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抗戰(zhàn)期間國共關系及兩黨力量對比的演變

　　西安事變是影響國共關系走向的一個歷史轉折點。盡管國共兩黨（以下簡稱兩黨）關系經受了西安事變的考驗，但他們的轉變仍需一個很長的過程。我認為，兩黨的力量及優(yōu)劣的轉換取決于八年抗戰(zhàn)。在這里，我著重就八年抗戰(zhàn)期間兩黨力量的變化做以簡單地描述。

　　先介紹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在1936年之前，兩黨的力量對比是，國民黨在軍事上取得絕對地優(yōu)勢，而共產黨則處于一個嚴重失意的狀態(tài)。到1936年11月，紅軍雖然已經到達陜北，實際上已被壓縮在甘北地區(qū)（甘肅北部），并一分而二，一部分稱西路軍，處于黃河以東、甘肅西部地區(qū)，部隊員額兩萬一千余人，在1937年初基本全軍覆沒；
另一部分處于黃河以東的甘北地區(qū)，員額近五萬，當時的損失也很大，傷病員很多，同時還面臨著糧秣短缺等問題。國民黨方面，僅在甘北周邊地區(qū)駐扎的部隊就比共產黨多出十幾倍，與此同時，國民黨調集中央軍以及胡宗南的部隊，使紅軍面臨著被合圍穿插分割的危險。就當時的情況看，紅軍如果在甘北地區(qū)繼續(xù)困守，那么他的幾萬人就會沒飯吃，兵員無法補充，傷病沒法消化�？梢哉f，中共已經處于山窮水盡的地步。針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在1936年11月10日前后，中共中央作出再進行一次新的長征、意欲跳出甘北地區(qū)的決定。

　　雖然那時共產黨同張學良、楊虎城建立了秘密的統戰(zhàn)關系，但由于中央軍的介入（此時東北軍已被中央軍完全控制），東北軍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秘密地給共產黨提供軍需物資，這也是張學良和楊虎城能夠挺身而出，發(fā)動事變，扣押蔣介石，逼迫其放棄剿共計劃的原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翌日，中共中央確認了這個消息，并于當日上午組織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明確說，張學良、楊虎城的革命義舉，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出來。實際上，在西安事變前，紅軍很可能沒有辦法跳出合圍圈，即使跳出，它的突圍方向，要么從甘北向南進入甘南，要么向西經陜北入山西，上述地區(qū)均處于國民黨軍隊的實際控制區(qū)，紅軍部隊會面臨極大地危險；
如果返回內地，又有悖于抗日救亡的民族愿望，在政治上十分不利。這是比較重要的背景之一。

　　第二個是在西安事變發(fā)生后的1937年，蔣介石計劃全力解決西北問題。當時，西北駐扎的十余萬人的東北軍、西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在西安事變期間結成三位一體的軍事聯盟。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無法單獨對付共產黨，盡管紅軍的全部兵力只有四萬人左右。于是，蔣介石把全部精力放在消化東北軍和西北軍上，推出了西北善后計劃。西北善后的核心策略是，最終擊垮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換句話說，就是國民黨向紅軍提供裝備給養(yǎng)和經費，把幫助說服張學良、楊虎城的部下服從國民政府安排、調遣及改編作為交換條件。在此過程中，中共確實幫助國民黨做了工作，全力說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將領，最終實現了西北善后事宜。此后，在全部工作比較順利的情況下，周恩來受蔣介石的邀請，赴杭州莫干山同蔣介石的代表以及宋美齡見面，商談解決兩黨關系問題。

　　1937年2月10日，國民黨召開第五屆二中全會。在會議召開過程中，中共給國民黨中央發(fā)出電文，明確作出保證不用暴力推翻國民政府、保證不搞土地革命、保證不宣傳階級斗爭等四項承諾。在1937年7月，雙方基本達成妥協。其基本內容是，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國民政府的改制、改編。在改制方面，國民黨的要求是，共產黨必須放棄所有革命的旗號、革命的目標、放棄使用一切暴力革命、土地革命、階級斗爭宣傳等革命手段。在談判協定中，共產黨明確表示，第一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第二擁護三民主義、承認國民政府的地位等，國民黨允許保留共產黨蘇維埃政府，但是要將其改變?yōu)橹腥A民國中央政府下設的地方政府，或稱邊區(qū)政府、特區(qū)政府；
改編則是針對紅軍的。改編后的紅軍由反抗國民黨的軍隊完全轉成國民革命軍，也就是國民政府領導下的一支國家軍隊。

