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務公開:開啟黨內民主新征程] 村黨支部黨務公開情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工作,審議并通過了《關于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 　　黨務公開,開啟了黨內民主的新征程。實行黨務公開,對于擴大黨內基層民主、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增強黨的基層組織生機活力,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更加有利于實踐黨的宗旨、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基層和諧穩(wěn)定。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大力加強黨內監(jiān)督、規(guī)范權力運行、推進基層黨風廉政建設,有力促使我們黨的各級組織和共產黨員變得更加堅定更加純潔。
　　黨務公開凸顯黨建工作更加科學。黨的十七大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的許多關于黨的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改革創(chuàng)新的精神。實行黨務公開,更加有利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推進各項工作,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確保大局穩(wěn)定,確保社會和諧,確保人心思進。
　　黨務公開凸顯黨的作風更加務實。黨的建設和黨的各項工作都離不開求真務實的作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一刻也離不開求真務實的作風。我們只有緊緊抓住黨的建設中的熱點難點問題,改進方法,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不斷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不斷改善黨群干群關系,才能進一步完善黨的領導,才能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擁護,才能又好又快的實現科學發(fā)展,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黨務公開凸顯制度反腐更加迫切。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是最好的民主通道。要把黨務公開與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和公用事業(yè)單位辦事公開等有機結合,相互促進。要豐富公開形式,完善公開制度,要提高黨務公開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建立健全例行公開、監(jiān)督檢查、考核評價等制度。要讓黨員參與,要讓黨員監(jiān)督,要讓黨員滿意,要讓群眾說好。
　　不斷創(chuàng)新黨的理論,不斷創(chuàng)新黨建工作,不斷提高黨建工作的科學化水平,是我們黨永遠保持清醒堅定、永葆青春活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一個重要法寶。我們要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fā)展,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總結各級黨組織特別是來自基層黨組織的新鮮經驗,從人民群眾、基層黨員干部創(chuàng)造的偉大實踐中汲取營養(yǎng)。這樣,黨的建設及黨的各項工作才能始終不脫離時代、不脫離實際、不脫離群眾,才能取得新的進展。(冉彪)
　　(摘自8月23日“人民網?觀點頻道”)
　　
　　警惕公共利益被異化
　　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在本質上是高度契合的。無論是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還是公共利益,都需要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和具體路徑來實現,政府需要在實現公共利益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說到底是由一個個機構和一個個具體的公職人員組成的,而人都是有利益訴求和情感表達的,如果政府及其官員缺乏嚴格的自律,不能有效地控制自身的行為,公眾又沒有足夠的手段來約束政府,就可能出現我們所說的“公共利益被異化”。而這種異化的過程,往往會是一些政府機構以維護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義,或者以追求公共利益的形式來進行的,公共利益被異化,也常常是與政府謀取自身的特殊利益聯系在一起的。一旦這種異化的過程被加速或放大,就必然使公共治理呈現出嚴重的病態(tài),從而引起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利益沖突,甚至引發(fā)嚴重的后果。
