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煒光：“大炮”束星北

　　“束大炮”，是束星北在浙江大學時，同事贈給他的“雅號”。讀過《束星北檔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感覺名不虛傳。

　　解放初的“三反”運動中，浙江大學節(jié)約檢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找到浙大部聘教授、著名數(shù)學家蘇步青談話，告訴他有事情沒有交待，“向黨打了埋伏”。經(jīng)別人提示，他才如夢初醒，知道自己被人陷害。

　　原來，抗戰(zhàn)爆發(fā)后，浙大西遷，部分儀器設施分散到各系保管，數(shù)學系的東西歸蘇步青負責。在歸還這些儀器設備時，經(jīng)學校同意，數(shù)學系留下了幾只長條凳。就這么屁大點的事兒，“運動了”，便有人誣陷他貪污。上面正愁沒有典型，“蘇步青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遷，萬里戰(zhàn)火行程，無一件損壞、遺失，這事本無人不曉，可身處“革命運動”中，人們都“站穩(wěn)立場”，竟沒有人站出來為步青說一句話。蘇教授危矣！

　　物理學教授束星北先生得知情況后，一步闖進了運動核心小組辦公室。據(jù)時人回憶，當時節(jié)約委員會主任正在和人談話，束先生沖著那人就說，你知道蘇步青是什么人嗎？你算個什么東西。還沒等那主任醒過神來，揪雞似的，上去就把他從椅子上揪起來，一拳打過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躥血，摔出數(shù)米開外！

　　蘇步青解脫了，束先生卻因“毆打革命干部”，抗拒“運動”，成為浙江大學斗爭批判的對象。

　　這就是“束大炮”的性格。

　　當然，“束大炮”不是一介武夫，他是一位被業(yè)內(nèi)人士稱為“中國的愛因斯坦”的國際級科學大師，一位培養(yǎng)過李政道、吳健雄等著名科學家的天才物理學家。他在學術(shù)方面極其嚴謹、認真，從不曖昧茍且，只要發(fā)現(xiàn)問題。不管對方是誰，一定要當面指出，經(jīng)常弄得對方下不了臺。與他打交道，若是沒有實力底氣，是架不住幾個回合的。在學術(shù)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多大，學問多深，一旦發(fā)現(xiàn)下面坐著束星北，都禁不住心驚膽戰(zhàn)。他會提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常常把報告人問得張口結(jié)舌，驚慌失措，回答不出是常事。所以人說束星北身上有一股“霸氣”，這當然與他深厚的專業(yè)基礎和出眾的才華有關(guān)。

　　束星北的學生于良講過一個真實的故事：1952年，剛剛來到山東大學的束星北就趕上學校的一次重要的學術(shù)報告會，主講人是著名熱力學家王竹溪先生，結(jié)果是這次報告會的風頭全讓束星北給“搶”了，使山大的師生們著實地領(lǐng)教了一把這位“束大炮”的厲害。

　　王竹溪當時是中國科學院設立學部數(shù)理化學部學部委員，周培源的大弟子。這次是作為教育部主辦的南北重點大學相互交流學習活動北方的代表，被山大校長華崗專門請來作講演的。這天，大禮堂座無虛席。物理系、數(shù)學系的教師、教授們大都到場了，校長等校領(lǐng)導也來了。學術(shù)報告大約進行到將近50分鐘的時候，一個身穿藍色長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講臺，不用說，是束星北。他也不做任何解釋或開場白，在人們疑惑的目光里，雙手撐在講臺上就開始發(fā)言了：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zhì)。說著，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幾乎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著叉，一邊解釋錯在哪里。

　　最難受的應該是王先生了，他呆呆地站著，被“干”在一旁，一會兒看看這位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一會兒又求援似的看看臺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會場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勁地瞅華崗和其他領(lǐng)導。會場發(fā)出了一陣騷動。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沒有看到別人情緒和反應，他也不在乎別人是什么感覺，繼續(xù)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見華崗沒有反應，會場漸漸平靜下來，束先生一口氣講了40分鐘，或者說，是對王竹溪“清算””了40分鐘。這期間，王竹溪一直尷尬地站在一邊，“主持人幾次讓他坐下來，他都未從”。

