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水法：如何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有其多重的理由，而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最為緊迫的形勢就是中華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強力侵襲之下，越來越遠離自己的根本，越來越失去自己的特征，越來越只具有象征的、文物的性質(zhì)，而不再展現(xiàn)出它的創(chuàng)造的力量。創(chuàng)造性的東西仿佛都是來自外在的世界。

　　西方文明強勢的沖擊猶如洪流，泥沙俱下。西方世界與其他世界的交往的動力從一開始起，除了人類本能的之外，主要就是利益。與此同時，這個文明里面的人們也傳播自己的信仰和觀念。這種交往所用的手段是文武兼?zhèn)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戰(zhàn)爭是主要的手段，或者至少是其他手段的奧援；
直到今天情況還依然是如此。這樣，西方世界的強勢給其他世界帶來的固然有其積極的因素，但在事實上，消極的、表面的、次要的因素對其他文明的影響往往遠勝于積極因素的影響。這一事實對世界的其他部分就可能造成雙重的傷害，而在一些地區(qū)這種傷害已經(jīng)就是一個現(xiàn)實：一方面，受侵文明傳統(tǒng)中的積極的、主流的因素未經(jīng)揚棄和保存而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它們所接受的卻主要是西方文明中的消極的、支流的、表面的和暫時的東西。洪水滔滔而去，留下的或許是遍地泥沙。

　　這種情形對中國來說并也并非是想象中的威脅，而正是有其現(xiàn)實理由的恐懼。西方文明消極因素的強力作用造成了中華文明的突然中斷。文明的斷層所遺留下來并且發(fā)揮現(xiàn)實影響的，乃是它的殘垣斷壁，它的瓦礫灰燼，甚至沉淀已久的消極因素，而失去的正是它恢宏的結(jié)構(gòu)、博大的精神以及社會基層有機、自發(fā)的組織和發(fā)展能力，亦即它的核心因素。任何文明都需要一種自發(fā)的、在傳統(tǒng)基礎上不斷創(chuàng)新的、乃至受到外在文明沖擊之后而有能力不斷調(diào)整自身的結(jié)構(gòu)；
一種文明之中的各種因素，這個文明之中的每個人都以盤根錯節(jié)的關系整合在這個結(jié)構(gòu)之中。既有的結(jié)構(gòu)崩潰，就必然要有新結(jié)構(gòu)起而代之；
在現(xiàn)代世界各個文明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日益直接，而社會變化迅速和組織復雜的情形之下，新結(jié)構(gòu)必然就相當可能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移植過來。但是，接受這種新結(jié)構(gòu)的人民倘若對其源頭文明沒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那么結(jié)果就會是并且實際上常常是那些消極的、表面的、次要的和暫時的因素乘虛而入，而積極的、持久的、深層的因素卻反而會被卻之不納。于是，新的結(jié)構(gòu)就會造成某種畸胎，舊的文明，連同它的積極因素被摧毀了，而新的文明卻無法合理、有效地建立起來。倘若一種文明是被西方文明中的消極的、次要的、暫時的和表面的因素并在它的名義之下被摧毀的，那么情況就尤其如此。

　　就此而論，對面臨生死存亡關頭中華文明來說，人們一方面固然需要重新檢視自己的固有文明，開展復興的事業(yè)；
另一方面，人們必須重新認識西方文明，深入其中而進行分析、批判，甄綜它的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它的持久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因素與暫時的、表面的和次要的因素。在這個基礎上來重新檢查我們對待西方文明的態(tài)度，相應地重新檢查我們對待自己文明的態(tài)度。只有這樣，中華民族的復興才可能是在認識清楚、目標明確、道路合理諸條件之下的正確選擇，否則，中國就會在一場喧囂的暴發(fā)之后最終淪為西方文明的殖民地。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的成功與否，從而中華文明能否繼續(xù)保持其獨特性，并不僅僅關涉中華文明本身以及這個文明的承荷者中國人，而且也關涉整個世界的文明多樣性，后者乃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本質(zhì)要求。

　　本文關于西方文明核心因素的分析將主要探討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分析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西方因素以及人們對此的相關意識；
第二，探討西方文明的規(guī)定并試圖給出一個合理的界定；
第三，梳理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并試圖給出最低限度的分類；
第四，全文的結(jié)論，主要是提出一些總結(jié)性的評論。

　　一、無處不在的西方因素

　　自從十六世紀傳教士有組織地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以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單向輸入和影響中國為特征的。其間只有一個例外，即中國文官制度對西方近代絕對主義國家的文官系統(tǒng)形成的影響。但是由于這并不是由中國人直接傳播過去的，因此，歐洲只有少數(shù)人承認或談及這個中國人早于他們近兩千年建立起來的制度對那里的社會的影響。自從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以鴉片和堅船利炮打敗清廷而使中國門戶大開之后，西方文明的因素就滾滾而入，但是就如西方人的一貫做法以及這種事件發(fā)生的通常情形一樣，這個文明之中消極的、表面的和暫時的東西是裹挾著其中積極的、實質(zhì)性的東西一并而入的，而在事實上，前一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遠勝于后一種因素，即使在積極的因素之中，外在的以及形式的東西的影響也大于其內(nèi)在的和本質(zhì)性的因素。

　　這些因素或以革命和政權暴力的強制，或以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潛移默化的侵潤，深入而全面地影響并且改變中國社會，使當代中國社會之中充滿了無處不在的西方因素。但是，致命的一點并不是這些因素的現(xiàn)實存在，而是人們，尤其是社會之中的知識階層、其他中堅力量以及政治家對此既沒有明確的意識，也缺乏足夠的研究和認識。因此，這些因素對中國社會究竟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和作用，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在何種方向，如何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社會，以及它們將如何繼續(xù)改變中國，人們普遍缺乏必要的清楚認識。與此直接相關的是，我們也同樣不清楚在現(xiàn)代中國社會，固有的中華文明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還在發(fā)揮作用，有多大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的——這就是說，是以其素樸的形式，還是以其改變了的形式或以其混合的形式存在的，以及這些因素在中國社會的前景將會如何。

　　與上述兩個方面直接相關的一件事情就是：西方文明的因素進入中國之后是否轉(zhuǎn)化為、導致或促進這個文明的創(chuàng)造力，還是始終保持為外來的、殖民的和疏離的形態(tài)，因而僅僅是一種移植的、并無生命力的東西？換言之，我們中國人是否像西方文明發(fā)展初期以及在其復興時期的西方人那樣，吸收外來文明的因素而將它們?nèi)嗪铣蔀槌蔀樽陨砦拿鞯挠袡C部分，并因而形成和產(chǎn)生新的創(chuàng)造性的元素？或者這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即中華文明中的積極的、持久的因素是否與西方文明中的積極的、持久的因素整合起來，從而形成了中華文明的新形態(tài)。倘若情況是如此，那么西方文明因素就會演化成為一種新的、復興的中華文明的有機成份；
如果不是，那么中華文明是否在整體上就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消納外在來因素的能力？而它的最終結(jié)局就會是某種過去了的、文物式的東西，它的位置就只能是在歷史書和博物館里面？