　　這兩步實現之后，實際上還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國民黨對中共能否真正服從中央存有疑慮，他們一直認為共產黨采取的是韜光養(yǎng)晦的策略。因此，蔣介石在談判過程中預留了兩個缺口：一個是邊區(qū)政府主席人選，一定由國民政府提出，當然不一定到邊區(qū)赴任；
另一個是，確定紅軍使用國民革命軍番號，建制為一個軍三個整編師，每個師一萬五千人，共四萬五千人。國民黨提出，在紅軍中不設總部，指揮權統由蔣介石、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行使，共產黨可以通過軍政治部代行指揮權。政治部主任、政治參謀則由國民黨選派。該年7月，兩黨就此問題沒有達成一致。此時，抗日戰(zhàn)爭尚未爆發(fā)，中共中央在經考慮后，已作出妥協讓步的準備，當然中共還是希望政治部能夠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盧溝橋事變使整個國內政治局勢以及兩黨關系發(fā)生非常微妙地變化。這種變化使得國民黨無力再用權力高壓的方式對待共產黨，也沒有時間同共產黨進行馬拉松式的長期談判，抗戰(zhàn)的形勢已經進入非常危險逼人的時刻。七七事變后，僅到7月31日，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在華北地區(qū)，國民黨基本沒有部隊駐扎，該地區(qū)為宋哲元等地方軍閥所控制。而且中央軍又不可能調上去，即使調兵也會同地方軍發(fā)生沖突。最終，國民政府希望將八路軍調派華北前線（8月22日，國民政府下達給紅軍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番號）。但鑒于談判尚未達成一致，中共就有意推托不辦。為此，國民政府下定決心，準備作出妥協。

　　在國民黨的讓步下，八路軍的指揮權交由共產黨行使，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隨后，部隊做好了開赴前線的準備。然而此時，卻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方面華北地區(qū)開始土崩瓦解，地方軍閥的抵抗完全不能對日軍形成有效地阻擊。八路軍編制雖然是四萬五千人，但實際上還有很多的傷殘兵員，另外盡管組織了一些地方武裝，但數量也不足以及時補充。最重要的是，國共兩黨相互信任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據毛澤東的說法，當時八路軍只有兩三萬人，如果全部投入戰(zhàn)場，打不了幾仗，部隊就會被消滅殆盡。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不同意把部隊輕易地調上去。此外，確定邊區(qū)轄區(qū)的問題還有待商談。中共提出邊區(qū)所轄二十三個縣（含楊虎城以及其他軍閥控制地區(qū)），以確保補充兵源和給養(yǎng)，而國民黨方面答應就給十五個縣。雙方在此問題上糾纏不休，初步確定邊區(qū)轄十八個縣。毛澤東決定把解決邊區(qū)問題作為調動所有部隊的籌碼。因此，就出現了兩個師赴前線、保留徐向前一個師留守待命的情況。

　　當時，關于國共兩黨相互信任的問題，在中共領導層中存在很大的爭議。1937年8月21日至25日，中共在洛川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洛川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解決如何抗日、靠誰抗日的問題。會議上，毛澤東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一個是強調階級斗爭的觀點，這對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勿以為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國共合作已經形成，就忘記了這種敵對關系。要為未來著想，不能單純被眼前的形勢所迷惑；
第二點，防人之心不可無。其實毛澤東的顧慮也有道理。毛認為內戰(zhàn)打了十年，國民黨怎能如此簡單地就讓共產黨生存發(fā)展。國民黨一定是想把你送到前線，盡可能地將你消耗掉。毛澤東的講話受到了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在內的幾乎所有黨政干部、軍隊將領的質疑。今天，如果我們查看當時的發(fā)言記錄，就會發(fā)現與會人員都不太服氣，但他們又講不出很深刻的道理加以反駁。最后，毛澤東的意見以會議決議的方式得以通過。

　　作為國民政府的軍隊，按道理應該服從蔣介石及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但如果真的按照這個方式去做，很有可能被投放到最危險的地方、繼而被消滅殆盡。對此，毛澤東提出，要獨立自主，在戰(zhàn)略上接受指揮，但在戰(zhàn)術上自我決定。關于采取何種戰(zhàn)術形式，毛澤東有一個思維轉變過程。七七事變后，日軍大踏步地向前推進，而國民黨軍隊的防御線處于作戰(zhàn)正面，即他們以構筑工事迎擊日軍。日軍的裝備好、單兵作戰(zhàn)能力強、火力又比較猛，中央軍、地方軍閥完全不是對手，正面作戰(zhàn)基本上一打就跑。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早在1937年，抗日統一戰(zhàn)線形成之初，兩黨即達成一個協議，基本內容是國共軍隊各設防線、守土有責。中共的想法是，如果同國民黨軍隊混合打、策應打，會出現我方全力迎敵、另一方退卻并敞開陣地被日軍包抄的可能，如此，八路軍的力量就會被消滅。要避免同國民黨軍糾纏在一起，分段負責，堅守陣地，盡可能地保證各自的防線不被突破。當時，毛澤東想得比較簡單，待戰(zhàn)事打了幾個月后，他才發(fā)現實施正面作戰(zhàn)行不通。

