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兩封檢查

　　向南海衛(wèi)東革命造反隊的檢查

　　劉少奇 (1967年4月14日)

　　南海衛(wèi)東革命造反隊的同志們：

　　你們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給我的緊急通令中第二條限劉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寫出書面檢查，具體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個“為什么”的問題�，F答復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北京監(jiān)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xù)，就不能出獄�？聠栁沂欠窨梢月男幸粋�手續(xù)？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慶施同志說，可以讓獄中的同志履行一個手續(xù)。

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陜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復，并接到由張聞天簽字的獄中干部提出的三個請求條件。獄中同志看了，知道這是中央同意這樣辦的。我將中央的答復交由柯慶施同志去辦理。當時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張聞天（又名洛甫）處理，據張聞天交待他當時沒有報告毛主席，也沒有在會議上討論，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復。當時我只知道獄中的殷鑒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辦的，我也不知道。殷鑒同志出獄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慶施同志家里見過一次。不久殷鑒同志因病去世了，他們具體履行什么手續(xù)，我未過問，最近看到造反報才知道他們登了反共啟事。對這件事，我負有一定的責任。

　　2．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黨同國民黨達成了停戰(zhàn)協(xié)議。以后又召開了舊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在一月十日我黨的停戰(zhàn)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二月一日，我根據中央討論的意見寫了一個關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內部指示。這個指示是有錯誤的。

　　3．在解放后，我極力主張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反對。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來的有關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一個文件，批是錯誤的。以后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過鄧子恢關于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沒有批駁他的錯誤意見，他就大加發(fā)揮，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評了鄧子恢的錯誤，發(fā)表了關于農業(yè)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農業(yè)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是說了國內階級斗爭的，例如說：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是近幾年來，我國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著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進行“三反”“五反”斗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有害于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但是，在這個報告的另一個地方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句話是錯誤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也說：“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兒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薄拔覈鴩鴥鹊闹饕�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睕Q議的這些說法，毛主席當時就表示反對，但已來不及修改，就這樣通過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中，都沒有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
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標。這是錯誤的。是從七大的立場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攻擊三面紅旗。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見鄧子恢說安徽實行的責任田有許多好處的話，我沒有批駁他，他就到處亂講�！叭�和一少”，是個別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會議上來，當時我尚不知有此種意見出籠。是后來從那個同志的保險柜中拿出來的。

　　6．一九六二年“修養(yǎng)”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過，在《紅旗》、《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我應負主要責任。

　　7．－九**年夏，我在幾個省市作講話，其中有形“左’實右的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檢查中已作了詳細說明，不必重復。桃園經驗在當時是比較好，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

　　8．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為什么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為什么？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么犯路線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后，又有人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可見他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定我要讀的其它著作書籍和報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這個問題，并認真地在革命群眾實踐中去加以檢驗。那時我才能答復我為什么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了這個錯誤。

　　此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偉大的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劉少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劉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同志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志都進行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因為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fā)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它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它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準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學、中學派了許多工作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團中央支持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員作為工作組的成員。當時，中央各部委、共青團中央都很積極，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國各地抽調來一些干部，作為工作組成員由新市委介紹到各學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還向一些機關派了工作組。

　　一開始就訂出了一些限制群眾革命行動的辦法，如不讓群眾上街游行，不讓把大字報貼到馬路上去，要內外有別，等等。

　　批發(fā)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到各地黨委，認為北大工作組六月十八日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由此，就在事實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組的一些錯誤作法，把革命師生群眾的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事件，這就給全國定了一種基調。

　　批發(fā)了一些中央局報送中央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和討論紀要等，在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錯誤，也發(fā)生了一些不好影響。

　　在北京許多學校進行所謂“排除干擾”的斗爭，由此，就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領導下發(fā)生了學生斗學生的現象，發(fā)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圍攻了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

　　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是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

　　我過問過的、王光美同志參加過的清華大學前一段文化革命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例子。我曾聯(lián)系過的師大一附中，也進行過“排除干擾”的斗爭。

　　解放北京市大多數黨團員和一般干部，只要他們認真檢查在前市委反黨修正主義影響下所犯的那些錯誤，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錯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過早地恢復黨團組織活動的意見。工作組撤退時，把職權交給了各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臨時籌委會，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多數是工作組指定或者變相指定的。他們中的多數人受工作組的影響較多，所以他們不能很好地執(zhí)行黨的正確路線。

　　北京市許多中學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錯誤，此外，還批準了共青團中央報送的“關于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規(guī)劃”。在這個規(guī)劃中規(guī)定，對多數中學的教職員實行集訓，使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放假，或到工廠、農村勞動，并對一部分中學生實行軍訓。

