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_康健的難題

　　 　　康健發(fā)現(xiàn)在中國進行關于慰安婦調查的難度并不亞于遠在東瀛的訴訟 　　 　　關于律師康健如何踏入“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這條河流，媒體上有不同的說法。有人描述，那是在1995年，康健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聯(lián)合國世界婦女大會，與日本同行交流時，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提出希望中方律師協(xié)助她們做“慰安婦”問題的調查，“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舉起了手答應”。另一個版本則是，“在一片沉默中，康健不假思索地站了出來”。
　　其實康健參加的是世婦大會在懷柔舉辦的NGO分論壇，當時也沒有人站出來，“大家都是坐著說話”。沉默的原因可以理解，論壇的主題是“婚姻家庭中的婦女權益保護”，那時的中方人員還不習慣“偏題”――而且是如此敏感的“偏題”。
　　“的確是冷場，”康健回憶說，“冷了一會，我覺得沒必要那么機械，就說了句，(慰安婦調查)作為一個法律事務來辦，也不是不可以。”
　　康健坦承，當時并未把這事放在心上，直到當年年底，日本同行找到了她，并給她寄來了“寫得很好”的針對日本政府的起訴書。
　　于是開始跑，跑山西，跑南方，再跑日本，迄今總共四起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她參與了三起。
　　2006年8月30日，中國原“慰安婦”受害事實調查委員會成立，康健任執(zhí)行主任。從那時起到2007年3月，她和委員會的律師們奔赴全國各地，就日本侵華期間的“慰安婦”受害事實開展系統(tǒng)調查。
　　而在接下來的200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戰(zhàn)爭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訴訟中，上訴到日本最高法院的案件紛紛敗訴或者被駁回，11起案件已經(jīng)敗訴7起。有論者說，在過半的敗訴判例支持下，剩下的4起訴訟，敗訴只是時間問題。這是日本最高司法當局首次以釋法的形式，試圖對十數(shù)年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做最后的了斷。
　　“日本的法院想關閉這個大門，但我們認為他們是在褻瀆法律，即使他們想關閉，我們也不能讓他們關閉�！笨到≌f。
　　7月初，調查委員會公布了第一階段的調查報告，引發(fā)廣泛關注――這是中國第一份“慰安婦”受害事實調查報告。
　　
　　請您實話實說
　　
　　每次調查前，康健他們都會對坐在攝像機前的受害者說這么一段話：請您實話實說，您說的話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這樣的程序，80多歲的老太太未必懂，但他們一定會解釋清楚。
　　“給調查定個基調，接下來的問話就是平鋪直敘。感覺不對的，或者受害者記不清的，我們不追問，想不起來就不說�！�
　　“你看我們的筆錄，沒有任何藝術色彩，但都是實打實的�！�
　　“問細節(jié)，問心理感受，當初的，后來的，一直到現(xiàn)在。”
　　“我不是要打擊你的積極性啊，不過，記者有時喜歡獵奇，但我們是不獵奇的�！�
　　“獵奇”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似乎更為嚴重。
　　網(wǎng)上廣泛流傳的“關于慰安婦的通信”中，旅日電視人朱弘先生提到，南京已經(jīng)過世的雷桂英老人在9歲的時候并未遭到日軍強奸，“那是記者的‘創(chuàng)作’，也是老人迎合記者的結果之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由此把她‘公證’為新的‘日軍大屠殺幸存者’，這符合了雙方的利益。在老人一家來說，可能獲得相關的救濟；在大屠殺紀念館，這是‘最新的成就’……中國挖到了一廂情愿的‘深刻的歷史記載’，但在國際上看來，這只能使自己打敗自己――再次打敗自己�！�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有待考證，康健本人也并不清楚這個故事，但她試圖讓這些飽受屈辱的老人進入一個“說歷史的狀態(tài)”，所以她特別看重團隊的專業(yè)性。
　　“要不帶什么感情地去記錄，”她頓了一下，又說，“有感情，但只能作為做下去的一種激勵，調查時一定要冷靜�！�
　　但是談何容易啊。
　　去年9月開始的調查，有律師是第一次參與，聽了受害者的陳述，“手發(fā)麻，不停地抖，都記不下去�！�
　　哪怕是神經(jīng)堅強如康健者，回憶起11年前調查山西“慰安婦”侯巧蓮，仍忍不住直搖頭。
