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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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農村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調查及分析: :

　我們的報告共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一、 留守老人問題

　二、 留守兒童問題

　三、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

　四、 農村治安問題

　五、 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失問題

　第一章 留守老人問題

　 “留守老人”問題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沉重話題，是農村改革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難點。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發(fā)展農村公共事業(yè)，使廣大農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因此，我們必須切實關愛“留守老人”，真正使“留守老人”能夠安享晚年，這既是促進農村和諧穩(wěn)定的具體要求，又是加快農村改革發(fā)展的重要舉措。跟子女的長期分離，留守老人面臨著嚴峻的生存質量（QOL）與心理健康問題。我國農村地區(qū)長期以來一直實行以家庭為主的養(yǎng)老方式，子女供養(yǎng)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隨著承擔主要贍養(yǎng)義務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長期的兩地分離使得外出子女無法為留守父母提供經常性的照料和關懷，家庭養(yǎng)老的基礎受到了動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yǎng)、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同時，農業(yè)生產、照看孫輩、人情往來等重負都壓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導致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處境令人堪憂。

　 對老年人的生存質量簡稱研究, 有助于了解老年人對健康包括生理、心理和社會方面的良好狀況的主觀體驗和需求。以便采取措施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

　 一、 農村 “ 留守老人 ” 面臨的困境

　1、勞動強度普遍較大

　中、青年農民原本是農村種田的主勞力，然而他們外出務工后，田地全部交給留守在家的老人。年邁力衰的老人們，本來應該坐享清福，可事實上，多數老人仍然是務農的主角，子女留下的責任田他們不得不去耕種。而大部分靠打工“致富”的子女并沒有按時提供給父母充足的經濟支持，以至于大部分老人還要依靠勞動來維持生計。據統(tǒng)計，在農村，83％的“留守老人”沒有積蓄，80％的“留守老人”需要下地干農活。因此，子女外出打工不但沒能明顯地改善“留守老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反而間接地加重了老人的勞動強度。

　2、醫(yī)療衛(wèi)生狀況不容樂觀

　 由于生理因素，老人上了一定年歲后，身體的各項機能逐漸下降，容易引發(fā)多種疾病。加上農村醫(yī)療機構不健全，醫(yī)務人員少，兒女常年在外務工，對“留守老人”疏于照顧，無法盡到贍養(yǎng)職責，所以“留守老人”一旦頭痛發(fā)熱就常常缺醫(yī)少藥，無人照料，加上家務操勞，往往使小病拖成了大病。子女一般也只在父母重病時才給予資金上的幫助，但那時為時已晚。據統(tǒng)計，農村“留守老人”常年患病的比例高達61%�？傊�，“留守老人”的醫(yī)療衛(wèi)生狀況并未因子女收入增加而得到改善。

　3、管教孫輩心有余而力不足

　 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攜帶子女進行隨身教育的打工者為數不多，外出務工造成許多農村孩子短期或長期失去了直接監(jiān)護人，形成了“留守老人”教育第三代的“隔代教育”現象。兒女外出打工，把小孩留給了老人，老人不得不重新當起了“父母”。但是農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對不高，又不懂得科學的教育方法，管教尺度難以掌握。加上祖孫之間

　 代溝明顯，使得許多孩子因感情缺失或多或少地出現自卑、自閉、冷漠等心理現象，學習成績受到影響，有的甚至好吃懶做、棄學厭學。

　4、情感生活令人堪憂

　 子女的精神慰籍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條件，但許多子女都忽視了對父母的精神慰籍和關懷。留守在家的老人既要負擔農業(yè)生產又要照顧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難以實現，心里失落感較大。打工兒女長時間不回家，對老人尤其是對于單親家庭的“留守老人”來說，打擊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時很少與父母溝通，打電話回來更多的話題也是留守在家的小孩，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親情上的疏離和心靈上的煎熬。老年人精神上失去了依靠和寄托，無法享受過去大家庭的天倫之樂，精神世界比較空虛，心理上顯得孤獨無助。

　5、娛樂活動過于單調

　 年輕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邁力衰、精力有限，加上農活多家務忙，很難開展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而且大多數農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實際意義的老年組織，老人們一般除了空閑時間看電視、聊天、打牌外就沒有消遣的辦法了。而一些老人甚至為了省電連電視都不看，也有些老年人家中電視都是由孫輩控制，所看的電視節(jié)目都是老人們不感興趣的。

　6、安全隱患時有發(fā)生

　隨著農村“留守老人”的增多，我們社會面臨的不僅是這些老人的贍養(yǎng)和照料問題，還有便是一些不法分子起“歪腦筋”專騙“留守老人”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盡管這些騙子的詐騙手段并不高明，卻能屢屢得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農村“留守老人”缺乏對詐騙犯罪的防范意識，以及大多數在外務工的子女少于同“留守老人”聯(lián)系所致。此外，一些“留守老人”因單獨居住，年老多病，身邊無人照料，根本無法應對傷病等突發(fā)事件。

　 二、 農村 “ 留守老人 ” 的涵義及其原因

　在社會老齡化程度加劇，家庭模式日趨小型化的同時，有關“留守老人”的報道也頻頻見于報端，作為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群體，“留守老人”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據初步推算，目前我國農村“留守老人”的數量近2000萬，“留守老人”現象已經相當普遍。

　那么究竟何為“留守老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規(guī)模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建設和群眾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受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及經濟水平的制約，農民工缺乏社會保障、工資偏低與工傷疾病使他們的家庭生活相對貧困，70%以上的農民工在進城時（包括進城學習、工作和定居）把父母留在了農村，催生了留守老人這一特殊的群體。我們把這種由于農村人口遷移引起的特殊現象所構成的老人群體稱為農村留守老人群體。他們是社會中相對脆弱的群體，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質量上的低層次性、政治上的低影響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