　　現在看來，對學校和機關的文化革命，是不應當派工作組的。當時群眾紛紛要求黨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組到各學校和一些機關去領導他們進行文化大革命，許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組，特別在報紙上發(fā)表了派工作組到北京大學代行黨委職權以后，這種派工作組的要求就更加強烈了。當時，我們沒有就是否應當派工作組的問題進行過討論，也沒有就工作組進入各學校和一些機關后應當采取什么態(tài)度進行過討論。各工作組是匆促地進入各學校和一些機關的。應當說，我們對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眾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起來了，我們只有支持群眾的革命運動，并參加到群眾運動中去，向革命的群眾學習，聽取群眾中的各種不同意見，然后方有可能對革命的群眾運動中某些政策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爱斍伴_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fā)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對于這一個新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我自己和許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沒有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在革命的群眾運動中學習，不應當派工作組去代行黨委職權，也就是不應當從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辦代替，去建立“領導”群眾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機構。

　　如果群眾一定要求我們派人去，我們也可以派少數聯(lián)絡員去了解那里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接收并保存原黨委的所有數據和某些行政工作。對于群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則不要發(fā)表自己的意見。這樣，雖然還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但當時最多也只能這樣處埋。

　　當工作組已經派出，已經有同志發(fā)現工作組同革命的群眾運動發(fā)生對抗的現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陳伯達同志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陳伯達同志是根據毛主席的啟發(fā)而提出這種意見的。當時，我們如果能夠領會毛主席的思想，調查研究大量的事實，立即將大批工作組撤回，也還是可以不致于犯嚴重的路線錯誤的。但當時我們沒這樣作。

　　當工作組初到各學校和一些機關后，一般是受到群眾歡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眾中發(fā)生了各種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一些批評和懷疑工作組領導或工作組某些成員的意見，也有一些批評和懷疑黨的某些領導人的意見。由于大多數工作組對群眾運動包辦代替，并規(guī)定許多限制，這就必然引起群眾的不滿和懷疑，即使其中有些過激的言論，也是屬于敢想、敢說、敢于斗爭、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論。當然也有極少數的右派言論出現。

　　這本來是一種正常情況。應當拿出足夠的時間讓各種不同意見充分地發(fā)表出來，充分地辯論清楚。恰恰在這個關鍵時刻，由我主持的中央匯報會議就陸續(xù)地作出了前面所說的那些錯誤的決定。在工作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有少數工作組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把工作組撤離之后，接著又派了新的工作組去。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既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向群眾學習，一開始就要業(yè)已發(fā)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劃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fā)展的規(guī)律，就發(fā)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即使在這種時候，我還是不覺悟的，不知道這種局勢的造成是極不正常的，是極不利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極不利于黨的事業(y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這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時間雖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這種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卻是很大的。這種后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夠肅清，有些地方甚至變本加厲，造成了群眾中嚴重的對立情緒。

　　我這一次犯嚴重的路線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錯誤。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舊政協(xié)會議開過會，我替中央寫了一個指示，說舊政協(xié)決議付諸實施，中國將走上“和平民主新階段”。對于當時時局的這種估計是錯誤的，有和平幻想。雖然，在這個指示上同時提出練兵、減租、生產三項中心工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不錯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對東北戰(zhàn)爭的指導方針，我是有錯誤的，當時對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夠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會議，沒有系統(tǒng)地全面地解決當時分配地主土地問題，沒有能夠糾正當時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如殺人過多，侵犯一些中農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許多話，糾正當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某些過份性急的情緒和作法，同時提出消滅城市的封建把頭；
但是，有一些講話是有右傾錯誤的，沒有強調指出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以后整個歷史時期國內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錯誤地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qū)互助組提高一步”，組織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鄧子恢同志砍掉十萬個合作社的計劃，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講過的，沒有遭到反駁，事實上就批準了他的計劃，他就在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大加發(fā)揮，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過右傾錯誤，在一九**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我這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是和我過去所犯的這些錯誤有聯(lián)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用我的名義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以后我又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發(fā)言。在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發(fā)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實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成立人民公社以來獲得了偉大的成績，同時，也在工作中發(fā)生了一些缺點錯誤。我們所獲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形勢已經開始逐步好轉。在這種對于當時形勢的基本估計下，不論在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發(fā)言中，對于當時的困難都講得過多了。過頭了，對于前途，有時也說得黯淡，對干部和群眾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fā)生了不好的影響。這已經是一種右傾錯誤。

　　更嚴重的錯誤，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一九六二年的國家預算，……對于當時的財政經濟的困難形勢，就估計得更嚴重了。認為“我們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一種很不平常的時期，即非常時期。”ＸＸ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作了講話。ＸＸ同志的這個講話，是根據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fā)表的意見加以發(fā)揮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發(fā)了ＸＸ同志的講話給各省、市、區(qū)黨委，要各省、市、區(qū)黨委一級的黨員干部“認真討論。在討論中，應當鼓勵大家發(fā)表各種不同意見，并且應當允許保留不同的意見�！�，因此，就在全國各地鼓勵了各種歪風邪氣的出籠，翻案風、單干風都出來了，還有些人就根本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這就在許多地方把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減基本建設投資，對于許多已經開工的工程項目大量下馬，以至有些必須繼續(xù)建設的工程項目，例如ＸＸＸ建設的某些重大項目，也錯誤地下馬了，而某些應該削減的投資，又沒有削減。

