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團：臺灣NGO崛起之路

　　在1999年“9·21”地震前，臺灣NGO經歷了12年曲曲折折的磨礪。

　　今年4月21日我去臺灣學習臺灣農會的組織經驗,6月19日凌晨才回到北京。我在臺灣知道汶川地震，連夜趕寫政策意見通過社科院上送。但是，還能為抗震做什么？我選擇了實地考察臺灣“9·21”抗震經驗，力爭將他們的經驗帶回來。

　　我走訪了“9·21”地震震中南投縣的幾個鄉(xiāng)和村莊，訪談當地農民、農民組織和NGO（non- gover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特地參觀了在霧峰一所中學廢墟上建成的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最現代化的“9·21”地震教育園區(qū)（建了8年，2007年10月投入使用），還專程拜訪了參與和指揮“9·21”抗震的一些關鍵人物，收集了幾十公斤的抗震資料，隨身攜帶回京。

　　民眾對NGO評價超過政府

　　臺灣“9·21”地震至今已9年。不過，上下一談起“9·21”，都會立即提到民間社會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他們對民間的贊譽的確超過了政府。

NGO的主動和全面參與，成了“9·21”抗震的標志。從物資配給、心理咨詢、社會工作到政策構建、捐款監(jiān)督以及發(fā)起成立“9·21”抗震基金會，臺灣 NGO的組織性、系統性、完善性和快速反應能力都超過了政府，這一點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公認。通過“9·21”抗震，臺灣NGO界形成了聚散有度的快速反應和應急機制。是“9·21”抗震這個機會成就了臺灣NGO——有意識、有組織、有作為，能夠號令全社會最積極的那部分力量站起來抗災的社會主體。

“9·21”震后3天，臺灣聯合勸募協會，一個有很多NGO加盟的非營利組織聯盟就開始了聯合行動，直接派出資深社工到一線組織資源調劑中心，有組織地分發(fā)各地來的捐贈物資。7天后，經一位NGO律師提議，一個覆蓋全臺的NGO聯盟的雛形鑄就。第14天，這個180家NGO參與、簡稱“全盟”的機構就拉開架勢正式辦公了。

　　一開張，全盟就通過表決建立了資源調配組和捐款監(jiān)督組。捐款監(jiān)督組負責向所有的捐款機構（包括政府）征信（依法采集、調查、保存、整理、提供企業(yè)和個人的信用信息），迅速發(fā)信、問卷和打電話，希望受訪機構主動報告捐款物數額、投放地區(qū)、時間和數量。還沒有投放的要公布計劃，過一個月后再征信時要說明計劃執(zhí)行或者變更的情況，而這些，都按月公布到網站上。半年之后，全盟的捐款監(jiān)督組公布了一份非常翔實的報告。據報告執(zhí)筆者“中央研究院”歷史所副所長謝國興教授和臺灣大學學務長馮燕教授告訴我，迄今為止，這份報告所披露的數據，是“9·21”抗震全臺最完整的數據。政府沒有做出來，而NGO全盟做出來了。而且報告的整體設計、資料征集方式、統計方式都非常完善。名律師、會計師直接介入，以增加公信力。在那個階段，全盟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沒有公權力，但有公信力。”

　　臺灣“9·21”抗震的民間捐款共有新臺幣360多億元，其中，有140億元通過各種渠道轉贈給了政府。臺灣社會認為，這些錢既然是老百姓捐的，如何使用就不能不讓老百姓知道。所以，在“9·21”后半個月，全盟就倡議成立“9·21”抗震基金會，最后由政府立法成立。轉贈給政府的140億元，從政府賬戶撥到基金會的賬戶，用財團法人的機制，非常透明地使用這筆巨款。兩年后“9·21”抗震基金會成立，全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向社會宣布解散。

　　“9·21”抗震基金會繼承全盟的精神，審慎地使用每一分捐款，直到9年后的今天，資金才基本用完。所剩的44億，是當時基金會貸款給農戶蓋房的，經過9年的努力，重新站起來的農戶大都將這筆貸款還上了。所以，捐款的使用方式是自助助人、透明高效。我在臺灣的兩個月內，“9·21”抗震基金會向社會宣布，基金會已經完成歷史使命，于2008年6月30日解散。

　　從資源調劑中心到全盟再到“9·21”抗震基金會，臺灣NGO一步一個腳印，步步擲地有聲。而且，當這個群體能夠做到聚散有度、開合有節(jié)的時候，對于自己的使命和能力已經具備了堅強的自信。

　　法治精神是NGO的根基臺灣“9·21”抗震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法律為救災運作的機制。