　農村“留守老人”問題日益凸現，不僅影響到諸多農民的家庭生活，也影響到了整個農村的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我們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現，原因不外三個：

　一是計劃生育國策帶來了中國社會的老齡化。計劃生育國策的實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長，使農村家庭向小型發(fā)展，原來供養(yǎng)老人養(yǎng)老的家庭模型正在巨變，“銀發(fā)浪潮”已經到來。中國從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全國60歲以上的人口已達到1.34億，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1.1億，占總人口的8.5%。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分布在農村，農村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可以說，“留守老人”是農村人口結構老齡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必然現象，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

　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guī)模向沿海及大中城市流轉。迫于生計或為了獲得更好的求學機會，子女不得不外出務工或學習。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水平的提高，東西部差

　 距的加大，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使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前往沿海及大中城市務工，他們認為外出務工能夠比在家種地更可能獲得廣闊的收入，從而提高生活水平。這是“留守老人”產生的最重要及最普遍原因。目前，全國農民進城務工人口已超過1.2億人，并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遞增。預計到2010年，將達到1.5億人口。農村青少年外出務工求學，從國家社會生活的發(fā)展來說，這是一種進步，但子女不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無法顧及老人，往往使老人晚年十分寂寞。農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業(yè)化、城市化過程中必然付出的成本代價和出現的社會問題，是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必然現象。

　三是老年人與子女之間存在代溝。代溝是造成老年人與子女分開生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fā)展，老年人與子女之間的價值觀念、興趣愛好、生活方式、消費理念差距越來越大。“代溝”加深，子女要求有獨立的生活空間，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戀土情結，不愿意離開家鄉(xiāng)隨子女進城生活。老人認為與子女分開居住既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爭吵，而年輕子女因工作繁忙，經濟條件有限，對留守在家的老人關照也必然有限。

　 三、 破解 “ 留守老人 ” 難題的思考與對策

　“留守老人”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特殊群體。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立的深入推進，解放農村勞動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城鎮(zhèn)化轉移的步伐將會進一步加快，農村“留守老人”也就會越來越多。因此，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我們必須想法設法破解“留守老人”難題。

　1、建立和完善農村老年人組織 農村“留守老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渴望被關懷，希望得到幫助，而實現這一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和完善農村老年人組織。目前，多數農村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老年人組織，有的老年人組織更多的時候都只是一個牌子，并沒有真正地發(fā)揮作用。因此，各級政府尤其

　 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要把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組織工作納入本地區(qū)新農村建設的整體規(guī)劃之中，充分發(fā)揮老年人工作委員會、老年人協(xié)會、老年人互助會等老年人組織的作用，讓老年人重新找到歸屬感。一是通過組織，老年人互相幫助，通過集體的力量克服個人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承擔地里的重活等；二是為農村老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保障，如幫助老人向子女索要贍養(yǎng)權等；三是開展各種娛樂活動，豐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表演節(jié)目、群眾健身活動等。

　2、構建新型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制度 我國目前的養(yǎng)老保險制度還不健全，深深打上了城鄉(xiāng)二元制度的烙印�！吨腥A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確認了老年人的權益保護和家庭養(yǎng)老的法律地位。但與城鎮(zhèn)老年人相比，絕大部分農村老年人不能依法享有養(yǎng)老金，養(yǎng)老責任完全在于家庭。但是，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農業(yè)生產方式的轉化，家庭的保障功能將不斷弱化。因此，我們要借鑒城市社會養(yǎng)老保險體制，努力建立“廣覆蓋、�；�本、多層次、可持續(xù)”的新型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制度。“留守老人”應該成為新型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制度首先發(fā)展的對象，政府應逐步推行低保制度，把符合條件的農村“留守老人”全部納入低保范圍，從經濟上保證老年人達到基本生活水平。同時，大力發(fā)展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yè)，促進農村老齡事業(yè)的發(fā)展，讓“留守老人”老有所養(yǎng)。

　3、促進農村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發(fā)展 解決農村“留守老人”的醫(yī)療問題，就要加快發(fā)展農村衛(wèi)生醫(yī)療事業(yè)，強化農村公共衛(wèi)生醫(yī)療服務。一是要不斷鞏固和發(fā)展新型農村合作醫(yī)療制度，提高財政補助水平，對老年人治病發(fā)生的門診、醫(yī)藥費按一定比例報銷；二是要建立健全農村三級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網路，加大政府調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閑置的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向鄉(xiāng)村轉移，支持農村衛(wèi)生室建設，同時改革鄉(xiāng)鎮(zhèn)衛(wèi)生院運行機制，推行鄉(xiāng)村衛(wèi)生機構管理一體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價的基本醫(yī)療服務；三是要加強農村醫(yī)療衛(wèi)生隊伍建設，定向免費培養(yǎng)培訓農村衛(wèi)生人才，妥善解決

　 鄉(xiāng)村醫(yī)生補貼，要側重于為農村培養(yǎng)留得住、用得上的適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醫(yī)術較為高明、醫(yī)德較為高尚的醫(yī)生到農村醫(yī)院工作，以提高農村醫(yī)院的醫(yī)療水平。

