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改革開放”三十年：從亢奮到疲頓（上）
發(fā)布時間:2020-06-08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以30年為一個世代，是由來已久的一種史家慣例。司馬遷說過“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筆者在《120年和兩個60年：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的連續(xù)性與曲折性》一文中，把過去的120年劃分為4個30年，并采用兩套命名方法——
一是把第一個60年劃分為“前19”（1888～1919）和“后19”（1919～1949）兩個30年，把第二個60年劃分為“前79”（1949～1978）和“后79”（1979～2007）兩個30年；
二是用代表性人物來標記。把4個30年分別命名為梁啟超時代/蔣介石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正如把毛澤東時代和“文革”畫等號是不合適的——毛澤東時代包括“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再附加“凡是派”掌權的一段時間），把鄧小平時代和“改革”畫等號也是不合適的——按照不同人的看法，改革在1989年或者1992年就已經壽終正寢。
當我們談論“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就已經進入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話語霸權的籠罩之下。因此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所謂“改革開放”30年，僅僅意味著從一個特定的視角——執(zhí)政黨的基本路線以及民意輿情對其反饋的角度——來反思過去的30年。
如果換一個視角，也可以回顧公民社會30年，民主運動30年，非公企業(yè)30年，流行文化30年，兩岸關系30年，等等。歷史本身是一個多棱鏡，在不同史家眼中，呈現(xiàn)不同面貌和色彩。既然以“改革開放”30年作為標題，就說明本文的歷史考察范圍必然受到局限。
本文全文分為四節(jié)：首先對“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這些關鍵詞進行簡略的歷史考察；
然后將最近30年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1992，1992～2002，2002～2007，逐一進行分析和評估。
一、“改革開放”話語簡析
為理解“改革”和“開放”的語義，必須把它們放在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的復雜話語背景中。
“改革”與“革命”的輪回
1888年，康有為寫了《上清帝第一書》。在此后10年中，他又6次上書光緒帝。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只是偶一提及“改革”，但是大量采用了具有類似語義的“變法”、“變政”、“維新”、“新政”等語詞。到1899年，梁啟超把《戊戌政變記》的正文第一篇命名為“改革實情”，附錄一為“改革起源”，這預示著“改革”將成為新世紀(20世紀)的核心話語。
梁啟超在《釋革》中寫道——
“革”也者，含有英語之Reform與Revolution之二義。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遷于善，如英國國會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如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
……
Ref主漸，Revo主頓；
Ref主部分，Revo主全體；
Ref為累進之比例，Revo為反對之比例�！硕呓源蟆兑住匪^革之時義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變革”。
雖然梁啟超認為“‘革命’二字非確譯也”，后來多數(shù)國人還是隨著日本人將“革命”作為Revolution之對譯。
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對中國的改革事業(yè)充滿信心。他認為，只要朝野上下同心協(xié)力，“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法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士眾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guī)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戊戌政變后，國人才深刻理解到，改革的成敗，不僅取決于道理的對錯，更取決于力量的對比。只要改革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就會利用權勢來破壞改革。改革不成，革命自然而然地就會提上議事日程。
改革話語與革命話語的此起彼伏、彼升此降，是權力意志與民心所向的距離的一個函數(shù)，是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與支持度的一個標尺。20世紀初是這樣，20世紀末也是這樣。在北京大學學生高舉“小平你好”橫幅游行的時候，改革自然是主流話語；
當北京學生在天安門摔瓶子被鎮(zhèn)壓的時候，革命最強音《國際歌》的旋律就回蕩在廣場上空。在鄧小平南巡以后，改革的贊歌再度響起；
鄧小平去世之后，革命的幽靈又開始在中華大地上徘徊。左翼的毛派人士重新緬懷“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稱鄧小平的“改革”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
右翼的青年自由派人士則鼓吹“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大聲疾呼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列寧指出，革命是否會發(fā)生，不是憑主觀愿望，而是要依據(jù)客觀情勢。民眾通常都是渴望改革的；
但是民眾亦有權革命。改革和革命的開關鍵鈕，始終掌控在執(zhí)政者手中。
被動開放與主動開放
一說到“開放”，人們首先就會想起“門戶開放”，這是長期以來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美國人說得多做得少，真正用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是英國人的鴉片戰(zhàn)爭，英法兩國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還有日本人的甲午戰(zhàn)爭。國人抵擋不了“夷人”的“船堅炮利”，最終導致國門洞開。在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的背景下，清政府頒布議和詔書的上諭中，竟然出現(xiàn)“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可恥言辭，極大地削弱了滿清王朝的統(tǒng)治合法性。
開而放者，開放之權操諸己；
不開而放者，開放之權讓諸人。從魏源的 “師夷長技以制夷”到胡適的“充分世界化”，標志著國人“開放”意識的逐步深化。在“五四”時期，先進的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要避免被動開放，就必須主動改革。要爭取自主關稅，就必須廢除厘金和種種陋規(guī)；
要取消領事裁判權，就必須實行獨立審判和保障人權。
與其說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如說“開放改革”來的貼切。因為在1970年代，開放政策是先于改革政策的，而且，對外的初步開放是國內改革思潮形成的一個前提條件。鄧小平的“改革”，是承接了毛澤東的“開放”。對外開放有兩個層次的目標，一是避害，二是趨利。毛澤東向尼克松開放中南海，是為了與魔鬼結盟，集中力量打擊最危險的敵人“北極熊”。華國鋒、李先念搞“洋躍進”，押寶是押在向外國政府和銀行借上千億美元的軟硬貸款，一舉拿下“10個大慶”。
由一方面閉關鎖國，自力更生，一方面輸出革命，同時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聯(lián)為首的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
到為了“聯(lián)美反蘇”而向西方世界打開一點“鐵幕”，這個路線轉變雖然是肇端于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晤，但是要到中美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才大功告成。
李慎之在《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中寫道——
