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漢奸發(fā)生學

　　“漢奸”一詞起于何時，惜無考證，但它無疑是咱們漢民族但它無疑是咱們中國人“唯一指定，享有專利”的詞匯。據(jù)《辭�！范�義，“漢奸”本指漢族的敗類，現(xiàn)在則指中國的叛徒。視點完全是以我們的“國族”（隨其不同的歷史內涵）為轉移。對漢奸大家都罵，但罵來罵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離現(xiàn)在也有幾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連抗日戰(zhàn)爭也沒趕上。在我印象里，漢奸形象的定位大概與宋以來的忠奸之辯有關。宋以來，“精忠報國”家喻戶曉，愛國主義高唱入云�？墒敲慨敗爸腥A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漢奸也就層出不窮。國難當頭，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氣節(jié)”二字。但這類講法之于男人就象貞操之于女人，其實是配套概念。道學家對女人失節(jié)，關注點一向不在原因（緣何失身，被誰強暴），而在后果（是否處女，可曾上吊）。同樣，他們對男人失節(jié)，也是只責個人，不問環(huán)境。其邏輯的如出一轍還影響到文學表現(xiàn)，典型手法是拿剛烈女子臊失節(jié)男子（比如李香君與侯方域），讓人覺得“俠谷剛腸剩女兒”，“幾個男兒非馬牛”。我們看歷史，只問個人的“有骨頭”、“沒骨頭”，往往失諸空洞抽象、虛假失真。

　　中國的漢奸史，漢以前沒法講，因為那時還沒有“漢”。早先與“胡漢”相當?shù)母拍钍恰耙南摹��？赡菚r的“夷夏”，關系實在亂。二者不但領土是犬牙交錯，血緣是水乳交融，就連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來秦并六國，統(tǒng)一者并非中原諸夏，而是他們視為夷翟的“秦戎”。再后來六國亡秦，陳涉、吳廣是楚人，項羽、劉邦也是楚人�！皾h”者，不過是他們反秦復楚的結果，本來也是替“荊蠻”出氣。

　　不過在早期的中國歷史上，同我們關心的主題有關，有兩個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個例子是伍子胥滅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讒，慘遭殺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氣。這要放在宋以來，那是漢奸沒跑。但也許是吳楚蠻荒，無關華夏，后來海內混一，也被咱們“共榮”，大家對子胥非但不恨，反覺其情可憫，有如“夜奔”的林沖。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齒，揚言“我必覆楚”。他說“子能覆楚，我必興楚”，竟如秦乞師，許愿哀公，說只要秦肯出兵，楚雖裂地分土或傾國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應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絕聲，水米不進，達七天七夜。終于感動哀公，出兵救楚。此舉若擱到宋以來，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吳師既逐，秦師亦退，楚竟因此而復。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國英雄的代名詞。

　　另一個例子是夫差滅越和勾踐覆吳。吳越是報仇雪恥之鄉(xiāng)。夫差報仇，憋了三年的勁，已經(jīng)不得了。勾踐更行，不惜“嘗大王之溲”、“嘗大王之糞”，臥薪嘗膽，終于滅吳。后人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報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經(jīng)識破而終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風險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沒有下手之機，就得一輩子委曲當賣國賊。

　　我覺得這兩個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漢奸發(fā)生學”的原理已埋伏于此�！耙皇ё愠汕Ч藕蕖钡奈ｋU也埋伏于此。

　　要講漢奸，照例得從漢朝講起，特別是從漢征匈奴講起。因為《滿江紅》的“饑餐”、“渴飲”，《蘇武牧羊》的“留胡節(jié)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馬遷為漢將軍立傳，《李將軍傳》和《衛(wèi)將軍傳》是鮮明對照。衛(wèi)青、霍去病、李廣利，凡出征主帥，都是一色的皇親國戚、寵愛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當配角，任其擺布。這些人都很乖巧，專拿“奉法守職”、“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揮無能也數(shù)數(shù)益封，故地位雖高，而口碑極差，“天下賢大夫無稱焉”。相反，李廣地位雖卑，性格雖暴，“悛悛如鄙人，國不能道辭”，但“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司馬遷是因“李陵之禍”才發(fā)憤著書，當然對李陵充滿同情，但《史記》作武帝之世，不免諱言陵冤，反不如《漢書》敢講話。據(jù)《史》、《漢》二書，隴西李氏本是有名的軍人世家，生于邊塞，長于邊塞，善騎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伤�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慘：廣心高命奇，自結發(fā)大小七十于戰(zhàn)，反無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衛(wèi)青賭氣自殺。廣有三子：當戶、椒早死，敢被霍去�。ㄐl(wèi)青之侄）暗殺。及陵（當戶子）為將，但愿一取單于，重振家聲，反而身敗名裂。天漢二年，陵自告奮勇，為貳師（李廣利）分兵，漢武帝惜騎不予，路博德羞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結果遇匈奴主力（八萬人），血戰(zhàn)浚稽山。雖威震匈奴，重創(chuàng)單于，然道窮矢盡，陷圍無救。不得已，遣余卒潰圍，己獨出降（當時所謂“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貪生怕死，乃思得其當，有以報漢。武帝不察其隱，只恨其�。ê匏�不給李廣利長臉遮羞），竟把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馬遷處以腐刑。后來武帝雖悔陵無救，派公孫敖將兵迎陵，敖無功而還謊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誣，收陵母弟妻子盡誅之（古代軍人的家屬往往是人質），使陵絕望于漢終不歸。