　　毛澤東經過考慮，提出要打山地戰(zhàn)和游擊戰(zhàn)。理由是，紅軍在江西蘇區(qū)、長征途中都是在山溝里轉，又有五次反圍剿山地作戰(zhàn)的經驗。而國民黨軍隊不熟悉山地狀況，不熟悉當地的地形地勢，重武器乃至空中掩護在山地無用武之地，山地作戰(zhàn)是紅軍的拿手好戲。另一個是打游擊戰(zhàn)，不固守一個地區(qū)、固守一條防線，打一下就跑，這樣會保存實力。但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發(fā)言表明，他們都認為打游擊戰(zhàn)不合適。理由是，國民黨軍隊在正面防守，根本就不能知道敵后在哪里，也不會知道敵后的情況。打不了游擊戰(zhàn)，就打敵人的側翼，實際上等于跑到日軍的身后，危險多大，無人知曉。紅軍長期在南方作戰(zhàn)，對北方山地狀況十分生疏，甚至連軍用地圖都沒有。八路軍還是從閻錫山八一五師得到一張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因此，他們認為，應該同國民黨軍隊混在一起、共同作戰(zhàn)，并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但毛澤東的意見最終占了上風。大家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辦法說服他，這是毛澤東在黨內生活的一大特點。毛澤東擅長爭論，基本上不會被人說服，否則，雙方就會吵架。按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說法，就是他太能吵架了，如果把他選進中央書記處，中央書記處就會成為吵架俱樂部。實際上，大家雖不能說服毛澤東，但心里也覺得他的說法有他的道理，只是沒有誰提出強有力的反對意見。

　　1937年8月27日，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專門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的主題是：“是無產階級吸引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吸引無產階級”。意思是要求黨的干部明白，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共產黨要牢牢地掌握領導權，不能被以國民黨、蔣介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所欺騙、所軟化。我們注意到，在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之際，黨內就出現了很嚴重分歧，而這個爭論并沒有得到解決。1937年9月發(fā)生的平型關戰(zhàn)役會證實這點，很多領導人在平型關戰(zhàn)役后發(fā)現，毛澤東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從史實上看，這場戰(zhàn)斗發(fā)生在9月25日，戰(zhàn)斗實際由國民黨安排，閻錫山的第二戰(zhàn)區(qū)指令國民黨部隊堅守正面，同時，閻錫山知道八路軍游擊作戰(zhàn)能力強，所以要求115師伏擊日軍的側翼，于是就在平型關附近給八路軍指定了伏擊點。115師的四個團趕赴戰(zhàn)場，在9月24日行軍途中遇到山洪，有一個多團沒有趕到，到位的只有兩個多團。從今天看，對這兩個多團參與作戰(zhàn)的人數是有爭議的，還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兩個多團的兵力大概有兩千多人，任務是伏擊日軍的兩支部隊。一支部隊是日軍第三大隊的幾個中隊，他們已在9月22日開赴前線，在國民黨軍隊正面發(fā)動攻防。9月25日凌晨，日軍的兩個中隊用汽車拉運傷員順著山溝往回開，準備運送補給。另外就是日軍的一支輜重部隊，由汽車隊和畜力隊組成，一個從南往回開，一個從北往里去，在進入山溝中段時，115師在山溝的一側打響了伏擊戰(zhàn)，將輜重部隊的汽車隊予以全殲。從日軍的記錄，我們可以知道日軍傷亡的情況，輜重部隊大概有一百六、七十人，加上十五個人的護衛(wèi)班，一個送情報的機要參謀，人數大概如此。它的汽車隊加上傷兵以及掩護部隊，人數在二百人左右，總體算來，被消滅的日軍大概有二三百人。實際上，它的戰(zhàn)斗力非常低，沒有配備機槍和擲彈筒，消滅這支部隊對八路軍來說不是大問題。在消滅這支部隊后，日軍第三大隊從正面戰(zhàn)場抽調了近四個中隊，其中有一個機槍中隊，趕赴溝口，同115師發(fā)生沖突。當時戰(zhàn)斗的溝口極其狹窄，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從下午一點多鐘打到晚上六、七點，山溝逐漸暗下來，戰(zhàn)斗隨之停止。第二天凌晨，八路軍撤出戰(zhàn)斗。115師實際只同日軍正面部隊打了幾個小時。

　　今天，我們從前線發(fā)來的電報可以得知，八路軍損失四百多人，相當部分是沖鋒在前的班排長、營團長，他們或犧牲或掛彩。但直至今天，這個數字也在變化不定。國防大學的一個教授說，他看到的材料顯示，這次作戰(zhàn)損失了八百多人。據一個親歷戰(zhàn)斗的醫(yī)院院長回憶，這次作戰(zhàn)共損失一千二百余人。一千二百人相當于兩個團的兵力，等于傷亡占三分之二，我覺得可信度不大。不管怎樣，四百多人的數字是肯定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讓我們設想一下，兩千多人損失四百多人，意味著，當時紅軍特別像四千多人的115師損失了十分之一的骨干。這樣的情況對紅軍今后的發(fā)展極其不利。一九三七年底，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兵員損失問題。很多軍事干部在這次戰(zhàn)斗后，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講法有他的道理。文革后期，人民日報公布了毛澤東在1937年9月前后的十幾封電報內容，其核心是紅軍的主要任務不是作戰(zhàn)，而在于發(fā)動群眾。他認為，紅軍是中國取得抗戰(zhàn)勝利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抗戰(zhàn)不能依靠資產階級、依靠蔣介石領導，要讓老百姓相信共產黨、八路軍的力量。八路軍可以稱作壯氣軍，但壯氣軍不等于實力軍，只能壯氣、大搞宣傳、提出政治口號、展開小規(guī)模作戰(zhàn)，提高國民的士氣。這種抵抗是一種勇氣，而不是投入到戰(zhàn)場作不值當的犧牲。他說，我們要從壯氣軍逐步轉變?yōu)閷嵙�軍，現在我們沒有這個實力，以現有的兩、三萬人同日軍硬拼是不行的。要發(fā)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自己，逐步地發(fā)展壯大，把我們的軍隊建設成真正能替代國民黨的軍隊。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在抗戰(zhàn)初期曾經犯過錯誤，就是我們曾經相信國民黨可以改造，事實證明我們錯了。其意思是，在當時很多黨的領導干部都相信可以同國民黨合作，可以影響國民黨，在此基礎上，逐漸對國民黨加以改造，將其改造成為新型的軍隊和全新的國民政府。

