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參與Ｇ７／Ｇ８的歷程、模式及影響

　　摘要冷戰(zhàn)之后，市民社會與G7/G8的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通過考察市民社會參與G7/G8的歷程、模式及其影響，可以發(fā)現：一方面，G7/G8極力維持、延續(xù)其全球治理中集體單邊霸權角色的情結沒有從根本上消解；另一方面，市民社會在參與峰會中角色地位的加強，推動了G7/G8角色、地位的轉型。
　　關鍵詞市民社會 G7/G8 關系演變 參與模式 影響
　　中圖分類號：D813 文獻標識碼：A 文獻編號：1005-4812（2008）04-0032-38
　　
　　G7（G8）創(chuàng)立初期的主旨是協調各國對外經濟政策，但隨著美蘇新一輪冷戰(zhàn)的出現，其主要功能轉為統一西方內部立場以對付蘇聯。冷戰(zhàn)結束后，伴隨著市民社會在G7/G8中作用的不斷加強， G7/G8與市民社會關系的演變和交往模式的多樣化對雙方以及國際體系都產生了影響。
　　
　　一、G7/G8與市民社會關系的演變及其影響
　　
　　市民社會并不是一個單一實體，而是一個有著共同觀念或者某個特殊目標的松散團體。[1]在其成員中，許多團體有著不同的主張和利益。與正式國際組織相比，G8及其前身G7是一個非正式、松散的組織機構。它并不是建立在政府間協議的基礎之上，也沒有秘書處。因此市民社會與G7/G8之間的關系自然也是非正式的，不像那些較早建立、有著清晰定義的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等正式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這就意味著，市民社會與G7/G8體系及成員國政府間的互動結構及活動不同于國家與國家間的模式。
　　最早研究G7/G8與市民社會關系的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彼得.哈吉奈爾（Peter Hajnal）教授。[2] 他把G7/G8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劃分為最初的互不關聯、相互關系不清、關系明確、良好協調四個階段。按照哈吉奈爾教授的劃分我們可以把兩者的關系具體分為：第一階段，1975年至1980年，對話的萌芽階段。在此階段，G7與市民社會之間有著有限往來。早在1978年，一些學術市民社會組織就參與了峰會討論。第二階段，1981年至1994年，市民社會通過游說和抗議，逐漸得到G7承認的時期。這一階段，市民社會認識到G7已經發(fā)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全球機構，其議程已經從宏觀經濟政策合作擴大到諸多全球性問題，因此把G7作為游說和抗議的合理目標。第三階段，1995年至1997年，G7明確正式地承認了市民社會。1995年，G7哈里法克斯峰會宣言中正式承認了市民社會的角色。[3] 在本次峰會的官方文件《促進可持續(xù)發(fā)展和改革國際金融機構》中首次使用了市民社會的概念。此后峰會的各種正式文件中也相繼使用了市民社會的概念。在部長級會議和G7/G8體系其它層次的會議中也承認了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第四階段，1998年至2004年，G8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進入了一個快速演化時期，期間雖有摩擦，但基本協調良好。在這一階段，市民社會的影響更大、活動更為頻繁。1998年伯明翰峰會是這種相互關系的分水嶺。由于市民社會組織的和平示威請愿，促使G8首次在一份單獨的峰會文件中對請愿做出了回應。[4] 2001年熱那亞峰會，是G8與市民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5] 本次峰會以大規(guī)�？棺h和暴力活動為特征。峰會主辦者的過度政策反應導致出現傷亡情況�！�9.11”事件后，如何處理市民社會參與峰會活動的各種問題凸現出來，市民社會活動也相對陷入低谷。2004年海島城峰會上，G8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得到部分改善。