　　對此，我們并不清楚，甚至也沒有一個知識的大致的輪廓。然而，實際的狀況卻似乎是在表明，這將是一種可能的前景。因為，我們看到，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充滿了無處不在的西方因素，我們的周圍有了太多的西方因素。對此，人們可以采取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進行考察和判斷。比如，簡單的溯源的方式，亦即追溯我們生活世界中各種制度、禮俗、器物的來源；
或者我們也可以采取對比的方法，即設定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中的某一個時刻為參照點來比較當代中國的生活世界里各種現(xiàn)象的性質(zhì)。那么結(jié)果，即使是大致的結(jié)果也將會是出乎意料的。

　　比如，倘若我們以乾隆皇帝[1]在位的最后一年作為一個對照點，來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以辛亥革命那一年為對照點，來比較今天中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器物制度，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已經(jīng)差不多泰半西化了。這里可以從最表面的現(xiàn)象說起。

　　婚喪嫁娶的儀式，這是文明的基層文化，不用說形式，即使是儀式的外在表達方式，如婚服與喪服就足以說明問題。傳統(tǒng)中國誰以黑色表示喪禮？今天在中國黑紗卻成為喪禮的官方形式。中國傳統(tǒng)白色喪禮幾乎被官方的黑色徹底顛覆了。[2]令人覺得不堪的是，這個源于遠古西亞游牧民族的習俗在今天的中國卻仿佛代表了某種現(xiàn)代和時髦的意義。

　　中國人的服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曾經(jīng)還相當普遍地維持傳統(tǒng)的樣式，但在文革之中傳統(tǒng)仿佛一日消解。

　　住宅也是文明的基層形式，然而傳統(tǒng)的中國建筑即使在沒有多少空間限制的農(nóng)村也日漸成為稀有的現(xiàn)象，更不用說居家的安排、布置這些方面了。作為一個標志，建于文革后期的毛澤東紀念堂就是一座典型的西方建筑，其起源當追溯到古希臘的神廟，而與中國固有建筑傳統(tǒng)幾乎沒有什么關系。這一點對于理解和研究文化大革命乃摧毀中華文明的“浩劫”這一事實，實在具有重要的意義。

　　日常交往的禮儀也與我們最近的祖先所采用的形式迥然有別。人們握手而不抱拳，人們宴飲時碰杯而不是雙手高舉酒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讓我們來看看社會組織與制度層面的現(xiàn)象，那么我們看到，從大學、政黨到股票市場，從憲法到共和國都來自于西方文明。

　　那么支配我們精神世界的觀念層面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到市場經(jīng)濟、自由、民主這這樣一些思想和理論均來自于西方。在這里，尚可以列出的項目將是長長的一串。

　　幾乎中國所有稍具一點規(guī)模稍有一些錢的城市都會修建一個廣場。什么是廣場[3] ？現(xiàn)在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這是地道的西方文明的產(chǎn)物，而且還是它的標志性的產(chǎn)物。

　　由是而觀，我們的生活世界，內(nèi)在的層面與外在的環(huán)境，來自西方的東西構(gòu)成了須臾不可分離的重要因素。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排除這些因素，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還可能維持下去？雖然不能。然而，需要追問的一個問題是：對這一現(xiàn)象我們是否有清楚的認識？這個認識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慮，首先，我們是否對這個現(xiàn)象及其現(xiàn)實的和潛在的意義具有清楚而深入的認識？其次，我們是否理解這些已經(jīng)構(gòu)成我們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因素的東西的實際的和潛在的意義？是否認識到它們的由來？或者更進一步追問，我們是否具有關于所有這些觀念、事物與制度的系統(tǒng)知識，并且能夠?qū)λ鼈冏龀霰匾�的區(qū)分？

　　在面臨這兩個問題之時，我們實際上同時遭受了一個更為根本更為重大的問題的逼迫，這就是認同。在這些無處不在的西方文明因素的中間，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面臨一個無可逃避的問題：什么是中國人，或者你何以自稱為中國人？這是一個國籍概念嗎？那么只要取得國籍就可以算是中國人，而不管他是是否使用中國的語言，是否有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或者它僅僅是一個地域的概念？因此，只要是居住在這個地面上的人，都通通是中國人，那么這個標準就其性質(zhì)而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與前一個標準相同的，并且與前者一樣是一個相當弱的理由。或者它是一個文明的概念？如是，那么它就是認同的精神與文化的基礎。但是，倘若一個人所認同的文明里面所充塞的，乃至最為根本的因素，都是其他文明的小泊來品，那么這個基礎就是相當脆弱的。而對中華文明這種整個人類社會-歷史中僅有幾個的特殊文明形態(tài)來說，它存在的基礎和理由就是它的獨特性，它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和自我更新能力。認同于這個文明就是認同于這些獨特的因素，這種創(chuàng)造力和自我更新能力。

　　這也就承帶了另一個問題，即在接受和容納了大量的其他文明的因素之后，一種文明是否有能力將它們消納而成為自身的因素，形成新的性質(zhì)和創(chuàng)造力。這至少關涉兩個層面的事情。首先，我們自己文明中的積極的、持久的因素是否在吸收其他文明因素的同時保存下來了？其次，進入這個文明的那些外來的因素是源文明中的積極的、持久的、實質(zhì)的因素，還是消極的、暫時的和表面的因素？

　　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并從而回答一系列相關的、更為宏觀和綜合性的問題，我們就必須要了解什么是西方文明，在這個文明中哪些因素構(gòu)成了其核心，從而能夠甄別出積極的、持久的、實質(zhì)性的內(nèi)容，并以此再來檢視強行進入我們文明的、或者為我們所主動引進、吸收的那些因素的性質(zhì)。這正是這篇論文的基本任務。

　　深入認識西方文明的必要性并不止于這一點，還有其他同樣迫切的理由：今天世界的基本規(guī)則是西方人根據(jù)他們的觀念和利益設計出來和制定而成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些規(guī)則是我們每天都必須與之打交道的。倘若不了解西方文明，自然也就不了解這些規(guī)則是如何制定出來，它們的根據(jù)是什么；
倘若不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我們就不能夠理解，為什么當今世界的主要規(guī)則會出自于西方文明，而不是其他文明，以及這些規(guī)則為什么會這樣運作，如此等等。

　　二、什么是西方文明？

　　然而，當我們開始追問什么是西方文明，尤其什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時，立即就遇到了一個重大的困難，這就是什么是西方文明。在上文，我談到西方文明時仿佛它是一個清楚明確的概念；
在人們的日常意識和行文里面，情況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深入追問，那么西方、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這三個概念，就因西方社會-歷史及其歷史演變的復雜性而有其理論上和實踐的極其復雜的特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相當大程度的不確定性。這不僅對中國人來說是如此，對西方人，對其他非西方人來說，也同樣是如此。在人們?nèi)找嬉庾R到文明沖突的現(xiàn)實及其嚴重性的今天，這對西方人來說，也同樣是一個迫切的問題。[4]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一個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西方概念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因此在學術上如何來嚴格地界定西方文明，始終就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并且每一個這樣的界定都會因為無法避免的不完善而受到形形色色的挑剔和批評。然而，在學術研究中，尤其在像本項這樣以西方文明為中心話題的學術工作之中，這卻是研究和討論得以進行所必需的一個前提。于是，人們必須就為不同的學術目的、從不同的角度來提出關于西方的規(guī)定。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如下幾個方面就是人們考察和規(guī)定西方文明的通常的著眼點，即淵源，地域，歷史和類型�，F(xiàn)在我將對此來做一下稍微具體的分析。