　　在今后的幾年中，中共處于一個政策搖擺的階段。毛澤東此后認為，這個階段的政策是有問題的。真正正確的是，1937年洛川會議確定的指導思想。中共黨史突出強調洛川會議的歷史地位，他們認為這個會議代表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們發(fā)現1937年10月后，中共的政策發(fā)生了調整，這很大程度上來自共產國際、蘇聯莫斯科的壓力。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而共產國際又在蘇共的領導之下，這就等于中共在蘇共的領導之下。共產國際、蘇共對中共提出千方百計發(fā)動群眾、千方百計同國民黨搞好合作，共同抗日，牽制日本的要求，是謂抗日高于一切。所謂抗日高于一切，就是兩黨之間不能發(fā)生矛盾、產生糾紛、心懷戒心，要在統一戰(zhàn)線中堅持把抗日放在第一位。此外，他們要求中國共產黨爭取與國民黨實現共同領導。毛澤東一開始并無此意，我們可以從《毛澤東選集》進一步了解他采取的態(tài)度。他在1937年8月沒有直接公開地提出領導權的問題，原因就在于，他秉持的是實力原則。他認為，中共暫不具備實力，不可能要求領導權、主張領導權，而要爭取政治領導地位。對政治領導，毛澤東在文章中解釋得很清楚：政治領導就是要在不同的階段提出不同的政治口號。要引導國民、引導國民黨、引導中國的政治。這是他在當時遵循的一個基本邏輯。但在共產國際提出要求后，它讓毛澤東感到，這個口號對他是個好事，對共產黨也是一個好事。

　　1937年11月底，共產國際將在莫斯科的王明、陳云等中共代表團的重要成員派遣回國，充實加強中共中央的領導力量。1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全面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加強國共統一戰(zhàn)線，爭取實現共同領導、共同負責。會議記錄顯示，毛澤東依舊堅持他在洛川會議確定的指導思想，為此，他同王明等人發(fā)生了爭論。在爭論過程中，其余領導人沒有一個站在毛澤東一邊，全部贊成共產國際和王明關于加強統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統一戰(zhàn)線的主張，使會議形成了一邊倒。當然，我們今天看問題不能簡單地認為，毛澤東在那時就高瞻遠矚，意識到共產國際是錯誤的。他在1938年1月直至年底，甚至到1939年初，有很多公開地內部講話表明，他緊跟共產國際定的調子走，而且比共產國際講得還右。這說明，他在某種程度上，在面臨抗戰(zhàn)新形勢、處理國共復雜關系方面，心里也沒有底數，他努力想辦法理解它、執(zhí)行它。盡管他內心還是認為這是有問題的，并與他人發(fā)生爭論，但不管怎樣，作為黨員，他還是能夠服從。我們注意到，從1937年底直到1938年期間，兩黨關系相對不錯，堪稱八年抗戰(zhàn)的一個蜜月期。

　　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兩黨在很多問題上都能共同商量，他們甚至組成高級別的兩黨委員會討論合并成為一個大黨的問題。1938年9月，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在報告中，他明確提出，要恢復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到國民黨中任職的形式。然而，這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非常害怕共產黨到自己組織中鬧事，就像1924到1927年那樣，變成孫悟空在牛魔王肚子里大打金箍棒。隨即，毛澤東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第一，中共不在國民黨里從事組織活動，設在國民黨中的支部一律取消；
第二，同意整理黨務案。蔣介石在1926年“三.二零”事變后，推出整理黨務案，明確規(guī)定中共黨員不能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以上的職務；
共產黨要將加入國民黨以及在國民黨中發(fā)展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國民黨提出這個方案后，中共在當時并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這就是被中共長期批判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三大錯誤之一。對此，毛承諾可以按照這個方案去辦。另外，國民黨很害怕中共在國民黨中搞黨團活動，共產黨在任何一個群眾組織或與國民黨合作時期，都不是以黨員個人的名義活動，而是所有黨員都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志，統一投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爭不過共產黨，就是因為國民黨派系太多，致使共產黨的投票很容易占多數。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承諾不再搞黨團活動�？傊�，在1938年的這段時間，毛其實對國民黨抱有一些希望。他在1938年甚至1939年初，都在反復強調要改造國民黨的觀點。

