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師寧：當代中國民間信仰對基督教的影響

　　「內容提要」民間信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恢復發(fā)展迅速的現象，表明了民間信仰在中國民眾意識中根深蒂固，體現了民間信仰早已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織部分。作為文化，民間信仰必然具備文化的某些特性，例如滲透性與融合性。這種特性也必然反映在與作為外來文化的基督教發(fā)生的各種碰撞方面。本文正是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扎根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民間信仰的各種各樣復雜影響的探索。

　　「關鍵詞」民間信仰/基督教/道教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各大宗教都有發(fā)展，尤其是佛教與基督教信徒的增長更是令人矚目。然而，一個往往被忽略了的發(fā)展更為迅速的現象，是中國民間信仰的復蘇。作為中國廣大民眾日常生活中最為普遍的一種現象，民間信仰早已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扎根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民間信仰各種各樣復雜的影響。

　　一、根深蒂固的民間信仰

　　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國人的宗教意識淡薄。這種看法的根據主要是兩點：（1）中國人注重現世生活，以人與人的關系來對待人與神的關系，沒有形成超越的觀念，在歷史上也不像歐洲人那樣把宗教放到可以支配一切的核心地位；
（2）中國人沒有發(fā)展出一種像西方基督教那樣的一神宗教。

　　但是，從古至今，千千萬萬的沒有明確宗教身份的中國人，實際上常常在與佛仙鬼神打交道。這種扎根于廣大民眾心靈深處的現象，我們稱之為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是植根于廣大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中的信仰，其內容十分龐雜，從對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信仰，到對祖先、鬼魂的崇拜，涉及到世界、人生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個具有巨大影響的亞文化體系。它不僅繼承了原始宗教中多神崇拜的特點，而且尤其寄托于祖宗的保佑，重生重死，相信前定宿命，因果報應，感應證驗以及陰陽與人鬼的兩重世界。雖然民間信仰從來沒有進入中國信仰形態(tài)的主流，但其歷史遠遠長于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而其影響面也大大寬于這“五大宗教”。長期以來，一方面，中國宗教，尤其是道教，常常借助于民間信仰的力量，促進自身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另一方面，民間信仰的大容器又不斷地將各種宗教的思想、乃至教義，如佛教的輪回轉世、因果報應，道教的神仙鬼怪，儒教的倫理道德，甚至基督教的天堂地獄等說，分解、吸收、改造，使之變得通俗，廣為民眾熟知。

　　20世紀初葉以來，民間信仰被斥為“封建迷信”，1950年后更遭到重大的打擊，其殘余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所有宗教一起成為被消滅的對象。80年代后，隨著社會的逐步開放，民間信仰又開始復蘇，尤其在農村，其發(fā)展速度與規(guī)模遠遠大于佛教與基督教。

　　民間信仰迅速發(fā)展的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1）一度絕跡的寺廟遍布全國各地的城鎮(zhèn)農村。以基督教發(fā)展位于前列的浙江省為例，民間信仰新修寺廟的數量通常是基督教新修教堂的20倍甚至100倍。近十余年來在政府整頓清理當中，該省拆除的屬非法修建的寺廟就達1.79萬處。（注：參見《宗教文化》1998年第1期，北京：東方出版社，第17頁。）（2）大量修建豪華墳墓，甚至為活人修建所謂“壽墳”。寧波市最大的一個墳墓占地532平方米，還建有傳達室，安裝有國際長途電話等。1996年，僅溫州市沿鐵路、公路和風景區(qū)拆除的豪華墳墓就達20多萬個。（注：參見《宗教文化》1998年第1期，北京：東方出版社，第17頁。）（3）以開發(fā)旅游資源或發(fā)展民俗文化為由，興建鬼宮冥府，在其中用現代科技手段，利用聲、光、電等制造陰森恐懼氣氛，宣傳因果報應、陰曹地府之類民間信仰的觀念。這類所謂“旅游項目”全國至少有幾十種。（4）對祖先的崇拜復活興旺，尤其在農村，宗族、家族勢力抬頭，建家族祠堂、修家譜、祭祖活動盛行。（5）巫婆、神漢大量涌出，求神趕鬼的人越來越多；
看相、算命、測字先生在各大城市的街頭也處處可見；
命相風水之類的書籍泛濫，1997年春節(jié)僅在北京街頭書刊市場中發(fā)現的這類書籍就達222種。（注：參見《當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第21頁。）城市中（尤其是中小城市）飯店供奉財神也日益常見，市民家庭占卜求卦也更為平常。（6）為尋求保佑平安、發(fā)財致富，除了見神就拜、辦事選擇吉日等外，與“發(fā)財”音同的數字8（廣東話音為“發(fā)”）及與“順溜”（意為順利）音同的數字6（北京話音為“溜”）竟紅遍全國，帶有8、6等數字的電話號碼、汽車牌號等，都需用重金來購買。