　4、實行家庭養(yǎng)老與社會養(yǎng)老的有機結合 各級黨委政府一方面要做好“鳳還巢”工作，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優(yōu)惠政策，積極鼓勵、引導農村青年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外出務工、求學人員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不僅有利于農村工作的正常開展，加快農村產業(yè)結構的戰(zhàn)略性調整步伐，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健康發(fā)展，更主要的是讓“留守老人”過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畢竟家庭養(yǎng)老在情感、心理上是任何其他養(yǎng)老方式都無法替代的，家庭養(yǎng)老仍是農村養(yǎng)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積極探索在農村建立完善集中贍養(yǎng)制度，加強農村養(yǎng)老院建設，適當增加農村養(yǎng)老院的數量，促進家庭養(yǎng)老社會化，將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學、定居而無依無靠的“留守老人”吸納進去，實行“補位”養(yǎng)老服務，真正解決“留守老人”無人管理、無人贍養(yǎng)的問題。

　5、引導老年人樹立現代生活理念 充分發(fā)揮農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積極性和能動性，讓他們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文化活動。鼓勵“留守老人”調節(jié)好心態(tài)，增強心理上的自立意識，生活上鍛煉自己的自立能力；鼓勵“留守老人”勞逸結合，加強身體鍛煉，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鼓勵“留守老人”學習新事物，緊跟時代的步伐，積極尋找精神寄托，充實晚年生活；鼓勵“留守老人”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樹立現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現代文明成果。

　6、大力弘揚尊老愛老的社會風尚 尊老愛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我們要大力倡導弘揚尊老愛老的文明鄉(xiāng)風，努力為“留守老人”營造一個良好的養(yǎng)老氛圍，這也是建設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要義。一要組建青年社會工作者隊伍。發(fā)動城鄉(xiāng)機關工作人員、學校共青團員和社會青年加入到青年社會工作者隊伍中，組織青年社會工作者利用節(jié)假日為“留守老人”提供多種服務，建立文

　 化科技衛(wèi)生“三下鄉(xiāng)”長效機制，切實解決“留守老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二要成立鄰里互助服務隊。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要鼓勵開展鄰里間的無償互助活動，讓街坊鄰里之間伸出相互幫扶之手，大家共同關愛“留守老人”，形成一家有難、八方支援的良好局面，最大限度地挖掘民間的互助潛能，提高鄰里間的互助意識和互助水平。

　第二章

　留守兒童問題

　 “留守兒童” 是指農村流動人口(其中 80%左右是農民工)在戶籍地以外謀生時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戶籍地而產生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體是指與父母雙方或一方分離并“留守”在農村的少年兒童。

　據國家統(tǒng)計局估計，目前全國 15 歲以下的留守兒童人數約有 1000 萬人左右，而且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數字也大有逐年增加之勢。另外網上多個材料中的數據估計 2000 萬之多。如果以農民工的規(guī)模概算，恐怕這兩個數字均屬于較保守的數字。

　留守兒童的生存與教育狀況，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這一社會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部門、學者、輿論界與社會的高度關注。如何解決或緩解這一問題，首先應該了解產生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源。

　留守兒童是農民工的未成年子女。留守兒童問題是農民工問題的一部分，或者說，留守兒童問題是農民工問題派生出來的一個問題。留守兒童問題的產生，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個環(huán)節(jié)存在缺陷所導致的。

　一、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產生的根源：農民工問題

　農民工是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他們?yōu)槭裁醋屪优�留守？為什么當留守兒童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時別無良策？根本原因是他們本身面臨種種生存的壓力。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問題

　 必先關注農民工問題。分析農民工的經濟、社會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可以認為：農民工是不得不與其子女分離，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1、農民工經濟現狀 在東南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農民工對流入地經濟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外國資本是朝著“廉價勞動力”而來投資的，外資追求利潤，盡可能地壓低工資水平，加之中國勞動力過剩量大，就業(yè)競爭起到了壓低工資水平的作用。而私營的中資企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則采用“低工資”模式操作。這樣，各類企業(yè)農民工工資普遍較低。改革開放之初的“打工妹”的工資水平，20 余年后其女兒到同地同類企業(yè)打工，工資還是差不多。

　 農民工的低收入狀況，決定了一部分農民工無經濟能力把未成年子女帶到身邊，而是留置在家鄉(xiāng)，以降低養(yǎng)育子女的成本。因為帶到城鎮(zhèn)，必定會增加租房費用、生活費用與教育費用，至少這三項費用是超過半數的農民工經濟上難以負擔的。

　2、農民工社會現狀 農民工的社會現狀的最大特點是其流動性。以流動的空間性分析：其流向主流是從農村向城鎮(zhèn)；其區(qū)域以省內流動為主，跨省流動向東南傾斜，向經濟發(fā)達地區(qū)集中。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京津連流動人口圈、滬寧杭流動人口圈、廣深廈流動人口圈。這種空間遠距離的流動，且就業(yè)在城市、行業(yè)、單位間的不穩(wěn)定性即流動性，使部分農民工難以把小孩帶在身邊共同生活。

　農民工的職業(yè)行為的基本特點是非農化，但主流職業(yè)行為多與城鎮(zhèn)主流職業(yè)相分離，基本上是城鎮(zhèn)原有勞動力所從事的職業(yè)的一種補充，甚至是流入地當地勞動力所不愿意干的粗活、重活、臟活。具體職業(yè)類型主要是從事勞動強度較大的工業(yè)、建筑業(yè)，以及層次較低的服務業(yè)、家庭雇傭等。農民工的職業(yè)具有低層性的特點，決定了其社會地位處于城市社會下層，或謂“邊緣化”狀態(tài)。這類職業(yè)有的是雇傭方提供的臨時的、簡陋的住處，如農民工較

