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公正與實質(zhì)正義——也談“長江《讀書》獎”] 實質(zhì)公正的名詞解釋

　　這兩個概念比較拗口，但在一個現(xiàn)代公民社會，又至關重要�；蛟S能通俗地說：如果有兩個人為另一個人是否獲獎發(fā)生爭執(zhí)，第一個人說那人作品質(zhì)量高，程序不合也必須獲獎，否則就不公道；
第二個人說，那人作品就算天下第一，如果不合程序，也不能獲獎，突破程序，會引起更大的不公。聽完他們辯論，我們就大致可以判斷：第一個人是要實質(zhì)正義；
第二個人是要程序公正。其實中國古人對這兩者的關系，已經(jīng)有感覺�！熬�子愛財，取之有道”，前者所說是實質(zhì)正義，完全合理，后者所言則已觸及程序公正，合理的要求必須通過合法渠道解決。在遠古與中古，人們發(fā)生爭執(zhí)，具有實質(zhì)正義的一方，往往是通過血親復仇、部落械斗、私刑報復、個人決斗來解決。只是到了近代，人們才逐漸明白，即使實質(zhì)正義，為了避免社會共同體在暴力沖突中同歸于盡，也必須通過程序公正來解決，這就是近代法治。一部人類社會進步史，可以說是一部法治完善史，而一部法治史，可以說是程序公正逐步趕上并走到實質(zhì)正義之前的歷史。由此，我們也可以說，是強調(diào)實質(zhì)正義，還是維護程序公正，是觀察一個社會、一個階層乃至一個人，是處于古代、半現(xiàn)代、還是現(xiàn)代的標志之一。在已經(jīng)確立法治秩序的現(xiàn)代社會，程序公正先于實質(zhì)正義，這是公民的普通常識，或者就叫法律意識。

　　“長江《讀書》獎”公布后，社會議論紛起。辯護一方大多是在說某人學術水平如何高，獲獎是天經(jīng)地義，這種說法恰好停留在實質(zhì)正義。而長江《讀書》獎主事者的說法及最近工作室的“聲明”，表明他們還是有一些程序意識，但在程序解釋中，又暴露出他們明知故犯的毛病。下面以評委錢理群和學術委員會召集人汪暉獲獎為例，看看毛病出在哪里。

　　錢先生人品好，文章也好。但程序規(guī)定，評委的作品不能參獎，錢先生是評委之一，一旦獲獎，爭議即起。對此，主事者《讀書》雜志這樣說：著作獎和文章獎的評審是由兩個學術委員會分別獨立進行的。根據(jù)章程，凡有作品入圍者，均不擔任相應獎項的學術委員（長江《讀書》獎工作室聲明第五條）；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著作獎學術委員會評審出專家著作獎。４月２３日，文章獎學術委員會評審出文章獎（上述聲明附工作日志第十一）；
錢理群和汪丁丁４月２２日還在進行評審工作，由于他們兩人的文章入選了文章獎，２３日兩人退出文章獎評審委員會，結(jié)果是錢理群的文章當選，汪丁丁落選（見《南方周末》６月９日）。

　　開頭兩句都有錯。葛劍雄教授已有文章分析后一句是曲解章程，那“相應獎項”四個字是事后加的（見《中華讀書報》７月５日）。我這里則分析第一句也站不住，恐怕是子虛烏有。我們可以看一下文章獎和著作獎評委組成：

