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憂心的大學改革方案

　　筆者曾經在《北大的改革與合理性》中說了北大改革方案的三大缺陷，1、缺乏極其重要的程序公正方面的細致規(guī)定。2、終身教職是正教授，起點太高，不如以副教授為起點，而且分流教師辦法不夠穩(wěn)妥。3、根本不是教授治校、民主自治。總結起來就是：北大改革方案無法保證公平合理地實施。這些是太明顯的缺陷，本人也看了張維迎的說明，張維迎們是熟悉西方大學制度的洋博士，也是聰明人，這些對他們是極其簡單的常識，為什么他們居然留下如此之多明顯違反常識的漏洞？本人曾經以為原因是這些人根本沒有能夠與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傅斯年等人相比的公德心與見識，留下如此之多的漏洞是為了自己，但仔細思考后認為不至于如此，恐怕原因在于改革思路的問題和急于求成。

　　在我看來張維迎們的思路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自由來自競爭，中國舊體制的問題在于太“公平”的大鍋飯；
加強了競爭，理性人的自利行為就會導致自然出現高效率。本人的看法是這些思路根本不對，本人一直認為：一個組織，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核心的政治問題甚至許多問題的關鍵就是自由與權威如何協(xié)調、平衡的問題，也就是權利與權力如何協(xié)調、平衡的問題。如果能夠依據公正的程序、原則以及通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競爭良好地協(xié)調、平衡好權利與權力，則公正與效率自在其中，公平與效率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公平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公平。中國舊體制的問題是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唯一的優(yōu)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候能夠減少交易費用。自由來自執(zhí)行公正規(guī)則下的競爭，擁有權力者之所以執(zhí)行公正規(guī)則是來源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和信息公開化，沒有這一切，競爭帶來不了自由，只會是“絕對權力絕對會導致腐敗”。中國的改革情況已經驗證了這一切。

　　詳細闡述這些需要太大的篇幅，不說了。本文只希望大學的改革能夠避免重蹈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的覆轍。中國的中小學教育方面的改革比大學改革先走一步，諸如看學生分數的量化考評制度，末位淘汰，下崗分流等等，五花八門，校長、書記、教委等權力很大，也不受什么制約。看起來效率高了，如一些教師不收報酬為學生補課，書記、校長表揚后就有更多教師這樣做；
曾經還有些學校仔細對統(tǒng)考分數做記錄，幾年中，學生分數節(jié)節(jié)上升，等等。但效率真正提高了嗎？效率其實是下降了，學生天天忙于做作業(yè)、應付考試，學生負擔太重，教師與學生都沒有時間也無法自覺主動地讓學生自學擴展知識面，提高素質，提高動手能力等等，學生的素質比起八十年代是大退步了。所額外花費的時間，不過是讓學生增加做習題的熟練程度，更加懂得小心地避開考題中的陷阱，更加熟練地辨析那些大多沒有什么意義、陳舊的概念。學生被考試、作業(yè)壓得疲于奔命，降低了對知識的興趣、主動性、思考的積極性，甚至對知識與思考都產生厭惡感。這導致了全社會的關心，連新獲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蔣錫夔院士面對記者也特意談起了要讓學生少做些作業(yè)。而且中國還出現了某些中小學教師教學生在考試中作弊的事情，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這樣的情況會教出什么樣的人？這樣下去中國人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線全部要被打穿。