　　事后大學的有關(guān)領(lǐng)導大概也認為此事有損王先生的面子，專門找束先生談話。束先生卻說，有些東西那位先生沒從根本上講通，我自然看不下去，“過去的大學都是怎么做的”。

　　這也是“束大炮”的性格。這性格，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不說絕無僅有，也是極為罕見。

　　束星北與那些在權(quán)力面前俯首低眉，阿諛奉承、圓滑世故，或只會爭權(quán)奪利、玩弄權(quán)術(shù)的文人形象全然不同，于公，他實事求是、錙銖必較，黑白分明、鋒芒畢露，容不得虛偽和荒謬；
于私，他剛直不阿、心口一致、恃才傲物，疾惡如仇，倔強古怪、特立獨行，我行我素，見不得不公與黑暗。

　　他是個“棱型復合體”，身上的每一個棱角都異常的鋒利鮮明。他以一人之力，無望地反抗著強大不可一世的政治權(quán)力，在荒謬的時代里保持了清醒和異議；
他一生追求真理和正義，始終保持著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以“唐吉訶德”式的的悲壯顯示出“人”的高貴和理性；
他是個“舊知識分子”，又長期生活在專制的社會里，但在他的身上卻可以看到純正的科學精神和現(xiàn)代知識分子風范。有這樣的秉性品質(zhì)，難怪有人把他比作傳奇故事中的英雄豪杰。

　　常聽說國外杰出的科學家、藝術(shù)家，性格卻往往與眾不同，才氣逼人，卻常常古怪精靈。可是人家容得，這些“怪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于是那里科學家人類社會科學家藝術(shù)家們層出不窮、璀璨如星云。我們這里本來也有一個桀驁不遜的束星北，可是，1949年以后的我們的這個社會，豈容束星北這種鮮明如刃的個性的存在？

　　“鎮(zhèn)反”運動中，束星北先生就差點被“鎮(zhèn)壓”。據(jù)時任學校黨委會委員的許良英先生回憶，在一次會議上，學校保衛(wèi)科長拿出了一沓準備逮捕對象的檔案材料，他意外地發(fā)現(xiàn)，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檔案。大驚之下，許良英馬上指出束先生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和特務組織，他的問題是思想認識問題，不屬于政治上的反革命；
而且他在科學上的造詣很深，是國家難得的人才，應該受到重用。主持會議的學校黨委會書記和其他同志都同意這個意見。這樣，束先生總算被保了下來。

　　幸虧有許良英先生和一些有良知的人的保護，否則，束先生在“鎮(zhèn)反”運動中會是一種什么“下場”，就不難想象了。

　　此后，特立獨行的個性和所謂的“歷史問題”，不斷給他帶來噩運。1957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工資降到20元；
1958年，被定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編入勞改隊修水庫；
1960年，被調(diào)到青島醫(yī)學院接受改造，打掃廁所，清洗實驗室器皿，制作尸體標本。這個社會對一個物理學大師“成功”地進行了改造，而大師自己則不得不屈服于巨大的政治壓力。1960年，在長期的挫折、打擊下，大師智慧、理性的束星北開始認錯了，他開始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承認自己“有罪”。1972年，在他的學生李政道回國4個月以后，束星北又回到了講臺上，但從前的束星北已經(jīng)不見了。大師依然抓緊時間著述，但家人發(fā)現(xiàn)，先生夜半靈感來時寫下的東西，卻是檢討和自我批判。20多年的“改造”已經(jīng)滲入他的骨髓，他再也無法走出陰影。大師的宿命，令人嘆息。

　　你不得不承認，那一場場政治運動，那一份份檢討、記錄，就像銼刀，一點一點地將一個擁有正常思維的人的生命力銼磨掉。它有這個能力。

　　中國只需要攀附權(quán)力、維護極權(quán)、圓滑世故的文人，不需要具有獨立品格和開創(chuàng)性的知識分子。如果出了一個半個知識分子，也得想辦法把他扼殺掉。所以，束星北的命運早就注定了的，不會更好。

