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煊：波普爾的開放社會理論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德特馬·多林博士在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撰寫的導言中，高度評價了波普爾的開放理論，他說：“幾乎不曾有過任何一部比《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為宏大的、反對這些作為本世紀暴行之基礎的思想的作品……最多可能還有一位他的同鄉(xiāng)弗里德利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也許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過類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屬于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思想經典著作”。[1](一、1-7)
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提出一系列社會批判法則，為“開放社會”奠定理論根基，其中最重要的觀點是明顯的“否定性”，即對所有那些威脅開放社會的偽科學（整體論、本質主義、實證主義、歷史主義等等）的方法論處事方式的批判。[1](一、P7)波普爾關于理想主義有一句經典的名言，“企圖締造人間天堂的結果無一例外造成人間地獄，它導致不寬容”。[1]（二、P361）杭州學者余慧元先生已在文稿[2]中介紹了波普爾關于理想主義的批判，我們這里不再贅述。我們在這里略費篇幅對波普爾思想的精華部分--開放社會理論作一簡單介紹。
一、什么是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
波普爾定義說，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體主義的社會也可以稱為封閉社會，而每個人都面臨個人決定的社會則稱為開放社會。[1]（一、P325-328）他在同書P324和P15的腳注中把封閉社會描述為信奉巫術的禁忌，而把開放社會描述為理性的和批判性的社會，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已學會對待禁忌，并（在討論之后）憑自己的智性權威來作出決定。德特馬·多林博士在導言中概括性地解釋說，“不是“烏托邦的社會工程”，而是“零星社會工程”指明了社會一個更好的未來。后者已經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為前提，從而也是以言論自由和多元主義為前提。波普爾把一個根據(jù)這些原則組織起來的自由主義社會稱作為“開放社會”。與此相反，為“本質主義”和“整體論”思想所迷惑的社會不能把各單一的批判理解為系統(tǒng)干擾，自由和多樣性在這樣一個幻境中沒有其位置。它是一種“封閉社會””。[1]（一、P4-5）
封閉社會是極權主義，波普爾認為其主要的要素是：
(A)、嚴格的階級區(qū)別，組成統(tǒng)治階級的牧人和看家狗必嚴格地和家畜區(qū)分開來；
(B)、國家和統(tǒng)治階級共命運：該階級的獨特利益即是（國家）整體利益；
要服從這個整體，對該階級的生育和教育的嚴格規(guī)定，對其成員的利益的嚴格監(jiān)督和集體化。
由此兩個最基本點，可得：
(C)、統(tǒng)治階級對軍隊的品行、軍訓、帶兵權、接受各種類型教育權等方面享有壟斷權，但統(tǒng)治階級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經濟活動之外，尤其是經商。
(D)、針對統(tǒng)治階級的智力活動，必須有一套相應的檢查制度，必須進行持續(xù)的宣傳以造就他們統(tǒng)一的思想。在教育、法律、宗教方面所出現(xiàn)的一切革新必須進行阻止甚至鎮(zhèn)壓。
(E)、國家必須自給自足。以經濟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為目的。[1]（一、P171-172）
而開放社會則主持如下正義：（ａ）公民的責任，也即社會生活中所必需的對自由的那些限制，應當均等分配；
（ｂ）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
由此自然有了（ｃ）法律既不偏袒也不歧視任何單個公民或集團或階級；
（ｄ）正義法庭的公正無偏見；
以及（ｅ）國家的全體成員給其公民提供的利益（不光是負擔）的均等分配。[1]（一、P175-176）
一個被人為地阻止住的封閉社會，或者一個人工栽培的部落社會，絕不是真實的世界。極權主義的原則如下：（１）保住它那個被阻止的部落社會：排斥可能危及部落禁忌嚴格性的一切外來影響——（２）反人道主義：尤其是排斥一切平等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和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３）自給自足：不依賴貿易——（４）反世界主義或地區(qū)主義：堅持你的部落和一切其他的部落的區(qū)分；
不同下等人混合——（５）主宰、統(tǒng)治和奴役你的鄰邦——（６）但不要變得太大：“城邦的擴大只限于不致?lián)p及其統(tǒng)一”，尤其是只限于不去冒引進世界主義趨勢的危險。現(xiàn)代極權主義并不具有寬容的世界主義因素，而且現(xiàn)代極權主義者對全世界的野心是違反人們的意志而強加于人的。（一、P338-339-176）
封閉社會稱階級特權為“公正”，而開放社會通常所說的公正指的恰恰是不具備這種特權，用正義意指對待個人的某種平等；
而封閉社會不把正義看作是個人之間的一種關系，而是視為以階級關系為基礎的整個國家的一種性能。只有具備了健全強大統(tǒng)一穩(wěn)定，國家才是正義的。[1]（一、P177）國家具有階級性，階級性是國家的本質屬性。恩格斯指出：“國家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tǒng)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zhèn)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盵14]列寧也指出：“國家是維護—個階級對另—個階級的統(tǒng)治的機器�！盵15]這些論述表明階級性是國家的本質屬性。這種本質屬性是由國家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在階級社會里，生產資料屬于經濟上處于支配地位的階級所有，由他們建立和掌握國家政權，其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是為他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服務的。
“當社會建構首次被有意識地認識到是人為的產物時，當從它們是否適合人類用來達到自己的目標或宗旨出發(fā)，討論到有意識地改變它們時”，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就發(fā)生了。或者說“在比較具體地討論這個問題時，當主動地進行干預和有意識追求個人集團利益代替了人們在考察社會秩序時所具有的超自然的敬畏心理的時候，封閉社會就解體了。[1]（一、P324）顯然，通過文明教化接觸交流和爭辯可以促使這種解體發(fā)生。