　　第一，文明的淵源是規(guī)定某種文明性質(zhì)的重要的因素。比如，我們通常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據(jù)現(xiàn)有的文字記載，中華文明自身雖然有幾個源頭，但這些源頭最終都融合成為整體的中華文明，而不再有其獨立的發(fā)展。但是，西方文明則與此不同，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許多其他的文明，比如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文明，腓尼基文明和猶太文明等。這些文明當西方文明在希臘成型之時依然有其獨立的發(fā)展，它們作為整體并沒有被并入、整合進希臘文明或稍后的西方文明的其他形態(tài)之中，盡管它們乃是希臘文明以及其后形態(tài)中一些核心因素的重要源泉。這些文明作為整體無論如何并不構(gòu)成西方文明的部分。因此，如果從源頭來規(guī)定西方文明，就會出現(xiàn)如下的困難，或者將與西方文明有著巨大差異的相鄰文明也算入西方文明，從而使西方文明的界定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去了意義；
或者按此標準，西方文明也會落入被算作其他文明比如埃及文明的窘境。

　　第二，地域。人們或許認為這應該是決定性的規(guī)定，因為不言而喻，西方原本是一個地域概念，西方文明首先就是一個地域意義上的文明。但是，這個界定也遭遇了如下幾個難以克服的困難。①即使在狹義的西方，也就是在歐洲，文明也經(jīng)歷了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的過程。它最早在歐洲的最南端興起，然而逐漸向歐洲的中西部擴展，最后擴展到歐洲以外的地區(qū)，如北美。② 歐洲的東部在我們看來屬于西方，但是在歐洲的特定地區(qū)人們的觀念中，它們屬于東方，不在西方文明的范圍之內(nèi)，或者至多是后來才歸入西方文明的地盤的。因此，即使在歐洲到現(xiàn)在為止也還有一個融入西方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前景在現(xiàn)在尚難以預測。[5]③日本“脫亞入歐”之后，也常常被劃入西方文明的范圍，這顯然不是從地域上來判斷的，而是從政治或從文明的某些特征來判斷的。

　　第三，歷史。因為西方文明是處于不斷的演化之中的，所以有人就說，所謂西方文明乃是一個歷史的概念。這就是說，一般所謂的西方文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意義，甚至所指乃是不同的文明。比如古希臘的文明不僅與今天的西方文明相去甚遠，即使與同時稍后的羅馬文明也有很大的差別，而與后來的中世紀的文明，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都有很大的差別。按照一些極端的觀點，它們就是不同的文明，盡管彼此有相互繼承的關系，但也有某些一致性的內(nèi)容。然而，甚至其他文明中也有一些與那塊地方文明的某些因素相同的內(nèi)容。湯因比說，“把我們西方社會的生活追溯到公元775年以前的時候，它就用了另一種名義出現(xiàn)——用了羅馬帝國和那個帝國所屬的社會的名義�！�…如果把西方歷史的任何重要因素追溯到了更早期社會的歷史里，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在這兩個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很不同的�！盵6]

　　第四，西方文明與普世文明。這一點首先關涉對西方文明的判斷與評價，同時也是對當今世界現(xiàn)實的一個判斷。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看到的現(xiàn)象似乎是西方文明在橫掃整個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文明大約就成了一種普遍的文明，或者用今天流行的說法，普世的文明。這一論斷自然是大受爭議的，而且我們也很難承認和接受它。但是，它確實也給人們提供了考察西方文明核心因素的參照。

　　第五，類型。一個比較可行因而也就是容易讓人們達成共識的路數(shù)就是類型概念，這就是說，在地域和社會-歷史相結(jié)合的基礎上，甄綜出一些基本的因素，以此來指代西方文明。毫無疑問，此種理論的路數(shù)依然有其可能的弱點，但卻是最適合于我們所要概括和規(guī)定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從而認識和理解這個文明的特征這個目的。要建立這樣一個類型是一項巨大的工作，因為這要求考察和掌握西方文明的各個部分、各個層面，而且也要能夠把握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在這里，采取一個反向的步驟是可能的，即首先選擇出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因素，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再補充其他的重要因素而使之完善。不過，本文只是嘗試完成第一步的工作，其余的研究只能暫先付之闕如。

　　采取這樣的步驟也是有其現(xiàn)實的條件的，這就是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傳播與擴散，人們不僅在中國可以發(fā)現(xiàn)西方文明的因素，在日本也可以觸及西方文明的因素，甚至在西方社會已經(jīng)消失的現(xiàn)象，如重大活動中的燕尾服著裝，在尼泊爾人們同樣也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的因素，即使在北朝鮮情況也是如此。毫無疑問，在這些不同的社會和地區(qū)里面，西方因素的存在固然有其共同的內(nèi)容，也有大相徑庭的形式和現(xiàn)象。但是，無論如何它們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實例和啟發(fā)。

　　三、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

　　如何來衡量一種文明的核心因素？是否可以確立一個用以判定不同文明的核心因素的統(tǒng)一標準？我們可以說一個文明中的核心因素就是這個文明中的根本性的東西，除去這些因素，這個文明就不復為其自身，而與其他文明沒有多大的差別。根本性的東西不同于獨特的東西。獨特的東西乃是一個文明中所有，而另一種文明所無的東西，它可大可小。大到國家制度、宗教、語言，小到婚姻習俗、飲食方式。

　　根本性東西的確立取決于某種標準。在今天，人們已經(jīng)認識到，對任何事物的規(guī)定，單一的標準始終是不敷足用的，而綜合的標準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我這里提出如下幾項判定的標準。西方文明的根本因素就是西方文明中

　�、僦饕�的、積極的、歷史悠久的因素；

　　②在現(xiàn)代社會里面依然發(fā)揮作用的因素；

　　③導致與其他文明的決定性差別的因素。

　�、軓囊陨先�項，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西方文明中根本性的東西主要可以概括為如下四個方面：觀念性的、制度性的東西；
與前者相關的知識體系；
與觀念、制度的產(chǎn)生、變革有關的決定性事件；
以及體現(xiàn)西方精神和觀念獨特性的藝術、文學、繪畫和建筑形式。

　　按照這樣一組標準，那么西方文明中最為根本性的東西，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西方文明中從古至今一直具有生命力，或者經(jīng)過不斷的革新而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理解和把握。