　　抗震9年，臺灣在安置階段和重建階段都有系統的規(guī)劃，而且都作為法條公布，還有十分明確的、甚至照我們的觀點看來很繁瑣的細則。所有的法條都明確了生效的時間。例如，“9·21”抗震基金會的法條規(guī)定，該基金會存在時段為5年。預估5年大約能把抗震救災的工作做完，到那時，這個基金會就要解散。結果做不完，就又延遲到今年�？梢�，可以將基金會視為危機時期資源聚散的一種財務處理機制，它并不見得一定要永存。這種創(chuàng)新的思路就把危機機制法律化了。

　　臺灣大學的謝志誠教授是“9·21”基金會的執(zhí)行長。我訪談他時，他就提出人類遇到的災難這么多、這么大，需要研究一種為應急時期所用的法律機制。大災難來臨，全社會自發(fā)地匯聚資源，立即成立一個組織（基金會）迅速集中全民的捐助用來救災，讓資源配給做到迅速、系統、公開、公正和有序，救援結束，這個基金會就應時解散。若研究出這樣的特別行動法的法律機制，大災難就會成為這種法律啟動的號令。

　　我認為，臺灣“9·21”抗震的過程已經在初步實踐這個法律機制，只是還沒有做到事先防御。法律本是后置的，如果這樣做，法律就有了前置性、預防性，作用就大了，它等于直接宣布民眾自發(fā)聚集民間財富奮起抗災是合法的，受到法律的保護和支持，一旦到法律規(guī)定的危機時刻，民眾就可以迅速地依法行動。

　　汶川地震觸發(fā)了臺灣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需要研究這樣一種以法律為本的緊急救災機制，為了這個目的，謝志誠在收集阪神、“9·21”和汶川地震的法律法規(guī)并進行潛心研究，希望幾年后能夠提出成果報告。

　　謝志誠的構想對我很有啟發(fā)。大災難是全人類的苦難，需要所有人的臂膀來扛。每個人都要對解救自己和他人負責，而不是單單依靠政府。當然，政府的公權力這個時候所起到的作用最大，絕不可缺，不過，政府同時也有責任承認和支持來自民間的巨大救援行動。將民間救援納入法治的軌道，的確是一種思想創(chuàng)新和法律創(chuàng)新，應該提出來共同討論。

　　知識分子主導NGO

　　臺灣NGO能做得這樣出色，他們并非一夜長大。1987年“解嚴”，臺灣政府放開對社會組織的禁令，各式各樣的NGO在臺灣蓬勃發(fā)展。在 1999年9月21日之前，他們經歷了12年發(fā)展歷程曲曲折折的磨礪。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不可不看歷史背景，將大陸NGO盲目地與之攀比。

　　臺灣的NGO能發(fā)展起來，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學者介入。他們的NGO負責人大多是著名大學的教授或者某研究所的所長、副所長，都是知名人士。他們將自己的理性、理念和追求成效的精神傳給了NGO。這些人形成了不結盟群體，在NGO的發(fā)展方向上起了很重要的導向標和穩(wěn)定器作用。這使得臺灣NGO的發(fā)展方向一直比較健康。

　　這些知識分子都有教職，在NGO服務都是志愿者，不拿工資，只有很少的車馬費和會議補貼。他們介入NGO的程度很深，比如直接任執(zhí)行長、副執(zhí)行長，也就是我們的秘書長、副秘書長。他們有職有權，并不因為兼職、不拿工資就只說好話，怕得罪人就不作抉擇。比較而言，我自己雖然也在很多NGO中任理事、顧問，但是介入程度沒有他們深。很多事情看到不對，也想糾正，不過沒有權力這樣做。NGO請我們主要是做參謀而不是做決策。

　　這些深度介入NGO的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例如臺大社會工作系的馮燕教授，一直是許多個NGO的理事，還擔綱臺灣聯合勸募協會的主要負責人�！�9·21”地震后，聯合勸募協會在第一時間聚集人力，下到災區(qū)救援，后來又為全盟搭臺，在沒有人為全局拿出必要的經費時，馮燕當機立斷，撥出自己所在機構的資金全力支持大局。

　　“9·21”全盟能在半個月內建立并聚集了180多個NGO組織，是因為有馮燕、海棠基金會的執(zhí)行長陸宛蘋等一批優(yōu)秀知識分子出頭，調動他們所在的NGO以往的社會網絡關系，迅速集結。為什么全盟能夠獲得政府和民眾的支持？是全盟的一些骨干組織以往為臺灣社會，為臺灣老百姓所做的好事有目共睹。這些就是公信力的源泉。

　　另外，全盟的策略也很有作用。這就需要一個社會聲望高的人出來做總召集人。全盟的骨干組織開會，明智地選擇了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教授做總召集人。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時他的聲望遠高過做“總統”的陳水扁。臺灣中央研究院等于大陸的社科院和科學院的總和，政府發(fā)工資，院長要由政府任命，所以，李遠哲有著公權力背景。當然，李遠哲是個旗幟，實際的事情由全盟的知識分子們做，執(zhí)行長是中央研究院的謝國興教授。照這樣看來，全盟并非徹頭徹尾的民間組織，而是公信力和公權力的聯盟。這一聯盟后，這個只存在兩年的民間組織就不需要登記注冊了。

