有好有壞，雙方的爭議沒有平息。為了解決爭議，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率領工作組對天津等地檢察院辦理一般監(jiān)督案件的情況進行了復查。復查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如大量案件并不屬于一般監(jiān)督的范圍，檢察機關對地方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也很進行監(jiān)督等等。以此，工作組作出可以不搞一般監(jiān)督的結論，有的同志甚至提出一般監(jiān)督是照搬外國的做法，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等等。但由于未能說服堅持持一般監(jiān)督的同志，故爭議仍然沒有解決。[89]

　　在中國的憲法和法律中明確規(guī)定檢察機關一般監(jiān)督的職權，可以說是50年代初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典型事例之一。一般監(jiān)督引入中國以后，因國情的差異，其并不太適合當時比較復雜的司法形勢，也不太適合文化素質和專業(yè)不如蘇聯(lián)高的司法干部的水準，命運并不好，這本身并不奇怪。要使一項制度的移植獲得成功，并得以本土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由于中國特定的國情，一般監(jiān)督后來被視為是反動的東西，主張一般監(jiān)督的意見，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而遭到批判打擊，這是極不正常的。[90]

　　應當說，一般監(jiān)督雖然帶有蘇聯(lián)檢察體制的某種缺陷（某種集權色彩），但將檢察機關視為國家法律制定和執(zhí)行的監(jiān)督者，換句話說，國家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需要有專門的機關來監(jiān)督，這一理念和制度設計，應是符合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因此，50年代初我國移植蘇聯(lián)一般監(jiān)督的經驗，也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經歷了曲折的發(fā)展歷程之后，1982年憲法重新肯定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jiān)督的性質，目前法學界對一般監(jiān)督的急切呼喚，[91]都明白無誤地說明了這一點。

　　無罪推定，是西方法律文化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律措施，自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提出后，至現(xiàn)代已經成為各個發(fā)達國家刑事訴訟法的核心原則之一。“十月革命”以后，蘇聯(lián)在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時，也將保障被告人的各項權利、特別是在沒有確定其罪責的充分根據時，不得檢舉其刑事責任和判他有罪作為一項重要的法制原則。這一點得到了1936年蘇聯(lián)憲法和在憲法精神之下頒布的蘇聯(lián)刑事訴訟法典以及蘇聯(lián)和各加盟共和國法院組織法的肯定。[92]

　　在此基礎上，1945年蘇聯(lián)最高法院全體會議用以下方式概括了上述原則：“在被告人罪責未經根據法定的程序加以證明以前，不得被認作為犯罪人�！盵93]蘇聯(lián)學者認為，“蘇聯(lián)最高法院提出的這一原則就是蘇維埃刑事訴訟中無罪推定原則的內容，根據這個無罪推定原則，只要被告人的罪責尚未經證明，他就要被假定為無罪的人�！盵94]

　　在蘇聯(lián)，無罪推定的原則要求：偵查員及檢察長要客觀地進行案件的偵查工作，偵查員和檢察長只有在具有充分的根據時，才檢舉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并將案件移送法院；
預審庭的成員只有當告訴已為案件的材料所證實的情況下，才對被告人起訴；
告訴人應當證明被告人的罪責，而被告人則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
法院應當根據案件的材料，從有利被告人方面來解釋一切懷疑，并僅僅在關于被告人罪責的結論確實可靠的情況下，才做出判定有罪的判決。[95]

　　在社會主義蘇聯(lián)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迅速地影響了新中國的刑事訴訟立法和法學理論研究。1957年，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當時從事蘇聯(lián)刑事訴訟法教學和研究的黃道，在《法學》第2期上發(fā)表了《略論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原則》一文，強調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和觀念的必要性和現(xiàn)實意義。

　　黃道指出：引進蘇聯(lián)的經驗，從證據學角度，在我國的司法干部中間，強調在搜集證據時樹立無罪推定的指導思想是極為重要的。黃道認為，所謂無罪推定，“就是指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對于刑事被告人的行為，尚未依法加以證明以前，不能認為就是有罪，而應推定他為無罪。把無罪推定的這樣一個問題，在刑事訴訟中作為一個必須遵守的原則提出來，這就叫做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假定）原則。” 黃道指出：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刑事訴訟法理論上是具有指導的意義。首先，這個原則能夠推動、刺激偵查人員和審判人員積極主動地去搜集證據，以充分可靠的證據來證明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罪重或罪輕；
其次，有了這一原則之后，就能更好地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因為對于被告人來說，對他合法權利的侵害，莫過于無根據地對他判了罪。在闡述了無罪推定原則的意義之后，黃道對當時理論界的幾種錯誤的認識，如該原則僅僅是客觀真實原則的重復、保障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原則可以代替無罪推定原則、該原則會使偵查人員和審判人員的思想產生混亂、該原則是資產階級提出的我們社會主義法律能用嗎等作了辯明。