當時鄧小平已是七十好幾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說，訪問美國他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國我這輩子就哪兒都不去了（這是我的同學，當年給鄧小平訪美打前站的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衛(wèi)永清告訴我的）。鄧小平如此重視美國是因為他認為，要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這是當時負責訪美代表團組團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務的副部長章文晉告訴我的）。應該說在這方面鄧小平眼光很準，魄力也很大。鄧小平回國以后不久，就發(fā)動了為時兩個星期的懲罰越南對中國忘恩負義的自衛(wèi)反擊戰(zhàn)。這也是以打擊蘇聯(lián)的盟國來表示同美國利益一致的一個重要步驟。
以不惜打一仗“教訓”昔日自家小兄弟的方式來向新情人示愛，這種“開放”的姿態(tài)不可謂不主動，不可不謂“魄力很大”。
從“思想解放”到“黨八股”
自中國現(xiàn)代政黨形成以來，可以把政黨分為兩類：改革黨（憲政黨）和革命黨（專政黨）。前者的代表是以梁啟超為黨魁的進步黨和宋教仁領導時期的國民黨，后者的代表是孫中山、汪精衛(wèi)、蔣介石領導時期的國民黨和共產黨。
共產黨既然以革命黨自居，自然多談“革命”而少談“改革”。查“文革”以后中共歷次代表大會文獻，九大政治報告中僅有一處提到“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
十大政治報告也只有一處提到“改革”：“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
在這兩個報告中，“革命”則無處不見。
在“文革”結束后召開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中，竟然沒有一處提到“改革”。人們把“改革”歸功于鄧小平，而華國鋒沒有分享到一點功勞，看來不是沒有道理的。到了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出現(xiàn)了兩處“改革”：“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fā)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但仍然沒有出現(xiàn)“開放”一詞，雖然這時已經采取了許多開放的實際舉措，也提到“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fā)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
到了1982年，在胡耀邦所作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有13處涉及“改革”，但“改革開放”這種固定的搭配還沒有出現(xiàn)。再過5年，1987年，在趙紫陽所作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出現(xiàn)了 “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的新提法。在趙紫陽報告中，“改革開放”這個詞組一共出現(xiàn)29次，“政治體制改革”出現(xiàn)12次。顯然，“改革開放”此時已經成為一種壓倒性的話語。
1989年“6·4”之后，鄧小平曾說“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但事實上根本不是這么一回事。從1989～1992年，“經濟體制改革”處于停頓狀態(tài)，“政治體制改革”則被反攻倒算。已經被撤銷的中央政法委恢復了，公安部黨組升格為黨委，公檢法司更加緊密地處于政法委的“一元化”領導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監(jiān)察部合并，冠冕堂皇地“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了（十三大報告確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不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應當集中力量管好黨紀”）�！稇椃ā芬�(guī)定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但是，政府各部門的黨組不僅沒有按照十三大報告的要求“逐步撤銷”，反而再度凌駕于行政首長之上。地方黨委與政府機構重迭對口的各系統(tǒng)的黨工委——農村工作委員會、經濟工作委員會、建設工作委員會、工業(yè)工作委員會、外經貿工作委員會、商貿工作委員會、科教文衛(wèi)工作委員會等紛紛重建，在政府機構的委辦局之上增加了一個新的領導層次。將黨群系統(tǒng)的工作人員納入公務員系列，完全顛覆了十三大“分類管理”的原則，也使得“公務員制度”變得有名無實，成為過去“黨政干部制度”的翻版。重新確認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規(guī)定由中共高等學�；鶎游瘑T會“統(tǒng)一領導學校工作”，違背了十三大確定的“事業(yè)單位中黨組織，也要隨著行政首長負責制的推行”，“轉變?yōu)槠鸨ＷC監(jiān)督作用”的原則……
如果說“胡耀邦—趙紫陽”體制時期提出“改革”、“開放”和“改革開放”，是“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xiàn)，眼下的官方文獻和報章社論連篇累牘地老調重彈，就變成十足的“黨八股”。
在過去30年中，曾出現(xiàn)過3次關于改革路線的大辯論。第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當時體制內的理論界新銳在理論務虛會上，體制外的民間思想者在民主墻和民刊上，都是改革的熱情倡議者和積極鼓吹者。第二次是在鄧小平南巡以后，萬馬齊喑了3年的知識界人士紛紛表態(tài)，支持“反左”，贊成深化改革，使“改革開放”獲得新的生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大辯論則是第三次，人們注意到這一次與前兩次的一個重大區(qū)別——除了官方喉舌及一些功成名就的退休官員、學界權威為“改革”唱贊歌，40歲以下的青年理論家以及新興網絡媒體上的民間思想活躍人士，幾乎沒有人愿意站在堅持“改革”的一方。顯然，在“改革開放”進入而立之年的時候，國人對于它的態(tài)度，已經從亢奮轉為疲頓。
二、全面改革還是片面改革
從1977年中共十一大只字不提“改革”，到1987年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宣布“堅決推進全面改革”，再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表示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經濟體制”而棄“政治體制改革”如敝屐，這是分析“改革開放”前15年的一個基本線索。
“不改革不行”：歷史合力
鄧小平在1980年代曾說：“要發(fā)展生產力，就要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過去20多年的封閉狀況必須改變。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于10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碑敃r的中國老百姓對于這個說法是有同感的，但是現(xiàn)在的青年人已經沒有“不改革不行”的切身感受。
“改革開放”30年來，盡管經濟發(fā)展也有過起伏，收入分配出現(xiàn)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然而平均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在此前的40年，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根據(jù)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1976年中國民眾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不如1956年的，而1956年城里人的生活水準還沒有恢復到抗戰(zhàn)前1936年的程度。毛澤東說：“抓革命，促生產�！备锪藥浊f乃至上億人的命（包括政治生命），如果最終推動了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或許還能夠忍受。但是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與歐美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也遠遠落在周邊國家和地區(qū)的后面。195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20多年后，這一百分比下降了大約一半。鄧小平出國訪問時對隨員不禁感慨地說：“跟著美國的國家地區(qū)都富強了�！蓖跽鹪L英時則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zhí)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他對英國的評論當時在中國大使館引起震動。社會各階層人士幾十年的經驗教訓是比任何一種理論學說和意識形態(tài)都更強勁的改革動力。戈爾巴喬夫下面的話同樣適用于中國——