　　總之：中國的基礎教育方面的人事改革不過是降低中國基礎教育水平的劣化改革。

　　現在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已經成了中國國際互聯(lián)網學術論壇的第一大事，評論與主張眾多，但看了許多新的評論和主張，覺得要么缺乏合理性如甘陽的《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要么很合理但恐怕缺乏可行性（可操作性），如主張先進行行政與后勤機構改革的建議。匿名的一位北大副教授在《誰來救救北大？——質疑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教授》中說：“北大在編的教職工人數有多少？8000多名，而教師編制的人數是多少？精確數字為2235人（文科1175人，理科1060人），其中至少有100多人的處長教授、書記教授，我們姑且不論其人數多少，全算他是真教授，那么我校的師生比例為1:16，（而職工學生比例則為約1:4）。這個數字，至少在2003年2月份是精確的，因為這是在申請自然科學基金的動員會上，由科研部透露的�！盵1]十分明顯，北大應該先進行行政與后勤機構改革。網上傳播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討論稿》第二稿和張維迎的說明表明張維迎是個明白人，說話直截了當，但中國教育與科學技術問題的根子在哪里，大家都清楚原因不外乎中國的科學研究與教育機構是官（黨）本位的，不是學術本位的，缺乏學術自由（缺乏同行評議與此密切相關），黨政與后勤機構占用了太多資源而且憑借權力常常阻礙中國的科研與教育發(fā)展，張維迎肯定也清楚這些，卻也在關鍵性問題上含糊或言不由衷，只能說明他認為或目前確實做不到先改革行政與后勤機構。

　　討論如何進行改革，首先要搞清楚為什么必須進行改革，在明確了中國為什么要改革大學的認識基礎上，即使迫于環(huán)境，不能夠選擇最佳方案——先進行行政與后勤機構改革，也可以選擇既合理又可行的次優(yōu)改革——實行教授治學、民主自治為核心的方案（至少在系、學院），而不至于選擇很有問題的改革方案。

　　本人去年在網上發(fā)表的兩篇文章認為：中國的科技教育，在中國有了前所未有數量的院士、教授、博士、碩士以及論文數量的情況下，科學技術水平卻大幅度下降了，而且是比八十年代還不如的大幅度退步，后來注意到這還是在中國科學技術與教育的資金投入都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出現的大退步。文章中論證了主要原因是：八九年的事件導致大批人才外流并極大地打擊了知識分子的進取心、創(chuàng)新、信心、勇氣、朝氣等，其次要數量不要質量的量化（等級化）考評制度，砸鐵飯碗的改革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在北大這樣一個如此需要穩(wěn)定的大學居然推出如此激烈的改革方案，是否與此有關本人就不清楚了。

　　八九年的事件是政治大事，解決這個問題太難，是政治家們的事情。但這個問題不解決，大批一流人才回到國內是不可能的。所以，為國內人才的發(fā)揮才干提供良好環(huán)境更重要，其中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就是建立良好的學術評價體系。北大改革方案將要實行的外部評價制度是該方案最大的進步，但這實際上是幾年前就可以進行的改革。葛兆光曾經說：“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個科學院院士聯(lián)名寫了一篇《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報》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則，比如科學成果的評價必須由“廣大同仁承認”，而不是由口頭評價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學術權威的好評”來確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擾，不要由“領導看法”來決定，比如學術論文作者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些榮譽和承擔這些責任，等等等等，可是，這篇由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學家署名、這么鄭重發(fā)表在大報的文章，最后竟然沒有什么反響，五六年過去了，現在情況是每況愈下，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盵2]本人還記得，98年趙紅洲就指出了中國科學技術評價體系不合理的問題，但直到本人怒吼中國科學技術出現了大退步后，而且證據與跡象表現得很明顯了，更可能是因為科學技術與教育的主管領導人從李嵐 清變成了溫 家 寶，才終于看到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努力，科技部、教育部、科學院聯(lián)合發(fā)文件，推行同行評議（或外部評價）的改革。從歷史教訓來看，院士們的主張很正確，卻得不到實施，原因不外乎連中國最有學術權威的院士們都缺乏必要的學術權力。所以，必須實行教授治校，讓進行教學和科研的教授們在教學和科研方面擁有足夠的權力。