　　此后他說，我們今天的目標不是爭取社會主義，我們今天的目標是爭取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共同抗戰(zhàn)、奪取勝利，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建國。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共同建國口號是當時中共對兩黨關系采取的一個基本態(tài)度。1937年8月前，中共的態(tài)度是對國民黨要警惕、要防備、要千方百計發(fā)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而在1937年12月份后，中共制定了一個新的政策，就是全心全意、誠心誠意地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三民主義，最終實現共同建國。其實，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也講過類似的話。他說，將來的中國是我們的，但是目前我們要同國民黨搞好統戰(zhàn)關系。由此可以看出，王明作為共產黨員始終不相信能夠與國民黨長期合作下去，最終要與國民黨一爭高下，把中國拿到自己的手里。這是共產黨人的一個基本觀念，它永遠不會改變。問題在于，用什么方法是最適合的、是最應該的。從共產國際、王明的角度看，他們認為要以抗日為第一要務。在這種情況下，一切都要妥協，如此才不至于破壞統戰(zhàn)關系。但毛澤東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所有的一切要堅持一條——中共的實力不致遭受損害。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一書中強調，要保存一種有生力量，這種有生力量如得不到很好保存，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做。因此，毛王之間的基本分歧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最終目標上。我們相信，中共在1938年到1939年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是誠心誠意地想同國民黨合作的。

　　在1938年的國民黨方面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據國民黨的資料顯示：他們的黨員干部、地方領導人對共產黨心懷疑慮，并形成了一邊倒的意見。他們認為，共產黨是在與國民黨爭奪群眾、爭奪地盤、爭奪軍隊。比如，共產黨在后方組織激進的群眾團體、開展抗日宣傳等等。他們組織團體本身毫無疑問地體現了左傾主義的傾向。所謂左傾就是根本不想受到國民黨的管理和約束。國民黨是一黨專政的政黨，他們堅持認為，一切都應該置于國民黨的領導之下。不僅對政權如此，對軍隊也是如此。1939年1月，當談判進行之中，蔣介石曾發(fā)表了一番言論，他對王明、周恩來說，你們說的什么都好，但一定要明白，老百姓也是國民黨，你們不能在他們之中發(fā)展一個黨員。

　　在1938年，一個重要的局面開始形成。日本占領了沿海、華北地區(qū)、山東以及山西、河南的一部。由于日軍投入的兵力不足，并主要用于正面戰(zhàn)場，后方只能由少數守衛(wèi)部隊留守，出現了空虛的局面，特別是在廣袤的農村基本處于空白狀態(tài)。1937年年底，共產黨就已經洞悉了這種局勢，提出打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的主張。1937年12月，又制定了大力發(fā)展平原敵后游擊區(qū)的計劃。當時，八路軍主力部隊都開赴到山西、山東、河北、察哈爾交界等敵后地區(qū)。而這些地區(qū)的農村能夠提供大量的人力資源、武器裝備，各個省都出現了散落在大小村莊里的民間武裝。共產黨組織農民，配發(fā)武器，訓練民兵，繼而將其轉為地方部隊或者正規(guī)軍。在這樣的發(fā)展趨勢下，1938年底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日軍在不斷往前推進，共產黨的地域在不斷地拓展，國民黨的地盤在不斷地收縮。1939年1月，國民黨終于醒悟過來，五屆五中全會認為，照這種情形發(fā)展下去，國民黨就會凈失天下。我們可以看到，在1938年，共產黨的正規(guī)部隊從最初的兩、三萬人發(fā)展到22萬人，1939年底、1940年初發(fā)展到47萬人，而到1940年夏季，毛澤東提出當年發(fā)展到50萬人、1941年發(fā)展到100萬人，待兩、三年之后，發(fā)展到200萬人的目標，也就是超過170萬的國民黨軍隊的數量。1943年，毛澤東制定的發(fā)展到200萬人的計劃開始實現。兵力壯大、武器增多，壯氣軍逐漸變成實力軍。

　　對此，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下定決心實行防共限共措施。按照當時國民黨的軍事部署，各個部隊要在特定戰(zhàn)區(qū)、特定戰(zhàn)線、特定防地開展軍事行動。盡管抗戰(zhàn)之初戰(zhàn)區(qū)格局被打亂，但絕大部分部隊還是能夠服從戰(zhàn)區(qū)的領導、與戰(zhàn)區(qū)保持密切地聯系。唯獨只有八路軍同直管的第二戰(zhàn)區(qū)脫離了關系。他們起初跳出二戰(zhàn)區(qū)，其中一部赴一戰(zhàn)區(qū)，發(fā)展河北、山東，又一部跑到三戰(zhàn)區(qū)，發(fā)展安徽、河南、江西和江蘇的武裝力量。不受控制的共產黨軍隊，對國民黨的威脅越來越大。因此，防共限共措施要求，各部隊必須回歸所在的戰(zhàn)區(qū)，都要服從戰(zhàn)區(qū)的統率領導。另外，還要求共產黨必須把部隊的人數限制在一定的數量之內。同時決定，游擊隊、地方武裝要一律遣散。對于這個要求，共產黨表示難以接受。1939年，國共矛盾開始凸顯。在建立敵后游擊區(qū)方面，國民黨想到一個辦法，開始舉辦游擊訓練班，甚至將葉劍英請去幫助訓練敵后的干部軍人，學習打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術要領。