　 大的一個群體是建筑工，一般在工棚或在建建筑物內息宿，帶小孩就不能不自己租房他住。

　農民工流入城市的數量不斷擴大，全國人口流動的趨勢日益明顯。但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壁壘的存在阻礙了農民工將自己的子女帶在身邊。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二元的城鄉(xiāng)戶籍制度，形成了一種“現實中的農民進了城，制度中的農民沒有進城”的尷尬局面。作為國家的行政管理重要手段的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時期逐漸發(fā)展成為隔絕城鄉(xiāng)，集多種功能于一體的最重要制度。這種集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戶籍制度與就業(yè)、社會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的不公平的結合。雖然現在戶籍制度有所松動，但農業(yè)戶口的人在城市就業(yè)、社會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例如，有的地方限制農民工子女上學，有些地方雖然允許農民工子女上學，但額外要加收一定費用，且費用很高。即使入了學，也必須回原籍地參加中考或高考，而各地教材的選用又大不相同，這就使得農民工子女面臨轉學后兩地教育內容不能銜接的困境。另外，住房、醫(yī)療等方面的原因，農民工不得不將子女留守在原籍地農村。由此，農村留守兒童這個特殊群體作為農民工的一個副產品凸現出來。

　這種城市二元的戶籍制度在一定時期內體現了它的合理性，一是緩解了農民工流入地城市的市政建設的壓力；二是避免了曾經在各國工業(yè)化進程中出現過的“貧民窟”這一社會問題；三是有效地降低了民政救助規(guī)模與社會保障壓力。但是，這是以犧牲農民工的權益，犧牲社會公平而實現的。兩害相權取其輕，政府對農民工的政策，以及農民工把子女留置農村，均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3、農民工的生存問題 農民工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1) 居住、工作條件惡劣，閑暇時間少，精神生活匱乏； (2) 處于城市邊緣狀態(tài)，沒有融入城市居民之中； (3) 處于非福利狀態(tài)；

　 (4) 處于收入高風險狀態(tài)。

　農民工自身在上述生存條件下，從經濟開銷、人身安全、生活穩(wěn)定度等角度考慮，比較留在家鄉(xiāng)與帶在身邊兩者的差異，選擇把子女留置在家鄉(xiāng)，托孩子的祖父母、伯叔父母或其他親友代養(yǎng)代管，是在理性的考慮下做出的合理的決定。

　可以預測，在一定的時期，農民工收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城鄉(xiāng)二元制戶籍壁壘 (實質是社會保障資格如住房、低保、失業(yè)保險等的藩籬)只能逐步拆除，一部分農民工帶子女進城需要居住、生活、管帶、上學等條件難以一一滿足；因此，留守兒童的存在是一個帶有必然性的社會現實。

　 二、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成因：三大因素 家庭、學校和社會是少年兒童社會化的三大機制。而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出現正是這三大機制的缺失所致。

　( ( 一 ) 家庭教育的缺陷

　農村留守兒童主要是由于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務工經商而留守在農村原籍地，由單親或祖父母或其他親友代為撫養(yǎng)以及自我監(jiān)護的小學生和初中生。嚴格說來主要是留守的未成年人(包括學齡階段的失學、輟學少年兒童)。他們都處于義務教育階段，其身心發(fā)展處于一個需要倍加呵護和關愛的關鍵時期。

　社會化理論認為，家庭是個體出生后接受社會化的第一個社會環(huán)境，家庭是一個最重要的初級群體，在這個群體中，家庭成員進行面對面直接的互動，自我在其中得到充分的發(fā)展。父母是這個群體中最重要的個體，孩子通過模仿和認同父母而試圖成為父母所期望的人。家庭功能理論認為，家庭教育具有先主性的特點，也就是說家庭教育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起著某種先入為主的作用。家庭教育的實施者主要是父母，影響教育效果的關鍵因素是親子關系狀況。心理學研究表明，良好的親子關系為兒童的順利社會化和良好的行為習慣的養(yǎng)成提

　 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撫慰感；正向的親子溝通使孩子易于接受父母的意見，內化父母的規(guī)則與期望，避免孩子產生不良行為。但是，在父母雙方都外出或其中一人外出的情況下，農村留守少年兒童從某種程度上就成為事實上的“孤兒”或“單親”孩子。父母外出導致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化機能單一化，致使留守少年兒童的社會化資源嚴重不足。

　岳陽華容縣萬庾鎮(zhèn)月形村有一位老人曾在一段時間內帶過 7 個留守兒童，大的讀高中，小的三、四歲，如此情況，監(jiān)護從何談起，監(jiān)護怎能到位。由于留守兒童正處于身心成長發(fā)育的關鍵時期，遠離父母的他們既無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認識及價值觀念上的引導和幫助，又無法感受父母在情感上的關愛和呵護，更難找到稱職的可以替代父母的監(jiān)護人，這使得他們對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現象很容易產生認識和價值上的偏離。在這兩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一些農村留守兒童精神空虛、行為失范。

�。ǘ�）學校教育管理方式的缺陷

　留守兒童是處在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生，父母和教師是他們社會化過程中的兩個重要“社會化他人”，依戀性情感還是他們基本的需要之一。如上所述，由于留守兒童缺乏來自于家庭的關愛和親情，因此，他們尤需從學校生活中得到彌補。學校教師的關注是兒童形成學習動機的重要外部動因。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完整，留守兒童在心理發(fā)展上存在更多的困惑與問題，他們需要學校給予更多的幫助與疏導，需要通過教師和學校集體生活的溫暖來彌補親子關系的缺失對其人格健全發(fā)展形成的消極影響。但是由于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導致學校對留守兒童的教育管理存在著諸多的缺陷。