二、封閉社會和開放社會的特征
1、封閉社會停滯化，開放社會呈進步性
封閉社會歌頌靜止咒罵進步。封閉社會提供了人和人類社會走向衰敗的歷史趨勢，認為萬物變化都受天命的秩序與規(guī)律的支配。若特性的變化越小，它們在等級層次上下降就越不顯著。但是當變化增大時，邪惡也在增加。封閉社會理論家們認為無論什么樣的變化，都可能降臨最嚴重的不可估量的動亂危險，這些危險或者是季節(jié)更替，或是風標轉向，或是生活方式的改變，或是世界觀的轉變。簡言之，封閉社會認為變化是混亂邪惡的，而靜止是神圣的。[1]（一、78-79）尤其要阻止所有的政治改革，[1]（一、171），決不能變動社會已有的政治階級關系。
封閉社會藐視人性缺乏人道。封閉社會并不依賴于不同階級力量之間的均衡，他們認為那是不穩(wěn)定的。主人階級對于被統(tǒng)治者的敵對力量的某種控制，其專制權力以及其兇猛殘酷，都是不必考慮的事情，因為主人階級的優(yōu)越地位必須保證不會受到挑戰(zhàn)。惟一值得考慮的主人階級的問題就是自我控制，[1]（一、107）例如反腐敗，所以在封閉社會腐敗與反腐敗都是統(tǒng)治者的專利。美國歷史學家魯?shù)婪颉ぃ省斆窢栐谒?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shù)字：在本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這一數(shù)字中幾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戰(zhàn)爭所造成的“正�！彼离y者人數(shù)，同樣也不含該書出版后發(fā)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人數(shù)，比如在盧旺達或者巴爾干地區(qū)發(fā)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在人類歷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亙古未有的……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歸因于現(xiàn)代冷酷自私的邏輯。尤其是那些危險和錯誤的思想理論,應該對本世紀這一可怕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承擔相應的責任。[1]（一、1）
波普爾年輕時也傾向于（蘇式）社會主義，但是，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后國內戰(zhàn)爭動亂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階級斗爭”所表現(xiàn)的藐視人的一面之后，就毅然拋棄了它。后來他承認，如果事實并未表明（蘇式）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話，他還會一直樂于追求（蘇式）社會主義理想。[1]（一、2）
封閉社會的整體工程成功地制造了人間地獄。仁慈的獨裁者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弄清他的措施的效果是否與其良好的意愿相符，然而由于權威主義必定阻止批評；
于是，獨裁者就不容易聽到人們對他已采取的各項措施的抱怨。而沒有這樣的檢驗，他不可能查明其措施是否達到了預期的仁慈目標。這種狀況對烏托邦工程者來說必定變得更加糟糕。[1]（一、P296-297）“即使懷著建立人間天堂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能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間地獄——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1]（一、P315）假如所有變化的起點是完美和善的，那么變化只能是導向遠離完美與善；
它必定走向不完美與惡，走向衰敗死亡。[1]（一、P75）
使用零星工程的方法漸近地改善人民生活。開放社會將擯棄已確立的傳統(tǒng)的絕對權威，同時努力保留、發(fā)展和確立符合自由、人道和理性批判等標準的新習俗；
開放社會對眼睜睜將統(tǒng)治世界的所有責任全都交給偉大英明的權威領袖表示出強烈的不情愿，開放社會將分擔防止苦難的職責，并為防止苦難而準備承擔義務。[1]（一、P12）因為并不存在使每一個人幸�？鞓返闹贫仁侄危淮嬖谥环N在能夠避免的情況下要求不被造成不幸的權利。假如人們遭受苦難，他們有權利要求給予所有可能的幫助。因此，零星工程將注視著社會上最重大的惡行，尋找出與之斗爭最緊迫的方法，并就對已存在的惡行和與之斗爭的手段達成某種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見，這比就某種理想的善行及其實現(xiàn)的手段達成協(xié)議更為容易。那么，通過使用零星的方法，通過各種民主的方法得到改善。我們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現(xiàn)實困難，在實施這些綱領時，不是運用激情和暴力而是運用理性就有著更大的希望。[1]（一、P293）
進步取決我們的努力，取決于現(xiàn)實主義的目標選擇。如果我們認為歷史是進步的，或者認為我們必定是進步的，那么我們就犯了和那些相信歷史是有意義的人一樣的錯誤，他們相信歷史的意義能夠從歷史中發(fā)現(xiàn)，不需要我們賦予它。而進步就是朝著某種目的，朝著人之為人的存在的目的。但歷史不可能做到這點，只有我們人類個體能夠做到。通過保衛(wèi)和鞏固那些自由和進步所依賴的民主制度，我們才能夠做到這一點。進步取決我們、取決于我們的警醒、取決于我們的努力、取決于我們目標概念的清晰、取決于現(xiàn)實主義的目標選擇，那么，我們就將做得更好。我們不做預言家，我們要成為自己命運的創(chuàng)造者。人類不是平等的，但我們能夠決定為平等的權利而奮斗。像國家之類的人類各種機構不是合理的，但我們能夠決定為使它們更合理而奮斗。[1]（二、P417-P420）
2、封閉社會信息封鎖禁錮化，開放社會信息呈公開自由性
烏托邦工程拒絕歷史繼承喜歡一切從零開始，就像我國現(xiàn)在全國性的城市重建工程一樣。然而社會的重建是一項巨大的事業(yè)，它必然給許多人造成相當程度的不便，而且會持續(xù)相當長的時間。故此，烏托邦工程的管理者將不得不對許許多多的抱怨置若罔聞。壓制超越情理的反對將會是他的一部分工作內容，但如此一來，也就必然同樣地壓制合乎情理的批評。[1]（一、P297）
不僅詩歌而且在普通意義上的音樂，都得由僵化的審查制度加以嚴格控制，通過文化使年輕人更自覺于服從階級紀律，并且因此更樂于為階級利益服務，從而來強化國家的穩(wěn)定。報紙媒介被嚴格控制，成為執(zhí)政黨的喉舌，信息對人民封鎖，剝奪人民對政府的任何控制監(jiān)督權力。決定著靈魂教育的政治原則，即保持國家穩(wěn)定，也決定著對肉體的教育，中央集權組織化的政治權力一般也就在這樣的征服中產生。[1]（一、109-113）封閉社會反對自由思想和對真理的追求，為謊言、政治奇跡、禁忌、迷信和壓制真理辯護，最終為暴力辯護，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控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不是保護公民的自由，[1]（一、215）。