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觀的性質。我們當時發(fā)現(xiàn)，從歷史的角度我們輸?shù)袅恕ㄟ^布爾什維克模式我們實質上將蘇聯(lián)和俄國排除在普遍文明過程之外……我想再次強調，沒有人將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給”我們，它誕生于那個體制、那個黨和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那個社會。
毛澤東去世前，已經明白站在自己一邊的人少得可憐。有可能繼承和捍衛(wèi)毛澤東路線的只有“文革受益者”，而這部分人又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毛澤東的嫡系——身邊人和代言人，如江青、毛遠新、張玉鳳、張春橋、姚文元等；
第二類是被納入體制的前造反派，如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等；
第三類是在“文革”初期受沖擊較少、后來又受到毛澤東重用的一部分中高級干部，如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lián)、吳德等。毛澤東臨終前，曾醞釀過一個7人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lián)、紀登奎、汪東興、張玉鳳。毛澤東閉眼后，曾在他的遺體前照過一張“八人幫”合影，從左至右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lián)、汪東興。如果他們能夠團結一致，毛澤東路線或許能夠多維持一段時間。但是經過“四五”運動的強烈沖擊，再加上政治經驗豐富的老干部的拉攏，第三類“文革受益者”決定與前兩類人徹底切割，由自己來獨自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事實上，拋棄第一類人，逮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就不可能不損害毛澤東的形象；
拋棄第二類人，在全國范圍開展“揭批查”運動，清算幾百萬前造反派，就必然傷及“凡是派”的社會基礎。30年后，鐵桿的毛派分子已經把華國鋒、汪東興等“凡是派”頭面人物定性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投降派”。毛澤東錯把“投降派”當成“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悲劇。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勢單力薄的“凡是派”完全被“改革派”所壓倒，雖然華國鋒繼續(xù)擔任黨中央主席，但政治主導權已經轉移到黨中央副主席鄧小平、陳云和新設立的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手中。因此，通常把三中全會視為“改革開放”的起點。這個時候的黨內“改革派”陣營，其實包括了三個分支：全面改革派、以政策調整為主的局部改革派和態(tài)度不甚明確、具有相當可塑性的中間改革派。這三個分支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棗核型分布，摸著石頭過河、模棱兩可的干部屬于大多數(shù)。
筆者過去一直把陳云、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稱為“還原派”�！斑�原派”強烈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澤東路線，主張回歸1957年以前的體制和政策。如果與全面改革派胡耀邦、經濟改革派鄧小平相比較而言，說他們是力主從毛澤東的“戰(zhàn)時經濟”、“命令經濟”向“和平經濟”、“計劃經濟”轉變的“還原派”，也不算辱沒了他們的貢獻。但是嚴格地說，陳云等人也沒有打算向1957年以前的模式全面復歸，他們也認可某些局部性的經濟體制改革。1957年以前，毛澤東主持了所謂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陳云并不完全贊成。他在中共“八大”的發(fā)言中對手工業(yè)的所有制改造頗有微詞：“我們必須使消費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工農業(yè)產量擴大，服務行業(yè)服務周到，而決不是相反�！彼鲝埍Ａ粢欢〝�(shù)量的個體經營，作為“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他的意見當時并沒有被毛澤東采納，毛視之為黨內“老右”。但是到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大規(guī)�；爻堑臅r候，陳云的主張就成為“個體戶”的通行證和護身符。1957年以前所推行的“全盤蘇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以重工業(yè)和軍事工業(yè)作為優(yōu)先發(fā)展目標的，但是陳云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兩次主持經濟調整時，均違背這一教條，把發(fā)展輕工業(yè)放在中心位置。此外，與半拉子“凡是派”李先念不同，陳云也沒有給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潑過冷水。所以，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陳云，納入相對“凡是派”而言的廣義“改革派”陣營，也是可以的。
胡耀邦是黨內全面改革派的領軍人物。在他周圍，集結了萬里、習仲勛、方毅、胡啟立、喬石、任仲夷、項南、朱厚澤、胡績偉、杜潤生、李昌、李銳等一批改革派的干將，還有于光遠、周揚、王若水、童大林、吳江、林澗清、阮銘、孫長江、李洪林、郭羅基、蘇紹智、馮蘭瑞、張顯揚、嚴家其等一批理論務虛會派的筆桿子。田紀云最近撰文指出，趙紫陽的改革方針是“堅定不移，慎重初戰(zhàn)，務求必勝”。因此趙在胡耀邦下臺之前，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慎重的經濟改革派。趙紫陽擔任總書記之后，特別是在發(fā)表1987年“5·13講話”之后，愈來愈表現(xiàn)出自己的真實面貌。他團結萬里、田紀云、胡啟立、喬石等人，接過了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旗幟。
在1980年代末，黨內全面改革派公開發(fā)表出來的最高理論綱領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按照于光遠的闡釋，建國后理想的發(fā)展應該是“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毛澤東從1952年起，違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批判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提出在10～15年內“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則應根據(jù)實踐檢驗的結果予以否定。事實上，當時還有一部分比較激進的黨內理論工作者，已經在認真考慮采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和政治綱領。
葉劍英在1978年12月說過一段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范，西單民主墻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碑敃r，確實存在著體制內改革派和體制外改革派的一個短暫的政治結盟。在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9號文件下發(fā)之前，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既有自下而上的推動，也有自上而下的順應�，F(xiàn)在，官方媒體依然承認底層農民自發(fā)推動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歷史作用，卻閉口不談四五運動、民主墻運動對于確立改革開放路線所發(fā)揮的歷史首創(chuàng)性。在全國各地的民主墻和民刊運動以及高等院校人民代表競選運動中，體制外的青年思想家不僅提出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也提出自由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主義的觀點。這些觀點不僅為體制內的全面改革派提供了啟示，也為其提供了側翼的掩護和屏障。