　　參與NGO的臺灣知識分子們，都屬于臺灣社會的主流群體。他們是在1987年解嚴后逐漸冒頭并形成一個整體的。我看到，臺灣社會走向民主化進程中，有一大批這樣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的理想和追求，物化到NGO組織過程中去。所以他們最后所做成的組織，不僅整體結構非常出色，具體細節(jié)也讓人嘆為觀止。

　　比如說陸宛蘋，知識底蘊很深厚，是一個博士(公共行政)和兩個碩士（社會工作、EMBA）學位的獲得者，地震第三天就自動背起背包到第一線了。當時全盟還沒有建立，秩序很混亂，她就馬上找東海大學社工系，幫助他們建立了資源調劑中心，然后要求所有自動到來的志愿者第一步要到東海大學報到，接受很短的分類培訓，然后立刻派出去。結果，將無序變成了有序。陸宛蘋講：不要說大陸秩序不好，實際上那時候我們也一樣，你們經歷過的，我們全都經歷過，現在要做的是怎樣快點結束無序，走向有序。

　　在臺灣期間，我親眼看到NGO工作的高效率。比如“9·21”基金會的執(zhí)行長謝志誠教授，帶了10個人作基金會，其中還有兼職的學生。謝教授領的是臺大的工資，將80%的精力用于基金會。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不多，工資不高，人事總成本相當低，但是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臺大社會系的馮燕教授，多年前就做NGO的兼職工作，現在做大學的學務長，管理幾萬學生，天天忙到深夜。在這種工作狀態(tài)中，她還做兒童福利聯盟的副理事長，一個月一定要擠出一天為 NGO工作。就是這樣一批人把臺灣NGO的素質提上去了。

　　汶川地震，馮燕在德國開會，她打長途回來，要參加臺灣支援四川的抗震。大約半個月內，臺灣的四五十家NGO組織建立了川盟——支持四川抗震臺灣NGO聯盟。我參加了他們的兩次會議，感覺到討論氣氛充滿民主，和我們的NGO開會不一樣。

　　大陸知識界極需自省

　　抗震救災是一個全民族的事業(yè)。盡管中國大陸社會的飛躍不會那么快，但是這次汶川地震是一個整體提升的信號，如何認識、保護和弘揚汶川地震中全體國民表現出來的這種人性，是精神層面最重要的事情。中國的發(fā)展要有大的突破，首先在于人性的蘇醒。

　　市場經濟是推進整個社會發(fā)展的好機制，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錢”為核心，金錢至上，是好壞并存。在二者并存的過程中，怎樣往好的方向走？這就需要發(fā)揮人性的作用。其實政府官員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光輝，這次汶川抗震表現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重建中國的人文價值體系。

　　我和臺灣NGO的實施分子交往，總覺得有一些很深的東西值得思考。大陸學界與臺灣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以為，不同點在于，學界以什么為最高追求？將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置在什么位置？是在所有的追求包括學術追求之上還是只放在做人的底線的位置？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發(fā)展軌跡和臺灣不一樣。我們是跳躍式，臺灣是漸進式。在我們，市場經濟是突如其來的，做慈善公益更多是出于反對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果，是有目的的去做，大都不是從人的本性出發(fā)。當然這一次汶川抗震大大地例外。而臺灣在平日里也是如此。例如“9·21”基金會的執(zhí)行長謝志誠雖然是民進黨的，但是跟他談話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他的人格。他在內心深處的人性追求遠高于他對政治的判斷。他們對政治有底線，將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在最高的位置。

　　實際上臺灣知識界也是經過了較長的歷史階段和“9·21”地震這樣的考驗，逐漸整合起來的。我只是覺得，大陸的知識界非常需要自省精神，總要自己認識了問題，才有可能自行發(fā)展到行為的改變。

　　與一切物質的、技術的東西相比，人性當然更重要，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受誘惑很深，忘記了自己的本性。大災難結結實實地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真理擺在我們面前。

　　中國現在和未來走向一個什么樣的社會，與政府、執(zhí)政黨、我們自己把人文價值的地位放在哪個位置，有非常直接的關系。在痛定思痛之后，我們可以一起討論哪些東西是對的，哪些東西是不對的，哪些東西是可以改變的，哪些是不可以改變的。抗震的熱情和干勁能不能始終堅持下去？這不僅需要政府長遠規(guī)劃，有一套制度化的東西，也要靠每個人的人性。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本文為作者在中評網、天則所策劃主辦的研討會上的發(fā)言，容憲強整理，經作者修訂)

　　原刊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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