　　另外，看了張維迎的說明和甘陽的《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文章后，我很擔心外部評價制度能否得到良好實施。沒有程序的公正就不能夠保證實質的公正，缺乏詳細的規(guī)定就會留給官員們足夠的漏洞。張維迎沒有提到外部評價首先要做到程序的公正，卻說：“那么，能不能現在就把晉升的名額控制取消呢？不能！各院系評職稱的過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F在有許多人一直在等著升教授，如果現在就取消名額控制，恐怕用不了兩年，大部分教員都成正教授了。這將與我們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不是學校不相信院系領導的品質，但學校有理由擔心，院系領導頂不住壓力。所以，名額限制現在還不能改�，F在只能是名額和質量雙重控制。”[3]不知道張維迎們是認為各系必定能夠良好地實施外部評價，還是不清楚公正的外部評價的威力？空口說一句“不要忘了，我們還有學科的‘末尾淘汰制’�！�…學校也不可能對優(yōu)秀人才流失嚴重的院系熟視無睹�！笔沁h遠不夠的。

　　程序的公正必須在校級制度中得到細致規(guī)定。

　　本人對北大的情況沒有全面的了解，但看過一些北大教授、副教授的論文和對他們的評價，我的擔心與張維迎正好相反，我擔心嚴格公正的外部評價可能導致北大沒多少人夠格升任教授。比如說：水平低下的學院，如果所有侯選者在非常有權威的外部評價那里得到的評價，盡是香港科技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平均水平或連副教授水平都未達到，這樣的人能不能夠晉升北大教授？還有，如果有較多副教授得到這樣的外部評價，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自己卻清楚自己的水平遠遠高過一些教授（特別是如被某些北大人稱之為“死癥教授”、“官吏學”教授等官員教授）的水平，這樣的情況如何處理？當然，通過提前退休，改為高級講師之類的辦法廢除這些官吏教授，做到公平合理，是北大自己的事情。

　　一般來說，象北大這樣的研究型大學，教授晉升基本上是看學術水平的，教學太差的教師只會申請研究型職位，教師的教學、服務一般相差不大。因此，如何做好外部評價工作，請外部評價人清晰、客觀地評價候選人研究成果的水平（讓外行都能夠看懂）是極其重要的事情。所以，決定招聘與晉升的事項都必須有其它院系的教授參加（每個系、學院的教授會或學術委員會都必須增加一兩個其它院系的教授，由校長指派為好），這一方面對學校有利，能夠保證外部評價能夠被外行都能夠看懂，確保外部評價的組織工作質量，學校要否決系、學院教授會或學術委員會的錯誤決定也有極其顯而易見的堅實理由。這也對教師有利，如果結果明顯不公正，教師能夠憑借外行都能夠看懂的外部評議書，獲得司法救濟。

　　但看了張維迎和甘陽的觀點尤其是中山大學的改革方案，令人擔心降低中國科技水平的量化考評制度還要延續(xù)下去。張維迎說：“各院系必須制定出本院系晉升副教授和教授的具體的學術標準。這些標準應該是經得起同行品頭論足的。有些標準盡可能客觀些，如什么樣的雜志上發(fā)表的論文算數，需要多少篇，等等，以便后選人有一個穩(wěn)定的預期，判斷自己是不是達到了要求。晉升以研究成果的質量為重，但在相當一部分學科，雜志等級（如影響因子）和不同等級雜志上發(fā)表論文的數量在相當程度上總歸是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了這些指標，評審也就更客觀公正一些�！逼鋵嵶羁陀^公正的質量判斷要靠外部評價和本學術機構的教授們憑學術水準給出。甘陽反對由外國人來評鑒北大文科教師學術水平，認為華人大學必須獨立自主等等。甘陽“擔心的問題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學等的改革方向，是否會導致失去中國大學在思想學術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獨立自主，是否會反而主動自覺地把北京大學等變成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 ”主張“建立以中文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4]。