鄧小平和楊尚昆，是介于黨內全面改革派和局部改革派（或者說還原派）之間的面目模糊的黨內領導干部的代表人物。當鄧小平鼓吹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似乎是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后臺老板；
當鄧小平發(fā)動“反自由化”運動的時候，他又儼然是胡/趙的政治終結者。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鄧小平一直在“計劃與市場”的問題上與陳云打太極拳。他從來也不喜歡忠于陳云經濟思想的姚依林和李鵬，卻沒有力推萬里或田紀云接任趙紫陽的總理職務。在整個1980年代，鄧小平的改革立場是不穩(wěn)定的。楊尚昆則是鄧小平最信任的人，受鄧的委托主持軍隊常務工作，還是胡耀邦下臺后違背黨章的最高領導機構“五人小組”成員，后來又接替李先念擔任國家主席。
上述幾類人各自的左搖右擺以及相互之間的縱橫捭闔，造成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復雜和曲折的軌跡。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孰同孰異
在“文革”前的十幾年，中共領導體制分為“一線”與“二線”，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一線”主持工作，毛澤東自己在“二線”當后臺老板�！拔母铩遍_始后，毛澤東又把他與劉鄧的關系稱為“兩個司令部”，劉鄧是“資產階級司令部”，他自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在“改革開放”的頭10年，中共的領導體制比“文革”前更為錯綜復雜。
1987年1月16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借著批評胡耀邦的由頭說：“我跟薄一波講過，常委不常開會�！院笠�規(guī)矩，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焙髞砗钤诤屠钿J的談話中說，常委會不常開，是因為兩個老人說不到一起，“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壁w紫陽在軟禁中也對宗鳳鳴說過：“鄧甚至是不主張開常委會的。有時陳云提出要開常委會，我將此意見轉告了，鄧卻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么會�！薄瓣愐_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么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后說：啊!大秘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很難當。李先念還說：趙只聽鄧的，不聽他們的。兩個人難辦了，三個人更難辦了。”“在最高層的人事上，我們前臺的人沒有發(fā)言權。真正有發(fā)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
中共第十二屆政治局常委，共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云6人，分為“前臺的人”和“老人”，這與毛澤東時代的“一線”、“二線”基本同構，用趙紫陽的話說——“這是東方政治，更是中國政治的特點，歷來不容改變�！薄扒芭_的人”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在一些大的方面能夠相互配合，但還沒有達到密切合作的程度。“老人”一共有4位，其中葉劍英已經年老多病，不大介入決策；
李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
“真正有發(fā)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小平和陳云。據(jù)趙紫陽透露：“鄧曾叫薄一波給陳云捎話：這個黨只能有一個婆婆。”但是，由于陳云在黨內的資歷比鄧小平老（陳是中共第六屆和第七屆領導成員，鄧到了第八屆才成為領導成員，排名還在陳的后面，所謂“毛劉周朱陳林鄧”）；
由于陳云在黨內的高層有一批鐵桿擁護者和吹鼓手（如鄧力群）；
也由于陳云在某些方面更有人情味（例如過問北京居民的冬儲大白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關心中年知識分子的待遇，反對判政治對手江青死刑，“6·4”以后，中顧委批判李銳、杜潤生、李昌、于光遠4位委員，有人主張開除他們的黨籍，陳云卻保他們過關）；
在1992年以前，即使鄧小平有效仿慈禧大權獨攬之心，卻不得不接受“兩宮皇太后”共同“垂簾聽政”的現(xiàn)實。如果鄧小平確有毛澤東的權威，就沒有必要回避召開政治局常委會。
中共十三大曾把“黨的基本路線”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耙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事實上，在整個1980年代，黨內各派只是在“一個中心”上有共識，在“兩個基本點”上則各說各話。
秦暉最近指出：如果有一種過程是所有人都吃虧、只是吃虧有多少、而基本無人受益，那么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負帕累托過程”。這樣的過程歷史上很罕見，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這樣一個罕見的“負帕累托過程”。無論今天面對改革中的弊端，社會上對“文革”的看法出現(xiàn)多少分歧，一個應當承認的基本事實是1975～1978年間，除“四人幫”等極少的若干人外，幾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盡管他們對于走向何方可能并無一致意見�！案淖冐撆晾弁羞^程的改革自然就會成為帕累托改進”。
盡管鄧小平和陳云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上長期“談不攏”，但他們對“改革前中國式命令經濟”的放棄，都能導致“帕累托改進”的效果。1983年以后，改革初期的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雙重增益現(xiàn)象開始逐漸淡出，鄧小平和陳云的矛盾也隨之加深。鄧力群說：“1983年之前，鄧、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搅�1983年，……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
鄧小平根據(jù)胡喬木起草的文稿，在1979年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后，胡耀邦手下的筆桿子李洪林根據(jù)胡耀邦的講話精神，撰寫了《我們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什么樣的無產階級專政》等4篇文章，3篇發(fā)表在《人民日報》，1篇發(fā)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用李后來的話說——“就是想把四項基本原則怎么能夠說圓”，即把“四項基本原則”的闡釋權掌握在改革派手中。《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中寫道：“胡喬木很敏銳，看得透徹，他說，你說堅持什么樣的四項原則，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實際上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四項原則，把四項原則作為一個爭論的問題，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在十二大政治報告中塞進了一句話：“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征，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1986年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時，圍繞是否刪去“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在黨內高層中發(fā)生了一場尖銳的斗爭。