　　上面的分析主要是針對公共利益被異化的一般現象而言,但公共治理的現狀同樣不能令人樂觀。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無論是群體性事件頻發(fā)、社會矛盾凸顯,還是政府公信力下降,幾乎都與公共利益被異化有關。而公共利益被異化在現階段的直接的表現,就是被民眾廣泛詬病的政府與民爭利的行為,以及得不到有效約束的公權力的濫用。
　　政府外部與民爭利的問題,也助長了內部公共利益被異化的管理行為。其突出表現是,政府過度關注自身的福利待遇,追逐特殊經濟利益,形成種種特權,使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問題日益突出。少數政府部門甚至利用手中的規(guī)則制定權,將部門利益法定化或者個人化,從而導致公共政策制定天平的變形和扭曲。難怪有人尖銳地指出,一些政府部門的公共政策制定已經被強勢利益集團所俘獲,甚至變成既得利益集團攫取錢財的工具。
　　公共利益被異化以及政府特殊利益行為的惡性膨脹,其后果是十分嚴重的。從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來看,公共利益被異化造成嚴重的市場壟斷,破壞公平競爭的環(huán)境;從公共政策的制定來看,公共利益被異化使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受到質疑;從權力的運行來看,公共利益被異化導致了公權力的濫用,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從約束公權力、制止政府與民爭利這些最核心的領域著手,從而遏制公共利益被異化的勢頭。同時,要繼續(xù)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為深化政府改革掃清障礙。只有這樣,公共治理才能真正回歸維護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屬性。(汪玉凱)
　　(摘自8月7日《北京青年報》)
　　
　　如何在市場和反“三俗”間取得平衡
　　反“三俗”正在拉開大幕。文化部部長蔡武指出了當前不良文化現象滋長蔓延的幾個原因。除了反思市場等原因以外,在我看來,對文化體制及文化管理的反思也必須跟上。我們知道在西方文化發(fā)達國家,藝術家的身份地位與藝術家的創(chuàng)造力是一致的,但我國的官本位卻使藝術家與文化身份分離,藝而優(yōu)則仕。譬如姜昆先生,藝術天分與影響力過去遠在一些低俗的相聲藝人之上,但低俗的藝人之所以能做大,因為姜昆們戴上了烏紗帽,有了局級甚至部級身份地位,也就忙于行政會議與重大文化主題,相聲創(chuàng)作與表演,便乏善可陳了。如果姜昆先生不進入曲協當領導,他就是一個藝人,不懂行的領導來領導他,他可能就只有受委屈的份了。如果說姜昆先生的藝術天才被官帽蓋住了的話,而郭德綱們則是文化行政部門的棄兒,他們沒有獲得行政支持而在文化上獲得提升的機會,最終的結果我們已看出,姜昆們的藝術才華被“溺愛”死了,而郭德綱們的藝術品位被“冷淡” 死了。當我們在批評“三俗”藝人們的時候,一定要先問問自己,我們關愛過這些民間藝人嗎?
　　我們的文化行政國策,是用行政級別來獎勵文化優(yōu)秀人才,嚴重誤導了藝術領域的發(fā)展,使優(yōu)秀的藝術家不能致力于純粹的藝術造詣,而盲目跟風進入文化行政,以獲取一時的身份地位。因為身份地位關聯著藝術機會,譬如國家經費、演出機會、獲獎機會等等,都與個人行政職位有著某種內在聯系。藝術不是文化行為,是行政行為,如果忍受不了行政體制,那就成為郭德綱那樣的市場人,變成市場行為。于是,文化行為總是會被異化。
　　應建言有關決策部門,讓文化按文化規(guī)律發(fā)展運行。國家供養(yǎng)著龐大的文化隊伍,必須進行改革,使他們面向市場,面向公眾,而不是等著行政撥款,由上級安排來創(chuàng)作與演出。因此,問責“三俗”,不能僅僅打市場的板子,也應當打文化行政和體制的板子。
　　至于民間文化低俗,這是自古而然的事情,每一個時代人性一致,低俗的程度就相當,只要它們內容不淫穢不暴力不突破人倫道德底線,文化主管部門就不應過多干預。即使皇皇巨著《紅樓夢》里,不也有所謂低俗內容嗎?如若文化經典或文化作品里都純而又純的高雅,那是水中望月,美則美矣但不現實。換言之,反“三俗”不能走極端,更不能走到改革開放前極“左”的老路上去。
　　一言以蔽之,民間文化需要政府引導與扶持,需要主流社會給予提升的機會與資助,需要政策能夠引導民間文化的健康向上。(吳祚來)
　　(摘自8月12日《南方日報》)
　　
　　另一種“惡俗”:假新聞與偽學術
　　幾個月前,一篇“三省四地爭朱熹故里,用40億為圣人做壽”的文章在網絡和平面媒體上傳播,引發(fā)了又一輪對于爭名人故里現象的批評。爭名人故里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為了發(fā)展地方經濟和文化,打“名人牌”也無可厚非。但如果為爭名人不惜歪曲甚至編造歷史,進而墮落到要為壞人、罪人、惡棍樹碑立傳,那就是一種令人忍無可忍的“惡俗”了。
　　在人們抨擊這種惡俗的同時,還有另一種“惡俗”正大行其道:用深文周納的手法編造假新聞、制造偽學術。
　　所謂“朱熹故里之爭”就是一條假新聞。關于朱熹故里早有定論,并不存在“爭”的問題。不但不爭,大家還建立了一個互動合作機制:每年輪流在三省舉辦一次朱熹和朱子學的學術研討會;同時,福建武夷山市每兩年舉辦一次的“朱子文化節(jié)”也與安徽、江西攜手協作。順便一提,我國臺灣將在10月發(fā)行朱熹紀念郵票,難道這也是在“爭故里”嗎?