　　1. 西方社會-歷史中的核心觀念

　　這些觀念構(gòu)成了西方社會的原則和制度的根據(jù)，西方文明成員一般行為的信念根據(jù)和動力源泉。[7]在列舉這些觀念時，我采取一個比較特別的做法，這就是將它們放在以社會-歷史為背景的觀念群中來考察，這樣它們或者與特定時期相關，或者與特定的現(xiàn)象相關。如此做法自然有其邏輯上的缺陷，即不同的觀念群之間并不是嚴格排他的，而可能是相互重疊甚至重復的。盡管按照學術的嚴格要求應當盡可能地避免這一缺陷，但為明快起見只能暫且先采用這樣的權宜之計。

　　第一，古希臘的思想、觀念和精神�？梢哉f是除了基督教之外，古希臘人已經(jīng)提出、涉及幾乎所有后來西方文明核心觀念或者它們的萌芽。不過，它們之中最為主要的是① 哲學與科學的觀念，而這主要就是形而上學的精神，亦即追求事物的本源、根本原理和最終原因的精神；
理性的觀念，以及邏輯的觀念，比如公理系統(tǒng)；
② 文學與藝術之中的人文的精神；
③ 政治領域的民主觀念、公民觀念，以及法律的觀念。

　　第二，基督教的信仰及其觀念。①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兩大源頭之一。它的教義和思想造就了許多特殊的觀念，并且同時也影響和改造了西方文明中既有的其他觀念。當然，無論是造就還是改造，在絕大多數(shù)情形下是通過希臘哲學和思想及其工具而完成的，并且是在這種條件之下才發(fā)揮積極的作用的。② 關于人的某種終極關系的觀念，諸如原罪、救贖；
關于神的觀念；
③ 有限的博愛的觀念；
④ 在神之下的兄弟或儕輩（平等）觀念；
⑤ 新教的天職觀念及入世的禁欲觀念；
⑥ 世界主義。

　　如人所周知，基督教的諸種觀念極其復雜乃至自我沖突。上面所列的觀念并不都符合前文所設立的標準，比如原罪這樣的觀念并非積極的，雖然它依然在發(fā)揮作用，并且是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差異的一種根本性的標志。

　　第三，近代與啟蒙運動及其后產(chǎn)生的觀念。西方近代以來出現(xiàn)了一系列重要的觀念以及以其為核心的各種主義、思想和流派。在所有這些觀念之中，有如下五種觀念是最為重要的，可以說是核心中的核心，這就是理性，自然，自然法，實證和教育。雖然這些觀念在古希臘文明之中均能找到其淵源或雛形，但經(jīng)過近代和啟蒙運動的陶冶，在內(nèi)容、理論支持和社會意義等方面發(fā)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與上述五大觀念相關，那個時期還形成了一系列的其他觀念，雖然這些觀念可能有其自己的歷史源流，但如同上述一個觀念一樣，其內(nèi)容以及與其他觀念的頭系卻已經(jīng)揚棄與重新甄陶。

　　在哲學領域，我們看到有經(jīng)驗、科學方法、普遍性、客觀性、合理性、普遍規(guī)律（法則）等觀念；
在政治領域，有進步、世界主義、自由、民主、權利、平等、普遍人性等觀念；
在宗教領域，有宗教寬容、無神論、懷疑論、政教分離等觀念；
在社會領域，有文明、教化等觀念。

　　在這樣一些觀念里，自由和權利的觀念需要予以特別的強調(diào)。自由和權利的觀念雖然一般而言可以從理性、自然法等概念里面演繹出來，也可以從歐洲封建制度、羅馬法乃至古希臘文明中追溯其淵源，但是啟蒙運動之后的權利觀念卻建立了自己的學說體系，因而不僅能夠自立，更重要的是具有獨立的意義。以權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就是這樣一種自主而獨立的體系。

　　另外相關的哲學觀念在這里也需要予以特別的強調(diào)。這些觀念包括理性、經(jīng)驗、分析的和綜合的這樣一般的觀念，以及一些更為特殊卻構(gòu)成西方文明獨特性的觀念，它們包括德國哲學中人即目的、人為自然立法以及歷史發(fā)展的觀念；
客觀性和主體際的觀念等。

　　西方近現(xiàn)代的科學為人們提供了關于世界和人的全新的知識和概念，這些對西方文明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不過，我這里所關注的是基礎性的觀念，因此需要強調(diào)的是一個從近代以來形成和確立起來的重要觀念，這就是實證的觀念。當然，這個觀念在廣義上也包括證偽的觀念以及相關的一些觀念。

　　另外還有一個體現(xiàn)西方文明精神特點的觀念也要特別提及，這就是浪漫的概念。浪漫主義的影響所及并不限于文學、藝術或建筑，也遠及社會、民族和政治等領域。

　　2. 西方社會的核心制度

　　這里所謂的核心制度主要是指現(xiàn)代的制度。社會制度是文明的骨架和結(jié)構(gòu)。不同的社會制度使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站立起來，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而活動起來。觀念的意義、作用和影響只有在制度之下才能夠付諸實現(xiàn)。因此，沒有相應的制度，觀念就會飄浮無根，而且也無法維持長久。相應的制度會強化相應的觀念，在歷史的進程之中，它們彼此相互作用，并且一起發(fā)生變化。

　　單單一、二種制度無法支撐起一個文明體系，后者是要由許多彼此支持、緊密結(jié)合并且也不免相互沖突的制度樹立起來的。一種孤立的制度對社會和個人只有極弱的組織和規(guī)范作用，它通常需要另一種制度予以支持，或者作為奧援。法治就需要某種形式的權力分立的支持；
在今天，法治的普遍性是與民主制度直接相關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中國有無數(shù)的法律頒布出來，但它們的多數(shù)卻如形同虛設。

　　第一，法律制度。西方的法律傳統(tǒng)從古希臘一直到現(xiàn)代，綿延不絕；
雖然不同時期的法律制度之間有相當大的變遷和重大的差異，并且這種差異之大足以讓人視之為不同的法律制度。但是，從這些法律制度之中可以概括出一些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經(jīng)合議而頒行的成文法、人民審判或人民陪審制、辯護和作為奧援的民主或權力分立制度。法律與法治的觀念是在這些制度之中得以養(yǎng)成、落實和強化的。

　　西方的法律制度體系復雜，在現(xiàn)代逐漸匯為兩派，直至今天由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各自半分江山。從發(fā)展的趨勢來看，兩派也在相互滲透，彼此影響。從西方社會-歷史的整體來看，羅馬法不僅在歷史上發(fā)生過重大的作用，而且對此后包括中世紀封建法律、城市法和現(xiàn)代法律體系的形成都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羅馬法對西方文明的重大意義以及作為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的地位自然是無可置疑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對這種意義的理解在不同的視野之下卻有不同的側(cè)重。[8]

　　第二，民主。民主制度與法律制度一樣，是西方文明中古老悠久的傳統(tǒng)。但是一般來說，相較于法律而言，民主可以說乃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因素，世界其他文明的民主制度都是后于西方民主制度而發(fā)展起來并受到其影響的。[9]盡管這并不意謂其他文明沒有合議制度，甚至類似古希臘民主的制度。在現(xiàn)代以前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始終是以城邦和城市國家為前提的，這就是說，沒有城邦或城市國家就沒有西方的民主制度。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如有城邦或城市國家就必定會有民主制度。城邦與城市國家這種社會-歷史現(xiàn)象在同時也就是一種制度，并且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現(xiàn)象。在這里，人們自然可以觀察到西方文明的制度與其獨特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之間的關系。