　　文章獎評委１１人：陳嘉映、陳燕谷、黃平、陸建德、羅志田、孫歌、王曉明、萬俊人、信春鷹、許紀霖、楊念群；

　　著作獎評委１５人：陳嘉映、陳燕谷、黃平、陸建德、羅志田、孫歌、王曉明、萬俊人、信春鷹、許紀霖、楊念群、甘陽、王焱、錢理群、汪丁丁。

　　前者比后者少四人，甘陽在香港不能赴會，王焱因病沒有參加，最后少的兩個人，恰好就是２３日才退出的錢理群和汪丁丁。名義上是兩個學術委員會，但人員完全重合，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這叫“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工作室聲明說“評審是兩個學術委員會分別獨立進行”，可能嗎？除非他們分身有術，才能在“進行”時既“獨立”又“分別”�？匆幌滤麄兊墓ぷ魅粘�，其實是一套班子兩個議程：２１日、２２日評著作，這時叫“著作獎評委會”，２３日評文章，這時叫“文章獎評委會”�！蹲x書》解釋說“錢理群和汪丁丁到２３日退出”，以此之矛，攻彼“分別、獨立”兩說，兩說皆破。如果不是一套班子兩個議程，而是“兩個學術委員會分別獨立進行”，錢、汪二先生何必“退”？說穿了，只是在同一套班子中，退出與己有關的一個“議程”而已，“兩個學術委員會分別獨立進行”何來之有？主事者說他們的程序比諾貝爾評獎還要嚴格，那就應該組成兩個成員完全不同的評委會；
實在湊不齊，出現(xiàn)“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中國特色，人們也能諒解。但在中國特色下，為愛護評委，主事者或工作室應該在評審一開始就明言，因為只有“一套班子”，無論是著作還是文章，誰作品已經(jīng)入圍，誰就只能在兩個選擇中擇其一：要么當評委，放棄參獎；
要么參獎，放棄當評委。這才是“回避”，這才是比諾貝爾獎還嚴格，也體現(xiàn)君子愛人以德。

　　汪暉對批評的回應是，６月２２日發(fā)回三年前舊稿《“死火”重溫———— 以此紀念魯迅逝世六十周年》，把自己和批評者的關系比附為魯迅和他的論敵，顯然不妥當，也損害了他的實質(zhì)正義。７月１日寫作“兩點說明”，對得獎表示辭謝，這一點則應該得到歡迎。使汪暉情緒激動的因素有很多，這里限于篇幅不能面面回應，與本題有關的是：他說自己完全沒有參與這個獎項的諸多事宜，因此得獎與否，不涉程序公正。對此，《讀書》雜志和工作室解釋得更詳盡：第一次解釋見《南方周末》（６月９日），《讀書》雜志接受記者采訪稱：汪暉作為《讀書》雜志社的成員，和其他所有雜志成員一樣，是不具備推薦、評選資格的。但評選活動開始時，他已經(jīng)在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直到現(xiàn)在�！锻魰熥赃x集》得獎后，《讀書》雜志原有將之撤下的打算，但這是經(jīng)過程序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讀書》雜志沒有這個權力，民主的結(jié)果只能尊重。

　　這段話有點奇怪。前一句承認汪暉不具備推薦、評選資格，已經(jīng)足夠，應該就此打住，以后再有種種也是不合法。“得獎后，《讀書》雜志原有將之撤下的打算”，可見也知道首先要資格合法，然后才有程序合法，資格不合法者不得進入程序，即使程序被啟動，運作結(jié)果也不應承認。但是，后一句繞過來了，說還是不撤，理由是“經(jīng)過了程序產(chǎn)生了結(jié)果”。這不是明知故犯，自相矛盾嗎？說是“民主的結(jié)果只能尊重”，這樣推卸責任的說法倒有點像汪暉在聲明中激烈抨擊的樣子：“將矛頭指向全體評審委員”。這是什么樣的“程序”，什么樣的“ 民主”呢？“文革”結(jié)束已經(jīng)三十二年，我們知識界最優(yōu)秀的精英終于有機會來自己選一回，還不是選人，而是選書、選文章，怎么就會一下子掉入那個怪圈：明知資格不合法，卻以程序運作造成既成事實，再以既成事實追認不合法為合法？這種說法究竟是愛護汪暉，還是陷汪暉于不義？

　　第二次解釋見工作室聲明：汪暉在設獎的醞釀初期，就對之多有疑慮。但由于他是三聯(lián)書店聘請的兼職主編，不便對三聯(lián)書店的重大事物表示可否，所以一直對評獎一事保持距離。加上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出國，更明確了對本屆評獎完全不參與的態(tài)度。因此，汪暉不是本屆評獎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沒有參加包括章程設計、書目推薦和評審在內(nèi)的任何工作。

　　這一解釋有進步，繞過了前述資格合法與程序合法的明顯矛盾。但有一個要害繞不過：汪暉沒有辭去《讀書》執(zhí)行主編，這個獎是長江《讀書》獎，不是長江《三聯(lián)書店》獎，說那么多關于三聯(lián)書店的話沒有意義；
汪暉也沒有辭去該獎評選的最終權力機構————學術委員會召集人職務，還是此次聲明中說的，不是我加的。以善意度人，最好不計較人在國外是否還能以現(xiàn)代通訊手段影響國內(nèi)評選，但上述兩個職務卻不能打馬虎。尤其是后一個職務，雖然不是本屆評選的召集人，卻還是這個獎項的最終權力機構召集人�，F(xiàn)在的工作室“聲明”是以“ 不是本屆召集人”這一浮詞，來蓋住底下一層更重要的基礎事實：他還是本獎項 “最終權力機構”召集人。在中國，某一項活動的“最終權力機構”意味著什么，誰都能明白。