黃道認為，從無罪推定的原則中，可以推論出三條具體的訴訟規(guī)則：第一，不能以被告人對偵查人員和審判人員的態(tài)度不好，就對他們作有罪的結論；
第二，不能以被告人的沉默作為他有罪的根據，同時也無權強迫被告人陳述；
第三，不能以被告人的虛偽陳述，作為他有罪的根據，被告人對虛偽陳述，只要未構成誣陷罪，是不負刑事責任的。

　　然而，非常遺憾的是，由于當時中國特殊的政治氣候，黃道提出的無罪推定原則，并沒有為當時的法學界所認可——盡管這一原則不是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反動國家”，而是移植自蘇聯(lián)社會主義老大哥，盡管在1956年我國已經有一個規(guī)定有無罪推定原則的刑事訴訟法草案下發(fā)各個實際部門和高等院校征求意見。

　　不僅如此，接著而來的“反右斗爭”，將無罪推定原則視為資產階級“反動觀點”和“右派言論”，痛加討伐批判。倡導此原則的黃道也慘遭多次批斗，并差一點被打成右派分子。

　　這樣，從蘇聯(lián)移植無罪推定原則的活動，[96]也與上面移植一般監(jiān)督一樣，半途夭折。留下的只是一番遺憾，一聲嘆息。

　　七、關于50年代移植蘇聯(lián)司法體制的幾點反思

　　通過上述總結和回顧，我們現(xiàn)在可以對50年代以后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歷程作一些反思了。

　　1．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功利主義色彩，符合階級專政的，就吸收，不符合的，就排斥；
適合于強化階級斗爭理論的，就吸收，不適合的，就拒絕。故蘇聯(lián)的司法制度，我們盡管學了不少，但保留下制度建設和法律專業(yè)知識的，并不多。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中，僅僅剩下“鎮(zhèn)壓反革命”這些內容（從蘇聯(lián)學過來的檢察制度此時也被全部廢除了）。

　　2．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形式主義的特點，只學表面，不學精神，如蘇聯(lián)司法制度中，實際上有許多體現(xiàn)人類法律發(fā)展之共同規(guī)律的，如無罪推定、審判（員）獨立只服從法律、審判員的自由確信、檢察機關的一般監(jiān)督、檢察機關實行垂直領導的機制等，1957年“反右斗爭”以后，都被斥責為“舊法”，斥責為“右派言論”，斥責為資產階級的東西而被否定、遭到批判。

　　3．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具有教條主義的傾向，明顯的左的傾向。表現(xiàn)為許多場合只死記硬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詞句，而不注意是否適合中國國情。比如，當時的蘇聯(lián)的工業(yè)化和公有化都比中國發(fā)達得多，蘇聯(lián)公民的文化程度和整體素質也比我國人民群眾的高得多，因此，在蘇聯(lián)推行得開的許多司法制度，在中國未必能實行。而中國當時對其學習則帶有教條主義色彩。雖然，我們在學習時，也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如新中國的領導人當時就強調蘇聯(lián)的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都是由公民無記名選舉產生的這一點，暫時在中國未能做到，我們只能先采用任命方式。又如，在移植一般監(jiān)督上存在的分歧，一定程度上也是蘇聯(lián)的國情與當時的中國有差距所致。

4．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雖然從表面上看，有點轟轟烈烈、全面系統(tǒng)，但在精神實質上卻具有不完整性、不連續(xù)性，是一種零碎的，片面的移植。如上所述，蘇聯(lián)的司法制度和動作機制，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開始創(chuàng)建，至1936年蘇聯(lián)憲法頒布已經初具規(guī)模，形成體系，至50年代進一步得以完善。作為一個歐洲國家，蘇聯(lián)雖然創(chuàng)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制，但它事實上吸收、改造了以往資產階級所創(chuàng)造的各項法律文明成果，因此，蘇聯(lián)的法律體系，具有博大精深的特點，這一點在它的司法制度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然而，我們因受50年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種種因素的制約，蘇聯(lián)法中許多好的東西，我們并沒有學過來。