　　民主在今天是一個巨型的綜合性制度，它將許多原本有其不同源流的制度整合在一起，或者更為準確地說，結(jié)合在一起，因為那些制度并沒有達到緊密無間地嚙合的狀態(tài)，而是在一定意義上頗有相互制約乃至掣肘的作用。

　　因此，一般而言，現(xiàn)代民主制度總是將憲政、三權分立和普選權等制度包納在自身之中，而使之成為一體的。憲政的核心內(nèi)容本身也就是一系列相應的制度，并且與其他制度也或有重合。這些內(nèi)容包括人民主權，法治，當權者遴選的規(guī)則及其對于被治理者責任的規(guī)則，制定、撤消、修訂、解釋和執(zhí)行憲法的原則。

　　第三，資本主義與市場經(jīng)濟。資本主義對今天的西方文明來說，似乎有著比任何其他制度更為包容因而更為宏大的制度的趨勢，甚至民主制度在今天也是與資本主義密不可分地關聯(lián)在一起的，以至于人們似乎無法想象任何一種非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的現(xiàn)實性，盡管就像許多情形一樣，它的逆命題并不成立。與資本主義須臾不可分的還有市場經(jīng)濟。這兩層關系是理解當今西方文明極其強勢和其他性質(zhì)的至關重要之點。

　　雖然關于資本主義有各種不同的定義和理論，因而資本主義也就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式和面貌；
在某些理論下的資本主義或許有其獨立的源頭。然而，現(xiàn)代資本主義卻是各種制度匯流和融合而成的一種制度，這些制度分布在從政治到經(jīng)濟的各個領域。不過，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核心卻是個人的經(jīng)濟自由，其最早的形式就是契約自由和所有權自由。在今天這兩項自由一般以權利的形式被表述出來。當然，在經(jīng)濟學或政治學的視野之下，人們或許更愿意采用自由選擇這樣的說法。在理論上，確立契約自由和所有權自由就會要求建立一系列其他相應的制度，在實踐中情形也正是如此。比如，除了政治的、經(jīng)濟的、法律的和社會的制度以外，它對學術制度和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學制度也有相當大的依賴性。

　　第四，于是我們就要談及西方大學與學術制度。任何發(fā)達的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學術制度和教育制度。但是西方學術制度由于前面所提到的獨特的形而上學精神和實證的精神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的和理論的力量。在這種學術精神的前提之下，分門別類地從事知識和思想的傳播與研究的大學制度，正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一種制度。它也是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傳播得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一種制度。

　　此外，我們還可以提到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這兩種制度在現(xiàn)代所受到的評價主要是批評性的，因而代表了消極的因素。但是，從整個西方文明的形成來看，它們確實曾經(jīng)構(gòu)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尤其封建制度直接孕育了現(xiàn)代社會的許多制度。但它們本身在今天的西方文明中基本上不起作用了。然而，一個需要關注的事實卻是，它們卻常常改頭換面地被當作西方文明中積極的或者先進的因素而被強制推行到其他文明的社會之中，從而對那里的社會造成巨大的災難。

　　3. 西方社會-歷史上的決定性事件

　　西方文明中的決定性事件之所以被歸入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其理由在于我們所理解的文明當是一個動態(tài)的系統(tǒng)，而非灰色的概念、術語、原則等等的靜態(tài)的堆砌。決定性事件揭示了西方文明的典型的演變過程，哪些因素造就了西方社會-歷史的巨大運動，以及通過這些演變哪些新的因素生成了或居于支配地位了，那些因素如何通過那些事件決定了西方社會的當時的發(fā)展，以及發(fā)展到今天的方向和路線。

　　這些決定性事件乃是社會歷史發(fā)展變化過程中累積的各種因素綜合作用而造成的；
它們首先就是觀念和思想的革命或變革，同時也潛移默化地改變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等。在激烈的情況下，它會導致某種大的社會變革，如革命。但是，這種重大的變動并非單靠觀念的或思想的革命就能夠形成的，而需要觀念以外的因素的共同作用。無論是思想的革命，還是現(xiàn)實的社會革命，這些事件都會導致新的觀念、思想和制度的誕生。

　　雖然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觀點，但文藝復興、新教改革、啟蒙運動之被視為西方社會-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則應當是沒有多少疑義的。在這三個事件旁邊，人們當然還可以列出更長的一個單子，比如古希臘的梭倫改革與民主化運動，法國大革命，美國的民權運動，如此等等。但是，本文所定義的偉大事件主要是觀念上和思想上的運動，它擴展到整個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區(qū)，并且持續(xù)相當長的時間，而其最終的結(jié)果就是在西方文明的核心觀念發(fā)生了重大的改變和轉(zhuǎn)折。各種社會制度的變化以及實際的社會運動可以說是這種事件的另一面，也可以說是它們的產(chǎn)物。從這個標準來看，那么梭倫改革和古希臘民主化運動在改變?nèi)藗兊挠^念方面庶幾可相比較，而民權運動則很難與啟蒙運動比肩而立。毫無疑問，關于這些事件的定義與選擇必定會有重大的爭議，不過，此處我們也只能暫時將其擱置一邊。

　　1）. 文藝復興的重要性是在于它使西方社會與其古典輝煌而偉大的文明恢復了聯(lián)系，使古典文明在西方世界復興起來，盡管是在新的境域之中有限度的復興，從而形成了人文主義的傳統(tǒng)；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個復興并非簡單的恢復，而是創(chuàng)造性的再生。

　　2）. 宗教改革，就如韋伯所說，它標志了全部基督教祛巫歷史過程的邏輯終點。這就是說，基督教神秘主義在新教的信仰之中達到了頂點，從而使人以神圣的名義將生活的全部重心放到了現(xiàn)世生活上來，從而完成西方基督教化以來，乃至有史文明以來從神到人，從來世到現(xiàn)世的最大轉(zhuǎn)折。信仰的絕對個人化實際上所導致的卻是信仰的虛無化，而這里值得我們重視的乃是它為現(xiàn)實世界的合理秩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最為有效的根據(jù)。[10]

　　3）. 啟蒙運動奠定了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基礎。雖然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觀念、制度等并非是在啟蒙運動之中首次出現(xiàn)的，但是啟蒙運動明確地申明這些觀念，使之理論化和系統(tǒng)化，并用其來論證、設計和完善新的制度。正是通過啟蒙運動，西方人才第一次明確地達到了社會制度是由人建立起來的，而其正當性是要人來證明的這樣的認識，并且為多數(shù)人所接受。我在上文已經(jīng)列出了啟蒙運動所系統(tǒng)地論證、建立和宣布的主要觀念，在這里所要強調(diào)的就是，這個運動以及這些觀念既賴以為根據(jù)又堅定地表明的乃是人們對理性的信心，以及人們通過改變自己的觀念和精神狀態(tài)所能產(chǎn)生的巨大社會效果。