　　2005年以來，市民社會與G8關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第五階段。在此階段，市民社會不再僅是體制外角色，而成為新體制內的重要成員，創(chuàng)立了新的制度化磋商機制。2005年G8峰會上，英國政府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出現重大改變，允許非政府組織參與G8討論。[6] 2006年俄羅斯主辦G8峰會時創(chuàng)立了市民社會磋商機制的形式――市民G8論壇。俄羅斯把市民社會各種團體整合成為市民G8論壇，以便市民社會向G8表達他們的立場與政策建議，其目標是使G8議程更加連貫、一致、透明。[7] 峰會之前與市民社會代表的大規(guī)模磋商已經成為G8議程的一個具體組成部分，成為一種慣例。2007年峰會也繼承了以前的慣例，默克爾說“和平的抗議者有權利關注，我們希望聽聽他們的看法”。[8] 為了與德國非政府組織環(huán)境與發(fā)展的論壇進行合作，德國政府在2007年4月與市民G8進行了對話。對話關注的焦點是峰會議題的選擇。對話結束時，市民社會代表向G8領導人私人代表陳述了他們的觀點。[9]
　　市民社會與G7/G8關系的演化，對雙方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一、在市民社會與G7/G8關系的演化過程中，由最初的單向度發(fā)展到最終的雙向交流，在此轉變過程中對雙方都造成了影響。對G7/G8來說，一方面是峰會的身份定位逐漸發(fā)生轉變，進而導致其核心價值相應發(fā)生改變，另一方面是使峰會討論的內容滲透進各國的國內政策，加強了各國在解決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對市民社會團體來說，是全球行為體的身份與角色得到正式承認，并開始在全球事務中占據一席之地。
　　考察兩者關系的演進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兩者轉變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冷戰(zhàn)結束之前，一方面因為全球化的加速發(fā)展，使得各種非傳統的全球性事務僅靠單個國家已經不能應對，需要協調全球各國參與，這就需要一個在國際體系中有著重要影響力的組織。由于G7成員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它使市民社會組織認識到G7在“西方”社會，乃至全球協調的中樞地位，因而開始尋求影響G7。但另一方面，由于冷戰(zhàn)兩極對抗體系，G7主要從國家對抗層面關注傳統的經濟、政治問題，市民社會的國際行為體角色地位與作用并沒有得到正式承認。冷戰(zhàn)結束之后，特別是從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G7應對全球社會問題對之提出挑戰(zhàn)的增大，面對環(huán)境改變和最貧窮國家的日益邊緣化，G7協調機制中的大國操縱，大國利益為先，而忽略了全人類公益的致命弱點更加明顯，其影響力開始出現減弱。[10] 因此G7不得不考慮增強其全球治理實踐的合法性，其有效路徑就是尋求與國際其他行為體廣泛的合作，與市民社會的合作亦是重要一環(huán)。這改變了G7/G8成員對其機構和國際社會中的自我身份定位，并使峰會核心價值逐漸發(fā)生變化。在G7/G8議程中不斷增加的環(huán)境、能源安全等議題，表明其開始將影響整個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全球問題納入到其所謂的“全球治理”框架。在圣彼得堡峰會上，G8甚至承認了非政府組織在促進反腐敗議程中的關鍵角色。[11] 在反對恐怖主義議程中，G8在聲明中強調“與市民社會合作是其首要任務”。
　　1998年以后歷屆峰會主辦國與市民社會之間都有大量的磋商和對話。從圣彼得堡峰會開始，G8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對話達到了空前高度。德國在主辦峰會期間，默克爾認識到非政府組織是G8“有力的、重大的參與者”，對發(fā)展的進程必不可少。[12]
　　第二、隨著市民社會與G7/G8關系的演進，市民社會對峰會議程參與程度越來越深。冷戰(zhàn)期間，G7峰會議程經歷了從經濟向政治議題轉變的歷程。1994年在G7峰會議程上，經濟、政治和安全的議題相對均衡，但社會議題開始出現，并在隨后的歷屆峰會上逐漸占據顯著地位。具體參見下表：
　　