1986年9月9日，鄧小平在鄧力群等人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話：“在十一頁，我刪去一處�！本褪巧厦婺蔷湓�。鄧小平找鄧力群談話時，當面說鄧力群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鄧力群后來說：在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胡、趙的一致，很明顯是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這是鄧、胡/趙最后的一次并肩作戰(zhàn)。胡喬木、鄧力群在1980年代被改革派知識分子稱為“左王”、“左帥”，胡耀邦在接受香港記者陸鏗專訪時，還捎帶點了王震——說自己與王震這位同鄉(xiāng)，“也可能是南轅北轍”。但對于陳云，當時黨內改革派陣營還沒有人敢公開叫板。
1979年，鄧小平和陳云不約而同地首次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鄧說：“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标愓f：“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后來，陳云從“市場經濟”的提法后退到“市場調節(jié)”，并強調它是“從屬的次要的”，而鄧小平則逐漸放棄“為主、為輔”的提法。1987年，鄧小平更明確指出：“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fā)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我們以前是學蘇聯(lián)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xiàn)在不要再講這個了”。
趙紫陽后來說：“經我和鄧小平打了8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在社會主義制度方面，鄧小平對所有制看得比較輕，對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并不在意�！� “鄧的指導方針是，經濟上無論怎么改革都行，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都無所謂，但黨的領導權力決不能放。就是說，只能單純地進行經濟改革，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絕對地不能動搖，這是鄧的絕對定律�！�
由于鄧小平和陳云輪番“發(fā)功”，隔空較量“內力”；
由于鄧小平自己在堅持什么樣的“四項基本原則”上模棱兩可，時而采用胡喬木、鄧力群的文稿，時而接受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因此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出現(xiàn)一種奇特現(xiàn)象，也就是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中所說的“周期性和無序性 ”�！皩@種政治斗爭的周期性，鄧力群曾說過一句話：每逢雙年，自由化泛濫；
每逢單年，左派反擊。這種說法粗略地接近實際�！�
這種周期性的震蕩，表明了黨內各派系都在積極探索“改革開放”的方向和路徑，而每一派系都還沒有最終確定自己的理想模式。這樣就呈現(xiàn)出一種理論上、政治上的活力和可塑性，使人們對1980年代留下了“激情澎湃的10年”的深刻印象�！ �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1980年代，鄧小平兩次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次“黯然收兵”，第二次“損兵折將”，到1992年南巡講話時，鄧小平再也不談政治體制改革了。這正可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從中美建交到里根上臺的一段時間，是中美兩國的政治蜜月。在抵制1980年第22屆莫斯科奧運會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所表現(xiàn)出的親美聯(lián)美的堅定立場，甚至超越了美國的傳統(tǒng)盟國英國和法國，成為與日本、西德一樣的美國“鐵哥兒們”。這個蜜月在1981 年里根擔任美國總統(tǒng)后即開始冷卻，中國高層曾有人建議降低兩國外交關系級別，隨后又有人提出緩和與蘇聯(lián)的關系——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就修正了親美聯(lián)美的“一條線”戰(zhàn)略，確定“全方位外交”新戰(zhàn)略。
1980年5月24日，黨內元老李維漢與鄧小平進行了一次長談。第二天，他對溫濟澤說：“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談了4個鐘頭，整整一個下午。我談了肅清封建思想殘余的問題，小平都同意了，并且說，他將在中央會議上認真談談這個問題�！�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說——
前些日子，李維漢同志來找我，從“興無滅資”談起，談了兩個多小時。我看這個口號有缺點，不完全。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沒有把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對待�，F(xiàn)在，黨內為什么有人搞特權？這和封建主義影響分不開。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著的時候，非解決不可。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各種制度，都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逐步加以改革。
后來，胡喬木、鄧力群把這次講話的其他內容分為兩篇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惟獨把上述的談話內容刪除了。
所謂“興無滅資”，本來是鄧小平在1956年提出的口號，一些人在24年后重新炒作這一口號，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1980年4月1日，胡喬木在中宣部的會議上說，現(xiàn)在的問題是要向自由主義的思想方針發(fā)動進攻。他說，中宣部要當警察，發(fā)現(xiàn)進攻的目標。比如電影、外國文學介紹、出版、音樂等等，中宣部要去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了要發(fā)動進攻。
1980年4月28～30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沿著胡喬木“發(fā)動進攻”的思路，在會上重提“思想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口號，并要求全軍開展“興無滅資”的教育。
胡喬木的講話是一個內部講話，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精神則是公開發(fā)表的，一時間影響很大。李維漢對左傾回潮感到擔憂，特意去找鄧小平談自己的看法。
198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改革國家制度問題。胡耀邦在會上說——
要從兩個根本問題上考慮肅清封建主義影響：一個是制度問題，一個是思想輿論問題。從制度上說，十月革命到現(xiàn)在63年了，從我們自己講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黨沒有搞好，國家制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面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制度上下決心解決。同這個制度關聯(lián)的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問題。我們革命勝利后無形中發(fā)展了很多封建的東西�，F(xiàn)在的宣傳再不能搞封建這一套了，再搞就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
1980年8月18～23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專題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會議第一天，由鄧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
黨和國家現(xiàn)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弊端，主要是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xiàn)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