　　這里也可以稍稍提一下法國大革命。這場革命自然是西方文明之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它直接導致了《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自由、財產(chǎn)、安全及反抗壓迫等公民權利。不過，我們看到，法國大革命深受啟蒙運動的觀念和思想的影響，它的發(fā)生固然有其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等方面的現(xiàn)實原因，但還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視為啟蒙運動的后續(xù)。美國的民權運動雖然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反對種族歧視以及反對一切因種族、性別、年齡、生理等差異而導致的歧視的運動，但這也只是既有觀念和原則的普遍化。無論法國大革命，還是美國民權運動，或者其他一些事件，如果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下，都是西方文明中的重要事件，也應當理解為西方文明核心因素的一個方面。但是在本文中，它們不被列入決定性事件，因為它們乃是某種既有的觀念、制度或事件的進一步展開。

　　4. 西方獨特的精神產(chǎn)物

　　西方的文學、藝術、建筑、音樂和體育等，都是體現(xiàn)西方文明的精神獨特性的形式，它們乃是西方文明的最為生動、活潑的部分，是西方文明中的性情的表達。它們構(gòu)成西方文明的最為直觀的外表，也是最容易讓人直接去模仿的部分。不過，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這些對精神的性情的、趣味的表達都有內(nèi)在的觀念為其基礎，因而是非常難以僅僅從表面就能夠?qū)W到的。比如，體育在一般人的理解里仿佛就一項單純的運動，然而造就體育之為體育的首先就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這就是追求、挑戰(zhàn)與規(guī)則。任何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體能和智能方面的游戲和娛樂，或者一般地說運動，但它們并非直接就是體育，后者需要精神和規(guī)則。足球運動作為一種娛樂方式起源于中國，但它是在西方文明之中才成為一種體育運動的。

　　西方文明中的這種獨特的精神產(chǎn)物有其繁多的種類，并且給某些種類做出準確的規(guī)定確實也頗為不易，這并不是因為它們與其他文明中同類的差別太小，而是因為它們乃是性情和趣味的表達。在這里，我可以提出如下一些因素：① 古希臘的建筑和雕塑；
② 古希臘神話和史詩；
③ 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繪畫；
④ 古典音樂；
⑤ 古典舞蹈；
⑥ 現(xiàn)代藝術[11]；
⑦ 電影。

　　在這里是否應該再包括那種體現(xiàn)一種綜合性的思想探索的活動，比如后現(xiàn)代主義，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議題。不言而喻，上面的清單是不完全的，這主要不是因為這些因素太多，而是在甄別這些因素的重要性時尚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當然，對于上述的其他因素，這一困難也同樣存在，只是程度是有所不同的。

　　四、我們的態(tài)度與人類文明的前景

　　今天的世界就本文的題目所及存在兩大強勢的現(xiàn)象，其一就是全球化，其二就是文明之間的沖突。全球化是以某些規(guī)則和規(guī)范來整合整個世界而使之成為一體的進程，它的動力來自于人們的基本經(jīng)濟活動以及使這種經(jīng)濟活動以目的合理的方式最有效地實現(xiàn)的觀念和制度，而后者的多數(shù)從表面上看出自于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全球化現(xiàn)在正呈現(xiàn)出席卷一切而不可阻擋的勢頭，主動而積極的應對與被動而消極的應對，會導致有宵壤之別的結(jié)果。面對這一潮流，許多處于被動應付地位的國家、民族和人們往往容易采取消極反對的態(tài)度和做法，這是可以理解的反應，卻是不正確的，因為此種抵抗最終是無效的。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不是反對這一潮流，而是如何來正確應對這這個潮流，并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主導這種趨勢，并且爭取實現(xiàn)一種理想的境況，即人類不同文明、民族和國家共同來協(xié)調(diào)這一進程。

　　在人類歷史上，已經(jīng)發(fā)生過數(shù)次大規(guī)模無序的民族與文化的沖突與交流，這些交流與沖突并行的真正歷史性的活動毫無例外地都是血腥的，伴隨著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征服另一個民族、消滅另一種文化的現(xiàn)象，而其最好的結(jié)果則是不同民族與文化的融合，但這也始終以劍與血為其前導。相對于這些既往的事件，今天的全球化看起來采取了最為平和的手段，即經(jīng)濟。然而，它卻同時也隱含著巨大的威脅，并且導致實際的沖突。所謂威脅就是強勢文明在借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同時也將其他文明蕩滌無存，從而單單它來主導整個世界；
這不僅同時就意謂由這一文明中的人來主導世界，而且也直接意謂人類文明多元化的消失，而這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和意義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當我們回過頭來考察第二大現(xiàn)象時，那么就會意識到，即使今天的全球化其實并非都是禮尚往來的，同樣也充滿了腥風血雨。文明和民族之間的沖突，尤其是一個具有特定文明的國家對另一個不同文明的國家的干涉，當一切表面的理由都被剝落之后，那么人們就會看到，除了觀念的差異，就是利益的驅(qū)動。這種沖突的無法避免，不僅在于觀念與利益的沖突是無法避免的，而且也在于人們無法寄望于任何一種文明的自我約束來避免這種沖突；
而當兩種文明在觀念、宗教或意識形態(tài)方面都具有強力傳播的性質(zhì)，就如一神論的宗教那樣，那么這種希望就更無異于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如果世界上僅僅只有兩種具有如此性質(zhì)的文明，那么結(jié)局必然是你死我活。對于這種沖突，人們到現(xiàn)在為止雖然有無數(shù)美好的祈禱，但卻缺乏良好的愿望、堅定的意志和有效的方法。

　　一種理想的立場和態(tài)度是站在人類文明整體的高度來應對這兩種現(xiàn)象，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所有現(xiàn)象，以人類整體利益為鵠的來建立某種秩序。但這是一項頗為艱難的追求，因為人們太容易陷于既有境況的窠臼，包括文明的窠臼，并且到現(xiàn)在為止也很難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哪一種文明之中的人民已經(jīng)達到這樣高度的覺悟，能夠為了人類的整體利益來約束自己，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意識形態(tài)，以及具備了頗為重要的一種精神的和心理的狀態(tài)，即不同文明之間的彼此信任；
因為事實上，即使同一文明中的不同民族、國家甚至地區(qū)之間的彼此信任也是遠未達到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一種境況決定了我們應當采取的態(tài)度。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存在著更多彼此力量相若、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相當?shù)奈拿鲿r，文明之間的良性秩序才能夠建立起來；
而多種文明共存的狀態(tài)乃是人類社會維持的基本要求。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只有少數(shù)幾個文明具有完全獨立的觀念、制度、生活方式、歷法與節(jié)日系統(tǒng)、悠久而無中斷的歷史，中華文明就是其中的一個。在今天，中華文明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明遭受到空前的威脅，所謂五千年之未有的變局同時也就是五千年未有之危局，盡管也正是五千年未有之機會。在今天，雖然在外部受到西方文明的強力侵襲，在內(nèi)部受到教條主義、非智主義和特殊利益集團混合勢力的強力鉗制，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因素在幾近滅頂之后的今天，依然表現(xiàn)出強勁的復興力量。但是，一個嚴酷的現(xiàn)實是，全盤恢復既有文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F(xiàn)實而且可能的做法就是將既有文明的核心因素中積極的、持久的和實質(zhì)性的因素結(jié)合西方文明中具有同樣性質(zhì)的因素，從而達到中華文明萬象更新，生機煥發(fā)的新的形態(tài)。