　　此外，這個工作室“聲明”始終在回避的一個問題是：汪暉在擔任上述雙重職務的同時，究竟“回避”了沒有？回避“回避”是不行的，說一千，道一萬，也是繞不過去的。如果是真誠回避，第一要回避的就是擔任上述雙重職務的人。有作品參選的學術委員都要回避，學術委員會的召集人卻不回避，說得過去嗎？這樣的回避還要說在事先，語言要明確，不容歧義。既然要出國，那就應該在出國前就明確，人走了，書卻不能在國內(nèi)進入?yún)⑦x�？紤]到汪暉出國的事實情況，這一回避的落實還不在于“人”，而在于“事”———作品不能在國內(nèi)參選。而我們現(xiàn)在無論是從“工作室聲明”還是汪暉的“兩點聲明”中，都找不到這樣明確的說法。能看到的是人已經(jīng)出國，完全沒有參與具體事宜，不是本屆評獎工作召集人等這樣一些含糊其詞的說法。明眼人不難看出，“聲明”也好，“說明” 也罷，是把視線集中在“人”，如他在國內(nèi)怎么不過問此事，出國又怎么不可能過問此事，卻沒有觸及關鍵所在的“事”，繞來繞去，一直在閃避這樣一個問題：不管汪暉在哪里，汪暉的作品是如何進入評選程序的？我們確實應該奉行對事不對人的原則，希望能把這件“事”說清楚，而不在于針對汪暉這個“人”。人走了，作品留下來了，進入程序了，這樣的“回避”是假回避，還是真回避？

　　至于說“完全沒有參與”，能與作品回避劃等號嗎？退一步，善意度人，可以按照工作室“聲明”和汪暉本人“說明”引導人們理解的那樣，把這個說法理解為“回避”的同義語�？墒沁@樣一來，又會出現(xiàn)更不能回避的尷尬情況：既然當事者已經(jīng)回避，為什么主事者還要讓他的作品參與評選，以致發(fā)生今天這樣被動的情況？可見是主事者有錯，可稱之為“情況一”；
如果不能作“回避”理解，退回去，那就發(fā)生“情況二”：當事者“完全不參與”，是指具體操作不參與，不反對他的作品參評，主事者按他的意愿辦，于是人在國外，書在國內(nèi)，評選程序啟動，最終獲獎，當事者有錯。

　　倘若是“情況二”，盡管汪暉今日有辭退姿態(tài)，工作室還在勸進，塵埃未定，但我們先歡迎這一姿態(tài)，不過道理還是要說清：這不是該領獎而不領的謙讓，而是因為沒有事先回避而造成程序違規(guī)的事后補救，給長江《讀書》獎的聲譽造成損害，本人是負有一定責任的。由此，在兩點“說明”之余，似乎還應考慮向主事者為其名譽受損而道歉？風度好，再加一句向評委和工作室道歉，也不過分。如果是“情況一”，則是主事者的錯誤，那就應該利用工作室“唯一聲明”的機會，趕緊向名譽受損的汪暉本人道歉。總之，形成目前這樣誰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總有一方出錯。至于是汪暉向主事者道歉，還是反過來，主事者向汪暉道歉，則應視他們之間發(fā)生的真實情況而定。相信他們會妥善處理，旁人不應著急。

　　一場評獎風波遲早都要結(jié)束。使我們難過與反思的是，不在于“人”而在于 “事”。知識界啟蒙民眾二十年，為什么今天還會在自身暴露出對程序公正的如此無視與隨意？這一次，問題不是出現(xiàn)在民工群，而是出現(xiàn)在知識群，說明知識群中不少人的意識還停留在古代、半現(xiàn)代，用汪暉“兩點說明”中的話來說，確實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不在于誰對誰錯，無論是誰錯，其他人都沒有理由幸災樂禍。知識界的自身建設，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樣，當務之急是趕緊補上“公民意識”這一課，甚至應該走在老百姓的前面。沒有“公民意識”，遑論其他？只要一個實質(zhì)正義，無論是單人朗誦，還是登高群呼，都會誤人誤己。以程序公正求實質(zhì)正義，實質(zhì)正義存；
以實質(zhì)正義踐踏程序公正，則程序公正亡，實質(zhì)正義也亡。

　�。�南方周末，20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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