　1、教育管理方式的簡單化 一是只看到留守兒童學習成績差，而忽略了他們心理健康存在的問題；二是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引起學生的逆反心理。有些學校在寄宿制學生公寓前面安上鐵門鐵窗，學生抱怨感覺是在蹲監(jiān)獄。所以有些學生冒著極大的危險，跳窗跳樓去上網，反而導致了安全隱患。

　 2、農村社區(qū)和學校互相推諉教育責任 我們在幾次座談會上聽到了對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一些相對立的意見。學校認為，學校教育主要側重學生在校時段的教學管理，至于學生放學以后在社會上犯的錯事，學校難以管理到位；農村基層村鎮(zhèn)則認為，學生就應該歸學校管。這種教育責任互相推諉，正好助長了部分留守兒童的道德滑坡，放縱了他們行為的越軌。

　3、只重視升學率，忽視了對留守學生情感和心理健康的關注 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這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整體水平要比非留守兒童差。在這種情況下，于是形成了越是成績好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愛越多，越是成績差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愛越少的“馬太效應”。有部分留守中小學生向我們調查人員傾訴，“老師就連排座位時都把我們排在最后面的邊上，似乎我們這些人可有可無”，說起這些，他們滿臉的惆悵和無奈。

　4、把留守兒童看成包袱，視為一塊“心病”

　幾乎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說起留守兒童時，能夠羅列他（她）們的毛病、缺點和錯誤數十種，并且，顯得十分的慷慨激昂，甚至有些還顯得義憤填膺。不難理解，由于留守兒童缺乏嚴格到位的家庭管教，他們中的一部分孩子確實相對調皮和難以管理，但如果把留守兒童視為“異類”和“心病”，只會加速將留守兒童推向歧路和深淵。

　學校在對留守兒童教育管理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責怪這些長年工作在農村艱苦環(huán)境中的中小學老師。

　1、農村中小學教師教學任務普遍偏重。有些小學老師上復式班，每周 20 多節(jié)課，有的是上大班課，一班學生 60～90 人，這也確實使這些教學繁忙的老師，無暇顧及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及成長問題。

　 2、農村大部分學校缺乏必要的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設施和條件農村學校中，還沒有看到一所學校配備了心理輔導老師，甚至有幾所鄉(xiāng)中學的教師，60%以上是非正規(guī)學歷教育畢業(yè)的老師，要在這樣的學校開展心理輔導教育顯然比較難。

　3、家長對學校教育的不配合。家長作為聯(lián)系學校和學生的特殊紐帶，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學校教育只有在社會和家庭的密切配合下才能產生應有的效果。教師要做到對學生全面了解，還需要通過家長和社會了解其在校外的表現。但是，留守兒童因為家長不在家，家庭監(jiān)管缺位，老師沒法向家長了解他們的情況。有些調皮的孩子抓住這個空擋，在學校欺騙老師，在家里又蒙騙父母或監(jiān)護人。于是使學校對留守兒童的管理出現空檔。不少留守兒童的父母視學校教育為子女教育的唯一途徑。一旦孩子在學校上學，似乎所有的問題都應該由學校老師負責解決，而對自己如何配合學校培養(yǎng)和教育子女則持消極態(tài)度，有些家長甚至叫學生本人去開家長座談會，這樣，對留守兒童的教育反倒變成了“剃頭挑子一頭熱”。而監(jiān)護人一般只負責孩子的吃穿住和安全，至于對孩子的學習以及與學校經常性的溝通就很難做到了。

　4、留守兒童問題自身的特殊性。在尚未解決溫飽和剛剛擺脫溫飽的農村，人們的目光還主要停留在經濟的層面上，恰巧留守兒童在經濟方面相對于非留守兒童，手頭要顯得寬裕一點。調查顯示，69.9％的留守兒童有“足夠”和“基本夠”的零花錢，只有 30.1％的認為零花錢“不夠”。對以下兩個答案的相關分析也說明了這個問題。問卷中有“目前你面臨的最大問題”和“目前你最大的愿望”兩個問題，其選項“生活費用不夠”和“改善生活條件”的相關性為 0.50，只有 25.4％的留守兒童選了“生活費用不夠”。這就容易讓人們產生了一種認識上的誤區(qū)，認為他們不應該是被關愛的對象。他們經濟上的相對富裕，掩蓋了其精神上的絕對貧困。

　必須提出的是，不少農村教師對留守兒童關懷備至的感人事跡，諸如：“媽媽老師”、班

　 主任的“保姆式管理”，這些極具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極大地感化教育了部分“邊緣”留守兒童，使其走上了正路。

　( 三 ) 農村基層組織功能的弱化

　留守兒童問題產生在他們生活的農村社區(qū)。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農村基層的各種組織作用發(fā)揮不夠。探究其原因，首先是目前大多農村的基層組織的現狀令人堪憂。

　1、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建設不夠穩(wěn)定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農村基層組織的干部隊伍建設總的來說有所發(fā)展，但這種發(fā)展遠遠不能勝任當前農村社區(qū)管理日益復雜的重任。個別地區(qū)干部隊伍的建設，甚至有逐漸弱化的趨勢。由于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落后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既影響鄉(xiāng)村干部自身的發(fā)展，也造成了這些地區(qū)的干部隊伍極不穩(wěn)定。

　2、農村基層組織中的干部隊伍素質偏低 農村基層干部素質偏低限制了他們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中所能起的作用。貧困地區(qū)的村干部的工作經歷也相對比較簡單，除少數曾有過到部隊服役的經歷外，絕大多數都只有擔任村組干部和務農的經歷。其經歷簡單，視野狹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欠發(fā)達地區(qū)農村基層干部水平的發(fā)揮，也使之難以應對日益復雜的農村社區(qū)管理的局面。

