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東陸：歐美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

　　引言

　　現(xiàn)代的人類必需經(jīng)過少至12年，多至20年的教育階段才能履行所有人類的職責。這是一個極為漫長的時間，幾乎占有人類生命中最為精華部分的1/2或者1/3。那么為什么人類需要這么長時間的教育，而教育的本質又是什么呢？

　　本文僅著重介紹和討論西方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型和學術研究特點。通過對教育本質的認識，回答下列最基本的問題：

　　1。學院與大學的概念

　　2。本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3。什么是研究型大學

　　4。如何檢驗教育的水準

　　5。一流大學以什么為標志

　　本文將介紹兩個最基本的大學模型：Newman和Humboldt的大學模型。并基于這兩個模型，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例，討論歐美大學的結構，理念，和目的。同時指出現(xiàn)在歐美大學所面臨的問題。在充分的了解和認識了英美大學的概念之后，本文將利用西方大學的概念分析中國大學的現(xiàn)狀，特點和問題。

　　學院與大學的歷史演變

　　必需指出的是，本文討論的大學概念和教育模型僅僅來自于于英美系統(tǒng)。

　　對于當代的大學一般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而院校又分為“學院”和“大學”兩個部分。但是在歷史上，學院和大學的定義和概念，在不斷地在發(fā)生變化。因此，要了解高等教育的本質，我們必需首先回顧歷史，并且從學院和大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中認識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目的，內涵，定義，以及特點。人類社會最早的大學一般公認是埃及開羅的Al-Azhar大學，建于公元969年。與當時世界上許多宗教學習中心一樣，Al-Azhar 大學的前身是一個著名的清真寺，并且在伊斯蘭世界享有盛名。后來，它從一個純粹宗教的殿堂逐步發(fā)展成為一個擁有工程和醫(yī)學的大學。美國第一所高等院校是哈佛學院，建于1638年。但是，“學院”一詞在當時的美國還沒有清楚的定義。它僅僅意味這一群教師，學者，學生們學習與生活的聚集地。而只有“大學”才有授予學位的權力。這些早期的學院主要以培養(yǎng)神職人員為主。

　　在歐洲歷史上最為著名的，也是英國歷史最長的大學應該屬于牛津和劍橋，都建于13世紀。作為中世紀的院校，它們的教學大綱，意識理念，禮儀規(guī)范，體制條例，以及校園的建筑風格都歷史性地淵源于基督教和宗教社會。早期劍橋的學者大多是牧師和教士。而教學的目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培養(yǎng)神職人員，以及市政服務人員，比如外交官，司法官，皇室管理等等。在校的師生在很大程度上必需聽命于基督主教。所以，早期的學院十分類似于神學院，并受制于教會。直到15世紀末，劍橋才逐步擺脫教會的控制和影響而走向相對獨立。但劍橋的校長仍然是基督教判官，行使對所有校內學者師生的判決權。不過對于一般的事件，劍橋已經(jīng)建立了獨立于教會的法庭。

　　到了16世紀，英國上層由于擔心劍橋只是培養(yǎng)宗教領袖的大學，皇室開始介入大學的事務。自英王亨利八世建立三一學院，劍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三一學院和其它幾個新學院除了仍然接受神學專業(yè)的學生，已經(jīng)開始招收一般非神學，非牧師專業(yè)的學生。這在英國的大學歷史上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擇。它為建立未來普通，非神學高等教育提供了行政，理念，文化，學術，和制度上的基礎。于是劍橋的教學大綱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亨利八世甚至在1536年頒布了一套大學的新條令，消減神學教授的名額，限制神學課程，增加數(shù)學，希臘哲學，拉丁經(jīng)典等科學與人文學科的課程。亨利八世還設立“五大教授”的基金，包括神學，猶太學，希臘哲學，物理學，和市政理論。從此，劍橋形成了普通大學的早期形式和理念。

　　今天的劍橋與牛津在結構上十分相似，由三十多所學院組成。一個學生一旦被某一所學院接受，同時也被劍橋錄取，而學位由劍橋頒發(fā)。學院獨立于劍橋大學，有自己的行政，財務，管理，校舍。每一位教師不僅任職于劍橋大學某個系，而且一定歸屬于一個學院。所有劍橋的老師大多有兩個甚至三個辦公室。一個在系里，屬于劍橋大學，一個在學院。如果某位教授在一個特殊的研究中心工作，那么他可能有三個辦公室。每個教師會在學院進餐，無論是中，晚餐均由學院免費提供。各個學院根據(jù)歷史有自己的禮儀和傳統(tǒng)。比如有些學院仍然保持古典的晚餐禮儀，必需穿黑色的學袍。教師由資深教授領隊，在司儀的傳喚中列隊進入大廳。教授們入廳后，學生全體起立。教授必坐臺上的高桌，并用拉丁文祈餐。每個學院都是學生主要的學習，生活場所。他們會與其它學院的學生在大學上大課，然后各自回到本學院由自己學院的老師輔導。學院師生關系緊密，平時有大量的輔導時間，即所謂的“家教”式學習方法。正因為這種嚴密的輔導，劍橋歷史上幾乎沒有淘汰的學生。