　　但有一個問題，國民黨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在性質上有很大的不同。共產黨軍隊是一支由農民戰(zhàn)士充實的軍隊，講求軍民一致、官兵平等，戰(zhàn)士經常幫助老百姓做一些好事情。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就明確提出，紅軍是戰(zhàn)斗隊、宣傳隊和播種機，應該同群眾打成一片。抗戰(zhàn)時期，毛澤東又強調，八路軍哪怕不打仗也要把群眾工作做好。因此，中共極力把工作的重心放到與貧苦民眾搞好關系上。他們在農村建立政權、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總之，中共部隊所到之處，百姓受益、深受歡迎。國民黨軍隊恰恰相反。國民黨實行的是雇傭兵制，兵員是花錢買的。對于當兵的來說，扛槍是為了掙錢，掙錢是為了養(yǎng)活家小，官兵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在處理與老百姓的關系方面，由于國民黨沒有像中共那樣的理論作指導，再加上軍閥作風嚴重，與老百姓之間也同樣存在很大的距離。特別是，1939年國民黨下決心調派武裝遣入敵后，這些部隊實質上為地方精英集團服務的部隊，依靠對象是地主和士紳。他們同農民之間的關系通常比較緊張。在此情況下，盡管國民黨軍隊進入到河北、山東等很多地區(qū)，但不受老百姓的歡迎。此外，國民黨軍隊的到來又產生一個問題，軍隊來了，國民黨省黨部、省政府，各種機構隨之跟來。地盤到底歸誰，共產黨地方政權都不服從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于是，雙方沖突由此發(fā)生。

　　1939年，兩黨的磨擦愈演愈烈，國民黨的部隊被派到敵后后，就開始與共產黨爭地盤，共產黨有很強地群眾基礎，通常情況是，中共部隊幾個團聯合、大規(guī)模地作戰(zhàn)，把國民黨的軍隊打得非常慘，被派去不少于10萬人的部隊，要么逃跑，要么投降日本、當偽軍，存活下來的只有一、兩萬人。到了1940年，共產黨已經基本控制了山西一部、河北、山東的大部分地區(qū)。此時，國民黨就是想派部隊也已經不行了。

　　1940年，又出現一個對國民黨來說構成威脅的事情。本來新四軍的主力部隊部署在處于長江以南的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但他們又準備到蘇北去發(fā)展。當時，蘇北、安徽以及河南的一部分地區(qū)，在桂系和中央軍的控制之下。而蔣介石和整個國民黨中央有一種地域情結，他們始終認為，國民黨中央軍控制的地盤在江浙、安徽一帶，這是他們的勢力范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萬一共產黨真地把這個地方也像河北那些地區(qū)一樣占住，今后的局面肯定對國民黨不利。在1940年后，國民黨決定同共產黨談判，通過談判將這個問題解決掉。

　　軍事談判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個是編制問題。國民黨想對共產黨提出的編制要求給予壓縮；
第二是地盤劃分的問題，國民黨認為，共產黨軍隊屬國民革命軍的戰(zhàn)斗序列，是國民黨軍隊的組成部分，必須退到河北和察哈爾地區(qū)，并將這兩個省的省長、地區(qū)軍事長官的職位讓給共產黨，條件是把各地的抗日根據地讓出來，以期雙方通過軍事劃界，達到和解的目的，并避免發(fā)生直接的軍事沖突。毛澤東顯然對這個問題非常敏感，他相信國民黨在此時提出這樣的方案一定深藏著陰謀。我們知道，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法國被德國占領，歐洲已被德、意控制起來�；�于這樣的形勢，蘇聯同德國、意大利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在很多領域加強了合作。當時中共對國際戰(zhàn)線的脈絡難以把握，究竟是與蘇聯結盟，還是站在美英法的立場上，實在有些拿不準，基本的想法是緊隨蘇聯。但問題在于，蘇聯的政策也不斷地發(fā)生變化。毛澤東認為，蔣介石在此局勢下要做大文章，他讓八路軍退到察哈爾、河北的日軍核心區(qū)域，目的是想讓日本人消滅共產黨，毛澤東甚至懷疑這個方案的出臺是國民黨與日軍暗中勾結的結果。

　　10月份，毛澤東終于醒悟，他認定蔣介石要向日本投降，并與日軍一道夾擊中共的軍隊。于是，他給彭德懷拍發(fā)了一封電報，讓彭德懷在華北組織十五萬精兵，從山西、陜北經陜南，包抄陪都重慶。毛澤東將這個計劃稱作清君側。所謂清君側，就是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的身邊有投降分子，這個投降分子就是何應欽。蔣介石只有把投降分子趕出去，共產黨就停止這個包抄行動。對這個計劃，毛澤東也感覺實施起來十分冒險，如果貿然采取行動，就有人會提出共產黨不抗戰(zhàn)、破壞團結的質疑；
而萬一蔣介石沒有投降日本的行為，他肯定會背上歷史的罵名。因此，毛澤東于1940年11月4日，給莫斯科發(fā)電報，陳述了擬采取行動的理由，以及對這次行動的種種擔心，請莫斯科幫助決定。最后，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勒夫回電表示：絕對不同意，要相信蔣介石絕不會投降。同時，要求共產黨一定要搞好兩黨的團結，共同打敗日軍。