　3、部分農村基層組織的作用發(fā)揮有限 農民工大多產生在經濟欠發(fā)達的農村地區(qū)。在改革的過程中，欠發(fā)達地區(qū)農村基層組織的權力和功能都不同程度地發(fā)生了變化。由于農戶家庭的相對獨立，農村基層組織的功能也由原來的直接組織和領導農村經濟社會活動，轉變?yōu)橹笇А⒈O(jiān)督和服務。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基層組織和干部的數量被減到了盡可能少的程度。越是經濟落后的地區(qū)，村級組織的作用越有限。據有關統(tǒng)計，有些經濟貧窮地區(qū)農村基層組織的渙散面達 30%到 50%。每個月由一名村干部在家值班，其他的都外出打工。這名值班的村干部基本上只能接聽電話，很難抽身

　 去做其它的事情。由于機構的萎縮，農村基層組織往往只能應付上級的會議、檢查和一些易于完成的工作。當問及一些鄉(xiāng)（鎮(zhèn)）村干部對留守兒童問題有何對策和想法時，他們的回答是“我們只考慮為農民抓票子，沒去考慮為農民帶孩子”。因此對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無論是從職能上還是從實際功能的發(fā)揮上，相當大一部分農村基層組織發(fā)揮的作用不夠，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在大多數農村地區(qū)只能是聽之任之。

　留守兒童處于社會化未完成的人生初期，他們最易受環(huán)境的影響。當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缺陷，單獨或二者、三者同時對他們的成長產生消極作用時，他們的德、智、體、美、勞的健康發(fā)展就遇到了嚴重障礙，因而產生了留守兒童的一系列統(tǒng)稱為“留守兒童問題”的問題。

　第三章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 80 后、90 后農民工。據有關部門統(tǒng)計，“民二代”占了目前農民工數量的六成以上，全國約有上億人。相對于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職業(yè)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然而由于其邊緣身份的矛盾性，他們游離于城鄉(xiāng)之間，常常面臨一種身份焦慮：一方面，鄉(xiāng)村是他們出生成長的地方，但又是他們不愿回去的地方；另一方面，城市是他們就業(yè)生活的地方，然而他們在這里卻找不到家的感覺，沒有歸屬感。同時,加上長期以來受城鄉(xiāng)二元戶籍制度、地域排斥等因素的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注定將是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過程。

　以撫順市對新生代農民工現狀的調研為例。

　此次調研主要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工礦、建筑、制造、餐飲等行業(yè)的的新生代農民工代表，共發(fā)放調查問卷 170 份，其中市民問卷 50 份，新生代農民工問卷 120 份。

　 一、現狀分析

　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屬于自由行為，流動性較大且無法到基層政府部門登記，因此我們無法精確的統(tǒng)計我市新生代農民工數量，根據團市委 2009 年統(tǒng)計數據，我市新生代農民工人數約為 6 萬人。

　1．年齡段分布和性別比例 根據調查結果，16-25 周歲占被調查人員的 26%，25-30 周歲占被調查者的 74%；此外，男性比例遠高于女性，男性占 78%，女性為 22%。

　2．職業(yè)流動快、文化程度總體偏低 調查顯示，72%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下水平，其中初中以下為 7%，初中畢業(yè)占 34%，高中畢業(yè)占 31%，只有 28%達到大專或以上水平（見表 1），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占較大比例。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相關的專業(yè)技術等級證書。通過訪談我們還了解到，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固定的職業(yè)，工作不穩(wěn)定。他們的職業(yè)流動速度遠快于城市本地工人。大多數人從一個用工單位流動到另一個用工單位的時間約為一年。而擁有較高學歷的打工者由于具備較高的能力素養(yǎng)，對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較強，工作穩(wěn)定性更高。

　3．月收入及消費觀 調查問卷顯示，5%的新生代農民工月收入低于1000元，1000-1500元的占63%，1500-2000元的占 27%，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僅有 5%。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屬于低收入群體。他們的花銷主要用于生活和娛樂消費，上網、看電視、唱歌成為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業(yè)余活動的主要娛樂方式。

　 表 1

　 新生代農民工學歷情況

　單位：% 新生代農民工學歷情況

　 比重 初中及以下 41 高中 31 大專及以上 28 4.外出打工原因 當我們對接受訪談的新生代農民工提出這個問題時，60.3%的回答是打工賺錢，滿足經濟需要；26.7%的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開闊眼界，尋求更好的發(fā)展契機，還有 13%的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從農民變成城市居民，把農村戶籍改成城市戶籍（見表 2）。這表明，勞動就業(yè)日益市場化使新生代農民工擇業(yè)觀念更加務實，新生代農民工對增加收入的愿望日益強烈。

　表 2

　 外出打工原因

　單位：% 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原因 比重 打工賺錢，滿足經濟需要 60.3 開闊眼界，尋求更好的發(fā)展契機 26.7 把農村戶籍變成城市戶口 13 5.出門在外方式

　調查顯示，我市接近半數新生代農民工出門在外的方式是只身一人前往，占 46.7％，另有 32.4%的新生代農民工是與老鄉(xiāng)和朋友一起，與配偶和親屬一起進出門就業(yè)的只占很少的比重。因撫順市新生代農民工多是撫順籍人員，大多可以利用節(jié)假日返家，所以孤獨感不強，僅有 7%的新生代農民工經常想家。