　　美國的學院和大學曾經(jīng)沿襲英國的傳統(tǒng)，也分為這種相互獨立但又相關的結構。但是，今天的美國學院，已經(jīng)完全專業(yè)化。每一所大學中的學院，與劍橋不同，是以專業(yè)而劃分的，如：工學院，法學院，商學院。而劍橋和牛津保持著古典的人文學院形式。每一所學院都是綜合性的，包括工程，數(shù)理，人文，法律等。各個專業(yè)只是到劍橋大學才由“系”劃分出來。美國東北部有許多私立的，各自獨立的綜合性學院。它們在理念上十分類似劍橋的各個人文學院。但是它們并不屬于一個統(tǒng)一的大學，而完全相互獨立。

　　大學人文教育- John Newman 模型

　　由于歷史發(fā)展的復雜性，學院和大學的概念并沒有統(tǒng)一的定義和廣義的認同。直到19世紀，牛津大學的John Newman 第一次提出他關于大學教育的理論模型，大學，尤其本科教育的定義才逐步被學界和教育界普遍的接受。John Newman 1801年生于倫敦。在15歲那年，他進入牛津大學的三一學院學習。他在1820畢業(yè)后進入牛津大學奧利爾學院任教職。John Newman 在1852年發(fā)表了他最為著名的論文“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從中詳細地闡述了大學教育的意義，目的，方法，理論，和內涵。這篇論著后來成為西方高等教育的經(jīng)典和范本。

　　John Newman 在文章的開頭就開誠布公的宣布：大學是教授關于宇宙和大千世界最普遍的真理，所以它的目的在于知識而不在于道德。但是，作為一名主教，他強調宗教對大學的重要，認為教堂是大學清廉和正直的基石。大學并不需要宗教的特征和風格，但大學的完整性來自宗教。他在文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討論宗教和非宗教學科的關系，并且提出許多當時并未在大學概念上解決的基本問題。比如大學的教育目的，應該培養(yǎng)什么樣的學生，自然，人文課程與神學科目的關系等等。從中可以了解到19世紀時期的英國大學，還是一種教會大學。而在那個時期，自然和人文科學已經(jīng)與神學教育產(chǎn)生了某種教育方向上的矛盾。他強調：“教會資助大學的目的并不僅僅是因為珍視學生的天分，而是為了他們的靈魂以及宗教的

　　影響，企望把他們教育成為有智慧，有能力和充滿活力的社會成員�！�

　　John Newman 在文中多次提到大學還應該是培養(yǎng)“英國紳士”的地方。他不僅從文化，宗教，和社會的意義上定義“英國紳士”而且著重指出大學教育的一個重點應該是對于個人特性的培養(yǎng)；
大學是一個人建立“自我認同”的地方。一個人之所以與他人不同(指未受高等教育的人)，正是因為他在大學教育中獲得了自我認知，獨特思維，行為風范。所以，大學教育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學習知識，掌握技能，而它更為深刻的意義在于建立一個完全獨立自我的意識，別于他人的文化標記，精雕細琢的人文品質。他說：“人文教育反映在人的禮節(jié)規(guī)范上，言行舉止，溫文爾雅，至善至美。但不僅于此，它使混亂的思維別致有形，就如同孩童的身體，從稚體長出形狀并具有力量。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把幼稚凌亂的心理和肢體有條理的編織，整理，建立結構，表征形貌，賦予標識�！薄斑�未經(jīng)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往往精力過剩，目中無人，無知無規(guī)，放縱無度。所以他們的思維近乎病態(tài)，毫無準則，缺乏認知的基礎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也無法面對錯誤造成的后果。他們口齒含糊，尖刻草率，年輕氣盛，輕信妄言，沒有觀察分析的能力。”但是他認識到年輕人的潛力，“只要他們受到適當?shù)慕逃�，每一個人都會顯示出自己獨特的能力，例如社會的常識，冷靜的思考，合理的邏輯，自我控制和持重的見解。”他把這種潛在的力量稱為“心智，”而大學就是培育每個人潛在心智的地方。

　　他著重指出，對于大學教育而言，應該學習和領會那些最基礎的，范普的，原創(chuàng)的知識，比如文法，修辭，哲學，數(shù)學，詩歌，教義等等。如果讓還未成熟的大腦在這些知識前“暴光，”那么這些科學理念，解析方法，基礎理論，思想系統(tǒng)，詩歌文法，審美品味，哲學抽象等等都會永遠的刻印于他們的心智，成為他們心理感覺，思維方式，自我認同的基礎和重要組成。但是他認為知識不應該專業(yè)化。知識越專門，越不成其為知識。只有工匠才會去學習專一的技能。事實上John Newman 的這些理論就是今天所謂“人文教育” 的基礎。