　　李陵由降而叛亦屬“逼叛”。如果只從“叛”字著眼，你只能說李陵是“漢奸”。因為他畢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畢竟死在胡地沒回來。但是如果能體諒他的“叛”出于“逼”，你還不如說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親的漢武帝，指揮無能的李廣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為謠言的公孫敖，以及墻倒眾人推，“隨而媒孽其短”的滿朝大臣，他們匯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漢奸”。〖注１〗

　　讀《史》、《漢》二書，你會發(fā)現(xiàn)，那時的軍人太苦。文帝時馮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軍人“終日力戰(zhàn)，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賞可不行，罰則必用。武帝時，地方吏治雖號稱“破觚為圜，斫雕為樸，網(wǎng)漏于吞舟之魚”，但在軍隊中卻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風。漢《軍法》規(guī)定：“畏懦當斬”，“逗橈當斬”，“失期當斬”，“失道當斬”，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廣就因生俘逃歸，坐法當斬，贖為庶人，打發(fā)回家。后經(jīng)啟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會失道，不堪再受刀筆吏之辱，引刀自剄。陵若生還，可想而知。所以若從“組織”的觀點看問題，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過，在李陵故事的結尾有一戲劇性場面。李陵不是鐵板釘釘?shù)臐h奸嗎（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團結”的今天也還沒有得到歷史學家的原諒？）〖注２〗可是漢武帝死后你猜怎么著？漢政府卻特意差他的老鄉(xiāng)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漢已大赦，中國安樂”，請他“來歸故鄉(xiāng)，無憂富貴”。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說“歸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漢政府的良心。在他看來，大丈夫貴在從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廣之風。

　　中國的南北之爭或“胡漢之爭”一直貫穿于民元以前的歷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別是明清之際。中國的漢奸史重頭戲正在這一段。最近，讀李治亭著《吳三桂大傳》，我發(fā)現(xiàn)吳三桂真是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他既不是尋常所見貪生怕死、寡廉鮮恥的末流漢奸，也不是如詩人所想象，“沖冠一怒為紅顏”，全是為了一個女人才叛變。

　　吳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幾乎全都是在馬背上度過。前半生（從一歲到三十二歲）在明末，是“舊朝之重鎮(zhèn)”；
后半生（三十三到六十七歲）在清初，是“新朝之勛臣”。這個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連本階級視為寇讎的李自成，他也考慮過投降。以氣節(jié)論，似一無足取，從過程看，則震撼人心。榮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吳三桂的一生他分為三段：“明末悍將”、“清初藩王”和獨樹一幟，正好是三部曲。其變形之跡耐人尋味。

　　作為“明末悍將”，三桂有點像漢隴西李氏。他出身遼東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馬嫻熟，以力戰(zhàn)名；
還世受皇恩，幼承庭訓，滿腦子全是忠孝節(jié)義（他十六歲時曾闖圍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軍中的王牌，戰(zhàn)斗力最強�？墒钱斆髑宥Ω镏�際，官軍同流寇交攻，外患與內憂俱來，他所處環(huán)境太微妙。當時明、闖、滿成三角之勢，螳螂捕蟬，雀在其后，他非聯(lián)闖不足以抗清，非聯(lián)清不足以平闖。況以兵力計，闖兵號稱百萬，滿兵也有十萬，三桂之兵則僅四萬，無論與誰聯(lián)合，都勢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間，實無兩全之策。再者，從名節(jié)講，他投闖則背主，降清則負明，也是橫豎當不成好人。這樣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張學良、馬占山一類人才能體會得到。

　　在歷史是緊要關頭，三桂別無選擇又必須選擇。事實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試過。最初，闖圍京師，崇禎決定棄寧遠而召吳入衛(wèi)（“先安內而后攘外”），他卷甲赴關，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著，他也考慮過投降李自成，但農(nóng)民軍窮瘋恨極，入城后到處抓捕拷打明降官，專以搶掠金帛女人為事，令他望而卻步。當他得知老父遭刑訊，愛妾被霸占，親屬備受凌辱之后，只好斷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過，但被眾將吏勸阻。對道學家來講，自殺不但是保存名節(jié)之上策，還兼有正氣浩然的美感，但對一個統(tǒng)率三軍的將帥來說，卻往往是最不負責的表現(xiàn)。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臨李自成大軍叩關的千鈞一發(fā)之際，他才決定接引清兵。

　　情況更復雜的是，據(jù)學者考證，即使吳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聯(lián)清�，F(xiàn)在我們知道，他在威遠臺與滿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實際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區(qū)換取清出兵平闖，達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這與南明弘光政權的立場其實完全一致，也是“階級仇”超過“民族恨”，“安內”勝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統(tǒng)觀念來看，非但無可指責，還受到普遍贊揚，以為“克復神京，功在唐郭（子儀）、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國大英雄。

