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徹底背離民主化潮流的大學走向

　　在現(xiàn)代社會，接受教育是每個人踏上社會，承擔公民義務、享受公民權利的必要準備，正因為如此，教育的民主功能越來越受重視。要使教育實現(xiàn)民主功能，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尊重教育自身解蔽、益智的功能。對民主有無誠意，不在口頭聲明，而在行動，就教育而言，便至少要從這兩方面考察：一看有沒有尊重人的平等受教育權；
二看通過教育過程是使真相逐步敞開還是扭曲、遮蔽真相，是開啟思路還是給思想設限，是拓寬精神視野還是給自由精神打上封條，是培育良好的判斷力還是用謊言和謬誤去迷亂人的心智。

　　根據(jù)這兩方面來判斷，我國教育表現(xiàn)出與民主走向相悖的性質，大學的背離尤令人矚目。無疑，民眾最感切膚之痛的，是在所謂教育產業(yè)化名義下把受教育機會當高價商品，青年學子想上大學，除了并未一視同仁的考場成績——起碼，由于招生名額向大城市特別是向京滬等特大城市傾斜導致的不同地區(qū)錄取線的巨大差別，就使考場成績作為衡量標準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最受考驗的就數(shù)家長的錢包了。連年急速暴漲的學費，把越來越多城鄉(xiāng)底層家庭的青年排斥在校門之外。排斥情況之嚴重，已經使接受高等教育這一社會階層上下流動的重要渠道，在我國連象征意義都談不上了。然而，根本性的背離是由對大學獨立性的否定和對學術自由的防范、扼制造成的。因為，這種否定、防范和扼制使教育具有了制造蒙昧的性質和愚民的性質。這種不正常狀況由于長期持續(xù)和不斷強化不僅呈常態(tài)，還被賦予“政治正確性”變得理直氣壯；
大學自始便存在的與民主的天然聯(lián)系卻因長期回避而淡出，現(xiàn)代大學擔負的傳播民主價值、培養(yǎng)民主社會合格公民的使命則被防范和壓制。

　　事實上，支配我國教育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就與民主格格不入。諸如權威崇拜、整體至上、忽視和貶低個人、對自由思考、獨立精神、批判懷疑精神的敵視等，共同構成我國教育的總體特征，對我國的教育思考有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特別在參與和影響教育政策制定的人身上成了一種思想和情感慣性，以至于即使談及教育民主也往往流露與民主南轅北轍的觀念。在這方面，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題目為《教育——財富蘊藏其中》的報告附錄中中國委員的發(fā)言，是絕妙的印證。

　　《教育：財富蘊藏其中》這一完成于90年代中期的報告，作為對21世紀教育將“面臨的挑戰(zhàn)的研究和思考”，是關于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獻。而對教育民主性的強調可以說是貫通于整個文獻的靈魂。無論對全球教育前景的展望，還是表達的指導性原則和方針，都回蕩著民主基調；
無論對教育平等的多角度多層次關注，還是倡導的教育目標，都體現(xiàn)著強烈的民主精神。例如，尊重個人的多樣性和特性，反對任何形式的排斥，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級教育中提高處境不利人群的入學率；
通過教育，培養(yǎng)民主運作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使人自由地確立自己的思想和價值體系，為負責任的公民生活作準備，等等。這里所列舉的，都是得到委員會成員一致贊同的報告的實質內容和要點，所以也是作為報告的主體部分提交的。

　　為了反映看法的多樣性，報告還附上了來自11個國家的委員寫的文章。中國委員的文章在基本精神上與整個報告和其他委員的發(fā)言形成引人注目的對照。報告和其他委員的發(fā)言盡管內容各異，但都傳輸了以民主、人權為代表的人類普世價值，把這些對不同文化、信仰、個人生活方式和目標具最大包容性的共同價值觀作為背景千差萬別的人們的歸屬感的基礎。但中國委員的發(fā)言在題目上就以一個似是而非的“亞洲的觀點”與普世價值拉開了距離。而作為“亞洲觀點”（同時也是作為中國國粹）宣揚的，除了具強烈人治色彩，把國家興盛人民安康寄托在歷來都靠不住的統(tǒng)治者德性上的“以德治國”，除了把集體絕對化、神圣化、目的化因而與專制主義特別是極權主義在精神上同構，一實施起來往往蔑視個人的“集體高于個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承認權威”的名目下對一種地道的奴性哲學津津樂道，當成現(xiàn)今仍該發(fā)揚的正面價值兜售：“通過教育，統(tǒng)治者應‘學會體察民情’，而被統(tǒng)治者要‘學會順從’。強者的這種體察和弱者的這種順從被看作社會秩序穩(wěn)定的保證”。然而，所謂“體察”和“順從”說隱含的對治者和被治者作絕對劃分也好，教育充當統(tǒng)治者馴化百姓的工具也罷，無論曾經可能有過什么樣的歷史合理性，它們因本質上的反民主而與人類社會發(fā)展趨勢截然對立。但此番說法不僅把對教育的這種統(tǒng)治工具的定位作為中國文化精粹和所謂亞洲價值觀推銷，末了，還據(jù)此在東南亞地區(qū)的現(xiàn)代威權政府與這一地區(qū)出現(xiàn)所謂經濟奇跡之間虛構因果關系，稱：“尊重權威對經濟的健康發(fā)展特別有利”。

　　普遍價值不是沒有談到，卻以特殊解釋和限制使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異。例如，在“教育為促進全球倫理學而應培養(yǎng)的普遍價值”標題下談人權，這人權就已經不是國家權力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循著“集體高于個人”的思路，以“使個人權利與集體的權利協(xié)調一致”這種實質上把人權的解釋權留給國家的表述，把人權變成受國家權力限制因而隨時可能化為烏有的空洞之物。至于集體對置身其中的普通個人是否壓迫性的，卻只字不提。（注）

　　正如同北大黨委書記對大學的政治功利主義見解并不僅僅屬于書記個人，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中國委員的上述與民主、人權拉開距離的發(fā)言也肯定不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實際上，這是持續(xù)支配著我國教育的觀念。

　　注：周南照：《教育與文化之互動在經濟發(fā)展和人的發(fā)展中的作用：亞洲的觀點》，見《教育——財富蘊藏其中》，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中文科譯，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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