　6.新生代農民工對政府給予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方面的支持有較高的期待

　 調查數據顯示，對于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給予幫助時，38.6%的新生代農民工回答是“多提供創(chuàng)業(yè)渠道和創(chuàng)業(yè)資金”，為他們解決好在創(chuàng)業(yè)過程中遇到的困難；30.4%的希望政府能為他們安排技能培訓，為謀取一份好工作奠定基礎；剩下的 20.1%和 10.9%的新生代農民工則分別期待政府可以為他們提供就業(yè)崗位和權益保護。

　7.社會養(yǎng)老保險 調查顯示，我市 90%左右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購買社會養(yǎng)老保險。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雖然眼下吃“青春飯”、養(yǎng)老問題不尖銳，但卻把沉重的包袱留給了十幾年后的政府、社會和家庭。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工單位因為成本高不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養(yǎng)老保險，收入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自己無力繳納費用等。

　但我們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消極對待養(yǎng)老保險的真正原因是現階段推行的養(yǎng)老保險基金區(qū)域統(tǒng)籌與農民工跨省區(qū)流動存在尖銳矛盾。按照現行有關制度，養(yǎng)老保險關系轉移時，只轉個人賬戶資金，不轉移用人單位繳納的社會統(tǒng)籌基金，這樣的方式對流動性很強的農民工來說，沒有任何吸引力，使農民工很難真正老有所養(yǎng)。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目前各地實施的農民工養(yǎng)老保險制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這一根本性的缺陷。

　8.城市認同感及未來目標 調查顯示，14%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目前在城市里生活幸福，81%的新生代農民工則認為城市和家鄉(xiāng)幸福感相差不大，只有 5%的新生代農民工不認可目前的生活狀態(tài)；另外，認為對城市的貢獻和城市的回報成正比的新生代農民工占 69%，另有 31%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對城市的貢獻和回報不成正比，綜合來看，我市新生代農民工較為認可城市生活。同時，學歷的高低與能否找到認同感密切相關，學歷越高，在城市越能找到認同感。此外，49%的新生代農民工打算在城市發(fā)展，只有 18%的新生代農民工將來原意回家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廣大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極強。

　 9.團組織對新生代農民工覆蓋及權益維護情況 調查顯示，除國有企業(yè)以外，大多數團組織不能有效覆蓋新生代農民工。廣大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團組織的了解十分有限，更不知道共青團能夠給他們提供體積幫助和服務。由于缺少共青團的組織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共青團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創(chuàng)業(yè)、就業(yè)資金困難，免費提供就業(yè)技能培訓，并幫助他們切實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等服務的了解十分有限，特別是當遇到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采取妥協(xié)或另謀職業(yè)的方式解決自身困難。

　10.市民對新生代農民工認知程度 調查顯示，90%以上的城市居民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發(fā)展和城市居民的貢獻較大，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差距主要體現在素質和生活習慣方面。絕大多數的市民沒有農民工朋友也沒有雇傭過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歷，市民普遍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留在城市最大的障礙是經濟條件和自身條件不足，政府需要在就業(yè)能力和創(chuàng)業(yè)能力方面給予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幫助。

　從上述調查來看，我市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在自身經濟條件、素質、社會排斥等條件影響下，存在較大困難。

　二、 存在障礙及其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釋放出來，成為農民工流動的基礎條件;而農村社會的低收入普遍化和城市就業(yè)的高收入示范效應的強烈反差，則是農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動因。因此，農民工向城市的流動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在未來一段時期內，農民工仍將是城市產業(yè)大軍和城市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民二代”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必將跟隨父輩腳步踏上城市這片熱土。盡管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勢所趨，然而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仍面臨以下諸多障礙：

　 1.經濟障礙，經濟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西方遷移理論認為，經濟因素是影響人們遷移決策的重要因素。當前農民工問題中最突出的是農民工勞動投入與收益報酬的非對稱性。一是農民工勞動投入與收益的非對等性，二是農民工創(chuàng)造的社會收益增長率與收益分享增速的非均衡性，二則表現為：工薪收入普遍偏低和工資收入增幅緩慢。有關研究表明，中國制造業(yè)工人的工資成本，僅相當于發(fā)達國家的 1/10 甚至是 1/20,而在制造業(yè)中，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比這個比例還要低很多。顯然，農民工并沒有獲取與他們所付出勞動相符的合理收益。據我市調查情況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占 5%，1000-1500 元的占63%，1500-2000 元的占 27%，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僅有 5%。經濟是一切的基礎，也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物質基礎。由于無法享有平等的經濟權，新生代農民工收入仍然微薄，導致住房條件差，并在子女上學、就醫(yī)等諸多方面需要支付比當地市民更多的成本，極大影響了廣大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質量。此外，新生代農民工家庭條件大多一般，儲蓄有限，面對市區(qū)高昂的房價，鮮有新生代農民工能夠負擔得起，從而最終定居城市。

　2.素質障礙，受教育程度的制約，廣大新生代農民工適應不了市場需要。新生代農民工想要由“農民”轉變?yōu)?ldquo;市民”，自身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應是確保其在城市長久安身立業(yè)的前提，已有的調查也表明，文化素質越高的人，越容易融入城市社會。初中以下為 7%，初中畢業(yè)占 34%，高中畢業(yè)占 31%，只有 28%達到大�；蛞陨纤�平 根據我們調查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10 年我市新生代農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1%，高中及以上學歷的占 59%，但是 78%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相關的技術等級證書，只有22%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相關部門認定的初、中、高級技術等級證書。國務院研究室 2006年發(fā)布的報告也顯示,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短期職業(yè)培訓的僅占 20%，接受過初級職業(yè)技術培訓或教育的占 3.4%,接受過中等職業(yè)教育的占 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占 76.4%�？梢�，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比老一代農民工有了極大提高，但階層職業(yè)的低質性使