　　然而，在這之前，至少與此同時我們還面臨另一個重大的困難和任務，這就是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甄別其中的核心因素。因為幾十年間教條主義對中國傳統(tǒng)的徹底否定和非智主義的摧殘，中華文明不僅瀕于中斷，而且因此也幾乎失去了達到全面深入的自我認識的能力、基礎和條件�，F(xiàn)代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發(fā)展為人們提供了認識社會-歷史、認識既有的文明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但教條主義和非智主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也同樣拒斥這種手段和工具。它們自然就不允許以這些科學和學術的手段和態(tài)度來研究和認識自己的歷史，那個輝煌卻也朦朧的文明。經(jīng)受這樣雙重的劫難，不僅如前文所說，傳統(tǒng)文明對當代的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幾乎像別種文明一樣陌生，而幸存的底層因素雖然具有頑強的再生能力，但是在現(xiàn)有的境域之下是不可能再產(chǎn)生出精英文化來的，而其所保留的只是一些片斷的、零散的存在，其中有許多甚至乃是消極的東西。一種文明當只保留一些最為樸素、基層的因素而缺乏其宏大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體現(xiàn)高度的精英文化時，是相當容易被其他文明同化的。那么，中華文明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它的宏觀結(jié)構(gòu)和精英文華是什么？甚至有許多人都沒有勇氣來提出這個問題。

　　與此相關，教條主義和非智主義原本就是來自西方文明中的消極因素或是受其影響的產(chǎn)物，因此它們同樣也拒斥西方文明中的積極因素。這一層面的拒斥與否定中華傳統(tǒng)文明一起使中國社會退回到某種封閉、落后和素樸的狀態(tài)，而當再次開放之時，西方文明由變革和快速發(fā)展形成的巨大優(yōu)勢又如洪流沖擊，人們在感受震撼于其巨大力量之際，卻將直接感受到的東西當作了西方文明的根本，而沒有興趣和耐心，甚至沒有似乎沒有時間去探討這種力量背后的真正動力。這樣，人們對西方文明就猶如盲目摸象，不知核心所在，整體如何，不明就里。然而，現(xiàn)代西方世界對自己的文明持續(xù)進行了深入、全面、反復的研究，那里的人們對自己社會-歷史的無微不至的認識，對自己文明的反復考察，是中國人所遠遠不及的。由于這些研究著作許多移充譯成漢語，從而使我們能夠甚至比了解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社會-有別更為便捷地了解西方文明，從宏觀的結(jié)構(gòu)到微觀的細節(jié)。相比之下，有良知的中國學人豈能不生出慚愧之心？

　　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是一項巨大的事業(yè)，需要許多人的學術熱誠和奉獻精神。

　　本文乃是理解和把握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的一個嘗試和努力。自十九世紀始中國人意識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的沖擊之后，以西方文明為對象的西學就與國學或中學一并出現(xiàn)了。在這之前，就如西方將關于自己的社會-歷史以及其他的研究僅僅視為學術本身一樣，中國人原來也認為關于自己的社會-歷史的研究也就是學術本身。中國人提出了中學與西學的對舉，但西方人卻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對舉。這固然可以用別的理由來做解釋，但卻無論如何也正表明，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文明的區(qū)域的性質(zhì)。但是，西方人卻也正在那個時候開始堅信自己的文明是普世性的。這種所謂的普世性在很多時候正因其他文明中人們的認同而得到加強。比如，有人將西方的某種主義引進自己的文明而稱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而同時要徹底消滅自己的固有的思想、傳統(tǒng)和文化。今天當我們在這里要來梳理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時，排除這樣一種態(tài)度和心理乃是一個首要的前提，否則這項工作也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這里或許有必要簡單地討論一下西學的概念[12]。這個概念毫無疑問是有其特殊的意義的，在中國它至少表明，這是從中國人的角度和立場出發(fā)，在中國的視野之下關于西方的研究和知識。在這個概念出現(xiàn)的初期，它指關于西方文明及其所有的一切的知識，因此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一類知識也就包括在西學的范圍之內(nèi)。這是一個龐大而表面上包羅無遺的概念，實際上它天生就有許多的罅隙。西學的概念曾經(jīng)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銷聲匿跡，當人們重新提倡國學之際，這個概念也就油然而復起。但是，我所理解的西學概念在今天就有了或者應當具有全新的意義。西學不再也不可能是指西方文明之中的一切知識以及關于這種知識的知識，而僅僅是指在中國視野下對西方文明的研究，其主旨或在于從中國人視野來把握西方文明的性質(zhì)、特征等等，是關于他者的一種研究。不過，可以預計的是，這個概念與漢學和國學等概念一樣，只是一個暫時的、過渡性的概念，它們遲早會被中國研究，歐洲研究、美國研究，或者更為一般的西方研究這樣一些較為確切的概念所取代。

　　我之所以這樣斷定的理由是因為在現(xiàn)代學術的境域之下，并不可能存在任何獨立自存的、封閉的西學、中學或國學研究，它們必定是一種包含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綜合研究，并且是以這些領域的專門研究為基礎的。脫離這些學科，所謂西學、中學或國學就成為某種非學術的東西。而中國研究、歐洲研究、美國研究或西方研究乃是對此類綜合性研究的一個指稱，而不表明它們是與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任何一科并列的學科。

　　現(xiàn)在讓我們回到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的意義這個問題上來。在全球化和文明沖突這樣兩個大的趨勢之下，對中國人和中華文明來說存在著如下兩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全盤西化了，而且是在反對全盤西化的口號之下，甚至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旗幟之下，被全盤西化了。在這種情況下，危害最大的一種做法就是以實際上的一種西盤西化反對另一種全盤西化。與此伴生的一個現(xiàn)象是，中國同時也陷入封閉狀態(tài)：從而在各方面又落后于人。當我們再次直接面對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時，后者又必定會以其優(yōu)勢洶涌而入，沖擊我們對自己以及對自己文明的信心。這是我們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歷史。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封閉—落后的循環(huán)倘若一再發(fā)生，將會徹底消磨中國固有文明的精神，消磨中國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從而中國最后就真正只能成為一個地域的概念，而不復能夠以一種文明獨立于世了。

　　第二，我們充分認識和把握西方文明的優(yōu)點和特點，同時也充分了解和認識中華文明的優(yōu)點和特點，這就是說，我們既了解中華文明的核心因素，也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在這個基礎之上，營造使兩者之長得以發(fā)揮出來的環(huán)境和條件，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使中華文明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復興。