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其實互不排斥，波普爾認為，“如果沒有國家作保證，就沒有自由；
與此相反，只有由自由公民所控制的國家才能根本上給人們提供一切合理的安全。[1]（一、214）”個人主義者堅定認為，國家的道德傾向低于一般公民的道德，所以國家的道德應為公民控制（而不是相反）就更具有吸引力（更合乎需要），我們必需得到的是政治的道德化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化。（一、215）。正如《國際公約》第十九條主張：
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發(fā)表意見的權利；
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條第二款所規(guī)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guī)定并為下列條件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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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鹬厮说臋嗬蛎u；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wèi)生或道德。
第二十條：
一、任何鼓吹戰(zhàn)爭的宣傳，應以法律加以禁止。
二、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加以禁止。
3、封閉社會思想單一化，開放社會思想呈多元性
自然規(guī)律與規(guī)范性法則尚未做出區(qū)分的階段，可以描述為樸素的一元論�？砂阉f成是“封閉社會”的特征。在以決定或社會約定為基礎的由人強制執(zhí)行的規(guī)范性法則，同超越了其力量范圍之外的自然法則二者之間的一種有意識的區(qū)分階段，波普爾把它描述為批判的二元論（或批判的約定主義），這是“開放社會”的特征。
統(tǒng)治者相信，宣傳的謊言是增加他的健康功效的希望，也即是加強對精英種族的統(tǒng)治、最終阻止一切政治變化的希望所在。[1](一、256)極權主義不認為批評是善意的，對權威的任何批評都被認為是對權威的挑戰(zhàn)。[1](一、350)自由思想、對政治制度的批評、給青年講授新觀念、引進新的宗教行為或新的宗教觀點，全被宣判了極刑，社會噤若寒蟬。有所愛和有所渴求的人得不到他所愛和他所渴求，人們被教導說，正義就是不平等，部落、集體高于個人。而且在封閉社會的國家里，異端是不會有機會公開為自己辯護的，那些為了爭取自由講話權利的人必須獻出生命。[1](一、362-373)即使是內部高層的同志，也會不由分說被清洗。清政府全面強化宗法制度，把其殖民壓迫下的奴化灌輸滲透到殖民地的各個角落。
從開放社會的敵人看來，新出現(xiàn)的、強有力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理性的信念和自由的熱愛是危險的情緒。封閉社會力圖與之作斗爭，把那扇已經打開了的門再關閉起來，并且使出了在深度和內容上都無可倫比的騙人哲學，以千方百計地阻止社會變革。[1](一、377)
4、封閉社會固定化，開放社會呈流動性
從極權主義倫理學的觀點以及集體效用論的觀點看，保持自己的職位是一種美德，公民的德行就相當于軍隊的紀律。在國家這面大鐘里，齒輪用兩種方式來體現(xiàn)其“品德”。第一種，它們的尺寸、形狀、力量等必須符合自己的工作；
其次，每一個都必須安裝在恰當?shù)奈恢貌⑶冶仨毠淌卦谶@一位置不能走動。[1]（一、P210）波普爾打比方說，“一個有機體的細胞或組織（有時被說成與國家的成員相當）也許會爭奪養(yǎng)分；
但并不存在大腿變成大腦，或者身體的另一些部分變成腹腔的內在傾向”。人與人之間的工作地位互換性差，工作是由上級分配的，好比一個人的投胎定了終生，就像一個鏍絲固定在機器的某個位置上不得移動，甚至于人們到其他地方去行走都沒有自由。民眾不但沒有空間活動的自由，也沒有改變身份的自由，當?shù)鼐用裰挥杏卯數(shù)赜图Z票，到了外地買不到食物。明朝朱元障時，農民日常只能在方圓一里內活動，任何人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必須持官方的路引介紹信，否則將治罪，全國變成一個牢籠。滿清則強化野蠻的保甲制度和腐朽的宗法制度，保甲制度規(guī)定“一家犯法，十家連坐”。
人的界限分明不可超越，地位低下的人特別是所謂異己分子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封閉社會的各種建構，包括它的等級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1]（一、P325）部落貴族制的穩(wěn)定刻板的社會生活，并由社會禁忌和宗教禁忌決定；
每個人在整個社會結構中都有其指定地位、生活地點和生活方式，不可變化和互動；
每個人都覺得他的地位是適當?shù)摹白匀坏摹蔽恢�，它是由統(tǒng)治世界的種種力量指定給他的；
每個人都“了解他的地位”。[1]（一、P35）在封閉社會官僚終身制世襲制，接班人的選擇多在干部子女、烈士子女或關系戶中選擇，而其他子弟則無權問津，更用說是政治不堅定或與領導關系不密切的人了。在不同階級之間，不得存在相互混同的情況。在他們看來，“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任何胡亂安排或調換。。。都是一種背叛的重罪，并應作為最卑劣的邪惡行徑受到譴責。”[1]（一、100-101）
在開放社會里，社會成員都可在社會上通過自身的努力出人頭地和取代別的成員的位置，人的階級階層性在不停地改變，每個人都有機會摘取政治桅桿上的彩球。
5、封閉社會等級森嚴特權化，開放社會呈平等公正性
封閉社會的思想家認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
它們之間的對立對應于天生的主人與天生的奴隸二者間的對立。人們的天生的不平等是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生就的稟賦是互補的。社會生活開始于天賦的不平等，而且它必然在那種基礎上持續(xù)下去。[1]（一、P159）
在封閉社會人與人之間等級森嚴，不同級別的人享受不同待遇，官位越高的人越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平民百姓則如同草芥任人宰割，民生民權沒有保障。
在開放社會人與人是平等的，波普爾主張，“人的優(yōu)越性，無論是種族上的，或是智力上的，或是道德上的，或是教育上的優(yōu)越性，都永遠不能成為要求某種政治特權的理由，即使這樣的優(yōu)越性可能得到證實。在當今的文明國度里的絕大部分人承認種族優(yōu)越性乃是一個神話；
但是即使它是一個已被確認的事實，它也不應該產生特殊的政治權利，但是它卻給優(yōu)越者們帶來了特殊的道德責任�！盵1]（一、101）平等主義要求國家的公民應當受到公正無偏見的待遇。這就要求出身、家庭關系或者財富絕不能影響那些對公民執(zhí)法的人。換句話說，它不承認任何的“自然”特權，盡管某些特權可能會被公民授予他們所信任的人。[1]（一、190）他引用好幾位智者的話贊頌平等，例如歐里庇得斯把這一點說成是：“僅僅是這個名字就使奴隸蒙羞，他們在各方面都可以是十分優(yōu)秀的，而且同生而自由的人可以真正平等�！彼�說過：“人的自然規(guī)律是平等。”高爾吉亞的一位門徒且是柏拉圖同時代的人阿基達瑪寫道：“上帝讓所有人自由；