　　是不是束星北更接近西方知識分子的人格構(gòu)成，所以他不能為生他養(yǎng)他的這塊土地所接受？應該說不是。束星北念念不忘“過去的大學”，那是什么樣的大學？怎么就能鍛造出束星北這樣的“另類”知識分子？怎么就能容得束星北這種性格的人？

　　那是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那時候，同一個個性張揚的束星北，卻被廣大師生當作英雄和天才一樣愛著、敬著。束星北和他的至交、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兩位物理大師在師生共同參加的學術(shù)研討課上，經(jīng)常一個在上面講，一個就在下面“拆臺”，為一個學術(shù)問題爭吵得不可開交，耐不住了，就跳上講臺，抓過粉筆給對方打叉。爭得兇起來的時候，討論便成了爭吵、叫喊，怒目相向，面紅耳赤，好像恨不能將對方揪起來�？赏蹁撇龥Q不是束星北的對手，束是“大力士與哲學家”的結(jié)合體，彪形大漢、身高體寬、獷武魁偉，輕而易舉就可以把王“揪起來”�？墒沁@樣的“爭吵”卻絲毫未影響兩人的關(guān)系，友情反倒日見深厚。

　　他的學生程開甲曾這樣評價老師：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學家、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是罕見的。他的另一個學生李政道1972年回國時，周恩來曾希望他能為解決教育人才“斷層”的問題做些工作。李政道說中國不乏人才和教師，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他說，“我最早接受的啟蒙光源就是來自束星北老師”；
“那時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師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見他一面，可是最終未能如愿”。

　　如傳記作者言，正是緣于個性，束星北才成為一座仍然站立著的山，永遠地橫在一個時代面前，并丈量著新的時代的理性、胸襟和認識真理、接受真理的高度。束星北留戀的，束星北適應的，是“過去的大學”。但那樣的大學已經(jīng)不存在了，永遠地逝去了。

　　但束星北畢竟是金子，是金子就必定發(fā)光。1979年，中國第一枚洲際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shù)據(jù)艙的接收和打撈最佳時限。有人推薦了束星北。束僅憑借實驗室的一臺簡便的計算機，即準確無誤地完成了繁重復雜的計算。上面為此撥的100萬元款項，分文沒動，航天學界因此而轟動一時。

　　這一年，束星北先生73歲。但這只是曇花一現(xiàn)。大師已經(jīng)熬到了人生的盡頭。1983年，束星北去世。他的一生，是一個悲劇。如果沒有傳記作者劉海軍傾10年之力寫就的傳記，這個社會還有幾人記得束星北？

　　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在他自己的祖國里，卻沒有機會從事正常的科學研究，思之令人心情異常沉重。以束星北早期獲得的科學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能有機會在理論物理學領(lǐng)域潛心研究，他會為人類做出多大的貢獻；
如果他能夠不離開物理學講臺，會培養(yǎng)出多少中華民族自己的優(yōu)秀科學家？

　　現(xiàn)在我們不能不把束星北印記在自己的腦海里――在20世紀中國懦弱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曾經(jīng)有那么一位性格剛烈如火又特立獨行的“大俠”，僅此一位，別無分號。如劉海軍說的，束星北身上最飽滿的地方，恰恰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身上最貧瘠的地方。

　　據(jù)說，一個大國建國20年就應該出諾貝爾獎得主。束星北走了，他生活過的土地上，快60年了，至今還沒有產(chǎn)生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因為沒有了束星北。

　　就是在今天，仍然有人將他的命運歸為“做人”的失敗，有人認為他的命運主要是因其“性格缺陷”造成的，也有人從病理學進行分析，將他界定為“病態(tài)人格”。顯然，我們這里至今也沒有束星北的生存之地，我們也不會再誕生新的束星北。

　　我不知道早已長眠于地下的“束大炮”是否閉上了他那蒼涼的飽含冤屈的眼睛。

　　一切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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