　　5．與上一點相聯(lián)系，中國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具有政治化的特點。向蘇聯(lián)學習與否，學習什么，完全受當時的政治氣候左右。中國“反右斗爭”中許多“右派言論”，居然就是蘇聯(lián)現(xiàn)行的司法制度與原則。20世紀60年代上半葉，中蘇關系惡化之后，這一點就更加明顯了。抱著批判修正主義、與蘇聯(lián)對著干的想法，蘇聯(lián)的一切制度包括法律，都在中國人的批判范圍之內。此時，中國的法制建設，也已經走入了災難性的深淵。

　　6．在移植蘇聯(lián)司法制度的過程中，中國法學界也曾努力結合中國自己的國情，有選擇、有區(qū)別地對待蘇聯(lián)的經驗。比如，我們在法院中設立了審判委員會、在檢察署（院）中設立了檢察委員會，以便更加充分地發(fā)揮民主集中制在司法審判工作中的作用；
我們將蘇聯(lián)的“審判員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改為“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以更加符合中國注重集體力量和智慧的傳統(tǒng)；
我們在建國初期，移植了蘇聯(lián)的三級二審制，但考慮到中國審判人員的素質不如蘇聯(lián)的高、節(jié)約訴訟成本、及時審結積案、加快打擊犯罪活動以及歷史上一直實行四級二審制的傳統(tǒng)，在1954年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之后，我們實行了四級二審制，并一直沿用至今。盡管這些帶有中國特色的經驗，在新中國法制以后的發(fā)展過程中，評價不一，但在當時，上述經驗無疑是中國司法工作者在移植蘇聯(lián)經驗之基礎上所做出的創(chuàng)造，其歷史貢獻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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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所發(fā)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明確指出，總結中國共產黨28年來的經驗，“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即在國際事務中，必須“聯(lián)合蘇聯(lián)，聯(lián)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lián)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2—1473頁）。1954年憲法在序言中也宣稱：“我國同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毕蛏鐣�主義陣營的“一邊倒”，實際上就是倒向蘇聯(lián)，以蘇聯(lián)為堅強后盾，在重大的國際事件中與蘇聯(lián)保持一致。

　　[2] 在論述新中國移植蘇聯(lián)訴訟法和訴訟法學的論著中，陳瑞華撰稿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載李貴連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最為詳細一點，但它也僅僅涉及刑事訴訟的學說史方面，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和民事訴訟法和法學方面均未涉及。

　　[3]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編印《蘇聯(lián)法律工作者訪華代表團演講及問題解答匯集》，1957年1月印發(fā)。

　　[4] 本段史料，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孫國華和呂世倫的回憶。

[5]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50年10月31日。這段話，雖然是在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的基礎上說的，但在理論和觀念上也受到了蘇聯(lián)的深刻影響。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后曾明確指出：“俄羅斯法院，自己宣稱保障秩序，實則是保障有錢者利益，殘酷壓迫被榨取者的盲目的及狡猾的工具�！薄白屗麄兘邪�，我們不是改革舊法院，而是破壞舊法院。為著真正的人民法院，我們已開辟了道路�！鞭D引自高里雅柯夫著，一之譯：《蘇聯(lián)的法院》，時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16―17頁。

　　[6] “由于全國解放不久，革命秩序尚在逐漸建立，應興應革的事情，自然要按先后緩急去做。目前各地人民法院無論在組織上、在制度上是既不完整又不統(tǒng)一”，“擺在我們面前最重大的困難是：各地法院組織機構不健全，干部量少質弱，案件的積壓相當嚴重�！币姟度嗣穹ㄔ簩徟泄ぷ鲌蟾妯D―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7] 按照蘇聯(lián)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定，蘇聯(lián)最高法院的職責為：（1）作為第一審法院審理依法歸它管轄的非常重要的刑民事案件；
（2）是某些專門法院的第二審（上訴審）法院；
（3）是蘇聯(lián)和加盟共和國各級法院的審判監(jiān)督機關；
（4）對各級法院審判實踐上的問題予以指示。見卡列夫著、趙涵輿、王增潤等譯：《蘇維埃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74頁。

　　[8]卡列夫著、趙涵輿、王增潤等譯：《蘇維埃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52—53頁。