沒有一個人生來即是奴隸。”高爾吉亞學派的另一位成員利科弗力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貴族出身的榮耀是虛構假想的，而且其特權所依據(jù)的只不過是一個詞而已�！保ㄒ弧�139）。讀到這些社會主義平等基本原則的描述，我們就不難知道，社會主義誕生在西方，也就無須奇怪了，而東方封建專制者反對西化也同樣就不難理解了。
6、封閉社會神秘烏托邦理想宿命化，開放社會呈批判性、理性主義和主觀能動性
封閉社會神秘態(tài)度的特征之一，是它存在于所擁有的恒久不變的禁忌之中，存在于擁有類似于自然界如日東升或季節(jié)循環(huán)的明顯規(guī)律一樣不可避免的律法和習俗的巫術圈子之中。[1]（一、119）
建構論者由于其理性的自負，決不會承認其理想社會是一種海市蜃樓。相反，他們認為自己發(fā)現(xiàn)的是一種歷史必然性，他們發(fā)現(xiàn)了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和實現(xiàn)理想社會的科學方法，創(chuàng)立了某個理論，因此是科學的觀念。理想社會不是烏托邦，相反卻是一把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子，現(xiàn)實社會應根據(jù)這把尺子進行改造。盡管歷史的發(fā)展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會出現(xiàn)各種背離，但他們把這些背離僅僅看著不過是理性的狡詐，理想社會必將在歷史的血與火中開辟自己的道路。波普爾把這種歷史觀稱作“歷史決定論”，也可以說理想社會是先驗的，它潛在地對現(xiàn)實社會起著范導的作用。
歷史真是這樣有規(guī)律地向既定目標呈線性地發(fā)展嗎？波普爾說：“所有的社會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現(xiàn)實主義和科學性質自豪，注定是一種烏托邦的夢想�！盵3]（P37）波普爾認為真正的歷史就是蕓蕓眾生歡樂與痛苦的歷史，歷史并沒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認為社會是進化的，但這種進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進化，相反，真正的進化只是針對過程而不是針對特定的結果的，歷史是動態(tài)發(fā)展但并不是線性發(fā)展。
7、封閉社會整體僵硬化，開放社會個體呈靈活性
社會生活如此復雜，以致很少有人或者根本無人能夠在總體的規(guī)模上評價某項社會工程的藍圖；
評判它是否可行；
它是否會帶來真正的改善；
它可能引起何種苦難；
以及什么是保證其實現(xiàn)的手段。實現(xiàn)一種理想的國家在運作一個整體的社會藍圖，那就必然要乞求于少數(shù)人強有力的極權統(tǒng)治和權威領導，從而導致獨裁。
與此相反，零星工程的藍圖則比較簡單，它們一般是關于單項項目的藍圖，例如關于健康和失業(yè)保險，或關于仲裁法庭，或是關于編制反蕭條的預算，或是關于教育改革的藍圖。如果它們出了錯，損害不會很大，而重新調整并不非常困難。由于風險較小，因此較少引起爭議。如果就現(xiàn)存的惡行和與之斗爭的手段達成某種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見，比就某種理想的善行及其實現(xiàn)的手段達成協(xié)議更為容易，那么，通過使用零星的方法，我們可以克服所有合理政治改革遇到的種種現(xiàn)實困難，即在實施這項綱領時，運用理性，而不是運用激情和暴力，也就有著更大的希望。[1]（一、294-295）
譬如前蘇聯(lián)計劃經濟關于電子管和晶體管發(fā)展選擇上，如果是資本主義，決策分散于私人手中，非常靈活，東方不亮西方亮，大家一起競爭，優(yōu)勝劣汰。可是對于前蘇聯(lián)就完全憑中央意志了。剛開始蘇聯(lián)在電子管時代不比美國落后。到了60年代，根據(jù)當時多次大當量核試驗的現(xiàn)象表明，通訊和電子產品會因為核爆脈沖暫時中斷工作，或性能受到影響。因此蘇聯(lián)科學家認定核爆炸產生的電子脈沖會燒毀集成電路。再加上蘇聯(lián)軍工企業(yè)界、決策圈里常見的因為利益分配問題而打壓一方、扶持一方的毛病作怪，蘇聯(lián)部長會議最后決定繼續(xù)走電子管小型化的道路。直到70年代中期，當武器發(fā)展需要電子產品體積進一步小型化時，研究人員們發(fā)現(xiàn)組成各類電子產品的基礎也是核心的器件--電子管的體積已經無法再小了。所以比爾蓋茨們肯定無法誕生在蘇聯(lián)。
開放社會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作為一個具體的或實在的人的集團或這些實在的集團系統(tǒng)的性質。在這個社會里人們實際工作中不直接接觸——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各個孤獨自由的個人，通過打字的信件或電報互通消息。我們的現(xiàn)代社會在許多方面與這種完全抽象的社會頗為相似。我們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沒有建立任何個人關系。加入工會不過是持有會員證和向一個不認識的秘書交納會費而已。在現(xiàn)代社會中生活的有許多人都沒有或極少有親密的個人接觸，因而人們生活在輕松之中，沒有人事糾紛等等煩惱。[1]（一、P325-328）
封閉社會看重同一性與整體性——特別是對國家的，或者也許是對世界的同一性與整體性的強調，可以描述為“整體論”。整體論與部落的集體主義聯(lián)系密切。只有一種穩(wěn)定的整體、永恒的集體生活才具有真實性，而短暫易逝的個人則沒有真實性。個人從屬于全體是“自然的”，而全體不僅僅是諸多個人的組合體，而且是具有某種更高秩序的一個“自然”單位。為了整體而犧牲局部，而不是為了局部犧牲整體。還有一句政治學整體論的堪稱經典的口號：“你們是為了整體而存在，而不是整體為了你們而存在�！薄按蠛佑兴『訚M”。在這種整體之內，不同的個人，以及不同的個人集團，因具有他們天然的不平等性，必須提供他們具體的而且是非常不平等的服務。
首要準則是國家利益。只要是推進國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只要是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邪惡的、不公正的。服務于它的行為是道德的；
威脅它的行為是不道德的。換言之，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1]（P209）2008年1月5日，廣州首個引用《物權法》提起上訴的案例，廣州市天河區(qū)獵德村釘子戶案終審判決，認為獵德的釘子戶影響了村集體利益和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
其土地歸集體所有，村里有權收回，由于土地上的房子和土地不可分割，房子也應該一并交付拆除。[13]在封閉社會這類以集體利益為由，侵犯私人權益的事堂而皇之俯拾即是。波普爾認為，“不能簡單地說極權主義是非道德的，它是封閉社會——集團式部落的道德；
它不是個人主義的自私，而是集體主義的自私”。[1]（P210）
8、封閉社會“本質主義”化，開放社會呈現(xiàn)實零星性