　　在遭到幾十年的限制之后，民間信仰竟然“春風吹又生”，不僅復蘇飛速而且發(fā)展迅猛，究其原因，也許可以說，是由于民間信仰早已溶入廣大普通民眾的下意識之中。尤其在農村，在少數民族地區(qū)，民間信仰甚至已經滲入人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許多民族共同的特征之一其實就在于“普遍存在著神、鬼崇拜與祖先崇拜等民間信仰”，當然，不同的民族信仰的內容與崇拜程度有所不同，然而這種信仰現象中的共性卻是存在的。（注：參見魏世剛、李智：《中國原始信仰、民間信仰、風俗信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183頁。）民間信仰五花八門的內容，不論是各民族原始信仰的延續(xù)與混合，還是逐步演變?yōu)楦髅褡遄约旱娘L俗習俗，都擁有數量眾多的信眾，它們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更主要的是，其根基深深地植于民眾意識之中。因此，幾千年來，盡管這些信仰從來沒有被接納為主流信仰，然而卻依附中國傳統(tǒng)的儒、釋、道，并與之盤根錯節(jié)，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因此，民間信仰不可能因為一時的行政命令與行政手段而消失，換言之，行政手段很難從人們的意識中將其連根除掉。另一方面，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它也必然具備文化的某些特性，例如滲透性與融合性。因此，在中國傳統(tǒng)的儒、釋、道中，我們常�？吹矫耖g信仰的身影，反之，在歷史上，儒、釋、道也利用民間信仰來為自己開道的例子也隨手可拈。此外，中國民間信仰自身除其普遍性、分散性、自發(fā)性之外，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即強烈的功利性與實用性，這些特征也影響了中國人對其他宗教的信仰，也就是說，中國人對宗教的信仰，也具有了某種強烈的功利與實用特征。

　　作為帶有外來文化色彩的宗教，基督教從傳入中國伊始，就遇到如何與傳統(tǒng)社會文化相融合的問題，至今這個問題也并沒有獲得根本性的解決。我們同時卻可以看到，民間信仰對基督教在許多層面上都產生了種種影響。

　　二、民間信仰對基督教的多層面影響及其原因

　　如前所述，盡管民間信仰不是中國社會的主流信仰，但是，由于其樹大根深，枝蔓眾多，基督教進入中國后必然會與之發(fā)生種種關系并受其影響。而且，由于民間信仰主要植根于廣大農村，因而，它對基督教的影響在農村尤其明顯。

　　1.對基督教傳播的影響及其原因

　　眾所周知，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初期，主要是在沿海地區(qū)以及長江流域和華中地區(qū)的大城市和城鎮(zhèn)發(fā)展，廣大的農村并沒有成為基督教的主要陣地。這種傳播路徑的形成，當然與中國經濟發(fā)展不平衡、農村交通不便、西部地廣人稀等各方面因素有關。然而，還有一個因素是不應該忽略的，那就是民間信仰對這種傳播路徑的影響。正如梁家麟博士明確指出的：基督教傳入中國很長時間后仍未能在民間立足的原因，是民間宗教的存在，以及民間宗教所塑造與反映的民眾宗教心理。（注：參見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年，第223頁以下。筆者的“民間信仰”含義相當于梁氏的“民間宗教”之說。）