　　至于“用40億為圣人做壽”的報道,更是無中生有。此文的作者,將當地基礎設施、旅游設施建設項目的投資,一股腦兒“疊加”到了紀念朱熹的活動上。試問,福建省自然保護區(qū)九阜山開發(fā)、閩湖國家水利景區(qū)開發(fā)、聯合梯田旅游開發(fā)與朱熹何干?試問,婺女村旅游度假區(qū)項目、文公湖度假村、婺源國際大酒店與朱熹誕辰何干?這樣拼湊起40億的天文數字,無非是為了駭人聽聞、奪人眼球。
　　為了取得轟動效應,不惜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編造新聞,無中生有、無事生非,難道不也是一種“惡俗”嗎?
　　必須提到的是,這一次所謂“爭朱子故里”風波的掀起,始作俑者不是新聞界,而是學術界,是一位教授的“學術研究報告”。教授和學術研究,一向為人們所敬重;即便新聞記者們號稱見多識廣,也多少有點迷信教授及其研究成果,而如果這個成果有“新聞價值”,更會立即競相拿來寫成新聞。殊不知,當下竟也有一些不知墮落為何物的教授是可以不調查、不研究、不核實,僅靠深文周納就炮制“偽學術”的。結果,同樣不調查、不核實的記者,搞出了假新聞。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和新聞界的雙重悲哀。
　　新聞的力量在于事實,學術的生命在于實事求是,而假新聞、偽學術恰恰漠視這些至關重要的原則。某教授為了提高話語的“分貝”,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把某些本無關聯的材料用一條自己設定的線索貫穿起來,有意弄出些“嚴重”、“嚇人”的事態(tài),而不嚴謹的記者如獲至寶,急不可待地四處宣揚――這另一種“惡俗”,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和重視。(朱杰人)
　　(摘自8月19日《文匯報》)
　　
　　千年古寺被毀是對申遺熱潮的莫大反諷
　　安徽泗縣近千年的釋迦古寺被曝因開發(fā)地產遭破壞,原址通過競價拍賣,成當地“地王”。記者來到泗縣釋迦寺發(fā)現,古寺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設的商品房。釋迦寺距今有900余年,是全國為數不多的以“釋迦”命名的寺廟。更令人痛心的是,泗縣釋迦寺被毀并非孤例,全國多地已多次發(fā)生“毀遺”事件。
　　想想我們對待文物遺址的態(tài)度,實在有些可悲。這段時間中國申遺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申遺真的是為了保護文物嗎?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申遺的最終目的還是帶動地方財政收入。具備“申遺”條件的文物都被申遺去了,而類似于釋迦古寺這樣不具備申遺條件的文物遺址,恐怕只能被滾滾的商業(yè)開發(fā)浪潮沖毀了。
　　當這些文物遺址不具備申遺條件,不能靠世遺的名號為地方政府帶來收益時,這些古建筑對地方政府的吸引力遠不如房地產開發(fā)。房地產開發(fā)能給當地政府帶來GDP,重點地段的房地產開發(fā)也能為地方政府帶來人口紅利,能吸引更多“高素質”、高收入的人群入住此地,也必然會拉動當地的就業(yè),最終會體現在稅收和GDP等硬性指標上,也間接地帶來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
　　而相比之下,對于泗縣近千年的釋迦古寺來說,它既不符合申遺的條件,申遺的經費也不是當地財政所能承受的,所以釋迦古寺對于當地政府來說只是帶有“負擔”的文物。這樣一個文物的存在需要當地政府投入很多錢去維繕。在當地,這近千年的釋迦古寺只是單一的古寺,它也不具備擔負當地旅游業(yè)開發(fā)重任的條件,所以,對當地政府來說,它有可能就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只投入沒有產出的古寺,自然也間接導致當地縣政府只顧眼前利益而完全忽視其社會利益和歷史意義了。2007年7月,泗縣國土局按領導要求對包括釋迦寺在內的25畝土地競價拍賣,最終以1150萬元成交,成為當地的“地王”。這也驗證了,地王的吸引力遠大于文物保護的吸引。
