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煒光：為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叫聲好

　　傳聞數(shù)月之久的出口退稅新政策終于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財政部等五部門于近日聯(lián)合發(fā)出通知，對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作出調整，調整范圍涉及輕工、紡織、冶金、鋼鐵、機械等多個行業(yè)。這是一次動作比較大的政策調整，其特點是采取了有保有壓的政策：“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資源型產品的出口退稅被大幅度降低或全部取消，重大技術裝備、部分國家產業(yè)政策鼓勵出口的高科技產品和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品出口退稅率被調高。

　　調整出口退稅率間接地相當于人民幣升值，具有抑制出口增速、降低貿易順差、減少外匯儲備的作用。這是大好事，因為我國由貿易順差而形成的外匯儲備實在太大了。據(jù)媒體報道，至6月底，國家外匯儲備累計達到9411億美元，同比增長31．6％，其中50．2％（614億美元）來自上半年的貿易順差，其余的來自于上半年的實際利用外資等其他途徑。照這個趨勢走下去，到今年年底，外匯儲備將會超過1萬億美元。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這樣的增長速度在歷史上是罕見的，相當于創(chuàng)造了一個“世界紀錄”。

　　這就不是什么“福音”了，甚至可以說成了我國宏觀經濟的一個巨大的風險源。首先，它將迫使本幣升值，而本幣升值的結果，一是降低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影響就業(yè)和經濟增長，二是吸引更多游資進入我國市場，推動外匯儲備繼續(xù)增加，并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和本幣的進一步升值。當實體經濟不能支撐流入資本的獲利要求或預期逆轉時，這些流入資本就會撤出，外匯儲備迅速減少，資產縮水，本幣貶值，再往下，就是金融危機了――經濟衰退甚至崩潰，國民財富被洗劫，后果極其嚴重。其次，高外匯儲備也帶來較高的匯率風險。我國出口的是商品，但換回來的是美元外匯，我們再用相當大的一部分外匯去購買美國國債、投資美國政府支持的房地產基金公司，或者干脆存放在外國銀行里。我們持有的是債權資產，如果美元下跌（實際上已經跌了），我國的外匯資產就會縮水，造成外匯資產損失；
而人家卻可以用出讓債權得到的資金，收購我國的企業(yè)和銀行，增持的是股權資產。我們知道，債券的收益率只有3.5%左右，而股權的收益率超過了10%，哪個合算還用說嗎？就是它們把中國人的錢全部用在國內作長期投資，也可以壓低其長期利率，刺激人家的國內投資需求。難怪有人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個世界最大發(fā)展中國家政府正在大規(guī)模地投資于世界最大的發(fā)達國家，為其巨額財政赤字“輸血”。

　　既然外貿順差是形成過量外匯儲備的主要原因，占50％以上，那么，解決外匯過剩的一個關鍵所在就是如何平衡對外貿易，減少貿易順差。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出口主導型”的增長戰(zhàn)略，應該說，這一戰(zhàn)略在經濟發(fā)展的初期是有很大作用的，但它無疑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政府為了保護國內廠商、鼓勵出口，實行了許多進口替代政策或手段，采用進口關稅和非貿易壁壘和障礙抑止和限制進口，還實行了一整套優(yōu)惠政策，如減免稅收、低價租賃土地、低價能源、變相補貼等。對出口產品退還一定比例增值稅的政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臺的，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更成為我國鼓勵出口、開拓國際市場、刺激國內經濟增長的不二“法寶”。從1998年至2004年，中央財政出口補貼增長了8.6倍，出口退稅占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由8.9％上升為17.2％。它對出口的刺激作用是十分明顯的。８年時間過去，我國外需不足的問題已為70％的外貿高依存度所取代，低外匯儲備已為超高的外匯儲備所取代。今年8月，我國月度進、出口值又同創(chuàng)歷史新高，分別突破700億美元和900億美元。當月外貿順差攀高至188億美元，連續(xù)第28個月實現(xiàn)貿易順差。這么大的貿易順差，會使我們已經滿滿當當?shù)耐鈪R儲備庫更加“額”滿為患，這已經是一種讓人感覺“不舒服”的充溢了。

　　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既然內外經濟失衡的關鍵在于外部需求過旺，我們就可以改變甚至取消對外資與外貿的優(yōu)惠與鼓勵政策，把政策的著眼點放在抑制國內投資需求上來；
既然外匯儲備巨大，匯率升值壓力強勁，就可以考慮放松央行管制，擴大實際浮動幅度；
既然我國的經濟增長已不再需要出口的刺激來拉動，我們就可以考慮調整以致放棄“出口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戰(zhàn)略。經濟增長環(huán)境、增長結構的變化，充足的外匯儲備，正是進行政策調整的有利條件，如果宏觀經濟狀況發(fā)生逆轉，就是想調整，也做不到了。