　　民間信仰內容繁雜，而其中又以祖先崇拜為重心，這是中國人宗族、家族、家庭觀念極重的表現，這種觀念也影響到廣大民眾的宗教信仰。對于民眾來說，“敬天”遠不如“祭祖”那么實在和重要。然而，基督教在廣大民眾眼中，是一個“不敬祖宗及諸神靈”（注：參見王明倫：《反洋教書文帖選》，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第3頁）的宗教，它自然同時遭到了中國上流社會與下層社會的排斥。（注：可參見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家族社會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
陳支來、李少明：《基督教與福建民間社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在少數民族地區(qū)，這種現象也很明顯，民間信仰中自然崇拜色彩較重的地區(qū)，“因缺乏對基督教的有效制約，促成了督教在這一地區(qū)乃至同一民族內部的較為廣泛的分布”；
而在祖先崇拜色彩較重的地區(qū)，對基督教的抵制要大得多。（注：參見韓軍學：《基督教與云南少數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8頁以下。）

　　如果說這是民間信仰對于基督教傳播產生障礙的原因之一，相反的例證也是有的。在《一個實驗的鄉(xiāng)村教會》一書中提到的淳化鎮(zhèn)教會，就是一個自覺走所謂“本土化”道路，使基督教部分地適應于本土信仰的典型。淳化教會不但在傳道的語言形式上進行變通改革，而且在崇拜儀式上也刻意追求與中國傳統(tǒng)習俗和民間信仰相近的風格。該教會利用當地一直流行的信仰習俗，組織了植樹崇拜、除毒崇拜等，其中的思親崇拜在清明節(jié)舉行，以追思親人、提倡孝敬父母為主。（注：朱鏡一：《一個實驗的鄉(xiāng)村教會》，香港：圣書公會版，1954年；
《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998年春季卷，香港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第285頁以下。）這樣的結果，是一步步將民眾引入教堂，使基督教在那里扎下了根。當然，這些崇拜已經遠離了基督教的儀軌，改變了基督教的含義。

　　從另一方面來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取締了多屬民間信仰的300多種“會道門”組織，此后三十年中，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打擊與文化革命的徹底掃蕩，中國基本上已不存在任何民間宗教。于是，在許多地方，信仰出現了真空狀態(tài)。

　　正是在這種真空狀態(tài)下，基督教有所發(fā)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的80年代，基督教在農村的發(fā)展大大超過了城市。農村信徒人數占到信徒總數的80％，使基督教處于中國各宗教發(fā)展之首。對此，許多學者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分析解釋。筆者認為，在1949—1978年的三十多年中，中國民間宗教與民間信仰至少在形式上是空缺的，然而，民眾心中神祗的觀念卻根深蒂固，民眾對于宗教的需求也沒有減少。因此，基督教是對信仰真空的填補，是民眾原有信仰的替代品。對此觀點，有一種更明確的說法：“解放后，通過民主改革和破除迷信的宣傳教育，神權的有形部分，即城隍廟王、土地菩薩、各種小神小廟以及敬天祭祖、崇拜鬼神的習俗，不斷受到沖擊而失去陣地，但是神權的無形部分，即群眾中的神鬼觀念卻是遠遠沒有肅清。由于基督教特別重視傳教等原因，在一定條件下，不少群眾便信仰了基督教。確切地說，他們信教，不是從無神論者轉變?yōu)橛猩裾撜撸�而是找到了原有的宗教意識的新歸宿”：“廣大群眾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觀念是基督教發(fā)展的沃土”。（注：簫志恬：《當代宗教問題的思考》，上海：上海市社會科學學會，1994年，第73、164頁。）這種觀點也得到基督教會內一部份人的認同。他們認為，基督教的發(fā)展（尤其在農村的發(fā)展），“實際上是鬼神觀念極普遍的中國老百姓在信仰對象上的一種轉移或移情”。（注：參見汪維藩：《談基督教的現狀問題》，《宗教》1991年第1期。）然而，為什么基督教會處于各發(fā)展中的宗教之首，也就是說，為什么更多的民眾選擇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這不僅與基督教自身的特點有關，也與民間信仰與其他宗教的特點有關。