　　但沒想到1941年1月6號皖南事變爆發(fā)，新四軍七千多人被國民黨消滅、一千多人突出包圍、逃往蘇北。皖南事變的發(fā)生使毛澤東對共產國際、對蘇聯的權威產生動搖。事實證明，蔣介石真正的目標是消滅共產黨。他首先從最薄弱的皖南做起，下一步就要將打擊的矛頭指向八路軍。此時，毛澤東做好了反擊準備，并向莫斯科提出，停止援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把重武器通過西北的渠道運送給八路軍的請求。2月29日，中共中央還專門通過了成立共產黨政府、與國民黨勢不兩立的決議。但在這個決議剛剛通過不久，就有消息傳來，日本人向國民黨軍隊發(fā)動攻擊。毛澤東當時感覺有點奇怪，明明國民黨投降日本，怎么會突然打了起來。因此，反擊國民黨的計劃被迫擱置、停止實施。共產國際從1941年1月4日直至3月接連發(fā)來電報，一再地提出批評，指責中共的想法完全是錯誤的。在共產國際的敦促下，毛澤東轉變了態(tài)度。雖然他對蔣介石不會消滅共產黨抱有疑慮，但他還是認為，對蔣介石不能采取完全打倒的方針，應該利用日蔣矛盾，做些文章。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的政策發(fā)生了調整，并將做法控制在了一個合理的幅度內。

　　還有一個因素使中共在此時不能采取攻勢，即中共抗戰(zhàn)史上第二次大規(guī)模作戰(zhàn)----1940年秋天發(fā)動的百團大戰(zhàn)。百團大戰(zhàn)由朱德、彭德懷在華北地區(qū)發(fā)動。其采取的戰(zhàn)術是典型的破襲戰(zhàn)，即破壞和襲擊日軍的設施、后方交通要道，而不與日軍發(fā)生正面的沖突。百團大戰(zhàn)從9月下旬持續(xù)到12月份便被迫停止。原因是，八路軍損失人數已經超過2萬多人。彭德懷在1943年在中央講過一段話：我軍與日軍、國民黨軍隊打仗的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同國民黨交手，只要他們不是中央軍，我們用一比一的兵力就能把對方沖散，如果是二比一、三比一，就能把對方消滅掉。在百團大戰(zhàn)中，彭德懷曾指揮七個連的兵力，向日軍一個中隊發(fā)動進攻，人員比是七比一，而且武器很不錯。沒想到打了一天一夜，損失了七分之一，任務也沒有完成。彭德懷總結說，同日軍作戰(zhàn)要特別小心，不能僵持，也不能正面發(fā)生沖突，要特別注意戰(zhàn)術上的靈活性。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中日軍隊的力量對比。在1943年、1944年延安整風過程中，中共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做一討論，會議認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和抗戰(zhàn)時期，毛澤東是非常英明的，大家一致認為洛川會議確定的軍事方針是正確的，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zhàn)都充分證明了這點。大家把矛頭指向朱德、彭德懷，批評他們違反了毛澤東精神，以致于造成了很大損失。實際上，這個損失不僅僅是消耗兩萬多人的問題。這是因為1940年發(fā)動的百團大戰(zhàn)，使日本人突然警醒并意識到在他們的后方還存在著中共這么強大的武裝力量。因此，日軍集結了大批部隊，從1941年直至1943年，對農村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造成了根據地以及后方群眾極大損失。根據地在縮小、部隊的作戰(zhàn)能力、發(fā)展的能力都受到極大地限制。剛才，我們講到在1940年的夏季，中共軍隊已經發(fā)展到47萬人，但到1943年人數仍然維持在47萬，雖然作戰(zhàn)有損耗、有補充，但無法發(fā)展。這幾年是中共在抗戰(zhàn)期間最為困難的時期。

　　從另一個層面上，這幾年的困難也對中共有一些好處，就是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休整，并在政治上發(fā)展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換句話說，中共在抗戰(zhàn)前，根據地很多，存在著山頭和派系。通過1941年底的中共黨史問題討論，使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得以確認，通過1942年的延安整風，賦予毛澤東最高的權力，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最高指導思想，等等，最終在全黨形成高度統一的局面。在此過程中，兩黨沒有產生太大的沖突和摩擦。到了1943年和1944年，國民黨已被日軍壓到西南狹窄地區(qū)，僅就當時的狀況看，國民黨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經過五、六年時間的抗戰(zhàn)，國統區(qū)經濟步入幾近崩潰的邊緣。國民黨與民眾的關系高度緊張，集權導致的腐敗現象相當嚴重，軍隊的士氣極其低落。兵源依靠靠抓丁來補充。抓丁的慘象在蔣夢麟等人的回憶錄及當時的報道中均有披露。農民千方百計地逃避服役，即使被抓，也會千方百計地脫逃。國民黨軍隊的戰(zhàn)斗力如日中天，每況愈下。