　　創(chuàng)造性活動及其成果，乃是評價和判斷一個文明是否獨立以及這種存在可能性重要標志。我們可以從這個相當實際的角度來進行考察我們自己的文明，即在現(xiàn)代世界上，無論在思想、文學、藝術領域，還是在科學、技術上面，有多少是中國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正是創(chuàng)造性活動的衰弱，自現(xiàn)代以來，中華文明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淪為次要文明的或從屬的文明，而要從這個境地中超脫出來，那么這就是一條不二法門。但是，對這一種選擇來說，環(huán)境與條件是至關重要的，個人的不自由狀態(tài)，或者政治上的專制無疑是實現(xiàn)這種選擇的最大障礙。

　　在現(xiàn)代歷史中，人們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在一些內(nèi)在封閉的社會，或者由于政治制度受到少數(shù)人的控制，或者由于多數(shù)人的自我封閉，而在西方文明又是無孔不入的情形之下 ，人們最容易接受的卻正是表面的、外在的和乃至消極的東西，而那些使西方文明成為強勢文明的核心因素卻被拒之于門外。與此相關，越是接受西方文明中的那些消極的、暫時的、表面的東西，就越容易摧毀本文明中的積極的、持久的和實質(zhì)性的東西。

　　行文到此，我可以做出一些總結(jié)性的評論，而這同時也就是尚需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第一，西方文明是一個特定時期主要在西歐發(fā)展起來的人類社會現(xiàn)象。它的源頭并不全是西方的，它現(xiàn)在也遠遠超出了西方的地域，而成為今天人類社會的主流文明。但是，本文的問題換一種說法就是：究竟是什么讓西方文明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明？本文的任務就是梳理出造就西方文明的那些核心因素，試圖了解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闡明這項工作對認識我們文明及其前景的意義。

　　第二，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是其觀念性、制度性的內(nèi)容，而它們的出現(xiàn)、成長和自成一體，依賴于人的自由發(fā)展的程度。在西方文明的早期，不言而喻，這些因素受到自然條件的襄助、促進和影響，而在后期，自然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就大為減弱，而觀念性的、制度性的因素的影響上升為主要的動力。這也就是這種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原因之一。

　　我們必須了解哪些東西在西方文明體系里面是根本性的、積極的、歷史悠久的東西，哪些則是次要的、短暫的、消極的或者已經(jīng)為人拋棄的東西。我們也必須明白，西方思想、知識和制度之中根本性的、積極的乃至歷史悠久的東西，也是西方文化傳人不斷創(chuàng)造，不斷更新，不斷發(fā)揚光大的成果，而決非抱殘守缺的結(jié)果。這一點也可以從如下一個現(xiàn)象體會到。西方文明除了在源頭上，也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吸收了來自于其他文明的一些因素，它們合理地融入西方文明的體系之中，甚至至今也被視為西方文明的因素了。文官制度就是一例，這是中央集權制的特殊制度，是首先在中國而非西方出現(xiàn)的一種制度。但是，今天這種合理的制度在西方文明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之下得到進一步合理化之后，反而要由中國來向西方學習了。

　　多種文明大致和諧地共存，而這并不排除彼此的競爭與必要的沖突，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理想狀態(tài)。要達到這樣一個理想境況，所需要的是不同文明的充分發(fā)展和強盛。中華文明及其承荷者對此負有無可逃避的責任，這就是我們要來中肯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及其作用和意義的一個主要目的。

　　[1] 清高宗，生卒年：1711一1799年，在位期：1735一1795年。

　　[2] 喪禮在現(xiàn)代因為有其國家禮儀的地位，因此其表達方式最能體現(xiàn)官方的態(tài)度。

　　[3] “在格網(wǎng)的中央有一個圍合的空間，集會廣場（agora），作為公共性的集會場所�！眳⒁姟段鞣浇ㄖ�的意義》（諾伯格－舒爾茨著，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5年）26頁。

　　[4] 享廷頓說，“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jīng)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tǒng)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于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物。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于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面上認同文明。人們不僅使用政治來促進他們的利益，而且還用它來界定自己的認同。我們只有在了解我們不是誰。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們反對誰時，才了解我們是誰。民族國家仍然是世界事務中的主要因素。它們的行為像過去一樣受對權力和財富的追求的影響，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異的影響�！眳⒁姟段拿鞯臎_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6頁。

　　[5] 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中曾經(jīng)比較了公元775年、1475年和1675年的西方社會的范圍，其間地域的變動是相當大的。參見湯因比，《歷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10頁。

　　[6] 湯因比，《歷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頁。

　　[7]比如，蓋茨為什么要將自己的大部分金錢捐出來？股神巴菲特為什么要將自己全部財產(chǎn)的85％約370億捐給慈善基金會？這些行為都有其信念的根據(jù)，而后者在這里被歸入西方文明的核心觀念。

　　[8] “梅因在他的名著《古代法》中所說的‘從身份到契約’是對從古代法到現(xiàn)代法發(fā)展過程的高度抽象概括。其實，更準確些說，羅馬法自身發(fā)展的歷史也是一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fā)展史。梅因在這部著作中還寫道：‘羅馬自然法和市民法主要不同之處在于它對“個人”的重視，它對人類文明所作最大貢獻就在于把個人從古代社會的權威中解放出來。’羅馬法的發(fā)展歷中就是不斷地以個人本位代替古代家族本位的歷史，擺脫家族權威的束縛而樹立個人權利、走向權利平等的歷史。羅馬社會是一個奴隸社會，本來是權利最不平等，但卻產(chǎn)生了最能體現(xiàn)權利平等精神的私法來，其原因在于它的雙重性：契約法是自由民之間的平等交易，而以家父權為核心的家族法則充滿了不平等。體現(xiàn)自然法精神的萬民法則不受家父權這種家族制度的約束，羅馬法中市民法與萬民法溶合的過程，也就是市民法的家庭本位讓位于個人本位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羅馬法自身就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眳⒁娊�平，《羅馬法精神在中國的復興》。

　　[9] 有一種觀點認為，兩河流域的阿卡德遠在古希臘人之前就曾經(jīng)建立了城市共和國。

　　[10]新教雖然有很多派別，但在教義方面有三個共同原則，即因信稱義、信徒人人都可成為祭司和《圣經(jīng)》具有最高權威，這三大原則和天主教是針鋒相對的。不過，我這里所關心的是宗教改革運動對西方文明之中一般觀念變化的意義，而不是新教教義本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的理論是始終值得重視的。

　　[11] 這是一個不令人滿意的籠統(tǒng)的說法，因為這個太過獨特的現(xiàn)象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大致確切的概念來指稱。

　　[12] 西方人當然沒有西學，而現(xiàn)在中國有人把關于自己的社會、歷史、語言、文學等等的研究也稱為“漢學”，則是相當可笑的一件事，這無非是跟著西方人把自己當作了“他者”來研究了，因為漢學是有其特定的淵源和背景的。西學概念是中國人提出來的，因為西方人將關于自己的研究乃是看作學術本身的。

　　2007年4月11日下午改定于北京魏公村聽風閣

　�。òl(fā)表于《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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