　　今天英美大學人文教育思想仍然在許多方面遵循John Newman 的模型。首先大學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培養(yǎng)具有優(yōu)良品質的社會公民。這是人文教育的核心。但是大學并不是為了培養(yǎng)偉大人物的地方，比如不朽作家，金融巨頭，著名領袖。大學的責任也不在于保證為社會提供象亞里士多德，牛頓，拿破侖，林肯，沙士比亞之類的人物，盡管許多名人畢業(yè)于大學和名校。但這并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大學的目的是：

　　培養(yǎng)特定的思維方法

　　建立獨特的自我認同

　　提高一個社會理智和心智的水準

　　培養(yǎng)高尚的公共意識和文化品味

　　向公眾提供社會的準則

　　給予人們冷靜的理念和思考

　　促進進步的政治實踐

　　理解，分析，設計，創(chuàng)造，傳播本社會的文化模型

　　研究型大學 - Humboldt 模型

　　John Newman 認為：大學僅僅是關于知識的學習和傳播，而并不是為了它的發(fā)展。所以，大學教育并不是為了科學發(fā)現(xiàn)和開創(chuàng)哲理。他認為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應該嚴然分開，因為兩者的目的有根本的不同。他甚至認為一個人不可能教學和研究都同時出色，因為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一個善于發(fā)現(xiàn)真理的學者和思想者應該遠離塵世，在十分清靜的地方思考，而不應該在渲囂的公共校園演講。他舉出許多歷史上的人物來證明這一點。比如，數(shù)學家畢達哥拉斯一直住在山洞里；
希臘哲學家臺利斯終身未婚，孤人鎖居；
柏拉圖遠離雅典獨住山溝，亞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小房子里思考了25年，牛頓在極度的靜思中幾乎推翻了自己的理論。而人類許多偉大的科學發(fā)明都不是在大學里發(fā)生的。

　　事實上，學術研究本身也源于教堂。但是，教堂內部的學術限于與神學有關學問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是尋求一種“圣經(jīng)真理.”但長期的神學研究，發(fā)展，建立了一套十分嚴謹而系統(tǒng)的研究方法和獨特的風格，并且培養(yǎng)了一批具有極高學術水準，知識淵博的學者。這些學者，不僅在神學方面有相當?shù)闹荚�，而且精通哲學，數(shù)學，歷史，天文，美學，藝術和文學，比如繪畫與詩歌，拉丁文與希臘語。因為這些知識都是研究神學的基礎和必要的方法。在當時的社會，學術研究蔚然成風。對于真理的追求是學界的時尚。正是由于這種極為嚴謹?shù)膶W術研究方法的建立，使對“真理”執(zhí)著追求的一些優(yōu)秀學者們對教堂發(fā)生了質疑。著名宗教學者哥白尼就是在這種質疑中開始尋求“圣經(jīng)真理”之外的真理，從而創(chuàng)立的日心說。哥白尼本是一位神職人員，但卻是一位高深的學者。他早在1530年就完成了他的天文巨著“DeRevolutionibus”但卻用拉丁文改了又改，遲遲不予發(fā)表。一位25歲的德國數(shù)學教授喬治里提卡思，深受哥白尼學術精神的吸引，便慕名而來，長期追隨左右。

　　所以，學術研究并不是現(xiàn)代科學的產(chǎn)物。它在西方，從古希臘，到中世紀，有著漫長的歷史。它不僅有古代希臘哲學的深厚基礎，更從中世紀神學研究中建立了十分完善的方法與系統(tǒng)。當時每一位神學家，都是學富五車的學者，掌握著最為精深的數(shù)學方法和哲學思維。為了尋求真理，他們滿懷激情和憧憬，以最為嚴謹?shù)膽B(tài)度進行學術研究。從歷史的回顧中，我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在學院和大學形成和建立之前，西方的學術研究已經(jīng)建立了自己的系統(tǒng)，并具備了極為深厚的基礎。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出生于男爵世家。他的父親是普魯士王室的內臣，與威廉二世私交甚好。Humboldt以及他的兄弟在貴族及皇室的圈子里長大。Humboldt在柏林早年的教育來自于家庭教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后在哥庭根大學以及普魯士科學中心受高等教育。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Friedrich Schiller(席勒)(1759-1805)。

　　席勒在歷史上有“自由詩人”之稱。他是Humboldt的摯友，同時對他有十分強烈的影響。席勒三十五歲的時候發(fā)表了最為著名的四大劇作“TheRobbers,”“KabaleundLiebe,”“Fiesco,”“DonCarlos.在這段時期他經(jīng)常與Humboldt討論關于美學的問題。同時完成了他的經(jīng)典著作：“人類的美學教育”以及“美與尊嚴.”基于席勒的影響，1830年Humboldt發(fā)表了“席勒與他的精神""的論文。