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是他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曾經達到的最高峰，后來他再也沒有超越過這個高度。鄧當時是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法制，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典范。鄧在講話中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yōu)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xiàn)這三條來檢驗。
筆者認為，鄧在1980年提出的這“三個有利于”標準，比其1992年南巡講話中所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全面，更高明。而鄧小平在1980年“8·18講話”中提出的某些具體建議，譬如“對‘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加以改革”，至今尚未兌現(xiàn)。
1980年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這一講話，并向全黨全國公布。這樣一來，政治體制改革就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體制內外的改革派對鄧小平的“8·18講話”表示熱烈歡迎并加以進一步的闡釋。黨內理論界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25日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在全國黨校系統(tǒng)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做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zhèn)鞯胶Ｍ夂�，被稱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黨外民主人士的代表作是1980年10～11月北大學生王軍濤等人在北京各高校競選區(qū)級人民代表期間發(fā)布的系列宣傳材料。
廖蓋隆的“庚申改革”方案提出——
1.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縮為1000人，分設兩院。區(qū)域院300人，由各地區(qū)選派代表組成，社會院700人，由社會各階層的代表組成。兩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約。人大要一年兩次召開會議。50～70人的常委會，應是精干的，整年工作的。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2.實行黨政分開。一切政府職責范圍內的工作都由各級政府獨立議決和處理。改變工會、青年團、婦聯(lián)、科協(xié)、文聯(lián)等群眾團體由黨包辦代替的狀態(tài)，群眾團體要代表群眾利益，工會領導要由工人選出，建立獨立的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
3.司法獨立。法院作出判決無須送黨委審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新聞獨立。除軍事機密外人民有權知道一切事情。允許和鼓勵新聞工作者獨立負責地報道新聞、刊登群眾來信和發(fā)表評論。
5.企業(yè)、事業(yè)管理體制改革。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lián)合體的經濟委員會領導和監(jiān)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黨委只管政治領導，而不擔任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企事業(yè)單位要普遍建立獨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并有權向上級建議罷免不稱職的領導人及選舉基層領導人。
6.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分權制衡制。全國黨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黨中央設三個委員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原中央委員會)、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委員會互相監(jiān)督和制約。在中執(zhí)委下面設常委會處理日常工作，取消政治局。
王軍濤的競選宣傳材料提出——
1.建立和改善黨內民主制黨的權力機構只能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各級地方代表和黨員大會，代表大會的代表必須民主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關應當實行分權的原則，堅決廢除個人集權制，應成立中央委員會、監(jiān)察委員會、顧問委員會3個獨立的機構，各自向全國代表大會負責。監(jiān)察委員會不同于目前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它不向中央委員會負責，單獨行使監(jiān)察權。必須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
黨和國家領導人每屆任期5年，最多任職兩屆。在遵守代表大會決議的前提下，充分保障黨內外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允許持少數(shù)意見的同志宣傳自己的觀點，并且為他們提供專門的宣傳手段。
2.實行黨政分家，逐步由人治、黨治走向法治、民治。首先，應當在經濟組織中取消黨委領導制，由職工代表大會或者下面將要闡明的董事會作為權力機關，黨委則起一種監(jiān)督和保證作用。其次，應當取消黨委對同級政權機關的直接干預和領導，改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的黨團來體現(xiàn)執(zhí)政黨的作用。應當實行基層黨務工作非專職化，高級黨務機關的工作經費要由黨員交納的黨費來開支。
3.在政府內部實行分權制。首先，應當加緊建設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其次，應當切實保證司法的獨立性，無論是黨還是立法、行政部門都無權干預法院的獨立審判。應當明確規(guī)定，非經人民代表大會彈劾，不得罷免法官，法官一經選舉或任命，就可連續(xù)任職至退休，這和廢除行政首腦終身制，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行政機關的改革也是一個重要課題。政企必須分開，行政機關要精簡和高效能。
4.發(fā)揮各個社會細胞組織和個人的能動性，加強社會對政府的監(jiān)督和“反饋”。一切企業(yè)、事業(yè)、團體都應成為獨立法人，在國家法律范圍內自己進行經營和管理。輿論必須獨立于政府。黨的報刊編輯部應按照列寧的做法，直接對黨代會負責，而不是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以取得較大的獨立性。同時，應當允許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辦報刊。群眾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科學文藝社團等）應完全獨立于國家�！稇椃ā匪�(guī)定的各項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政府絕對不得侵犯。當務之急是在我國實現(xiàn)言論和出版自由。
由筆者起草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建議草案）》和《說明》，提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從蘇維埃制向“三權分立”的議會制轉變：代表人數(shù)減至500人以下；
取消常委會這個層次，每年舉行至少8個月例會；
人大代表專職化，配備秘書助手；
軍人不得干政，軍隊不再作為選舉人大代表的一個單位；
人大會議公開舉行，允許旁聽，會議記錄公開發(fā)表；
國有新聞媒體不隸屬于立法、行政、司法任何一個部門，國家新聞、廣播、出版管理委員會主席由人大選舉，但人大無權罷免，以保障新聞自由；
等等。