　　由于民間信仰的傳統(tǒng)形式要求，廣大農民用于祭祀的所謂“幽靈消費”十分巨大。例如近十余年來，在蘇北某縣農村，“幽靈消費”的資金占該縣農民年收入的46％，而用于農業(yè)再投入的資金則不到17％。此外，民間信仰重視“陰界”，為死人的花費也是巨大的，例如，陜西農村某地盛行“陰婚”（即為死人提親與舉辦婚禮），每年辦理的“陰婚”達17至20件，耗資6到9萬元。這種消費致使全國香火制造業(yè)的總產值高達200億元人民幣。（注：參見《當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第21頁。）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也需要香火費，相比之下，基督教是花費最少的宗教。在此，民眾的經濟觀點在比較之中起了作用。一首流傳的民謠可以說明這一點：“信耶穌，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煙，不燒香紙不賭錢，一年省下多少錢。省下錢，好吃穿，過日子，不費難，死后還把天堂上，你說上算不上算�！保ㄗⅲ喉n軍學：《基督教與云南少數民族》，第178頁。）

　　2.民間信仰化的基督教

　　如果我們把民間信仰自身處境的惡化對于基督教發(fā)展的影響，看成是一種外在的影響的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么20世紀80年代之后，當其迅速復蘇之時，它對同樣處于飛速發(fā)展中的基督教的不可忽視的影響，可以看成一種內在的影響。換言之，中國基督教的民間信仰化在當今農村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普遍現象。這樣民間化了的基督教，有以下幾個非常明顯的特征。

　　實用性與功利性。盡管19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但是，在處于社會底層的許多中國民眾中，缺衣少食的現象還存在，而缺醫(yī)少藥則更普遍。更主要的是，很多人沒有別的改變眼前現實的途徑。因此，對于廣大底層的信徒而言，基督教不僅是他們艱難貧困生活中的唯一依托，是他們祈求平安、祈求衣食、消災祛病的唯一方式，更是改善其自身處境的唯一希望。在許多信徒的眼中，上帝不過是自己原來信仰的神仙菩薩而已，因此總是認為上帝是有求必應的，尤其是希望上帝能夠解除病魔纏身的痛苦。正因為如此，在許多地方，只要有一個人因為信仰基督教而其原有的疾病痊愈的奇跡發(fā)生，就能夠帶動一家人、一族人、一村人甚至一個地區(qū)的人皈信基督教。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注：參見鄧肇明：《承受與持守：中國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有一些人身體不好，巫婆神漢認為是鬼附身，并為他們趕過鬼，結果是花了錢沒治好病，聽人說耶穌是“更大的神”，能量超過一切神仙，又不必花錢就可以治好病，也就信了教�？傊�，只要有奇跡發(fā)生，甚至佛教徒、道教徒也會步入基督教的殿堂。據一些統(tǒng)計，在廣大農村，因病而入教的信徒占60％以上。（注：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第226、418頁。）信仰的實用性也表現在其他方面：圣經成了護身符或壓邪鎮(zhèn)惡的法寶，得用紅布包裹，平時放在枕邊，出門帶在身上；
耶穌被認為或者是更大的神，或者只是土地神、灶神、豐收神、華陀神等的另一種形式，信徒們像拜過去的神一樣拜他：“哈利路亞”被認為是趕鬼驅魔時的咒語，等等。此外，在遇天災人禍時，農村基督教也扮演著傳統(tǒng)民間宗教的角色。例如逢天旱或水澇時，一些基督徒便聚集在一起，集體禁食祈禱，求上帝降雨或放晴。基督教信仰中的這種強烈的實用性和功利性，無疑是民間信仰特性的影響。在這種影響下，中國農村廣大的基督徒不理解教義、不注重教義，他們更關心的是基督教的實際作用，更關注的是有否奇跡發(fā)生。