　　Humboldt最大的貢獻在于他的教育改革。1806年波拿巴占領普魯士，并使其蒙受羞辱。Humboldt認為普魯士的失敗很大程度上來自教育的失敗并為德國教育敲響了警鐘，由此而引發(fā)了當時的教育改革。他認為只有從教育入手才能拯救德國。他的教育思想在某些方面與Newman相似，強調高等教育不應該是一個對職業(yè)的專門訓練，而它的目的也絕不是為了謀求職業(yè)。高等教育給予學生的不應該是讓他們能夠“做什么”(即某種技能)而是“成為什么”(成為某一類人)。因為前者對于一個人是暫時的，而后者卻是一生的。他還認為，大學的學術研究應該是獨立的，其它部門，比如政府不應該干涉�；�于這種思想，Humboldt在1810年創(chuàng)建了柏林大學。這所大學基于三項原則：

　　1。教學自由

　　2。學術獨立

　　3。教學與研究的統(tǒng)一

　　教學自由意指教授在學科，內容，方法上的獨立權。這在今天的美國大學里仍然可以看到。一個教授在課程決定之后，他有權以任何方式教學。系里和校方無權干涉，監(jiān)督，比如派人旁聽。這種思想就來自Humboldt模型。學術的獨立是為了保證沒有來自政府的干涉，保證純學術的活動可以獨立的進行。教學與研究的統(tǒng)一是針對當時一些獨立于大學的“個人學者”而言。他認為學術研究應該授益于大學生們。

　　雖然今天歐美的許多大學仍然基于Humboldt的教育模型，但是現(xiàn)代社會的教育卻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為方便起見，我們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例，討論現(xiàn)代歐美大學的模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Edward Shils 指出現(xiàn)在的大學必需面對以下突出的問題：

　　1。大學在急劇的擴大

　　2。社會對大學過多的要求

　　3。學術的政治化傾向

　　4。政府的干涉

　　5。大學龐大的官僚機構

　　6。遞減的政府資助

　　7。媒體對大學的歪曲

　　8。過分的追求學術成果和文章數(shù)量

　　9。學術道德的腐敗現(xiàn)象

　　Shils在1992年“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一文中指出，由于以上種種問題和現(xiàn)象，現(xiàn)在的大學和古典的模型相比幾乎面目全非。如果照此發(fā)展下去，大學會名存實亡，不再成為教誨學生思維規(guī)范，學術標準的地方。而這些規(guī)范和標準是進行學術研究的基礎。大學會從此失去對基礎問題的興趣。而我們現(xiàn)在的責任是如何拯救大學的 “靈魂�！�

　　也正是基于這種考慮，許多人認為，芝加哥大學是現(xiàn)在唯一還可以稱之為“大學”的學校。因為芝加哥大學的特點之一就是保持最原本的原則和方法，而不隨大潮流而改變自己的原型。但是，現(xiàn)代的大學應該是什么樣的呢？大學的“靈魂” 是什么？要回答這些問題并不十分簡單。那么讓我們來回顧著名學者們對現(xiàn)代大學的理解和描述。

　　芝加哥大學古希臘哲學教授Paul Shorey 在1909年指出：大學必須認知，容納來自各種學派的思想，即便某些論點是極有爭議的，但卻是最杰出的。大學應該有一種所謂的“無定義”的自由，當我們每個人離開校園進入社會之后，都會永遠的懷念這種自由感。芝加哥大學就是這樣一種校園，因為我們可以在芝大找到自己的目的和意義。

　　芝加哥大學生物學教授Elaine Fuchs 在1999年談道：芝大的傳統(tǒng)和名聲在于教授的個性主義，獨立思維，善于提問。我們施教的目的是為了澆灌每個學生身上想象力的種子。我們從不簡單的說教，而是和學生一起尋找未知的道路。

　　Richard McKeon 教授在1972年的芝加哥大學年會上說:芝大的真諦來自于發(fā)現(xiàn)真理與知識傳播的結合。芝大的科學研究保持一種以疑問為核心的態(tài)度，它永遠把學問和知識隸屬于對真理的求索和對已知的質疑。

　　我們再來看芝加哥大學“學術標準委員會”在1970年對自己的定義：芝加哥大學是為那些探索真理，發(fā)現(xiàn)未知的學生而設立的預備班和學術基地。芝大為此給予他們必備的學術知識，分辨能力，并引發(fā)他們的興趣和熱情。由于這種獨特的教育，我們的學生最終將在學術上和社會里開花結果。

　　1927年，芝加哥大學的教育理論委員會描述了芝大的獨特精神：對發(fā)展和應用知識的一種由衷的欲望和能力，并由于知識的發(fā)展使人類得以進步。芝加哥大學的驕傲來自于她致力于學術的獻身精神。而這種精神完全在于不斷地尋求和審核人類的自我認同和人文方位。

　　1999年芝加哥大學手冊上這樣寫到：在芝加哥大學，對學生和教授的挑戰(zhàn)是如何提出最難回答的問題。Hutchins教授說:為什么芝加哥大學是一個偉大的學府？這是因為她提供一個最為刺激，強烈，挑戰(zhàn)的學術氣氛。而這樣一種學術刺激可以影響學生的一生。