然而，恰如1956年的波蘭、匈牙利事件扭轉了蘇共二十大后國際共運和中國的改革進程，新的波蘭事件使胡喬木等人找到阻止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借口。1980年7月，波蘭政府決定將肉類食品銷售價提高40～60%。早已對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的統(tǒng)治十分不滿的市民和工人，在聽到這一決定后，華沙、羅茲、奧斯特洛夫、盧布林等大城市的工人，當天就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以補償因肉價上漲給工人帶來的經濟損失。罷工很快擴展為全國性的大罷工浪潮，波蘭1000多萬工人加入抗議行列，迫使政府坐到談判桌前，不得不同意工人代表提出的21項條件，簽訂“格但斯克條約”。1980年8月31日，由格但斯克市列寧造船廠的電工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成立，它是由各個獨立自由的工會自發(fā)組成的全國性組織�！皥F結工會”除經濟訴求外，還有政治目標。它的成立意味著共產黨專政的極權社會的根基開始被撬動。
1980年9月24日，胡喬木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就波蘭“團結工會”成立引申出一些自己的觀點。“波蘭事件對我們有重大意義。建議書記處或聯(lián)合國務院召集一次會議進行專門討論。”“波蘭事件沒有結束，它還要發(fā)展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前途（如在波繼續(xù)演變擴大和影響到鄰國或引起蘇聯(lián)干涉時）�！彼J為波蘭事件說明：持不同意見的人利用社會的經濟政治矛盾，可能達到激烈的程度和爆發(fā)的形式。
胡喬木在信中說：我國也有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一旦與心懷不滿的工人群眾相結合，就可能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這一點對我們應是一個重大教訓，希望中央引為殷鑒，研究對策。他主張，對所謂自發(fā)組織決不能以驅入地下為了結，當務之急是要“對這些組織的成員開展各種形式的教育爭取分化工作并輔以必要的打擊措施”；
同時，防止外來思想、經濟、政治、文化影響，“這在我們也是一大問題”�！拔蚁Ｍ新�(lián)、中調、外研、社研、計委及有關各財經部門、工會、青年團、中宣、《人民日報》、新華社、教育、文化、出版、公安、法制、中紀委、統(tǒng)戰(zhàn)各部委都能從各自角度出發(fā)進行研究”，然后“由書記處和國務院分別做出一些具體決定或指示”。
胡耀邦看了胡喬木的信后未予置理,他對波蘭事件的看法與胡喬木有很大的分歧。胡喬木就通知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把自己的信印發(fā)給中央各機關、政府各部門、各人民團體。胡喬木最終說動了鄧小平和陳云，也獲得了公安、宣傳等要害部門的支持。在鄧力群參與下中宣部搞了一個《關于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向中央的匯報提綱》。鄧力群說：“陳云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結合波蘭的局勢，說了兩句很有名的話：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們根據(jù)波蘭的教訓和他這兩句話的意思，對中宣部的文件進行修改，修改的地方還不少�！�
1980年10月，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在一次會上說，根據(jù)喬木同志建議討論波蘭事件的經驗教訓，波蘭的教訓很值得吸取。我們存在與波蘭相類似的問題，發(fā)展下去也會造成同樣的后果。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波蘭事件不只是經濟問題，更主要的是政治問題，內部思想混亂。
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發(fā)表講話，極為罕見地言必稱“陳云同志”。他的講話的頭一句話就是：“我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31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苯又囆∑秸f——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同志負責財經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對此作出了決定。但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zhí)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現(xiàn)在，這種情況才有了變化。這次調整，就是進一步貫徹這一方針。我們這次調整，正如陳云同志說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調整。這次調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夠�！彝耆怅愒仆镜囊庖�，今后一段時間內，重點是要抓調整，改革要服從于調整，有利于調整，不能妨礙調整。
不僅經濟工作方針要聽陳云的——“我們國家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體”，思想政治工作方針也要聽陳云的——“陳云同志說，經濟工作搞得好不好，宣傳工作搞得好不好，對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能否穩(wěn)定發(fā)展，關系很大。他所以同時提出宣傳工作的問題，一方面是要我們對宣傳工作的成績和缺點做出清醒的估計，另一方面是要我們今后的宣傳工作能夠適應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的要求，能夠有助于而不是有礙于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這里說的宣傳工作，實際上包括黨的整個思想政治工作�！�
鄧力群對于這一時期的政治格局十分滿意，他后來總結說：這是“鄧陳合作”最明顯、最確定的一個標志。
鄧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實行“總動員”，堅決“使用國家的鎮(zhèn)壓力量”，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央書記處曾予以抵制和拖延。據(jù)鄧力群透露：“根據(jù)小平、陳云同志的指示，胡喬木起草了一個維護社會安定、保障經濟調整暫行條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墒菚浱幱懻摃r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喬木不同意書記處的意見，于1981年1月24日給鄧小平、陳云、胡耀邦、彭真寫信說，如果采取制定《結社法》、《出版法》一類的辦法來對付非法組織、非法刊物，要求他們登記，很可能被這些反黨分子鉆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陳云見了這封信之后，把我和喬木找去，對我們講：無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于非法狀態(tài)，禁止它們活動。后來，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痹撝甘荆ㄓ址Q“9號文件”）所確定的總方針是：“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fā)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
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qū)之間串連，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xiàn)任何形式的聯(lián)合�！瓕Ψ欠ǹ�、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
由鄧小平始作俑者的這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運動的夭折，尚未傷及胡耀邦等改革派大將，但犧牲了一大批體制內外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積極分子�！�9號文件”下達后，全國各地辦民刊的活躍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判刑。大多數(shù)高校競選運動的參與者，則上了“新三種人”的內控名單，有的人長期不予分配工作，有的人在畢業(yè)分配時被“穿小鞋”。體制內的理論工作者，一些人被撤職清算；
一些人受到審查；
還有更多的人受到批判。
1986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霍克時說：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領域，更重要的是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套用鄧小平自己的話，他此時重提政治體制改革，既有國際大氣候，也有國內小氣候。