　　令人欣慰的是，我國政府已經“出手”了，開始有步驟地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調整，逐步縮小出口退稅范圍，恢復中性的出口政策，引導內外需平衡發(fā)展。它的作用，除了上面說的抑制出口，降低外匯儲備之外，更重要的，是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改變長期以來我國出口產品過多依靠價格優(yōu)勢的局面，轉而鼓勵技術含量高、產品附加值大的產品出口，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資源類產品盲目追求高額出口量，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出口的整體效益，這就是外貿出口結構的“升級換代”。據(jù)統(tǒng)計，在我國大量的貿易順差中，60％－70％來自于加工貿易，而我國的加工貿易大部分是外商投資的企業(yè)，國內企業(yè)較少。也就是說只創(chuàng)造貿易額，不給國內創(chuàng)造財富的外資加工貿易業(yè)是巨大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降低其享受的出口退稅補貼，可限制外資加工貿易大量進入中國，縮小或減弱外資加工貿易業(yè)發(fā)展規(guī)模和生產能力，抑制外資形成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造成的壓力。

　　我猜想，目前的動作應該只是一個初步的安排，以后如果條件允許，還應作后續(xù)的進一步調整，如對大量消耗能源、資源的產品出口，不僅要取消出口退稅，還要開征出口資源補償稅；
對引起劇烈貿易磨擦、低價出口的大宗貿易品出口可以開征出口調節(jié)稅。道理很簡單，與其讓外國針對對這些產品開征進口稅，還不如我國主動提高其出口價格，適度限制其出口。此外，我國還應進一步降低出口退稅的比率，當然是逐年逐步地降低，爭取在若干年內完全取消出口退稅。

　　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稅，還具有利用非匯率手段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效用，有利于人民幣幣值保持平穩(wěn)。據(jù)說，出口退稅調整政策出臺后的第二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就有所下降，或許，對于緩解貿易順差來說，出口退稅的調整比人民幣直接升值增長更加有效。不過，也要看到，由于人口結構老化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我國的儲蓄率今后5年內還將繼續(xù)提高，而本輪經濟周期的投資高峰已過，因此，我國中期經常賬戶順差依然很大，人民幣升值壓力仍將繼續(xù)存在。

　　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稅，還有利于縮小我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差異，促使我國經濟更加協(xié)調的發(fā)展。2001－2005年，我國出口退稅總額達11944億元，80％退在了東部，這部分財政補貼遠大于西部大開發(fā)時國家對西部的投入，并且，外資所得稅優(yōu)惠的80％以上也優(yōu)惠在東部，這就大大降低了東部企業(yè)的銷售成本，增加了其利潤空間，使中西部內資企業(yè)無法與之展開平等競爭。如果不對這種內外有別，出口和內銷型企業(yè)有別的政策進行調整，將使東、中、西部的差距更大幅度地拉開，正如周天勇先生所說，中央政府平衡東中西地區(qū)發(fā)展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將在這樣的政策面前變得蒼白無力，而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可以有效地改善這一狀況。

　　也要看到，退稅率的下調增加了企業(yè)的成本，減少了企業(yè)的利潤，將給部分企業(yè)帶來較大的困難。有人做了測算，出口退稅率下調，相當于1美元出口少退稅0.04元－0.06元人民幣，一個年出口目標300億美元的城市，出口退稅將減少10多億元人民幣，這無疑會給企業(yè)帶來比較大的負擔。特別是紡織業(yè)，相對其他行業(yè)來說，承擔的成本要更大些。此次對輕工、紡織產品出口退稅率普遍下調了2個百分點，這不是個微不足道的比例，因為它意味著外貿企業(yè)喪失了很大一塊利潤。已經有企業(yè)人士表示了擔憂，現(xiàn)在紡織行業(yè)的毛利在3%－5%之間，降低出口退稅率將使不少紡織生產企業(yè)和外貿企業(yè)會很難維持下去。

　　幸虧有個3個月的適應期，在此期間內，企業(yè)應根據(jù)自身實際制定應對策略。應重視開發(fā)新產品、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增加產品附加值，延伸產品鏈，轉變以往低價競爭出口的模式；
可適當提高出口產品價格，將稅負轉嫁給國外買家，或適當調整內外銷的比例，提高內銷比例；
應通過加強企業(yè)內部管理，減少流轉環(huán)節(jié)，降低管理成本和生產成本，以化解退稅率下調帶來的風險和影響。作為政府部門，在退稅負擔下降的同時要加大對外貿發(fā)展的扶持，幫助企業(yè)化解出口退稅下調帶來的沖擊。部分利潤低、競爭力差的小企業(yè)有可能難以適應新政策而遭到淘汰，但“船小好掉頭”，這部分企業(yè)可以考慮轉產，或者重組、合并為集團公司，實現(xiàn)規(guī)模效應和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

　　出口退稅政策可以給我們帶來宏觀經濟的一個好形勢，那就為它叫個好吧！

相關熱詞搜索：叫聲 出口退稅 調整 政策 李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