　　對于教育的水準，芝大這樣形容自己的學生：熱愛新奇，要求自我，勇于提問，渴望自由，崇尚學術，關懷人類，思想開放，不求名譽，知識廣博。

　　一流大學的特征

　　必須承認普通大學和一流大學之間的區(qū)別和不同的功能。那么一流大學的特點在哪里？芝加哥大學基于Humboldt的模型，建立了20世紀的名牌研究型大學。Friedman教授這樣來解釋一個研究型的一流大學，并以芝加哥大學為例：芝加哥大學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大學，她意味著一個學派。芝加哥大學是一個培育多種學派的地方。哈佛大學哲學家William James 更為生動地描述了作為典型研究型的芝加哥大學：你們何曾見過這樣的大學？在哈佛，我們只有思想，卻沒有學派，耶魯正好相反，他們有學派，但沒有思想，而芝大既有思想，又有學派。比如芝加哥大學早在20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的社會學學派，在3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人文評論學派。還有以費米為首的高能物理和Knight的經(jīng)濟學模型，都已經(jīng)形成了世界的主要流派。在上世紀的100年中，芝大已經(jīng)有眾多的學派在那里形成，并得到世界的承認。

　　名牌大學的另外一個特色是對人類深刻的認識和特殊的關懷，以自己對社會前瞻性的眼光，為知識界和社會導向。芝加哥大學的許多奠基性的思想對社會產(chǎn)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芝加哥大學還創(chuàng)建了許多新的學科，比如人類生態(tài)學，粒子天體學，心理測試學，等等。芝大還創(chuàng)立了許多新學科的學術期刊，

　　但是，在上世紀初，由于Humboldt和Shils的影響，芝加哥大學曾經(jīng)一度偏重于學術研究和研究生的培養(yǎng)。在1920年，當時的校長甚至想大大地縮減本科生，還主張把他們轉移到其它的校舍。從而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生和學術研究上。但是他們很快的意識到這是一個錯誤的方向。于是芝加哥大學，開始考慮Newman模型。1923年校長Burton任命Wilkin為本科院長。他根據(jù)Newman模型把4年本科分為兩個部分。前兩年不分專業(yè)，統(tǒng)一人文和自然科學教育，稱為初級學院。后兩年開始專業(yè)化教育，包括研究生課程，稱為大本學院。這與今天的大學已經(jīng)基本相同。

　　在總結今天的芝加哥大學時，校長Donald Levine 這樣寫到：“Humboldt和Newman模型好像是一對矛盾。但我認為正是因為這一對相互對立的矛盾體使我們的學�？梢詮闹谐砷L。我們一方面有非常專業(yè)的科系，另一方面我們強調跨學科研究。事實上，這種特色已經(jīng)在芝加哥大學的基因里了。我們有一個十分民主的學術氣氛。我們從不說教，卻和學生一起探尋未知的道路。但是我們無法容忍平庸，因為我們骨子里是學術的貴族�！�

　　21世紀的中國大學

　　美國的高等教育在1880年之前，還僅僅是訓練牧師，律師和醫(yī)生的專門院校。在那時的美國，甚至連“學院”這個詞的定義還未確定。但是在同一時期，歐洲已經(jīng)在Humboldt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研究型大學的早期形式。1876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按照德國大學的模型首先開創(chuàng)了美國第一所研究生院。之后，斯坦福大學和南加州大學也在美國內戰(zhàn)之后相繼建立了研究性大學。至此，新型的研究大學在歐美世界普遍地建立起來，直至今天，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兩個世紀。雖然21世紀的大學和早期的大學有許多方面的區(qū)別，但是在結構和思維上是十分相似的。

　　必須指出的是，現(xiàn)代大學是以Newman和Hunmboldt模型為基礎而建立的概念。這種大學與中國古典的大學概念有本質的不同。比如，中國宋代在湖南建立的岳麓書院被稱為中國最早的高等學府。但這種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與現(xiàn)今的西方大學概念有本質的不同。中國在20世紀初才建立了一些教會大學，如圣約翰大學和燕京大學。事實上就是某種意義上的Newman型大學。但是中國在50年代按照前蘇聯(lián)的模型建造了更加專業(yè)化的院校，比如農(nóng)業(yè)學院，石油學院，煤礦學院等等。從而在20世紀下半葉停止了Newman型的人文大學。中國是在1980年之后才開始建立Humboldt型的研究大學。許多院校開始籌建研究生院，并設立碩士，博士制度。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在中國再沒有恢復Newman型的大學教育。

　　目前中國的教育，眾所周知，著重考試和分數(shù)。因為這是進入名校的必經(jīng)之路。而進入名校的目的也十分明確：一是可以由此得到未來職業(yè)上的最佳保證，二是社會地位的終生標記。只要掌握了這兩點關鍵，不僅可以在職業(yè)上有極大的成功機率，而且可以仕途經(jīng)濟，甚至飛黃騰達。所以現(xiàn)代的中學教育，目的單一：升學率和名校率是唯一的業(yè)績標志，就如同商業(yè)界一樣講究“底線�！倍�大學的目的十分相似。而研究生院也有相應的測試標準。比如在研究上側重經(jīng)費的來源和多寡，以及文章發(fā)表的質量和數(shù)量。中國的大學近年來明顯以美國為標準。從教學制度，科研管理，經(jīng)費分配等等基本沿襲歐美院校和基金會。