從極權主義的政治觀，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絕對有效的“歷史規(guī)律”來控制和計劃社會的發(fā)展。普爾爾依此推得蘊藏著最終站不住腳的哲學概念即“本質主義”：事情只依賴于根據(jù)其“本質”所作的明確定義的概念，這些定義然后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把世界構筑入邏輯的和普遍適用的關系之中。波普爾認為，這一“本質主義”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大多可歸結到“歷史主義”，也就是對“必然的”歷史發(fā)展的可知性和可預見性的信仰。無論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它們都是使用某種目的論的歷史觀。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解釋并拓展了對“歷史主義”的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歷史主義”不僅通過傳播歷史的“解脫預期”，用一種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總是可能助長暴力的）意識形態(tài)理由來裝點革命運動，而且從方法論原因來看也是不可立足的。最后有關聯(lián)的是一種形式的“整體論”，把集合體當作一種能夠有著一個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順序的東西來處理，必然會導致人們在政治中可能選擇一些似乎作為“整體社會的”、相互聯(lián)系的問題解決辦法而出現(xiàn)的方法和思路。波普爾把這樣一種政治觀稱作為“烏托邦社會工程”，比如所有蘇聯(lián)式計劃經濟或者希特勒的純粹種族國家思想就以這種政治觀為基礎。
波普爾認為，所有這些“本質主義”和“整體論”哲學危險的誤區(qū)似乎在于：它們意味著一種“對知識的非分要求”，用一種可以簡單運用的一般性知識和簡單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蠱惑人心。但是在事實上，它們不再能夠與確實復雜得多的現(xiàn)實世界掛鉤。這一現(xiàn)實世界是開放社會不能通過“集合概念”，而總是需要通過清晰表述的單一觀察進行把握的。一種“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須總是從一種“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出發(fā)。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并且是非極權的社會計劃方案。進步總只是通過解決各單一問題得以實現(xiàn)的。不是“烏托邦的社會工程”指明了一個更好的未來，而是“零星社會工程”。后者已經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為前提，從而也是以言論自由和多元主義為前提。
9、封閉社會的狹窄排他化，開放社會的寬容和諧性
開放社會是向世界開放的，絕不驅逐一個外部的人，人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自主生活，但永遠準備面臨各種危險，開放社會愛美，但不沉醉于幻想，而且，力圖增進人們的理智，但這并不減弱人們的意志，承認自己貧窮并不感到丟臉，只有不去努力避免貧窮才是丟臉的事。一個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時不會漠視公眾事務，不是把那些對國家漠不關心的人看作無害，而是看作無用；
而且，盡管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所有的人都可以評論它。開放社會并不認為討論有礙于政治行動，而是認為這是明智行動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條件，人們相信，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則是勇氣的果實，同時也不會害怕戰(zhàn)爭的危險。[1]（一、344）
三、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過渡
1、導致偉大的精神革命，出現(xiàn)了批判性的討論，以及隨之出現(xiàn)了從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來的思想。文明的協(xié)變開始被人們感覺到，人們力求合乎理性，至少要放棄某些情欲的社會需要，要照顧自己和承擔責任。隨著封閉社會的解體，奴隸制、等級制和階級統(tǒng)治是“自然的”這種信念就消失了。封閉社會解體的最有作用的原因，也許是海上交通和商業(yè)的發(fā)展，與別的部落有密切的接觸就容易破除人們對部落制的必然感；
貿易和商業(yè)中的首創(chuàng)精神，看來是個人首創(chuàng)精神和獨立精神的幾種形式之一，它們能夠表現(xiàn)自己，甚至在部落制仍然盛行的社會中也是如此。[1]（一、328-331）
2、誕生一批杰出的民主領袖和民主思想。[1]（一、344）
3、開放社會的新信念，平等主義和理性主義對封閉社會的沖擊。對人、對平等主義的正義及對人的理性的信念，也許正在形成，只是還沒有明確地被提出來罷了。[1]（一、349）智性主義，即認為人類理性是普遍的交流媒介這個平等主義學說；
強調智性誠實和自我批評。認為在生活中以個人最為重要這個信念，以及互相尊重和尊重自己的主張。關注個人而不是關注部落英雄和救世者的這種想法已被喚發(fā)出來，使人成為哲學關注的中心，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和自我表現(xiàn)已經成為事實時，封閉社會及其信條（認為部落是一切，個人什么都不是）已經衰落。[1]（一、350-352）
4、封閉社會內部的瓦解
內部統(tǒng)治者獲得了新近的革命精神的支持，而又正在點燃這一革命精神；
他們被迫向人民的平等主義要求作出讓步；
他們事實上在部落社會的瓦解中起著重要的作用。[1]（一、377）
四、波普爾開放理論給我們的啟示
1、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十分貧乏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純粹的歷史理論，一種旨在預測經濟和政治發(fā)展的未來進程，尤其是預測革命未來進程的理論。因為如此，在俄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后，馬克思主義當然就不再為它的政策提供依據(jù)。正如列寧很快明白的，馬克思主義不能對實際的經濟問題提供幫助。[1]（二、142）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盡管沒有在理論上，但確實在實踐上放棄了科學社會主義，列寧決定采取各種實際上意味著有限地暫時地回到私人企業(yè)的措施。這些所謂的新經濟政策，以及后來的各種實驗——五年計劃等——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宣布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沒有任何關系。馬克思的宏大的經濟研究，甚至沒有觸及到一項建設性的經濟政策（例如，經濟計劃的問題）。[1]（二、144）