　　由于我當時過分信任ＸＸ同志，并且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薦ＸＸ同志作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毛主席此時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它幾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匯報了北京討論的一些情況，并把已經擬好的中央批發(fā)ＸＸ同志的講話的文件送請毛主席批發(fā)。我后來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贊同我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和某些作法的。

　　鄧子恢同志在當年二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反駁，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這以后，他就在好幾處干部會議上鼓吹包產到戶。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還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擬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見。這些都是由于對國內國際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我當時沒有把他頂回去，這是很錯誤的。但是我已經感到緊張，感到形勢嚴重，因而急于請求毛主席回北京來。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到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以前，我在這段時間內所犯的這些錯誤，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的錯誤。從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就著手起草“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決定”，以后又起草“關于商業(yè)工作的決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形勢、矛盾、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進行了討論，九月又召開了十中全會，通過了上述兩個決定，并發(fā)表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中全會公報。這樣，才把我這一次犯的錯誤糾正過來，把當時的局勢從根本上扭轉過來。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的錯誤之后，在一九**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親自領導制訂了“關于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個十條）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擬出了“第二個十條”，（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guī)定），于十一月十四日發(fā)出。這“第二個十條”，是怎樣擬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個十條”出來后走了七個省，回來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第二個十條”是基本上根據彭真在這個報告中的思想擬出來的。一九**年夏我覺得“第二個十條”中有些規(guī)定不利于放手發(fā)動群眾，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發(fā)出修正草案。

　　一九**年夏，我到河北、華東幾個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講過話，在北京也講過話，在這些講話中，我強調了要各級領導同志到農村去蹲點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本來是對的。但是強調得過份，有些絕對化，這就是錯誤的，此外，在這些講話中還說過，在這時以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多數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敗的。對當時各地方許多單位的階級斗爭的嚴重性估計過份，對干部中犯四不清錯誤的嚴重性也估計過份，因而對于當時工農業(yè)生產形勢好轉的原因的某些解釋也是錯誤的。在這些講話中還說過應當在蹲點、發(fā)動群眾斗爭的過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況，才能把情況調查清楚，認為照毛主席以前所說的開調查會的辦法不夠了，有的時候又說不完全適用了。

　　這在事實上就否認了毛主席所說的開調查會的方法，這是十分錯誤的，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在這段時期中，我過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個大隊蹲點的經驗，讓她在幾個地方作了介紹，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薦聽聽她的介紹，后來又把她的講話記錄批發(fā)到全國，這就給許多同志以極不好的印象。其實，桃園蹲點工作隊的做法，在當時就是有一些錯誤 的。

　　到一九**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時，我的上述錯誤并沒有改正。我在這次會議上說過，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說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條上所說的，這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今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只能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是同毛主席和黨中央從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于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我正是在這種時候，忘記了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這就暴露了我一九**年所犯的錯誤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我的這次錯誤，也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二十三條”之后，才糾正的。“二十三條”，上規(guī)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就把打擊對象縮小到極少數人身上。

　　由于我在過去歷史上犯過一些錯誤，特別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年犯了右傾錯誤，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又是從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tǒng)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親自糾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它同志討論后，在七月二十四日決定撤退各學校和一些機關的工作組。隨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八月一日召開黨中央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公報，在全會后期，討論了關于我的錯誤問題，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新的選舉，全會一致決定：由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和公報以及對中央組織上一些改變，是完全必要的，對全黨全國有極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對世界革命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完全擁護黨的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和公報以及對中央組織上的變動。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黨內其它許多同志也遠比我高明。我對十一中全會和毛主席的一切決定，決心嚴格遵守，決心遵守一個黨員所應當遵守的紀律，決不在任何人面前搞兩面派。

　　為什么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原因是：

　　一、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fā)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以及如何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完全達到十六條決定上所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各項任務，就必須認真走群眾路線，廣泛和深入地發(fā)動群眾，提倡群眾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而當時我們的作法實際是不信任群眾，不依靠群眾，不敢放手發(fā)動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組的作用，派工作組去包辦代替群眾的革命行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眾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臺。

　　二、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把革命的群眾運動中出現的正�，F象和運動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點，看成是“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這就勢必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路線。

　　三、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還存在著許多唯心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因而在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時候，就常常站不穩(wěn)立場，有的時候就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現有自以為是、好為人師的態(tài)度。

　　四、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爭中正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沒有到實踐中去向群眾學習，向毛主席請示和報告又不夠，有的時候就在實際上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對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確的意見沒有接受，相反，聽取了許多不正確的意見。

　　這是我現在對于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為什么犯路線錯誤的理解。這種理解當然還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還要繼續(xù)努力去理解它。我決心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林彪同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樣，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力求在今后為黨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這是我的檢討。請同志們批評，給我以幫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線錯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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