　　用尼采的話說：存在即合理。用達爾文的話說：適者生存。用現(xiàn)代人的話說：競爭的需要。如果一個有“志向”的人希望在今天的社會“成功”，以上的道路幾乎是必經(jīng)之路。由于競爭的需要，今天的教育與古典的教育已經(jīng)有許多本質的不同。也正是由于現(xiàn)在的學校僅以增強學生競爭力為最終目的，許多與競爭無直接關系的教育內容就顯得沒有必要。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社會中，教育逐步地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使學校的意識和行為更多地轉向另一種與教育有本質不同的方式：訓練。許多院校，尤其在中國，出現(xiàn)了教育與訓練兩種概念的混淆。現(xiàn)在的大專院校更強調訓練而忽視教育，甚至僅有訓練而根本沒有教育。因為在許多教育界人士的意識里所有的專業(yè)訓練就是教育。而優(yōu)秀學校，優(yōu)秀教師，名牌大學的標準即分數(shù)高，升學率高，得獎率高。所以，我們必須認識教育與訓練的本質區(qū)別。

　　訓練的定義

　　我們先來看幾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并以此來定義“訓練”的概念。訓練的目的在于使受訓者嫻熟的掌握某種特定的技能，從而滿足職業(yè)，競技，對抗中激烈競爭的要求。它的特點是重復，規(guī)范，漸進，模仿，熟練。對于需要訓練的某些技能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必需按時，定期，連續(xù)。否則技能會很快地失去。最為典型的訓練種類是體育和軍事。體育訓練的目的性十分明確：對抗。體育訓練必需從年幼開始，巡回漸進，由潛入深，定時定量，持之以恒。對抗時雙方必需按照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公平競爭。但是無論多么富有天分，實力的運動員，訓練出來的技能無法持久的保持，除非保證定時定量的訓練。其它許多領域都有類似的特征，比如武術，唱戲，樂器，等等。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例子大多是對于人體某個部位的訓練，比如體操中的肢體，演唱時的喉部，樂器里的手部。這說明，訓練的概念與人體部位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

　　然而，還有一些訓練并不局限于肢體。人類大腦的許多部位也是可以訓練的。比如同聲翻譯，智力游戲，分辨能力，反應速度，記憶力，速算力，電報解碼能力，寫程序能力，考試能力，等等，也是可以通過訓練逐步提高的。雖然這些能力的訓練與純粹的體育有所區(qū)別，但是它們的特點非常相似，即目標明確，標準規(guī)范，鑒別統(tǒng)一�；蛘呖梢哉f，對于可訓的項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以有十分精確的測定和考核。歸納訓練的定義，它針對某種特定技能而言。為了最終掌握某種能力，對個人和集體所實施的一系列規(guī)定的步驟和方法，稱為訓練。

　　對比訓練和教育，訓練的效果是短時的，技能的，會失去的；
而教育的結果是一生的，心智的，永遠的。訓練是準確可測的，標準統(tǒng)一的，而教育的是不可測的，風格多樣的。許多基本訓練(比如技術和工藝)是外在的，不涉及個人成長的，非個性的，而教育是內在的，直接關系個人成長的，個性培養(yǎng)的。專業(yè)訓練是人人可行的(比如計算機語言和會計學).比如你可以在任意選擇的眾多人中把他們都訓練成為計算機師，但你卻無法訓練出一個詩人，也無法訓練出一個“君子”或者“紳士�！睂τ凇熬�子”和“紳士”只能用Newman模型教育和陶冶。

　　專業(yè)訓練與人文教育的矛盾

　　知識本來是在教育中開啟心智，陶冶性情的。和達芬奇的畫一樣，數(shù)學和物理理論同樣具備美學的內涵和標準。當把抽象高深的模型展現(xiàn)在學生面前時，他會被這種美妙的思維而震撼，就如同看到一幅精彩的油畫，這種影響力可以延續(xù)終身。而展示模型的目的，是為了打開他的心扉，而并不意味著他將來一定需要用這個理論。所以理工科的知識同樣可以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對于歷史，文學和詩歌，更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內容。學生可以在令人目眩的詩文中得以啟迪。

　　但是在21世紀知識卻是為了實用，求職，專業(yè)，甚至功利。至此，知識便從教育的內涵中剝離出來成為社會競爭和生存的手段。如果某種知識在實用中沒有多少意義，就會在教學中淘汰，或者不受重視。任何一門知識的教學大多有明確的目的，比如英語于托福，數(shù)理化于出國，文史地于高考，熱門專業(yè)于求職等等。而因的施教和專業(yè)訓練使得大學與教育完全隔離開來，成為專門職業(yè)的訓練場所。所以，高強度訓練出來的學生托�？梢詽M分，但交流能力低下。文科考試高分，然而不具備文雅的氣質和高尚的理念。政治第一名卻缺乏思想和激情。這正如Newman所言：知識越專業(yè)，越不成其為知識。如此訓練出來的學生，只具有極強的職業(yè)意識和競爭力。但是他們平淡，索味，膚淺，單一，缺乏品味和典雅，沒有個性和風格。