　　中國的文科論文著作，當然應該用中文，發(fā)表在中文期刊上，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甘陽、丁邦新等人的“以中文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的主張純粹是錯誤，中國已經實行了一些年的量化考評制度就是這樣，以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違反了一個簡單常識：在科學中引入數學（定量化）是為了得到精確的知識，它的前提當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確。量化考評制度偏偏缺乏了對論文等科研成果的定性評價，所以根本不客觀，不科學，也不精確。缺乏定性正確基礎的量化考評制度部分地帶來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下降，抄襲等學術浮躁現象泛濫的結果。所鼓勵的不是出高水平的成果，而是通過正當或不正當的方式多發(fā)表論文、專著，所以北大出現這樣的情況毫不奇怪：“實際上，北大近些年來評的‘正教授’ ，至少有1/2不合格，有的院系連續(xù)多年都是3-4個指標，而評的正教授沒有一個有合格的成就。要書有書，要文章有文章，就是沒有什么影響，連自己系里的學生都不知道、看不起。”[5]甘陽等外部評價制度的反對者沒有意識到：獨立的外部評價體系是中國大陸幾代學者所夢寐以求的學術獨立的重要條件之一，在中國文科還沒有出版自由的情況下，尤其需要獨立的外部評價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并保護學術自由；
他反對讓外部人（包括海外華人、外國人）對北大的文史哲成果進行學術評價也不對，這些是不得不進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北大以前實行學術近親繁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一個系里面，徒子徒孫都呆在一起，又缺乏自己的學術權威，內部評價與晉升太難做到公正了。當然，一個大學的學術獨立自主是很重要的，外部評價也有可能出錯誤，那就要依靠教授治校，學者自治，靠教授們的學術水平與自信來改正錯誤了。

　　一個大學，真正實行聘任制度尤其是有人員淘汰后，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就是中心問題了。中山大學改革方案已經把青年教師扔進了競爭激烈、不晉升就淘汰的“斗獸場”，它的評價體系仍舊是荒唐可笑的量化（等級化）考評制度，量化（等級化）考評制度唯一的優(yōu)點是能夠免去比較麻煩的質量評估，節(jié)省了同行評議的費用，可是對中山大學這樣一個重點大學來說，正確評估科技研究成果的質量是極其重要的，但量化（等級化）考評制度做不到，因此節(jié)省下來的一點費用實在是太得不償失。中山大學也沒有進行教授治校的改革，雖然方案更加細致，但總體上還遠不如修改后的北大改革方案。因此，中山大學的改革注定是要失敗的，最多在招聘人員方面取得一點點進步而已。

　　作為量化考評制度最強有力的反對者，本人曾經研究過外部評價制度，很清楚它也有漏洞，雖然它的漏洞比量化考評制度小，但缺乏程序公正的規(guī)定和教授治校，尤其是應當為教學科研服務的黨政后勤機關卻仍舊是一切的中心，這個制度的漏洞可以是很大的。所以，對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如果能夠補充程序公正的規(guī)定和（最低要求在理工農醫(yī)類學科）實行教授治學的改革即保證實質公正，我是堅決贊成的。如果連這些都沒有，我擔心問題沒解決，卻毀滅了外部評價制度。因為外部評價制度的漏洞，以北大教師、官員的智力絕對能夠發(fā)現并利用，程序公正和教授治校，過程、結果公開化、教授會和行政權力的相互制約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甚至消除漏洞。但這一切偏偏目前的方案都沒有。

　　世界各國的學術評價管理體制，目前知道的不外乎三大類：一類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學的學者民主自治加外部評價等制度，當然，實際結果往往是學術權威起決定性作用；
差一些的另一類是以日本、蘇聯(lián)為代表的制度化或接近制度化的學術權威決定學術評價、學者晉升的制度；
中國的學術評價管理體制最無效，是由官員、學官的權力決定學術評價、學者晉升的制度，這種最無效的管理辦法皆拜中國歷次不斷打壓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之賜，而后中國的學官們沒人想或者真正做到改變。北大的改革辦法，是相互矛盾的改革辦法，一邊學習了西方的外部評價制度，另一邊加強了學官的權力決定學術評價、學者晉升的制度，進一步削弱了青年學者的學術權利。為什么不全面學習西方的最好的學術評價管理體制？