　　侯巧蓮當年是跟她父親同時被抓的，日本人當著她的面打她父親，然后把她父親塞到炕洞里，再在炕上強奸她。
　　“她當時就跟我喊，我才13歲啊，喊著喊著差點從長凳上摔下來�！�
　　
　　“那個眼神，那個聲音，到現(xiàn)在都不能忘�！�
　　
　　改善的和未改善的
　　
　　1996年3月，山西。
　　康健和另外一位北京來的女律師，在訪問完一位受害者后，連夜從村里趕回縣城。
　　這是她們第一次外出調查原“慰安婦”。
　　“天一黑，滿天的星星，我們還說呢，終于看見星星了，當時還覺得挺瀟灑，結果一會兒就傻眼了。”
　　“大山里，三月還結著冰呢，碰到了個十幾米的冰坡，大卡車上不去。我們下車，想揪些枯草墊輪子，(凍得)根本揪不動，踢都踢不動。”
　　“沒辦法，和另外一位女同志，把棉襖脫下來墊，才算上去，就這樣還把一個輪胎磨爆了，下車時咯噔咯噔一路�！�
　　“從村里到縣城，20里山路，晚上六七點出發(fā)，到凌晨兩點才到。我們后來問司機，怎么大冬天穿背心，他告訴我們，車輪子貼著懸崖走，穿多了更得冒汗了，怕嚇著我們……”
　　“嗨，當時不就是找受害者嗎，我答應了就做完它，以為這一次就交差了呢，沒想到后來去了那么多次……”
　　10年后，康健發(fā)起了“慰安婦”受害事實的系統(tǒng)調查，又去了很多地方，除了云南的一些偏遠村寨仍需步行，其他地方的路況已大大改善。
　　不過，改善的是路況，未改善的恐怕是老人們的景況和……人心。
　　“她們的生活狀況不是特別好�！彼�說。
　　“身體不是特別好，精神狀態(tài)也不好，始終是很壓抑，周圍的人多少還是有歧視，雖然當面不說。她們自己也難受，一走出去啊，老覺得別人在后面指指點點�！�
　　“當?shù)卣��?沒提供便利也沒制造障礙，就當沒這回事似的。我們也不會去找他們�！�
　　以前在訴訟期間，他們去山西，曾經(jīng)試圖找過一次當?shù)氐男麄鞑块T，希望他們能聯(lián)系給受害者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顧。
　　“態(tài)度挺冷漠的，說什么我們好多事兒都管不過來呢。”
　　“還有的就說，別的地方都是古跡啊什么的吸引旅游，我們這邊就是慰安婦，有什么好說的�！�
　　后來就再也沒去接觸。
　　這一回調查，她去了天津、山西、海南、云南、遼寧、吉林等地，也只聽說海南保亭縣援助貧困戶時，惠及了一些原“慰安婦”，還聽說給她們蓋房子蓋了一半，沒錢了，就停在那兒。
　　聽說而已。
　　7月2日快下班時，她把第一階段的調查報告掛上了中國律師網(wǎng)，“還沒跟記者打招呼”，結果第二天剛上班，路透社記者就打電話來詢問，緊跟著的就是日本共同社。
　　外國記者關注的除了檔案的情況、調查者與受害者的情況，另一個就是中國政府是否支持。
　　“你怎么回答?”
　　“我說，沒反對!”
　　就呵呵地笑起來。
　　“可不是，本來就沒反對嘛!”
　　
　　博物館的東西基本沒法用
　　
　　除了記錄這些受害者的回憶，還要找很多其他的資料。
　　去那些抗戰(zhàn)紀念館或者博物館，“總感覺有那么點兒不夠味的”：畫的畫兒比較多，照片、實物比較少，各地都是這樣。
　　可是，“畫兒和雕塑是藝術啊，對我們(訴訟)一點兒用都沒有，拍都不拍，看都不看�！�
　　她去天津，一個勞工博物館。“公布的照片都不寫誰拍攝，什么人，出自哪兒。沒有這個你就不知道背景和事件。”
　　“我們的研究工作不扎實，不太注意考證歷史照片�！�
　　一張很好的照片，她在不同地方看見過好幾次。照片上，反綁的人被往卡車上送。
　　有些地方說是戰(zhàn)場上的俘虜，有的則說是強制勞工。
　　“我一個個問，誰也不知道誰是誰。”
　　那就沒法用。
　　她告訴記者，中國各地紀念館博物館里的東西，“我沒有都去過，不敢說都不合適，但我們迄今為止沒有用過一次�！�
　　康健實際上并不太愿意談她的“不順”，她總是不停地告訴記者，這個你別寫，那個你別寫，而且往往在泛泛地談完現(xiàn)象后拒絕舉例。
　　“甭比如說了�！�
　　“就別為什么了�！�
　　“我一般不公開說，你要寫出去以后國外也能看到啊，人家會怎么看我們中國?”
　　但是她自己若是看到了，譬如，“借慰安婦炒作”，就毫不客氣。
　　“我管你是政府官員還是什么別的，我就說一句：‘她們可是受日本鬼子害的，別讓她們受二茬罪!”’
　　“給那么點錢，大張旗鼓的，還要合影……”
　　有記者寫她最近的幾次調查，“到檔案館收集資料相當困難。因為這些資料都是未解密的，因此不僅要經(jīng)過多個審批手續(xù)，還需要向檔案館寫保證書�？到≌f，調查開始以來，已經(jīng)不知道寫了多少保證書了�！�
　　她說，寫申請書，程序這方面還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這些抗戰(zhàn)方面的資料，從形成到現(xiàn)在早就超過三十年，為什么不依《檔案法》公開?
　　“這個，你去問國家檔案局吧�！�

相關熱詞搜索：難題 康健 康健的難題 康健 康健無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