2、科學社會主義將其歷史預言建立在最終發(fā)現(xiàn)一種歷史發(fā)展法則的歷史解釋上。這個法則是經濟法則；
全部歷史被解釋為階級間爭奪經濟優(yōu)勢的斗爭。[1]（一、28）
馬克思是歷史進程的預言家，但是他是一位錯誤的預言家，他的預言并沒有實現(xiàn)。更為重要的是，他誤導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歷史預言是探討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在那些試圖推進開放社會的事業(yè)的人看來，馬克思要對歷史主義思想方法的破壞性結果負責。[1]（二、142）
構成馬克思歷史預言基礎的論證，是無效的。他想從觀察當代經濟的趨勢出發(fā)，推出預言式的結論，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嘗試已經失敗。它之所以失敗，不在于論證的經濟基礎不充分。馬克思對當代社會的社會學的和經濟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片面的。作為一名預言家，馬克思失敗的原因，完全在于歷史主義的貧乏，即使我們觀察今天所表現(xiàn)的歷史趨勢或傾向，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它明天是否會有同樣的表現(xiàn)。
3、波普爾主張每一代人的責任不在于為了千秋萬代謀幸福，而是為了同一代人或下一代人少受疾苦，運動就是一切，把當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們一代人的直接責任。波普爾主張逐步的社會工程，反對追求偉大理想目的的烏托邦社會工程。逐步工程將計劃訂得力所能及量力而行，手段有保證，實現(xiàn)的可能性大，易于得到公眾支持，易于避免犯在的錯誤，受大的損失，犯了錯誤也易于發(fā)現(xiàn)和糾正，從錯誤中學習，統(tǒng)治者也易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使百姓少受苦難，多得實利。烏托邦的社會工程建立在浪漫主義空想主義的基礎上，易于導致鏟除現(xiàn)存一切的歇斯底里行為，例如現(xiàn)在中國流行全國的各地城鎮(zhèn)改造工程。而且錯誤難找，統(tǒng)治者不易承認，當權者為了掩飾錯誤又導致新的錯誤，惡性循環(huán)難以收拾。
類似波普爾的主張，最近謝韜老前輩也獨到地指出，設置終極奮斗目標還是基督教的文化傳統(tǒng)，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從這里衍化而來，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xiàn)代版。黑格爾和馬克思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xù)，永無止境，而是要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完成一個社會形態(tài)。受其影響蘇式體制國家乞求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xiàn)實的饑餓、貧窮和苦難，不過是科學社會主義者空想失敗后欺騙人民的把戲而已了，到頭來，終究難免曲終人散幕落收場。
需要說明的是，波普爾的逐步工程既有激進式的也有突變式的，他并沒有指明其逐步工程僅是激進式的。確實，有時候不經過振蕩飛躍和漸進的中斷、產前的陣痛，專制政府轉變?yōu)槊裰髡肋h消除專制體制的弊病是不可能的。
4、一個似是而非的論據(jù)（只有當未來被提前決定——只有當未來像從前一樣存在于過去之中、被嵌入過去之中——科學才能夠預見未來）把馬克思引向固執(zhí)于這一虛假的信仰，即嚴格的科學方法必須建立在嚴格的決定論的基礎之上。馬克思關于自然界和歷史發(fā)展的“無情規(guī)律”的說法，清楚地表明了拉普拉斯氛圍和法國唯物主義的影響。對一門能夠進行預測的學科而言，決定論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因此，科學方法不能被說成支持采取嚴格的決定論。沒有這一假定，科學也能具有嚴格的科學性。值得注意的是，把馬克思引向歧途的，并不是決定論的抽象的、理論的原理，勿寧說是該原理對其科學論觀點、對其關于社會科學的目的和可能性觀點的實際影響。如果“決定”社會發(fā)展的抽象的“原因”觀念不導向歷史主義，它就不會如此十分有害。誠然，這種觀念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們對社會制度采取一種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同每個人、尤其是決定論者對機械和電子設備所采取的顯然是工藝學的態(tài)度形成奇怪的對比。也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們相信，在一切科學中，社會科學能夠為我們實現(xiàn)揭示未來所儲藏著的秘密這一古老的夢想。對科學算命術的這種信仰，并不僅僅產生于決定論，而且還由于混淆了科學預測和宏大的歷史預言，前者有如我們在物理學和天文學中所了解的，后者則在更為廣泛的領域預言社會未來發(fā)展的主要趨勢。這兩種預測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科學特征并不為支持后者的科學特征提供證據(jù)。[1]（二、147-148）。
5、“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公式的片面性。如果考慮到階級內部本身的間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使是階級問題的歷史也不都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斗爭的歷史。誠然，在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中，利益的歧異發(fā)展得如此嚴重，以致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應該被視為一種危險的過分簡化，只要我們承認富人和窮人的問題一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的話。中世紀歷史上的偉大主題之—，教皇和國王之間的斗爭就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發(fā)生矛盾沖突的一個實例。把這種爭執(zhí)解釋成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爭執(zhí)，顯然是錯誤的。
馬克思公式的危險性之一是，如果過于認真地對待它，就有可能誤導馬克思主義者把所有的政治沖突，都解釋成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斗爭（或者解釋成有人試圖掩蓋“真實的問題”，掩蓋基本的階級沖突）。[1]（二、187-188）。
6、科學社會主義是十分貧乏的政治綱領，它把政治權力在權力等級中的位置歸因于第三等級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現(xiàn)實的力量在于機器的進化；