　　[9]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5條。

　　[10] 基層法院的巡回審判，在1949年新中國司法制度形成時就已開始，但至1953年進一步獲得發(fā)展。同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總結司法改革經驗，著重解決基層法院的建設問題，各縣普遍建立了巡回法庭。參閱熊先覺著：《中國司法制度新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同時，出于建國初期鎮(zhèn)壓惡霸、土匪、特務、反革命分子和違抗土地改革法的罪犯的需要，我國在縣（市）級普遍設立了人民法庭，作為同級人民法院的專門受理上述犯罪案件的特別法庭。見《人民法庭組織通則》（1950年7月14日政務院第41次政務會議通過，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準于7月20日公布施行）。

　　[11] 參閱俞敏聲主編：《中國法制化的歷史進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頁。三級二審制在中國實行的時間不長，只有5年左右。其原因在于實行三級二審制的結果，在某些地區(qū)實際上變成了三審終審制，使訴訟拖延時日，不利于及時制裁違法犯罪分子和解決糾紛，也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因此，1954年的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將人民法院的體系改為四級，即設基層（縣級）人民法院、中級（地區(qū)）人民法院、高級（省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實行四級二審制，并在基層人民法院普遍建立人民法庭作為派出機構，并設軍事法院、鐵路運輸和水上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1954年后的審級雖然由三級二審制變?yōu)樗募壎�審制，但基本性質和功能沒有大的變化，蘇聯(lián)的影響仍然存在。

　　[12] “由于目前人民法院審判員的素質尚弱，為慎重對于罪犯的判決和執(zhí)行，各地普遍樹立了復核制度�！� 見《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13] 蘇聯(lián)的法院系統(tǒng)，從其職權中包含有復核的功能，如蘇聯(lián)最高法院作為全蘇聯(lián)各級各類法院的審判監(jiān)督機關，“有權由蘇聯(lián)和各加盟共和國的各級法院調取任何案件自行審理”（卡列夫著、趙涵輿、王增潤等譯：《蘇維埃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75頁）。但在蘇聯(lián)憲法和法院組織法上，沒有明確規(guī)定復核制度。

　　[14]卡列夫著、趙涵輿、王增潤等譯：《蘇維埃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頁。

　　[15] 1951年《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8條、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第7條都明確規(guī)定了這一制度。至于哪些案件不得公開審理，1956年5月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9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不公開進行審理的案件的決定》對此作了明確規(guī)定，即：一、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
二、涉及當事人個人陰私的案件；
三、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的案件。這一規(guī)定，也可視為對蘇聯(lián)相關法律規(guī)定的移植。

　　[16]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17] 卡列夫著、趙涵輿、王增潤等譯：《蘇維埃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頁。

　　[18] 1951年《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6條、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第8條。

　　[19]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20] 張志讓：《憲法頒布后的中國人民法院》，載《政法研究》1954年第4期。

　　[21] 如筆者就是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指定的人民陪審員。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蘇聯(lián)“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陪審制并不非常成功，移植蘇聯(lián)模式建立的新中國的陪審制也存在著與前蘇聯(lián)同樣的問題。因此，近年來學術界有人提出應移植英國的經驗，重建中國的陪審制。參閱楊亞菲：《陪審制的理念、結構和代價》，載江平主編《比較法在中國》，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頁。

　　[22] 高里雅柯夫著，一之譯《蘇聯(lián)的法院》，時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81頁。

　　[23] 同上高里雅柯夫著《蘇聯(lián)的法院》，第83—84頁。

　　[24] 1951年《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3條第4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應以審判及其他方法，對訴訟人及一般群眾，進行關于遵守國家法紀的宣傳教育”。

　　[25]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26] 參閱何勤華著《中國法學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頁。

　　[27] 轉引自《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28]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29]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30] 高里雅柯夫著，一之譯：《蘇聯(lián)的法院》，時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32頁。

　　[31] 引自卡列夫著、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譯《蘇維埃法院組織》，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42頁。

　　[32] 關于蘇聯(lián)高等法律教育體系，請參閱蘇達里（尼）可夫、貝可夫于1951年8月4日在我國中央司法部所作的講演：《蘇聯(lián)法律教育的組織》。在該講演中，這兩位專家對蘇聯(lián)培訓司法干部的四種組織形式：綜合性大學法律系、高等法律專門學校、中等�？品�律學校和法律培訓班作了詳細介紹。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編印《蘇聯(lián)司法實務》，1951年11月出版，第108—119頁。