　　按照有關法規(guī),當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出現沖突時,經濟建設應該為文物保護讓路。而作為有法可依的當地文物部門,對千年古寺的破壞無動于衷,甚至只能默許,足見當地政府對文物的輕視程度到了何種地步。而開發(fā)企業(y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毀壞古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地方政府背后“撐腰”。
　　能申遺的都被地方政府竭盡所能不遺余力地去申遺了,不能申遺的只能眼巴巴地等著房地產開發(fā)或者其他開發(fā)來毀滅,無論申遺還是毀遺,它們都是為地方經濟增長服務的工具�；蛟S,這就是中國的文物目前的命運。(殷爽)
　　(摘自8月18日《新京報》)
　　
　　李一成“神仙”是我們社會的恥辱
　　剛倒了個張悟本,又來了個李一,從行跡看,李一比張悟本更惡劣。李一成神成仙,并非他有多大的能量,而是因為他找到了適宜生存的土壤――我們社會的某種病態(tài)。李一們輪番走上T型臺,這絕對是我們社會的恥辱。
　　翻一翻《魯迅全集》,會發(fā)現此類社會丑惡現象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被魯迅猛烈攻擊過。1934年浙江余姚因大旱舉行迎神賽會祈雨,路經各處,均不準鄉(xiāng)民戴帽,否則就用刀猛砍;更令人發(fā)指的是,余姚一小學校長因勸阻農民迎神祈雨,竟被千余農民毆斃,投入河中,隨后又打撈上岸,咬斷喉管。當年,為應對旱災,上海一些團體還曾聯合呈請市政府及江浙兩省政府,下令“斷屠一周”。
　　如果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現那些怪異的現象是由于科學文化還不夠昌明,現代科學常識還不夠普及,傳統(tǒng)社會的一些文化糟粕還沒有清理干凈,那么今天李一們能夠如魚得水,絕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科學理性來判斷真?zhèn)?也不是因為我們被宗教的外衣所迷惑。沉渣泛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政府部門,或者是政府部門中的一些人在縱容他,為他營造了寬松的生存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李一不但賴賬不還,還在沒有任何宗教身份的前提下,把錢轉移到縉云山修建了道觀,并用虛假履歷對人們進行精神詐騙,廣收門徒,僅用了四年的時間,就從一個“道士”成為“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并成為重慶市政協委員。這還不叫縱容嗎?
　　不僅如此,一些媒體在李一走紅的過程中,也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何止是不光彩,簡直就是助紂為虐,可以說,李一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些媒體捧紅的;還有一些文化名人,或寫書吹捧他,或昧著良心向讀者推薦這樣的垃圾書;國家的公證機構竟然也在李一進行欺騙性表演時扮演角色――那些縱容李一,或為李一成神成仙敲鑼打鼓的人,并非因為智商出了問題,而是因為文化精神腐朽甚至墮落,良知淪喪甚至泯滅,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提倡科學和民主精神的五四運動都快一個世紀了,改革開放也三十多年了,李一們竟然還能找到適宜生存的土壤,這絕對是我們社會的恥辱,我們時代的恥辱。這更是對公眾的精神侮辱,對科學理性的無情嘲弄。
　　如果某些主管部門和個人繼續(xù)縱容,如果一些名人和媒體繼續(xù)充當幫兇,張悟本也好,李一也好,倒下可能只是暫時的,說不定還有換個馬甲再冒出來的那一天。(張金嶺)
　　(摘自8月20日《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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