　　從1994年開始，G7/G8開始轉向處理全球范圍內的議題，特別是社會領域的問題。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市民社會扮演了催化劑的作用。其中非洲援助和消除貧困形成了市民社會對G8過去十多年來最有力的政策參與。在市民社會的不懈努力下， 1997年峰會議程中包括了非洲議題，從2005年峰會開始非洲多次成為主導議題。市民社會的活動也得到了峰會領導人的承認。布萊爾2005年稱贊市民社會的行動，并承認需要全球公眾動員起來消滅貧困。[13]與此相似的還有可持續(xù)發(fā)展和氣候變化。[14] 2006年彼得堡峰會上，市民社會參與了所有主導議題的磋商，首次所有九個領導人私人代表與300多個市民社會代表進行了會晤。200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與市民社會代表會見時宣稱，“氣候變化的影響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因此這也是一個機會，那就是我們將最終為全球氣候保護達成一致�！盵15] 共同關注的問題為市民社會影響G7/G8領導人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
　　第三、市民社會不僅介入到G7/G8峰會的議程，而且對峰會協議的實施也越來越關注。過去兩年的經驗證明了G8峰會成功舉行需依賴于其成員履行承諾。正如市民社會非洲代表阿德來德•蘇珊所說“G8不能僅僅只是把承諾停留在紙面上，他們必須履行承諾�！盵16] 牛津國際的發(fā)言人也說，“海利根達姆的峰會必須對世界最貧困的人們給予更多關注，但更為重要的是，G8必須表明他們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確實增加援助，并為此制定好計劃�！盵17] 2006年圣彼得堡峰會上市民G8在峰會后期致力于建立專門的獨立機構監(jiān)督G8政策的執(zhí)行，這也對峰會領導人產生了一定影響。2007年5月默克爾呼吁G8行動時說“國際社會確立目標的時候已經過去，現在的關鍵是行動�！盵18]
　　雖然市民社會已經表現出他們有能力影響G7/G8的議程，并促使G7/G8做出改變；G7/G8領導人也承認市民社會的重要性，并開始接受市民社會的建議。然而，承認市民社會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完全采取他們的政策。即使G7/G8通過了令市民社會鼓舞的協議，也不一定能得到完全執(zhí)行。從G8峰會的歷史來看，決而不行的情況屢見不鮮。雖說每次峰會都能提出諸多的建議和解決問題的措施, 但落實起來卻是難上加難。在近幾次峰會上, 與會國自始至終都在大談“世界貧困問題”。盡管八國集團領導人曾宣布關于最貧窮國家與發(fā)達國家開展免稅貿易的倡議, 可是, 越來越懸殊的收入與分配結構至今仍很令人失望。市民社會希望擴大債務削減，更多的援助，但很多時候G8的承諾都是口惠實不至�！跋�除貧困全球行動”組織批評八國集團領導人在援助非洲方面“玩弄數字游戲”。[19] G8領導人接受市民社會的建議并變成自己的責任完全執(zhí)行，對雙方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
　　
　　二、市民社會參與G7/G8的模式及影響
　　
　　近年來市民社會參與G8的模式出現了多種重疊的現象。2007年峰會上，高度組織化的論壇與示威交織在一起。[20] 與此相應，峰會主辦國對待市民社會的方式也不盡完全一致。雖然G7/G8與市民社會互動已成為峰會重要的一個方面，但對話的方式和對象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從近兩年峰會可以發(fā)現，G8主辦國對待市民社會的政策手法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與部分市民社會團體進行對話，另一方面是管理和圍堵反G8示威者。
　　由于市民社會組織的分散性，其代表參與G8峰會的非正式性，加之G8對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手法，因此市民社會力量之來源，只能透過一些策略之運用才能充分發(fā)揮其影響力。市民社會參與G7/G8的模式如下：