　　[33]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34] 《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吳溉之副院長在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8期，1950年10月31日。

　　[35] 安?揚?維辛斯基：《蘇聯(lián)的法院組織》，1940年俄文版，第188頁。引自卡列夫著、趙涵輿、王增潤等譯《蘇維埃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31頁。

　　[36] 在審判獨立原則上，可以說我國是全盤照抄了蘇聯(lián)的模式。因為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審判獨立（它是司法獨立的一個組成部分）有兩個支撐：一是法官高薪制，二是法官終身制。蘇聯(lián)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就前者而言，法官作為國家的工作人員，與其他黨政機關人員的收入并無差別；
就后者而言，蘇聯(lián)視其為“審判不公正的掩蓋物”（劉昆林：《對“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的認識》，載《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因此在制度規(guī)定上，對法官和陪審員都實行任期制和選舉制。對蘇聯(lián)的這一制度和觀念，中國都全盤地搬了進來。

　　[37] 劉崐林：《對“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的認識》，載《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

　　[38] 事實上，蘇聯(lián)的審判員“自由心證”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建國初期的中國司法界。如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張志讓就明確指出：“憲法保障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這一原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法院審判人員必須嚴格遵照法律，根據其自己對于每一具體案件的信心來判決案件。如上所述，分析、評定證據，認定案件的真實情況是一種復雜的理智活動過程，判決案件的人必須親自參加這個過程，才易于發(fā)現(xiàn)案件的真實情況，才易于得到正確的信心”（載《政法研究》1954年第4期）。這里審判員個人對案件判斷的“信心”，顯然與“心證”已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

[39] “新中國的檢察制度，當然不能也不應該是資本主義與舊中國那一套。可是由于社會性質與時代不同，經驗不多，干部不夠，暫只能按部就班地向著蘇聯(lián)的檢察制度方向逐步推進�！币姟陡鲊鴻z察制度的比較——最高人民檢察署李六如副檢察長在中國政法大學的講授》，載《中央政法公報》第4—5期合刊，1950年3月15日。

　　[40] 同上李六如副檢察長在中國政法大學的講授。

　　[41] 中央蘇區(qū)當時實行審檢合一，只在法院中設檢察員，而不專設獨立的檢察機關。根據1932年6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的規(guī)定，“省裁判部得設正副檢察員各一人，縣裁判部則設檢察員一人，區(qū)裁判部則不設檢察員�！币�自楊木生著：《中央蘇區(qū)法制建設》，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頁。

　　[42] 新中國初期的檢察機關，主要移植了蘇聯(lián)的模式，但檢察署的名稱，則是繼承了國民黨政府時期的稱謂。民國21年（1932年），國民黨政府改法院編制法為法院組織法，將檢察機關配置于各級法院之內，并將最高法院內的檢察廳的名稱改為檢察署。

　　[43] 周新民：《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和任務》，載《政法研究》1954年第4期。

　　[44] 同上周新民論文。

　　[45] 貝可夫講授：“蘇維埃國家和法律的基礎——第十三講：蘇維埃刑事訴訟”，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9—20期合刊，1950年11月30日。

　　[46]貝可夫講授：“蘇維埃國家和法律的基礎——第十三講：蘇維埃刑事訴訟”，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9—20期合刊，1950年11月30日。

　　[47] 參閱（蘇）И·B·蒂里切夫等編著《蘇維埃刑事訴訟》，張仲麟等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59—83頁。

　　[48] 余敏聲主編：《中國法制化的歷史進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頁。

　　[49]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1950年12月31日通過。

　　[50]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

　　[51] 1954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52] 1957年起草、1963年修訂。

　　[53]貝可夫講授：“蘇維埃國家和法律的基礎——第十三講：蘇維埃刑事訴訟”，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9—20期合刊，1950年11月30日。

　　[54] 如按照蘇聯(lián)刑事訴訟法典的規(guī)定，被告人在偵查和審判的時期，有聲請傳喚證人、請求將證據附卷、指定鑒定等等權利。

　　[55]貝可夫講授：“蘇維埃國家和法律的基礎——第十三講：蘇維埃刑事訴訟”，載《中央政法公報》第19—20期合刊，1950年11月30日。

　　[56] 參閱1951年《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4條；
1957年制定、1963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草案》（初稿）第2條。

　　[57] 如當事人平等適用法律、使用本民族語言、獲得辯護、不服一審判決與裁定時的上訴、死刑復核、申請審判人員回避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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