　　摻雜了各種迷信色彩。應該說，廣大農村信徒的信仰是真誠的，但由于沒有合格正規(guī)的牧養(yǎng)人員，他們的信仰出現了許多偏差，許多迷信色彩摻雜在其間。例如有些牧師在講道中宣傳得救是有憑證的，即名字會被寫在生命冊上，生命冊就是天堂上的“戶口簿”，信徒應該爭取“天籍”；
一些地方有向信徒“吹靈氣”、（往嘴中吹氣）“吐靈水”（往食物中吐口水）、“摸靈”（在對方身上亂摸）、“哭靈”（半夜三更祈禱時大哭）等等做法。有的信仰強烈的基督徒，成了這類信仰的犧牲品。（注：在江蘇某縣，曾經有一位女青年為了進“天國”而禁食祈禱七天，最后餓死。參見簫志恬：《當代宗教問題的思考》，第162頁。）此外，由于許多農村基督教徒仍然是以扎根于自己思想深處的民間信仰去理解基督教，因此，他們自己訂下的許多規(guī)矩也是以民間信仰為準則的。例如，規(guī)定某一天為禁食日，在那一天不能殺雞，婦女不能梳頭；
有的地方規(guī)定婦女月經期間不準讀經，不能進教堂，不能領圣餐；
不準用黃顏色的東西，認為黃色不吉祥；
不能在非信徒家中吃飯，認為那是不潔之物等等。（注：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第226、418頁。）這種摻雜了民間信仰色彩的基督教之所以在社會底層的信徒中具有相當的市場，許多信徒對之非常投入，深信不疑，是因為他們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與自己過去的信仰有什么不同。

　　五花八門的形式。中國農村基督教的實用性，致使信徒尤其重視信仰的形式，因此，各種各樣的活動形式也因此應運而生，“靈歌”的流行是其中一個典型。靈歌在農村教會中的影響巨大，四處流傳，信徒們愛唱靈歌，認為靈歌是因圣靈感動而自然流出來的歌。事實上，許多靈歌都是信徒自己編的。比如一首靈歌就是用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曲調來編的。靈歌中的一段唱到：基督的靈歌，我要天天唱。我要為主活個新生樣。不吃不喝，這個滋味強。專心靠主，主加我力量。（注：參見鄧肇明：《承受與持守：中國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有時候，基督教的活動會與民間的所謂“紅白喜事”相結合，在這種場合信徒會唱靈歌、跳靈舞。有些地方還出現了追求“圣靈充滿”的活動，參與者以各種方式（甚至不惜自殘）來獲取圣靈充滿的快感。（注：參見李睿：《少數民族教會成長》，該文發(fā)表于國際會議：ProtestantChurch Developmentin China held by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China Study Program and Lutheran TheologicalSeminary，Hong Kong ，December，2000.）

　　輕聽輕信。由于廣大的基層信徒對基督教的理解多半停留在原有信仰的基礎上，因而不可能分辨真假是非，輕聽輕信的現象很普遍。例如，一些信徒聽了耶穌即將在某月某日復臨的宣傳后，竟把已播下的稻種撈出來不種了。有的信徒集體放棄一切世俗生活等待耶穌接他們一起升天。有些地方因為爭坐“圣船”升天堂而出現信徒喪命的慘劇。（注：這類具體資料可參見孫善玲：《中國民間基督教》，《基督教文化與現代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沙廣義：《談我國宗教的群眾性》，《宗教》1991年第2期。）