其次具有重要性的是經濟階級關系的體系；
最不重要的影響是政治的影響。
我們在分析中已經形成直接對立的觀點，它把政治權力視為基本的。從這種觀點看，政治權力能夠控制經濟權力。例如，為保護經濟上的弱者，我們可以推廣一種合理的政治綱領，可以制定法律限制剝削。我們可以限制工作日，我們可以給工人（如果是全體公民當然就更好）提供傷殘、失業(yè)和養(yǎng)老保險。這樣，我們就使建立在對工人不提供幫助的經濟立場之上的剝削形式成為不可能。當我們能夠通過法律確保每個人都愿意工作的生存狀態(tài)時，我們沒有理由不能不這樣做，那時保護公民不受經濟恐懼和經濟威脅的自由，就將接近完善。從這個觀點看，政治權力是經濟保護的關鍵。政治權力及其控制就是一切。不應該承認，經濟權力可以支配政治權力；
如果必要的話，經濟權力應該受政治權力的打擊和控制。
馬克思對政治權力的輕蔑態(tài)度不僅意味著，他忽略建立一種使大多數(shù)弱者過得更好的最重要的潛在手段的理論，而且意味著，他忽略了對人的自由所構成的最大的潛在危險。他樸素地認為，在無階級社會中，國家權力會喪失功能并“消失”，這清楚地表明，他從未把握住自由的悖論，他從未理解國家權力在為自由和人道服務中所能夠和必須履行的職能。我們需要“機會均等”，但是這是不夠的。它并不能防止那些天賦低下、值得同情、或者不幸的人，成為受那些天賦較高、缺少同情心、或者幸運人剝削的對象。
馬克思主義輕蔑描述的“純粹形式的自由”，恰恰是一切成功的基礎。這種“形式的自由”，即民主、人民評判和解散政府的權利，是我們能夠保護自己不受政治權力誤害的已知的惟一手段，它是被統(tǒng)治者對控制者的控制。由于政治權力能夠控制經濟權力，政治民主也成了被統(tǒng)治者控制經濟權力的惟一手段。如果沒有民主的控制，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出理由來解釋，為什么一切政府出于與保護公民的自由完全不同的目的，而濫用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1]（二、202）要想獲得安全就得放棄自由，這是反對自由的主要依據(jù)。但這是最不真確的，因為在生活中沒有絕對的安全，我們所能取得安全的保障取決于我們自己的警覺，并由有助于我們守護的那些建構來施行，由旨在使牧羊人能夠守護和評判其牧犬的那些民主建構不定期施行。
認為經濟權力是萬惡之源這一教義必須被拋棄。應該代之以對一切形式的不受控制的權力所構成危險的理解。一切權力，政治權力至少像經濟權力一樣，都是危險的。一切大規(guī)模的政治必須是制度化的，而不應該是個人的；
當擴大國家權力時，不良的個人也許有一天會掌握這些擴大的權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二、206）
有關收買選票——或直接地或通過收買宣傳——的可能性，許多都被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然而，一旦我們實現(xiàn)了形式的自由，我們就能夠以各種方式制止賄選。有各種法律對選舉的費用作了限定，有關這類更嚴厲的法律的引入完全視公民而定。法律體系能夠建成為保護人民的強大武器。此外，我們可以影響公眾意見，在政治問題上堅持嚴厲的道德準則。這一切我們都能做到。[1]（二、205）
7、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壓近和剝削世界上并不存在這樣的理由，一旦反對共同階級敵人的斗爭的壓力消失了，組成無產階級的個人還會保持階級聯(lián)合。一切潛在的利益沖突現(xiàn)，似乎必然將從前聯(lián)合的無產階級分裂成新的階級，并發(fā)展成一場新的階級斗爭。存在一些這樣的團體和工人，他們甚至在與其他工人的利益和與被壓迫者的團結的理念處于公開沖突時，還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集團的利益。剝削并不隨資產階級一道消失，因為很可能工人集團會獲得各種特權，這些特權同剝削不幸是一回事。
那些在勝利之時實際上掌權的人將組成新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一種新型的官僚制度的寡頭政治；
很可能他們會試圖掩蓋這一事實。通過盡可能地保留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利用這些思想情感，。只要他們同時利用發(fā)展對反革命的恐懼，他們就能夠充分利用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這樣，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就能出于辯護的目的為他們服務；
作為他們動用權力的一種辯解、一種穩(wěn)定權力的手段。總之，作為一種新的“人民的鴉片”。[1]（二、221-222）例如，什么亡我之心不死，什么敵對勢力啦等等。在俄國，我們看到一種按照馬克思的預言建立的經濟體系，在那里，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擁有，然而其政治權力卻與馬克思預言相反，根本沒有表現(xiàn)出消亡的傾向。[1]（二、221-224）
8、科學社會主義缺欠民主。恩格斯的策略理論，更一般地說，暴力與和平奪取政權的模棱兩可，就會使民主的運動成為不可能。我把這個批評建立在這一爭論的基礎上，即只有各主要政黨都對民主的職能持一種可以用某些規(guī)則概括如下的觀點時，民主才能夠運行（也可參閱第７章第２節(jié)）：
�。ǎ保╇m然普選制度是最重要的，卻不能把民主完全描述為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因為多數(shù)人可能以專制的方式進行統(tǒng)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統(tǒng)治者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
民主的準則是這樣：在一個民主國家（也即是說政府），可以不經流血而為被統(tǒng)治者解散。因此，如果掌權者不能維護這些制度——它能夠確保少數(shù)人有實現(xiàn)和平變革的可能性——那么，他們的統(tǒng)治就是一種專制。
（２）我們只需要區(qū)分兩種形式的政府，即擁有這種制度的民主政府和一切其他的專制政府。
�。ǎ常┮徊烤哂羞B貫性的民主憲法只排斥法律體制的變異，即一種危及其民主特征的變革。
�。ǎ矗┰诿裰鲊�，對少數(shù)人的全面保護不會擴大到那些違法者，尤其不會擴大到那些煽動其他人用暴力推翻民主者。
�。ǎ担┮豁椇葱l(wèi)民主的構架體系的政策必然永遠是從這一前提出發(fā)，即在被統(tǒng)治者和統(tǒng)治者中總會存在各種反民主的傾向。
�。ǎ叮┤绻裰鞅淮輾Я耍磺袡嗬投紩淮輾�。即使一定的為被統(tǒng)治者所欣賞的經濟利益能夠維持，它們也不過僅僅是在表面上維持。
（７）由于民主承認非暴力的改革，它就為一切合理的改革提供了一個無價的戰(zhàn)場。如果在一切爆發(fā)在該戰(zhàn)場上的特殊戰(zhàn)斗中，維護民主不被引為頭等考慮，那么，一切存在的潛在的反民生傾向（它訴諸那些被我們在第10章稱作在文明的協(xié)變下蒙受苦難的人），就可能造成民主的崩潰。如果對這些原則的這一理解尚未被發(fā)展，那么就必須為它們的發(fā)展而斗爭。相反的政策也許會證明是致命的；
它可能造成最重要的戰(zhàn)斗——追求民主本身的戰(zhàn)斗的失利。