　　 第一，G7/G8框架之內運作的磋商模式。首先，與峰會領導人的會晤，這主要是一種象征性的意義。其次，市民社會與G7/G8磋商的主要對象是各國領導人私人代表，雖然G7/G8的管理體制正在向越來越明確和正式化的方向發(fā)展，但目前其會議的組織工作仍然是在各國領導人私人代表的領導下進行。2005年首次18個市民社會代表與所有領導人私人代表進行了磋商，表明逐漸實現了對話進程的作用。同時，在定期舉行的環(huán)境保護、消除貧困等會議上，市民社會也都成為主要的參與者之一。2005年G8關于非洲的報告就與市民社會進行了溝通。[21] 最后，磋商形式逐漸制度化。1998年開始的G8與市民社會對話機制，在以后的峰會上逐漸制度化。但在2006年以前，這種磋商的形式都是非正式的。2006年峰會上，成立了市民G8組織，磋商向制度化邁進了第一步。[22] 但是磋商制度化的過程中，如何解決參與磋商過程中市民社會代表的廣泛性問題，還面臨很大的考驗。[23]
　　G7/G8在與市民社會就具體問題進行磋商，并尋求解決辦法過程中，通常會創(chuàng)建工作組、專家組和任務小組。而創(chuàng)建的工作組、專家組和任務小組的許多專家成員本身則是市民社會組織的成員。例如，數字機遇任務小組的專家成員分別從政府部門、私營商業(yè)部門和非營利組織中選出，[24] 市民社會成為G7/G8中專業(yè)的多邊利益群體或者是特別小組。
　　
　　由于市民社會廣泛參與同G7/G8的磋商，對G7/G8、市民社會以及全球體系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首先，磋商與對話是交流彼此思想，協調共同立場的重要方式，使G7/G8和市民社會都在政治進程中獲得了更大的合法性。市民社會和G8在各個層面成功的交流與磋商，對市民社會行動的效果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積極因素。因為要最大程度發(fā)揮潛在影響，深入了解G7/G8的體系和議程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在峰會召開前開始對話與游說對市民社會施加其影響至關重要，至少有一年的時間來確立G7/G8議程。2006年，市民社會發(fā)現他們所處的形勢能夠確保與整個G8體系，包括部長級會議、工作組和私人代表會議進行成果豐富的對話。
　　其次，由于磋商的逐漸制度化，對市民社會在團體整合、功能上面產生了很大影響。透明國際認為“市民G8在促進其他市民社會成員之間的團結方面具有重要價值”。[25] 市民社會從90年代最初的簡單集聚，在迅速發(fā)展的同時變得更加有組織和高度的靈活。通過團體整合，單獨團體和市民社會的成員形成了更強大的“反對聯盟”不僅在參與磋商中提高了游說效果，[26] 而且在示威游行時也產生了更大影響力。同時，市民社會借助與G8磋商平臺涉入到全球和平與發(fā)展的各個問題領域。近年來，G7/G8同市民社會的交流日益頻繁，多次邀請其參與峰會各個層面地討論與磋商。例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世貿組織乃至聯合國批準采取的政策中，有不少是在籌備G7/G8峰會期間，經過各部長級會議、領導人私人代表等與市民社會廣泛磋商，部分采取成立專家小組的形式形成的。
　　與市民社會磋商的制度化，對G8而言有助于把市民社會的行動限定在G7/G8框架內。G8認為，為了增強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地位， G8與市民社會磋商的平臺也許最值得搭建，這樣可以把市民社會的活動吸引、限制在G7/G8框架之內。磋商平臺由“和平的市民”改革主義者所推動，他們在承認G7/G8和全球化正統性的同時強調維持和社會公正發(fā)展的需要。[27]
　　最后，對于變動中的國際體系而言，由于G7/G8擴大同市民社會的磋商交流，從而為G7/G8在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視角，使G7/G8的影響滲透到世界各地區(qū)，加強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由于市民社會成員很多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因此可以提供一個有價值的視角。2005年與領導人私人代表磋商的市民社會代表就集中了關于非洲問題和氣候變化的專家，大量詳細而精確的建議提交給私人助理。同時，市民社會關注議題的民生性，成員的廣泛性，G8通過與市民社會的磋商，使其影響透過市民社會而擴展到國際社會的多個層面。
　　第二，游行示威。示威也是市民社會參與G7/G8的一種模式。示威的成員包括所有的市民社會團體，從合作的團體，和平抗議者，到尋求完全打碎G7/G8體系的少數暴力群體。[28]
