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

　　閱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可以有很多角度；
從“物質文化”入手，不僅合情合理，而且頗有新意。所謂“文學”的“物質性”，不外乎作為文字載體的報刊、書籍，作為生產(chǎn)者的報社、出版社，以及作為流通環(huán)節(jié)的書店、圖書館等。最近二十年，做文學史研究，多有從新聞出版切入者。比如，借閱讀報刊，得以返回歷史現(xiàn)場；
借考稽書局，從中辨析文學思潮；
還有借報刊書局談論“公共空間”或“文學場”的。除此之外，還有一點，那就是在對于古舊書籍的沉潛把玩中，增長見識，提升品味，進而養(yǎng)成學問的興趣�！　�

　　經(jīng)由阿英、唐弢等老一輩學者的努力，新文學也有珍本、善本，這個觀念，已經(jīng)得到學界乃至市場的認同；
若初版《域外小說集》等堂而皇之地進入拍賣場，已充分證明這一點�，F(xiàn)在，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逛舊書店或上“孔夫子”舊書網(wǎng)搶購“現(xiàn)代文學珍本”，已經(jīng)成為一種小小的時尚。年長的，像北京的姜德明，中年的，像上海的陳子善，固然有讓人歆羨的“寶貝”；
年輕一輩，也多能從自家書柜里，掏出幾冊像模像樣的“舊藏”。至于各圖書館，更是在傳統(tǒng)的宋槧元刊外，另辟展室專門收藏晚清及民國年間的“新善本”�！　�

　　我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珍本”之作為藏品，并不擔憂；
我關注的是，這些“珍本”如何有效地服務于教學與研究。為了保護藏品，很多圖書館都采取這么一種策略，同一種書刊，只要有新的，就不借舊的；
只要有縮微，就不讓看原刊。一般讀者無所謂，可對于專業(yè)研究者來說，新刊、舊刊就是不一樣。除了版本學的意義，更有其中隱含的歷史氣息。讓大學生、研究生直接面對甚至親手摩挲那些儲存著豐富歷史信息的舊書刊，是十分重要的教學環(huán)節(jié)。至于專家學者，更是希望通過解讀具體的書刊，將“文學”的物質性與精神性合而為一�！　�

　　辦一個專題展覽，讓諸多同好，得以從容地觀賞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我看來，功莫大焉。至于排除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五大書局這么一種展覽策略，更是明顯帶有拾遺補闕的史家眼光。因為，即便前者占有民國年間全部出版物的百分之六十，依舊有很多精致的小書局值得表彰。以文學圖書的出版而言，北新書局、未名社、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新月書店、泰東書局、現(xiàn)代書局、光華書局等，都有可圈可點處。本次展覽重點推介的良友圖書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此前學界多有談論，對我來說不算稀奇；
倒是像劉以鬯創(chuàng)辦于上海的懷正文化社、黃新波等創(chuàng)辦于香港的人間書屋，還有老舍與趙家璧合辦的晨光出版公司等，其出品讓我大長見識。做出版史研究的，大都關注家大業(yè)大的商務、中華等；
可實際上，小書局因其同人性質，更具理想性，也更有創(chuàng)新精神。假如你想理解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何以“今夜星空燦爛”，離不開這些遍地開花、轉瞬即逝的小書局。　　

　　既堅持文學品味，又不至于賠錢，這方面成功的例子，可舉出吳朗西、巴金合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該社出版的“文學叢刊”（巴金主持），15年間共推出10集160本，其中很多日后成為文學史家津津樂道的名著。因職業(yè)關系，我更關注那些名家的“非名作”，比如曹禺的《艷陽天》、茅盾的《少女之心》、老舍的《開市大吉》、巴金的《龍虎狗》等。這些書，如果不是出現(xiàn)在如此特定場合，一般不會被提及，更不要說被認真閱讀欣賞了。　　

　　聲名顯赫的良友圖書公司，曾以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被文學史家和普通讀者記憶。除了皇皇巨著，該社還有兩冊奇妙的小書，值得一讀。一是胡蝶女士刊行于1936年的《歐游雜記》，一是《人間世》雜志社編的《二十今人志》（1935），這兩本小書，從裝幀到內(nèi)容，都很有味道�！　�

　　說到對書籍的鑒賞把玩，開本、紙張以及裝幀設計等，無疑是極為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中國人之刻意經(jīng)營“書衣”，是晚清以降才開始的。依我的觀察，中國書籍裝幀的黃金時代，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時候，諸多文雅之士，以手工的方式，介入新興的書籍裝幀事業(yè)。如魯迅、孫福熙、葉靈鳳、陶元慶、錢君匋、倪貽德、聞一多、司徒喬、豐子愷等，其封面以及整體設計雖各顯神通，仍大致呈東西合璧趨勢。抗戰(zhàn)軍興，圖書出版困難，裝幀自是盡量從簡。此次展覽的書籍，因大都刊行于抗戰(zhàn)爆發(fā)后，“書衣之美”沒能很好呈現(xiàn)，實在有點可惜。舉個例子，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學小叢書”、“文季叢書”等，都是一套書一種設計，每冊略為調(diào)整一下顏色，說是為了追求“整體感”，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就是“偷懶”。如此素面朝天，與二三十年代的絢麗多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再比如，同是良友出版物，抗戰(zhàn)前后，封面之精粗，也都差別很大。不完全是圖書價格方面的考量，關鍵是，無論作家、畫家、讀者還是出版社，都不那么“窮講究”了。　　

　　十五年前，春節(jié)前夕，我到香港逛舊書店，在一家叫做“實用書局”的，買了一批周作人、劉西渭、錢鍾書等人的書。其中周著為影印，其他的則是原刊。我所擁有的第三版《圍城》，刊行于1949年，封面改用英國印象派畫家錫尼特的《煩惱》，畫的是一男一女正在賭氣。此前三年，老舍與趙家璧合辦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學叢書”，刊行的好書，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師陀的《結婚》、錢鍾書的《圍城》等。在《編輯憶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4）中，趙家璧曾提及作為文學編輯的最大喜悅，莫過于從作家手中接過一大疊手稿，將其編印成書，而日后此書竟成為“傳世之作”；
趙文舉的例子，恰好正是上述四書（487頁）。如此看來，這些今日靜靜地躺在圖書館里的“珍本”，當初凝聚著多少作家、編輯、讀者以及批評家的心血與厚愛。念及此，你我能不仔細端詳、好好把玩？

　�。ū疚哪俗髡�2007年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珍本展”開幕典禮上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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