與這種政策相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策可以被描述為一種使工人懷疑民主的政策。恩格斯說：“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zhèn)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不亞于君主國�！比欢�，這種觀點必然會產生下述政策：
�。ǎ幔┳l責民主不能夠防止一切罪惡，而不承認反對者通常并不比多數(shù)派少（每個反對黨都擁有它應得的多數(shù)）。
�。ǎ猓┙逃唤y(tǒng)治者不要把國家視為自己的，而是視為隸屬統(tǒng)治者的東西。
�。ǎ悖└嬖V他們只存在一種改進事情的方式，即徹底奪取政權的方式。然而，它忽略了民主的一項實際上很重要的職能，即它能夠制衡權力。
這種政策等于從事開放社會的敵人的工作；
它為他們提供了一支不自覺的第五縱隊�！豆伯a黨宣言》模棱兩可地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tǒng)治階級，爭得民主�！迸c之相反，波普爾斷定，只要它作為第一步被接受，那么，爭得民主也會喪失。
這些就是恩格斯的策略理論、以及根源于社會革命理論的模棱兩可的總結果。對我們來說，十分緊迫的是要明白，與“權力如何被行使”和“行使多大權力”的問題相比，“誰應該行使權力？”的問題幾乎是無關緊要的。我們應該明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切政治問題都是制度問題，是法律構架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通往更平等的進步只能靠對權力的制度控制來保證。要搞好政治，不在于當權的人選，選幾個好人。不存在某人下臺某人上臺就好的現(xiàn)象，蘇式體制無一說明，無論是國家或是一個單位，誰上了臺沒有幾天都是一個樣。搞好政治在于如何組織政治機構，制裁壞的統(tǒng)治者，限制和防止統(tǒng)治者濫用權力。而蘇式體制的弊端正在于缺少這樣的機構，彌補的辦法唯有建有強大的執(zhí)政黨外的具有監(jiān)督力的在野黨，不要讓執(zhí)政黨干擾行政，將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分開，人民要有權力選擇淘汰執(zhí)政者。要讓執(zhí)政黨明白執(zhí)政是人民賦予的而不是自己賴在位置上得來的。波普爾認為，把希望寄托在出現(xiàn)好的統(tǒng)治者和好的政府，那無異于發(fā)瘋。重要的是對統(tǒng)治者的監(jiān)督，對控制者加以控制，波普爾的這些思想對長期迷信清官，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的中國人來說，尤如久旱需要的甘露一樣迫切。
9、波普爾的社會歷史觀的目標是建立開放社會，開放社會是不迷信不屈服于權力的社會是開放批判性討論權利的社會。除了政府的民主形式外，還要重視言論自由，保護甚至鼓勵人們持有異議和信念信仰，沒有統(tǒng)一的指導思想更不提倡一元的指導思想。不需要流血就能擺脫的政府是民主的政府，對于專制政府人們不流血變不能擺脫它。
波普爾在認識上認為，知識都是推測性的，我們總難免犯錯誤，不必去專門死盯人的錯誤而把人一棍子打死，所以沒有人因為害怕犯錯誤而很累地生活。但是我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通過嘗試和排除錯誤而進步。把這些觀點用于社會領域，波普爾主張人們不要追求也不相信至善完美無缺，人人都會犯錯誤，沒有不犯錯誤的偉大天才，自以為不犯錯誤的一切權威主義和極權主義都是不合理的，都是犯嚴重錯誤甚至彌天大罪的思想根源，批判和理性才是社會最需要的。
必須承認人人都會犯錯誤，就不要指望會有完人超人和英明偉大永遠正確的領袖。特別警惕那些歌頌稱贊完人和超人的理論和言行，這些觀點是專制獨裁的基礎，一有苗頭就必須鏟除，不得讓其泛濫成災。波普爾從證偽主義出發(fā)，認為對于政府和統(tǒng)治者，重要的不是歌功頌德，贊美他們如何天才英明正確偉大光榮，而是進行批評，時刻注意統(tǒng)治者的錯誤傾向和言行，對他們的施政綱領和措施挑剔甄別。不要希望統(tǒng)治者十全十美，要允許他們犯錯誤，但是要通過自由的批評、批判式討論，使他們盡量地少犯錯誤，少做蠢事壞事。
波普爾的理論告訴了我們，蘇式體制下獨裁專制的領袖們之所以干壞事，在于將領袖神化，社會運行處于一種神秘不透明狀態(tài)。是其制度缺失人民批評政府的自由，使執(zhí)政者為所欲為不受人民的制約。最近公開的檔案說明，1930年前后蘇聯(lián)的大清洗罪行，正是緣于人民不能和平地淘汰已犯錯誤（大規(guī)模強制實行農業(yè)集體化和財政向工業(yè)傾倒的政策，農民暴亂席卷全國，城市工人因對食物定量配給不滿而舉行罷工）并為人民已經厭倦的斯大林而引起的，斯大林不肯自動和平下臺，卻指責各種人物活躍起來試圖渾水摸魚，采取嚴厲無情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鎮(zhèn)壓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反對者并傷及無辜。[6]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殘酷的史實也陳出不窮，商縐王、秦始皇、項羽、隋煬帝、蔣介石、毛澤東都是歷史上聰明絕頂?shù)娜宋�，文韜武略也曾叱咤風云。因為缺乏民主制度的約束和監(jiān)督，人民沒有權利對他們進行選擇和淘汰，在一片贊美聲萬歲的歡呼聲中忘乎所以日漸驕橫腐敗墮落，只聽好話甚至于連一點脆弱的監(jiān)督機構都被廢止，其中毛澤東連自己曾經鐘情過的找到的民主方法也廢棄不用。
波普爾在該書第一卷的最后總結說，阻止政治變革不是補救的辦法；
它不能帶來幸福。我們絕不能回到封閉社會的所謂純樸和美麗中去。我們的天堂夢想是不可能在塵世上實現(xiàn)的。我們一旦依靠我們的理性并使用我們的批判能力，我們一旦感到人責任的召喚和促進知識增長的責任的召喚，我們就不會回到順從于部落迷信的狀態(tài)中去。對于吃過知慧之果的人類來說，天堂已不復存在。我們越是力圖回到部落社會的英雄時代中去，我們肯定就越會達到宗教審判，達到秘密警察和美化了的強盜行為的境地。我們一旦壓制理性和真理，我們必定隨著全人類的最殘忍和最粗暴的毀滅而告終�；氐胶椭C的自然狀態(tài)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走回頭路，那么我們就必定要走到底——我們必定回到野蠻中去。
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盡管我們可能很難做這一點。如果我們夢想回到我們的孩童時期。如果我們想依靠別人來獲得幸福，如果我們回避我們的考驗，人道、理性和責任的考驗，如果我們喪失勇氣并且在文明協(xié)變之前退縮，那么我們就必須用我們對所面臨的這個直截了當?shù)臎Q定的明確理解來增強自己的力量。我們是有可能回到野蠻中去的。但是，如果我們希望仍然成為人，那就只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通向開放社會的道路。我們必須對未知、不確定和不保險的事情不斷進行探索，使我們所能具有的理性，盡可能好地為安全和自由而制定計劃。[1]（一、381-38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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