　　游行示威也對雙方造成了影響。對參與峰會的市民社會團體而言，使他們陷于兩難境地。一方面，由于G7/G8在全球事務中的強勢地位，市民社會需要與之進行討論。然而與參與峰會并行的是街頭抗議，勢必使計劃受到影響。參與者因此被迫在市民社會論壇上理性分析與街頭抗議之間選擇。對G7/G8而言，近年來NGO數目不斷攀升，各NGO之間的關聯性也有增無減，且作用日益增大。如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言：“我們已然進入一個從未有過的大伙伴時代，而且市民社會(如NGOs)之影響力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確定在所謂的‘新外交’的時代里，市民社會、國際組織及政府將更密切地配合以追求彼此間最大的共同目標�！盵29]因此，完全與市民社會團體不進行接觸是不現實的。但是，游行示威對于G7/G8峰會的正常運行也造成了嚴重問題。峰會的主辦者需要在示威和安全之間達成一個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游行示威也提供了一種合作的機會。峰會的組織者與反全球化的聯盟注意到市民社會與G7/G8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的時候，也存在著雙方合作的空間。
　　第三，平行峰會或者是人民的峰會。這也是市民社會參與G7/G8的一種模式。峰會主辦國政府支持而不是阻礙這項活動。這項活動吸引了合作和非合作團體。這個峰會所提出的建設性提議將提交給G7/G8首腦予以考慮。與G7/G8對應的峰會其最初目標是與G7/G8的目標做斗爭，而不是合作。但最近出現了一些微妙變化。如在2005年平行峰會上提出的主要議題與G8峰會援助非洲和氣候變化的議題一致。在2006俄羅斯主辦峰會期間，普京總統參加了部分市民G7/G8的會議，并闡述了2006年峰會對市民社會的觀點。
　　
　　三、結論
　　
　　首先，市民社會與G7/G8的關系不像聯合國等政府間組織，市民社會與G7/G8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因此對話和參與相互的活動不可避免的會在理解、目標和戰(zhàn)略上產生矛盾甚至是沖突。但是如同戴維.洛克所說的，任何政治之影響力，都要透過政治網絡才能達成。[30] 對于市民社會來說，雖與G8有爭論，但基本上必須秉持“雖沒有共識，但仍需共事”的策略，只有更加深入地介入到峰會之中，才能對G7/G8的議程、角色定位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產生影響。當市民社會與G7/G8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才會變得更加有效力。從市民社會與G7/G8分擔責任的角度來看，磋商與對話意義深遠且必需，共同面對艱難的挑戰(zhàn)符合雙方的利益。
　　其次，市民社會和G7/G8彼此需要。貧窮，環(huán)境惡化等是市民社會主要的關注點，并且其在促進這些問題解決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需要游說像G7/G8這樣最強大國際機構及其成員國政府。同樣G8需要與負責的、建設性的市民社會團體合作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對手而對抗，以增強其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最后，無論市民社會的行動是否影響到了峰會的結果，然而，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盡管市民社會的極大差異性，其成員能夠團結在一起出現，因此能夠影響到G7/G8的優(yōu)先論題，更為深遠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挑戰(zhàn)G7/G8在全球治理上的權威。因為其活動間接表明，全球治理不是某個大國或者是大國集團建立超國家的統治機構，也不是由此建立一套規(guī)則和制度推之于世界。全球治理需要的是：多元參與的民主國際體系，而不是單邊霸權國際體系；優(yōu)先考慮以透過協商、談判等機制來取代以沖突與戰(zhàn)爭解決國際紛爭手段的利益協調機制。
　　
　　注釋：
　　[1]市民社會團體通常包括非政府組織，勞工組織，宗教團體，女權團體、反戰(zhàn)組織以及反全球化組織等。
　　[2] Civil G8 Forum, Civil Society and the G8, 9-10 March 2006, Moscow, http://en.civilg8.ru/1628.php
　　[3] Ibid.