　　另一方面，甘陽評價北大將要招聘更多的留美博士為“留美近親繁殖”也是錯誤的。對中國教育情況熟悉一些的都知道，教育等級越高，知識性的教育就更加次要，研究性的教育就更加重要，對教師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因此中國教育是中小學教育水平最高，其次大學教育，最差的是研究生教育，中國教育，一言以蔽之：中小學教育做了太多無用功，大學教育高價低質，研究生教育漏洞百出。學術大躍進時代的中國博士應該也必須展示自己的實力，與海歸們公平競爭。北大當然應該擇優(yōu)選聘。

　　網絡上有幾個人反對實行教授治校，理由是有些教授水平不行，學術道德也差，有的系、學院全部教授的水平都低下，民主自治也不一定都得到好的結果。但這理由根本不成立，實行教授治校正是為了扭轉黨政主導并缺乏制約的情況下，教授水平越來越低的趨勢。教授水平高的院系應該是每個教授學術權利相等，如果教授水平參差不齊，教授治學（校）還有另外的辦法來實現：全系所有教師的學術權利一律平等，都是一票，選舉出相應的招聘委員會或晉升學術委員會等，當然，決定教授招聘、晉升的事項只有教授才能夠成為候選人，決定副教授招聘、晉升的事項只有副教授以及以上的人員才能夠成為候選人，此外每個系、學院的學術委員會（或教授會）都必須增加由校長指派的一個（兩個）其它院系的教授。

　　總之，如果能夠做到公正合理（學者自治是關鍵），本人堅決贊成北大改革，因為這樣的改革是真正提高北大的教育和科技研究水平。中山大學改革方案比修改后的北大方案還不如，不實行外部評價和內部的學者自治的話，改革的結果只會是失敗而已。如果只是為了打破鐵飯碗壓榨青年教師而進行改革，改革不在北大失敗也必定會在其它學校失敗。北大必定會進行改革，因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和教育已經全面退步到比八十年代還不如了，所以，必須有程序公正的規(guī)定，必須至少在系、學院實現教授治學，校長治校，實現教授會與系主任、院長、校長之間的相互制約，即教授會權力與行政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以保證改革的公開、公正。至于全面的教授治校，恐怕要寄希望于以理工科為主的清華大學帶頭，因為工科方面由于常常牽涉技術機密，進行外部評價可能泄密，特別需要本單位自己進行高水平的同行評議，特別需要提高教授、教師們的積極性。但如果北京大學沒有對大學的核心制度進行改革而清華大學做到了，清華大學將會把北京大學徹底甩在后面。

　　但如果這一切如果都做不到的話，就不如取消所有985專項資金，真正實現義務教育。中國科學技術與教育的資金投入都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中國的科學技術和教育卻已經全面退步到比八十年代還不如了，中國的這兩所據說排名都在前十名的重點大學，實在太對不起國家的動輒十幾億、幾億資金投入，那可都是民脂民膏；
情況都這樣了，中國最高等級大學的學官們拿出的改革方案卻還連次優(yōu)都說不上，不是蹩腳就是平庸。這樣，建成世界水平的大學連一點希望都沒有，大學吞噬那么多資金做什么？而中國的義務教育法雖然規(guī)定了義務教育的權利，但貧窮的農村，孩子們僅僅因為缺幾百元錢就不能夠受到義務教育，缺乏教育會導致孩子們一生甚至下一代貧窮的延續(xù)。一邊是黨政后勤機關臃腫無比、水平低下卻貪婪享受大量資金的低水平大學，一邊是孩子們連最基本的教育都得不到，中國教育的不公正和效率低下，莫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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