　　吳三桂作出其最后選擇，內心一定痛苦。因為我們知道，吳三桂早就是滿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將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極本人和他的親友曾去信勸降，許以高官厚祿，他都沒有降。后來闖陷京師，他寧肯考慮降闖，也沒有打算降清。我推測，這中間固有利害之權衡，但也不乏名節(jié)的考慮。因為他的家屬，包括老父、繼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闖都是人質，如果當初棄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還落個“不忠不孝”。而現(xiàn)在情況有所不同。它的代價仍然很大，為此他不惜揮淚作書，與父訣別，忍看全家被殺，但至少名節(jié)無虧（為明平闖是“忠”，舍父討賊是“義”）。然而三桂的悲劇在于，雖然從愿望上講，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視為申包胥，但多爾袞卻不是秦哀公。滿人奪取北京后并沒有打算就此罷手，而是長驅直入，席卷天下。多爾袞的主意很清楚：你吳三桂不是想報“君父大仇”嗎？好，我就讓你去報。正好讓他“為王前驅”。三桂既然選定了這條險道，“馬行在夾道內我難以回馬”，當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遠，從剃發(fā)為號到拒見南使，從追殺李闖到進軍西南，終于一步步變成最大的漢族降臣。闖是平了，仇是報了，但明也滅了，節(jié)也毀了。實際上當了個伍子胥。

　　對明朝的滅亡，吳三桂當然起了關鍵作用。但我們與其說它亡于清，不如說它亡于闖；
與其說它亡于闖，不如說它亡于己。明朝上下，從廷吏到邊將，從流寇到遺臣叛服無定，內訌不已，乃自取滅亡。三桂本想救明卻導致覆明，正說明了它的不可救藥。

　　吳三桂的后半生約有三十年是屬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屬于“獨樹一幟”，死后并有兩年是屬于“三藩之亂”的尾聲�？滴跗蕉ㄈ�藩，是效漢高祖誅韓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換代的例行節(jié)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們可以不去管。問題是吳三桂替清朝賣了三十年的命，現(xiàn)在起兵造反，何以號召天下？在吳三桂的討清檄文中，我們可以讀到：

　　…本鎮(zhèn)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干有血，心痛無聲，不得已歃血定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親擒賊帥，斬首太廟，以謝先帝之靈。幸而賊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謝夷人。不意狡虜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踞燕都，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本鎮(zhèn)刺心嘔血，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掃蕩腥氣，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太監(jiān)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托孤，宗社是賴。姑飲泣隱忍，未敢輕舉，以幫避居窮壤，養(yǎng)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恢復，枕戈聽漏，束馬瞻星，磨礪競惕者，蓋三十年矣�！�…

　　這段話，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吳三桂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圓滿，不惜編造離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釋卻有個時間的麻煩：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臥薪嘗膽，現(xiàn)在還有人相信嗎？

　　當吳三桂舉事時，有個叫謝四新的人寫過一首詩，表示拒絕合作。詩云：

　　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詎臥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為紅顏改，青史難寬白發(fā)人。永夜角聲應不寐，那堪思子又思親。

　　這首詩除過于強調“紅顏”，余皆平實之論。它不僅概括了吳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別是詩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種歷史角色，還濃縮了“漢奸發(fā)生學”的曲折微妙。

　　吳三桂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價也很慘重，不僅自己的兒孫妻妾被凌遲處死，還使多年追隨的部下，副將以上幾乎都被殺頭。他一生兩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環(huán)境所迫。這在漢奸史上是又一種典型。

　　現(xiàn)在，因“胡漢之爭”的消亡，“漢奸”的內涵已發(fā)生變化。盡管伴隨現(xiàn)代化的席卷全球，人們正在向新一輪的“車書一統(tǒng)”步步逼近，但是種族、民族間的仇殺仍不知何時是了。特別是那些后發(fā)類型的國家，因被動適應，往往不免有遭受強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經(jīng)古老而輝煌，如果其對手又是前仇或夙敵，即使沒有戰(zhàn)爭，哪怕一場球賽，也照樣縈系著此類脆弱和敏感。比如近來人們大罵何智麗為“吳三桂”便是明顯的一例。

　　現(xiàn)在的“漢奸”是什么標準？我不知道。不過歷史的教訓很清楚：正像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其實“漢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薊門里寓所

　　〖注１〗：當然準確地說，這是一種“漢奸機制”。因為通常意義上的漢奸都是個人而不是組織，都是明擺在面上而不是隱藏在背后�！甲ⅲ病剑褐挥型丛g我們“漢奸傳統(tǒng)深厚”的一位少數(shù)民族作家曾到外蒙憑吊李陵，不但把衛(wèi)青、霍去病罵了，就連蘇武也沒好辭，反而說“當他無家可歸，祖國執(zhí)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見張承志《杭蓋懷李陵》（散文）

　�。ㄔ�載《讀書》1995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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