　 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相比,除了年齡與體力的優(yōu)勢外,在整體上仍處于較弱的地位，缺乏必要的專業(yè)培訓、專業(yè)知識、專業(yè)技能，不了解工業(yè)生產或現代化服務業(yè)的基本規(guī)范,同現代非農行業(yè)對勞動者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目前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正由單純的體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轉變，這樣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yè)競爭能力普遍較低，就業(yè)空間狹小，只能局限于城市人不愿干的苦、臟、累、險等工作。調查表明，我市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集中在餐飲、娛樂、建筑、加工制造等行業(yè)，收入較低，缺乏謀求個人發(fā)展的實力，從而延緩了他們融入城市的步伐。

　3.社會權利障礙。由于多年的二元社會結構體制，依靠一整套制度，包括戶籍、社會保障、福利、勞動就業(yè)、人事、組織、教育、財政、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從總體上將農民工與城市市民分離開來，形成了對市民的保護和對農民工的排斥。使得農民工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權利不平等和缺失，嚴重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目前，以國有經濟原有福利為標桿的體制幾乎原樣照搬；以民營為主的中小企業(yè)及各類民間服務組織要么以壓低工資剝奪農民工福利,要么為規(guī)避風險,以無合同或變相合同來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新生代農民工仍然是經濟意義上的勞動力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在就業(yè)上體現為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農民工得到的僅僅是“裸體工資”，在工資之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被“剝奪”了。農民工在為城市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卻未能分享經濟發(fā)展帶來的益處，無法享受到與市民同等的社會待遇、同等的社保體制和公共服務，反映出現行城市體制并沒有較好地接納這一群體。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是社會保險，包括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醫(yī)療保險、養(yǎng)老保險和生育保險。社會保險制度的缺失是新生代農民工最為關注的問題。在醫(yī)療保障、養(yǎng)老保險方面雖然有新農合與新農保，但還不能滿足他們現實生活的需要。此外，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方面的缺失也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住房福利或補貼、在職培訓或進修、各種勞動保護及保健費、子女教育、入托、社區(qū)服務等方面，

　 無法與城鎮(zhèn)職工相比。

　在政治權利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被排斥在社區(qū)組織、社區(qū)活動、社區(qū)管理之外，難以融入到社區(qū)生活，尤其是作為基層服務平臺的各級工會組織和城市居民社區(qū)，將新生代農民工排除在外，沒有對他們進行必要的整合。即使有限度的參與，也表現為參與層次低、范圍窄、內容單一，農民工的訴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視和合理的解決。

　4.社會交往障礙，缺乏平等交流，社會資源積累少。與城市居民的交往情況可反映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融合程度，農民工與城市社會融合得越好，其就業(yè)狀態(tài)和生活狀態(tài)就越好，其定居城市的愿望就越強烈。調查顯示，我市 63%的城市居民沒有新生代農民工朋友，只有37%的城市居民雇傭過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關系主要表現在與工作場所的城市居民有某些職業(yè)的、業(yè)務的聯(lián)系。這種業(yè)緣關系僅是形式上的,沒有深度與廣度的交往，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資源的積累。同時，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占有的資源十分有限，占有資源較多的階層在交換關系中處于“給予”多于“獲取”的狀況，在一般城市居民看來，與農民工交朋友太麻煩，代價太大。造成了新生代農民工面對陌生的環(huán)境，也無法在短時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們的交往圈子基本以親友、同鄉(xiāng)為主，遇到困難也是在親友、同鄉(xiāng)之間求助，使得農民工的社會交往范圍限于狹小的同質性的農民工群體之內，形成一種孤立化的、相互隔絕的、封閉性的群體存在，阻礙著其對城市的認同與歸屬，使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缺少了互動與對話，客觀上形成了社會隔離狀況，農民工與城市主流社會主流文化相疏離，成為客觀上的城市邊緣人。表現在行動上就是市民與農民工的不信任、不合作、不理解。信任是人際交往和關系建立的前提，市民對農民工缺乏信任，嚴重地影響著農民工社會關系網的建立和擴大。同時，對農民工的偏見和長期以來城市媒體對農民工的負面報道，也嚴重地影響著農民工社會關系網絡的擴大和社會資本的積累。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由于其難以建立城市社會關系網絡或者社會關系，使得他們在求職、獲取幫助以及情感支持、經濟社會

　 地位的提升等方面都比一般城市居民困難，從而使得他們經常陷入生存與發(fā)展的困境。

　5.心理障礙。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意識增強，權利意識增強，自我發(fā)展意識增強，市民化意識增強的同時。也存在價值觀消極的情況。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厭農”、“棄農”思想嚴重，親情意識較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同時，角色轉換與身份轉換的背離使得農民工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 形成“新二元結構”和自我隔離, 難以融入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在對自己身份作總體性的認知和評價時, 呈現出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內心自我矛盾性。強烈的被排斥感加劇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慮心理，促使他們更加自卑和敏感，個別甚至產生了強烈的被剝奪感以及仇視社會的心態(tài)。

　其中，最讓他們覺得不公平的就是看到城市里的同齡人過著“時尚、青春、陽光”的生活,而自己則過著“清苦、微薄、單調、枯燥”的生活。“人類之痛苦在于有比較之心”，這種比較是最令新生代農民工痛苦的；他們處在一個最愛體面的人生階段，卻在城市里遭到白眼與蔑視；他們正處在培養(yǎng)自尊自信的關鍵階段，卻很少得到尊重；在老板的面前，他們的自尊、自信、體面都曾經一敗涂地過；他們不滿于現狀，卻又由于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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