　　大學與社會

　　必須承認，大學分為名牌和普通兩類。而無論是名牌和普通大學都對社會有各自極為重要的作用。按照Newman模型，大學應該是為社會培養(yǎng)優(yōu)秀公民的地方。在這一點上，社會意識往往有一些誤解，認為大學應有造就精英的職責。當然，許多精英的確出自大學，但這并不是大學的本來目的。每個社會僅有極為少數(shù)的名牌大學。在這些大學里，產(chǎn)生國家棟梁之材的機率會比較高。但這是社會選擇的一種“自然”過程。對于一個比較發(fā)達的社會，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絕不是為了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少數(shù)的精英之才，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人文水準的提高。只有在明確了這樣一個大學教育的目的之后，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大學的本質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我們假設一個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社會應該具有公共道德的規(guī)范，良好的人文風氣，進步的政治體制，健康的生活習慣，高雅的文化情調，合理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平穩(wěn)的心理狀態(tài)，自由的思維空間，強烈的自我認同。而達到這種理想社會的途徑就是通過高等教育。正是由于大學的人文教育，才可能培育出理想社會所要求的個人。而理想社會的存在完全取決于人文教育的支撐。這樣的社會，每一個人在行為上禮貌和善，風度翩翩，品味典雅，幽默深刻，具有人文情懷；
在理念上意識進步，分析理性，思考獨立，富有個性的色彩。顯然，目前的社會離理想社會還有距離。而現(xiàn)實社會與理想社會的差距完全決定于大學的理念和教育的程度。

　　對于理想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正是Newman期盼的“紳士。”而“紳士”的定義和規(guī)范來自于對英國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大學于是具有這樣的功能：解析本文化的內涵和品質，并在自己認識的基礎上建立文化模型的標準和規(guī)范。從而使這種標準成為培養(yǎng)“英國紳士”的藍本。比如“做人”的標準一定來自本文化的道德基礎。而行為規(guī)范，品味風度，思維方式，完全是從自己文化的精華中抽象出來，并融會于教育的理念之中。所以大學對于文化的理解至關重要，而對社會文化理解的最高層次也應該在大學，尤其名牌大學。但是大學對社會文化并不限于一般的理解和認識，它更為重要的功能和責任在于對文化模型和思維方式的更新，優(yōu)化和再創(chuàng)造。在英國，劍橋和牛津是培育優(yōu)秀文化典型的搖籃。當每個學生來的劍橋或者牛津，他會看到英國文化的精髓和制高點。在大學的生涯中，他會逐步成長為一名帶有劍橋和牛津特征的，優(yōu)秀的英國紳士。

　　正是由于這種高等教育的本質，大學理念和教學標準完全應該獨立于社會，尤其工業(yè)和商業(yè)界。大學校園應該是純潔和獨立的地方。但是目前的大學和校園已經(jīng)被工商界和社會媒體嚴重的干擾和污染。由于經(jīng)費的壓力，工業(yè)界甚至為大學導向，制定研究標準，改變教學理念。尤其媒體對學術界的介入，誤導年輕學者，擾亂學術思維，混淆大學概念。這種非學術界的影響在極度地侵蝕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值得指出的是，許多人認為這種現(xiàn)象是由于中國正面臨的商業(yè)大潮，無法避免。但在歐美，尤其美國，世界上最商業(yè)化的社會，那里大學的獨立性，眾所周知。美國大學，尤其名牌大學，雖然沒有中國大學那樣的高墻，但卻有一道無形的，理念的屏障。它的門口清楚的貼著一張公告：“閑人莫入�！边@張公告，直接指向工業(yè)界，媒體，政府，和那些不屬于學術界的人們。這種理念的高墻就是美國學者的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也是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命脈。

　　神圣的學術

　　如果一個人真正熱愛學術，他首先具有對真理的追求和激情。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理念似乎過時。但學術界永遠會有一批執(zhí)著的探索者們。他們尋問宇宙最基本的問題，想知道人類從哪里來，我們是誰。他們可能自命不凡，他們或許拒絕長大。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標識：學者。學者的定義十分清楚：他首先是一個研究者，義無反顧地探尋真理。無論是理論還是實驗，他必須在特定的領域里從事學術研究，在國際雜志發(fā)表論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在自己的學術范圍內提供各種學術服務，比如組織學術會議，評審學術文章和經(jīng)費申請報告。21世紀的學者與Humboldt時代的學者又有不同之處。古典的學者可以不屬于任何學術單位而完全獨立的進行研究和發(fā)表。而現(xiàn)代的學者必須屬于一個學術機構，而代表這個機構發(fā)表論文。否則很難得到承認。如果一個人曾經(jīng)受過高等教育，甚至獲得高級學位和學銜，比如博士，但是他不再進行以上列出的學術研究活動，就不能夠定義為學者。如果一個人不是學者，絕不能擔任任何學術職位，比如研究員或者教授。