　　當前中國農村基督教之所以形成這樣一些特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當然是民間信仰在民眾意識中根深蒂固，影響巨大；
其次，中國農村的生存條件的艱辛是眾所周知的。而就農村基督教的特點言，信徒結構仍然以所謂“三多”（注：即老人多、婦女多、文盲多。）為主；
自改革開放之后，信徒人數發(fā)展過快，盡管信徒熱情高、信仰真誠、奉獻精神強，然而信仰素質卻較低，而其中一個原因是教牧人員奇缺。位于雷州半島的徐聞縣也許是沒有牧師而基督教照樣發(fā)展的一個典型。該地區(qū)20世紀90年代后期共有教堂19座，信徒大約有7千人左右，然而，因為沒有能夠施洗的牧師，這些信徒中除幾位在解放前受過洗外，其余的全部沒有領過洗，而且也沒有領洗的機會。（注：參見鄧肇明：《承受與持守：中國大地的福音火炬》，第90頁。）正因為如此，有些地方出現了所謂“自由傳道人”，其中一些人利用神跡、異夢、異象等民間信仰的各種因素來吸引民眾信教。當然，現有教牧人員缺乏足夠的訓練，農村教會管理混亂等也是普遍現象。民間信仰對基督教的滲透與影響，恰好利用了這些弱點。

　　三、結語

　　有外國學者曾經對中國人作過這樣的總結：“歷史上我們找不到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迷信、更懷疑、更虔誠、更理性、更世俗，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這樣而能不受教會控制�！保ㄗⅲ和�爾·杜蘭：《世界文明之四：中國與遠東》，《港臺及海外學者論中國文化》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頁。）盡管這句總結中的賓語相互是矛盾的，但它們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人在信仰上的一些特征。至于這個總結的后一句話，不是我們在此要討論的問題。不過事實是，基督教從進入中國始，就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制約與影響。當然我們應該承認，民間信仰對于基督教的滲透與影響主要是在廣大的基層民眾，尤其是農村居民中。在城市中，基督教的發(fā)展比較正常，這種影響并不多見。

　　中國農村基督教的民間信仰化現象，事實上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發(fā)展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它使基督教的形象不僅變得低級、粗糙、落后，同時在神學上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使廣大農村信眾無法分辨真?zhèn)�。而這種狀況也成為例如“東方閃電”、“三班仆人”、“肉身成道”之類借基督教之名而起的新組織紛紛登臺亮相的原因之一。當然，這類民間信仰化的基督教也很難對中國現代社會的發(fā)展有任何積極的影響與貢獻。

　　然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卻不是輕易能夠做到的。中國基督教兩會近年來加大了對農村傳道人培訓的力度，近年來培訓農村教牧人員多達幾十萬人次。（注：趙志恩：《中國農村教會的現狀和前景》，該文發(fā)表于國際會議：Protestant Church Development in China heldby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China Study Program and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Hong Kong ，December，2000.）然而，盡管如此，仍然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至今，中國農村基督教的發(fā)展仍然處于兩難之間：一方面繼續(xù)受到民間信仰的影響，另一方面不得不與迅速復蘇的民間信仰爭奪信眾。這種事實說明，基督教的民間信仰化現象的存在，是今天中國農村的現實和廣大下層民眾的宗教需求所決定的，它的存在順應了中國特定的歷史與環(huán)境，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換言之，這也許是中國農村基督教發(fā)展中的必然過程。盡管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今天，中國農村基督教是處于其發(fā)展史上的高峰期，它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也許，中國農村的現實狀況發(fā)生良性的改變之時，將會是基督教依靠自己的力量清理自身之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員（北京100732）

　　來源：《浙江學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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