　　時間到了1944年，日軍為了阻止美國軍隊利用中國沿海對日本本土進行轟炸，展開打通大陸架作戰(zhàn)。作戰(zhàn)從河南開始，經湖南直至廣西、貴州，重慶險些被包抄。除個別地方有國民黨軍隊進行頑強抵抗外，大部分地區(qū)不戰(zhàn)自敗。湯恩伯軍隊長期駐扎河南，民眾恨國民黨比恨日本人還要重。當日軍打到河南之時，眾多的農民搶奪國民黨士兵的槍支，甚至配合日軍攻擊國民黨。這其中包含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撤退的過程中，他們要承受來自日軍、中國老百姓的雙重打擊。劉震云《溫故1942》，就反映了這點。1943年，美英蘇關系達到巔峰，國際社會要求國共要互相妥協讓步。蘇聯也在壓制中共同國民黨和談，以期解決雙方長期積累的問題。毛澤東曾在1943年，給蔣介石專門去電，要求赴重慶面見。可以看到，1943年直至1944年初，毛澤東的內心是希望與國民黨、與蔣介石搞好關系的。1944年的4月20日，豫湘桂戰(zhàn)役，即日本的“1號作戰(zhàn)”打響，打響之后這些問題很快暴露出來。當時，中共派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國民黨代表王士杰、張治中進行談判，雙方談成一個結果，林伯渠在協議上簽字。然而，他們到重慶準備形成正式文件之時，5月12日，毛澤東發(fā)出一封電報，要求將談判文本作廢，并提出20條新的政治要求。主要內容是，廢除一黨專制、成立聯合政府。原因在于，毛澤東看到國民黨在河南一敗涂地，國民黨基本喪失領導資格，應該趁此時機提出條件，同國民黨進行正面的政治較量。在20條提出后，很多人都在做毛澤東的工作，此時，毛澤東退了一步，提出免去8條、堅持12條的要求。最終到1944年9月，毛澤東派林伯渠參加國民黨參議會，明確提出成立聯合政府、廢止一黨專政的主張。試圖通過這樣的方法，打破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局面。從1944年4月份開始的大半年時間，毛澤東始終相信，延安整風使中共已經達到更高的水平，而國民黨每況愈下。同年，美國人對中共大發(fā)興趣，壓制國民黨開放對共產黨的封鎖，美軍觀察組又赴延安，雙方就一些重大問題基本取得一致。與此同時，南斯拉夫、希臘等國相繼建立了人民解放軍，出現了解放委員會等共產黨政權。中共已經躊躇滿志、相信共產黨取得勝利的時間指日可待。

　　當然，中共不了解1944年以及1945年，國際形勢對中共目標實現存在的重大影響。1944年9月，斯大林與丘吉爾簽署百分比協定（在歐洲劃分勢力范圍）。基本內容是，戰(zhàn)后，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劃為蘇聯的勢力范圍，其余歐洲國家由美英管理。1945年2月，蘇聯又同英美簽訂雅爾塔協定，按照百分比協定的方式，在東亞地區(qū)劃分分界線。這個分界線以中國長城為界，長城以北由蘇聯控制，英美不得介入；
長城以南，換句話說，中共活動的區(qū)域由美國控制，蘇聯不得介入。我們注意到，當1945年8月戰(zhàn)爭結束之時，中共擁有91萬軍隊、120萬黨員、1億多人口的根據地民眾和敵后大片的土地。而國民黨方面，按毛澤東的說法，他在峨眉山上，只能下山搶桃子。國民黨軍隊距離華北、東北、華東地區(qū)還很遠，等到他們調集了軍隊，為時已晚。毛澤東在抗戰(zhàn)即將結束時，就已經下達命令，要求新四軍奪上海、奪南京，八路軍奪北平、奪天津，接收大城市，控制中心區(qū)，很早地做好了這方面的準備。但毛澤東沒有想到，8月20日、22日，斯大林接連來電，強硬要求中共與蔣介石談判，并強調中共要走法國和意大利的道路。這兩個國家的共產黨曾經非常強大，但由于身處英美的勢力范圍，蘇聯方面采取了放手不管的政策。在英美的壓力下，法共、意共放棄了武裝，與流亡政府共同建立了政權。實際上，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的時候，斯大林以及美國從內心希望中共走這樣一條路。

　　中共經過抗戰(zhàn)八年，從最初的兩、三萬人發(fā)展到甚至具備奪取政權的能力。而國民黨恰恰相反，在1937年以前，用唐德剛的話說，蔣介石當時在全國的威望如日中天，但經過八年抗戰(zhàn)，蔣介石的威望、國民政府的威望、整個國民政府的統治消失殆盡。雖然他們還雄心勃勃地想控制全部領土，但已喪失了這個實力。在我看來，共產黨取得了重大的成功，這為最終建立新政權、奪得全中國的解放奠定了堅實基礎。

　　（本文根據演講錄音整理，未經演講人審閱，如有疏漏，敬請諒解。整理者：朱可夫、陳源）

相關熱詞搜索：國共 抗戰(zhàn) 演變 兩黨 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