　　所以，學術研究也是一種特殊的個人認同和標識。它清楚的區(qū)分學者與其它職業(yè)本質的不同。正因為學術是神圣的，學者的稱號也是神圣的。這種神圣感來自于飄逸的思維，獨立的人格，美學的品味，神奇的理念，和僅僅少數(shù)人才可以達到的抽象境界。在某種意義上，學術研究應該屬于少數(shù)的智者。它不應該是大眾的，通俗的，普及的。

　　結束語

　　如果一個人學過許多高深的課程，而且門門都是滿分，獲得許多學位，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他受過良好的教育。除非他上過Newman型的大學。一個具備極強的競爭力與生存手段的人，比如在商業(yè)和企業(yè)方面的獨特能力，不見得需要大學教育。因為有許多成功的企業(yè)人士沒有本科教育。所以成功的定義在今天可以與教育毫不相關。大學的學位對于許多人來說的確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社會地位的標簽，而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

　　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進步，保持冷靜的思考，富有色彩鮮明的文化個性，具備人文精神和傳統(tǒng)內涵，品味高尚，溫文爾雅，完全是因為大學教育和它的知識群體。如果大學離開自己的本質，知識分子首先會變質變性。社會將急劇地退化和變異。而社會退化的特征是：道德淪喪，焦慮浮躁，品味低下，無視信義，假劣泛濫，破壞文化，失去自我，缺乏自信，迷失方向。這樣的社會可能充斥金錢和高科技，卻絕沒有希望和前途。

　　芝加哥大學的Hutchins教授說：“如果我們在這里的目的不是為了人文教育和追求真理，那么這所大學沒有存在的意義！”

　　參考文獻

　　Anderson, Lorin W., and Lauren A. Sosniak. 1994. Bloom"s Taxonomy: A Forty-year Retrospective. Ninety-third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ed. Kenneth J. Rehage, Part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ah, Robert N. 1999. "Freedom Coercion & Authority." Academe January-February: 16-21.

　　Bloom, Benjamin S., et al. 1954.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ndbook 1: Cognitive Domain.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Longmans, Green and Co.

　　Boyer, John W. 1999. Three View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lmer, Martin.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ton, Ernest D. 1923.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ddress to the University Senate, February 24, 1923.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chives, Swift Papers, Box 47, Folder 6.

　　Faculty Handbook. 1999.

　　Friedman, Milton. 1974. Speech to the 54th Annual Board of Trustees" Dinner.

　　Fuchs, Elaine. 2000. "The 456th Convocation Address: "Shapes of an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34(2) January 6: 2.

　　Gray, Hanna Holborn. 1983. "The Higher Learning and the New Consumeris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Harper, William Rainey. 1892. Unpublished Report to the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 1892. Special Collections, 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 U. of Chicago.

　　Kirp, David. 2000. "The New U." The Nation April 17.

　　Laing, Gordon J. 1927. "The Standards of Graduate Work." In Problems in Education: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entennial Conferenc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Cleveland: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

　　MacLeish, Archibald. 1920.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Liberal Education." Yale Review, n.s.10: 362-72.

　　Maienschein, Jane. 1991 [1988]. "Whitman at Chicago: Establishing a Chicago Style of Biology?" In Ronald Rainger, et al., eds., The American Development of Biolog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McKeon, Richard. 1972. "The 339th Convocation Address: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 Are Go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pp. 69-71.

　　Meyer, Daniel Lee. 1994. The Chicago Faculty and the University Ideal.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Murphy, W.M. and D.J.R. Bruckner, eds. 1976.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1852] 1959.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Garden City, NY: Image Books.

　　Pauly, Philip J. 1987. Controlling Life: Jacques Loeb and the Engineering Ideal in B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 1926-27. The President"s Repo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port on the Future of the Colleges. 1924. Ernest Wilkins and educator Henry C. Morrison.

　　RTE. 1927. Report on Theory of Education. January 1927. Dean of the College. Records. 1925-1958. Box 14, Folder 5. Special Collections, Regenste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January 1986.

　　Rucker, Darnell. 1969. The Chicago Pragmatis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chwab, Joseph Jackson et al. 1948. "The Science Programs in th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Science in General Education, ed. Earl J. McGrath. Dubuque, IA: William C. Brown.

　　Shils, Edward A. 1997. The Calling of Education: "The Academic Ethic" and Other Essays on Higher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orey, Paul. 1909.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1:229-245.

　　Simmel, Georg. [1907] 1984.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trans. Helmut Loiskandl, Deena Wenstein, and Michael Weinstei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Talbot, Marion. 1892. Notes taken at the first faculty meeting, October 1. Marion Talbot Papers. Box 1, Folder 12. Special Collections, 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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