　　[4] Peter I. Hajnal, “Civil Society at the Gleneagles Summi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ivil G8 International Forum, Moscow, March 9, 2006.
　　[5] Peter I. Hajnal, “Civil Society at the 2001 Genoa G8 Summit”, http://www.g8.utoronto.ca/scholar/hajnal2002/hajnal2002may.pdf
　　[6] BBC News, “Can G8 Be Considered A Success?”, July 5, 2005,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4663659.stm
　　[7] Working Meetings: Summit 2006, G8 Presiden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2006,
　　http://en.g8russia.ru/page_work/19.html
　　[8] G8 Summit 2007 Heiligendamm, “We Aim to Give Globalization a Human Face”, May 24, 2007, http://www.g-8.de/nn_92160/
　　[9] http://www.forum-ue.de/index.php?id=137&L=1
　　[10] 英國《金融時報》曾經提出G7峰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轉引自Peter I. Hajnal, Civil Society at the 2001 Genoa G8 Summit.
　　[11] Fighting High-Level Corruption, 2006 St Petersburg Summit, July 2006,
　　http://www.g8.utoronto.ca/summit/2006stpetersburg/corruption.htm
　　[12] G8 Summit 2007 Heiligendamm, Joining Forces in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12 March 2007, http://www.g-8.de/nn_94646/
　　[13]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at King’s college, 10 Downing Street, London, June 26, 2006, http://www.number-10.gov.uk/output/Page9746.asp
　　[14] “Germany aims to please G8 guests, 02 May 2007”, Th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http://www.省略/cms/s/3856f9b4-f8c4-11db-a940-000b5df10621.html
　　[15] Climate Change Key Issue for This Year’s G8 Summit, Environmental News Servic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1, 2007, http://www.省略/ens/feb2007/2007-02-21-03.asp
　　[16] G8-NGO Platform, Global Call to Action Against Poverty Quotes o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2007 German G8 Agenda, October 18, 2006, http://www.省略/
　　[17] Oxfam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re, Oxford, Oxfam welcomes German G8 agenda on Africa, October 18, 2006.
　　[18] “Merkel Says G8 Will Deliver on African Aid”, Irish Times, Dublin, May 25, 2007.
　　[19] 轉引自新華網約翰內斯堡2007年6月11日電。
　　[20]http://www.g-8.de/nn_94646/Content/EN/Artikel/2007/04/2007-04-25-g8-zivilgesellschaft-wieczorek-zeul_en.省略missionforafrica.org/english/report/thereport/english/11-03-05_cr_report.pdf
　　[22] The NGO World Community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the “Civil G8-2006” Project, Civil G8, http://en.civilg8.ru/conf0212/2436.php
　　[23] 如G7/G8研究中心的貿易政策主任Lida Preyma注意到，參與同G7/G8領導人私人助理會談的非政府組織是經過挑選的，并不能代表目前所有的市民社會行動者。
　　[24] G8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a Cause of Compliance: The DOT Force C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March 22-25, 2006.
　　[25] The NGO World Community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the “Civil G8-2006” Project, Civil G8, http://en.civilg8.ru/conf0212/2436.php
　　[26] UK Indymedia, Smash G8 in Germany 2007, London, December 31, 2006,
　　http://www.省略.uk/en/2006/12/359075.html
　　[27] Ibid.
　　[28] http://www.antig8.tk/aufruf_en.php
　　[29]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于1999年5月7日聯合國大會時之談話內容。
　　[30] David Knoke,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ㄗ髡吆喗椋糊弬ィ�浙江商業(yè)職業(yè)技術學院講師；杭州，310053；趙春珍，浙江財經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杭州，310012）
　　收稿日期：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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