國際氣候是中蘇競爭。當時，美國《時代》周刊把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選為封面人物，戈爾巴喬夫后來居上，鼓吹“新思維”和“公開性”，獲得世界輿論的好評，鄧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奪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
國內氣候是想用政治改革來促進經濟改革。改革進入“非帕累托改進”階段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越來越大，出現(xiàn)了所謂“中間梗阻”的情況。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
但是，此時的鄧小平已經沒有了“在政治上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的氣魄，他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是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全盤改革，而是“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
體制內外的政改積極分子實際上都突破了鄧小平所劃定的界限。舉例來說，1986年7月27日，由筆者發(fā)起的青年政治研究會（籌備組）舉行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治改革”專題討論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會議從黨政關系、行政改革、公民權利、法制建設4個方面進行了探討。與會者提出：必須實行職位分類制度，明確劃分政務干部與行政干部，前者由執(zhí)政黨推薦，經由選舉和組閣決定任用；
后者由政府人事機構根據(jù)“治事與用人相統(tǒng)一”的原則自行管理，經由考試決定任用。按照“黨政分開”的設想，就要求在推進社會民主的過程中，逐步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設成一個由政治家組成的常設機構，真正發(fā)揮最高政治決策功能。目前的領導干部結構面臨一場新的轉變，即由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的“硬專家”向通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具有“通才”的知識結構和較強組織管理能力的“軟專家”的轉變。盡快研究制定《出版法》、《新聞法》等，使《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切實得到保障，使學術、文化界的寬松和諧環(huán)境得以長期保持和發(fā)展。除了要抓緊制定民法典和一系列經濟法規(guī)外，尤其應當抓緊制定各項《公民權利法》、《行政訴訟法》、《國家公務員法》、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各部門的《組織法》和《程序法》等。
在1986年底全國各地發(fā)生一系列大學生要求民主的示威游行活動后，鄧小平最終決定犧牲胡耀邦。但是在代理總書記趙紫陽的主持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和設計仍然在繼續(xù)進行。趙紫陽、鮑彤及其部下的工作成果，可參見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
中共十三大后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公民社會的萌芽開始成長起來。1988年底，民辦的北京社會與科技發(fā)展研究所與《經濟學周報》等單位，在北京召開了“首屆全國現(xiàn)代化理論研討會”，有于光遠、黎澍、李銳、李慎之、蘇紹智、于浩成、戈揚、丁守和、許良英、馮蘭瑞、張顯揚、嚴家其、張晉藩、羅榮渠、溫元凱等300多名專家學者與會。1989年初，民辦的四通社會發(fā)展研究所舉辦了“首屆民間修憲理論研討會”。筆者所在的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下轄社會學部、政治學部、經濟學部、心理學部以及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北京財貿金融函授學院、中國民意調查中心、北京人才評價與考試中心等十余個分支機構，還以“帶資辦報”的方式接管了《經濟學周報》，成為當時全國規(guī)模最大的民間綜合性思想庫。
在第二次政治體制改革運動的高潮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各個特區(qū)的改革試點。蛇口工業(yè)區(qū)負責人袁庚在周為民等人的協(xié)助下，進行了由全體員工民主選舉工業(yè)區(qū)董事會的試點，通過選舉產生了董事會的7名董事。經天津開發(fā)區(qū)臨時黨委書記張煒的倡導，由開發(fā)區(qū)全體干部、職工選舉產生民主評議會，在全區(qū)21個選區(qū)中選出21名代表，作為評議會委員。從中選出7名常務委員，任期一年，除工會主席兼任評議會秘書長以外，其余6人每人擔任2個月的執(zhí)行主席。根據(jù)《評議會章程》，民主評議會具有質詢權、彈劾權等6項權力，并針對工業(yè)區(qū)主要負責人進行了5次質詢活動和每年一次的定期彈劾程序，有一名干部被彈劾下臺。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學潮之后，鄧小平拿下了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黨內高層的全面改革派代表人物，并對知識分子進行大規(guī)模政治清算，從而宣判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死刑。為在危機關頭尋求陳云派系的政治支持，鄧小平再次啟用“堅持計劃經濟”的提法，并說要“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把經濟工作的領導權拱手交給陳云派系。
到1992年，由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所掌控的軍權“保駕護航”，鄧小平又一次走上前臺，把政治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南巡講話中，鄧小平講到了“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講到了“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講到了“主要是防止‘左’”，但是只字未提“政治體制改革”。在由他欽定的中共十四大領導機構中，已經沒有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富于理想主義的改革派，也沒有胡喬木、鄧力群那樣的原教旨主義者，主體成分變成了能夠領會和貫徹“總設計師”意圖的“工程師”（具有工程師職稱的人在政治局委員中占了一半，在政治局常委中占多數(shù)）。政治家讓位于行政官僚，“改革”由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國民運動變成單純的政府事務與官員的“政績工程”——鄧小平給“改革”定了調，同時也使“改革”變了調。
如果說1980年代很多人都有一種主動參與改革的精神狀態(tài)，那么進入1990年代，他們越來越成為被動受到“改革”影響的人，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是“改革”的棄兒和犧牲品。除了少數(shù)經濟學家，大部分人文知識分子與1992年以后“市場化改革”的隔膜日益加深，他們對于“權力壟斷加市場壟斷”的“權貴資本主義”愈來愈反感。
在1992年的時候，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標桿是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模式，但是，由于幾十年延續(xù)下來的“黨專政”工具基本上保持完整，實際上運作的是一種介于“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后極權主義”架構。朱學勤在《激蕩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中把鄧小平定調后的“改革”叫做“市場列寧主義”，筆者認為可以做一點修正——實際上，鄧小平要的是“市場斯大林主義”，陳云則是“計劃列寧主義”。列寧與斯大林都主張“一黨專政”，但列寧比斯大林還是多一點“黨內民主”的。我們看胡耀邦的講話，看趙紫陽的講話，都講得很清楚，鄧小平是要在黨內搞權威主義的，陳云則用“黨內民主”來與之抗衡。鄧小平要市場不要“黨內民主”，可以叫做“市場斯大林主義”。（未完待續(xù)）
本文發(fā)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8/4月號，總第21期，天益網受權發(fā)布。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